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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提炼与中国历史研究》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2-1
页数：560
定价：99.00元
作者简介：
蓝勇，四川泸州人。现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评专家组专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会副会长、《历史地理研究》副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委、《中国人文田野》主编。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地理、饮食史、慈善史、西南地方史等方面。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纵横向项目40多项。出版《中国历史地理》《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中国川菜史》等20多部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40多篇。成果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重庆市政府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奖励。
内容简介：
《话语提炼与中国历史研究》是蓝勇先生近年来发表的历史地理学术论文合集，涉及历史地理与生物、天文的跨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与古代经济发展研究，古今地名、历史人物故居现象研究，历史地理与资源、生态发展跨领域研究，古代科技与生产力研究等领域研究。
本书中不仅含有大量史学资料，更有作者跨越千山万水实地考察与访问的一手资料，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也将成为珍贵的田野考察资料。作者具有非常强的现实关怀，如通过地理、生物、经济等多方面权衡，对南水北调工程提出异议，对移民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通过大量考察与历史文学比对，对历史名人故居真伪提出质疑，从长远的历史观出发对当下各地为提升经济而造出的“遍地先贤”现象提出批判；对中国与西方在传统制造业的继承发展上在先进制造技艺和落后传承途径的不同进行详细分析，等等，这也体现了历史学在方法论上的作用，对于当下及未来的人文、经济、科技的发展，是有借鉴和指导的益处的。
同时，作者在研究以上问题时，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提炼出了属于中国历史地理的“话语”，如乡土历史重构、地域泛化、干涉限度差异、科学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等，都值得推广和传播。作者的出发点更是先验的，中国的学术话语应该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不应该盲目以西方学术理论观点为指导，特别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话语提炼”本身就具有开创性。
目次：
导 言 本土话语的提炼与中国史学的前瞻/ 001
第一章 “天地生” 大背景话语与中国历史发展格局/ 009
一 从东亚大陆“天地生”角度看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 010
二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 “天地生”背景/024
三 “天地生”背景下的“南水北调”与“北人南迁”/053
第二章 社会发展进程与社会经济话语/ 063
一 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问题/ 064
二 从“蜀道”到“世道”：蜀道名实之变考与社会转借/088
三 “难言之隐”：清代内河救生慈善组织内部服务有偿化研究/095
四 近代川江木船情结与轮船“制造力”“航行权”“利益权”之者量/123
第三章 科学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的学术话语/ 137
一 中国历史上“遍地先贤”现象与传统“乡土历史重构”/ 141
二 “地域泛化”与“情节神话”下的南北丝路地名原型研究/ 193
三 从金牛道筹笔驿名实看中国传统“乡土历史重构”/224
四 地名的“雅化“还是地名的“讹呼” /241
五 “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246
第四章 传统生产力与现实关怀话语/ 272
一 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与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 276
二 “效益观”“生态观”视域下的刀耕火种/299
三 从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倒置”与“回归”/311
四 中国历史上“燃料换代”历史与森林分布变迁/ 319
第五章 资源、 环境与干涉限度差异话语/348
一 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干涉限度差异”理论建构/ 351
二 历史上鱼类资源开发差异与“干涉限度差异”/371
第六章 中国传统科技与技术传承、逻辑类分话语/ 396
一 对“先进制造技艺”与“落后传承途径”的反思/ 399
二 传统制造“名实类分无序”与技术“时代断层”/440
第七章 历史地理区位地名考证与方法话语/ 466
一 文献与“田野三视域” ：中古州县治城位置考证方法研究/ 468
二 唐宋历史记忆与巴蜀分界线复原/ 494
三 从古代巴蜀界山异同认知看传统地理认知“虚拟定位”的局限/ 521
四 中国古代空间认知虚拟性与区位重构/ 535
《话语提炼与中国历史研究》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2-1
页数：560
定价：99.00元
作者简介：
蓝勇，四川泸州人。现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评专家组专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会副会长、《历史地理研究》副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委、《中国人文田野》主编。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地理、饮食史、慈善史、西南地方史等方面。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纵横向项目40多项。出版《中国历史地理》《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中国川菜史》等20多部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40多篇。成果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重庆市政府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奖励。
内容简介：
《话语提炼与中国历史研究》是蓝勇先生近年来发表的历史地理学术论文合集，涉及历史地理与生物、天文的跨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与古代经济发展研究，古今地名、历史人物故居现象研究，历史地理与资源、生态发展跨领域研究，古代科技与生产力研究等领域研究。
本书中不仅含有大量史学资料，更有作者跨越千山万水实地考察与访问的一手资料，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也将成为珍贵的田野考察资料。作者具有非常强的现实关怀，如通过地理、生物、经济等多方面权衡，对南水北调工程提出异议，对移民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通过大量考察与历史文学比对，对历史名人故居真伪提出质疑，从长远的历史观出发对当下各地为提升经济而造出的“遍地先贤”现象提出批判；对中国与西方在传统制造业的继承发展上在先进制造技艺和落后传承途径的不同进行详细分析，等等，这也体现了历史学在方法论上的作用，对于当下及未来的人文、经济、科技的发展，是有借鉴和指导的益处的。
同时，作者在研究以上问题时，开创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提炼出了属于中国历史地理的“话语”，如乡土历史重构、地域泛化、干涉限度差异、科学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等，都值得推广和传播。作者的出发点更是先验的，中国的学术话语应该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不应该盲目以西方学术理论观点为指导，特别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话语提炼”本身就具有开创性。
目次：
导 言 本土话语的提炼与中国史学的前瞻/ 001
第一章 “天地生” 大背景话语与中国历史发展格局/ 009
一 从东亚大陆“天地生”角度看中华文明的东移南迁/ 010
二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 “天地生”背景/024
三 “天地生”背景下的“南水北调”与“北人南迁”/053
第二章 社会发展进程与社会经济话语/ 063
一 巴蜀历史发展中的“唐代断痕”问题/ 064
二 从“蜀道”到“世道”：蜀道名实之变考与社会转借/088
三 “难言之隐”：清代内河救生慈善组织内部服务有偿化研究/095
四 近代川江木船情结与轮船“制造力”“航行权”“利益权”之者量/123
第三章 科学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的学术话语/ 137
一 中国历史上“遍地先贤”现象与传统“乡土历史重构”/ 141
二 “地域泛化”与“情节神话”下的南北丝路地名原型研究/ 193
三 从金牛道筹笔驿名实看中国传统“乡土历史重构”/224
四 地名的“雅化“还是地名的“讹呼” /241
五 “文化的历史”对“科学的历史”的渗透/246
第四章 传统生产力与现实关怀话语/ 272
一 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与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 276
二 “效益观”“生态观”视域下的刀耕火种/299
三 从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倒置”与“回归”/311
四 中国历史上“燃料换代”历史与森林分布变迁/ 319
第五章 资源、 环境与干涉限度差异话语/348
一 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干涉限度差异”理论建构/ 351
二 历史上鱼类资源开发差异与“干涉限度差异”/371
第六章 中国传统科技与技术传承、逻辑类分话语/ 396
一 对“先进制造技艺”与“落后传承途径”的反思/ 399
二 传统制造“名实类分无序”与技术“时代断层”/440
第七章 历史地理区位地名考证与方法话语/ 466
一 文献与“田野三视域” ：中古州县治城位置考证方法研究/ 468
二 唐宋历史记忆与巴蜀分界线复原/ 494
三 从古代巴蜀界山异同认知看传统地理认知“虚拟定位”的局限/ 521
四 中国古代空间认知虚拟性与区位重构/ 535
河西走廊石窟提升“颜值”的颜料从哪儿来？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间的交流、碰撞，以及借鉴和融合发展。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拥有大量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石窟中保存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及栩栩如生的彩绘佛像，那么，绘制壁画和佛像的颜料又从哪儿来的呢？
我国矿物颜料的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朱砂、白垩、石膏、红矾土、石灰、土黄等矿物质颜料。
近期，在甘肃敦煌举办的“五凉”文化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姚潇鸫就魏晋隋唐间河西走廊石窟壁画所用颜料的来源展开了论述。姚潇鸫认为，从河西地区石窟壁画的情况可知，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相比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等地区的石窟使用了更多种类的颜料；相比于同时代绘画论著的记载或者绘画作品，其所使用的颜料也更为丰富。
由此得知，当时河西走廊地区的工匠画师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作颜料的方法，并掌握了制作矿物颜料和提取植物颜料的技术。那么这些颜料从何而来？姚潇鸫研究发现，除部分颜料来自河西当地之外，一些颜料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所得，还有一些颜料则是进口的，这些进口原料或从东南亚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或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
得天独厚的“本土色”
研究人员曾在距敦煌莫高窟不远处的三危山上的矿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土黄矿。“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李白玲教授曾在此地现场考察采集了少量标本，并将现场采集的带有晶体的黄色矿石的颜色与敦煌莫高窟325窟（隋）壁画中菩萨头饰和璎珞的黄色进行比对，发现两者色相和明度非常相似，有力地证明了壁画中使用的黄色颜料有一部分是采自距离较近的三危山。”姚潇鸫说。
河西地区自产的矿物颜料有氯铜矿、雌黄、黄土、红土、朱砂等，产地主要沿祁连山分布。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敦煌地区有一地名为雌黄洲，因“其土出雌黄、丹砂极为妙，因产物以为名焉”。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本草经集注》对本地产颜料也有记载：“空青……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这里的空青就是石青，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蓝色颜料。
此外，古代工匠还掌握了颜料的提炼方法。有关专家对彩绘文物上的绿色颜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五代之前使用的绿色颜料主要是天然铜绿，而五代之后合成铜绿的使用十分广泛。唐人苏敬编撰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对制作合成铜绿方法的记载：“光明盐、磠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以充之。”即将纯铜粉末、氯化钠、氯化铵长时间放在掺杂有碳酸气的空气里来合成氯铜矿。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制作合成铜绿的方法：将磠砂、白矾加到纯醋中，将铜管烧红后，蘸在药醋中，然后继续将铜管烧红。重复上述动作，直到药醋完全汁干，停止操作，将醋糟按照比例放在杯子中，再将烧好的铜管用草板子包好，埋在醋糟中，静置3天后刮下铜管表面的绿锈。
商贸融合的“中国色”
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大量的颜料出产，满足了河西走廊地区石窟颜料使用的大量需求。如开凿于北凉时期的敦煌第275窟，四壁均以红色为底色，这种底色就是用红土实现的。同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中也有不少用红土来描绘背景的壁画。敦煌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大量使用了红色作为背景色。
根据壁画颜料检测分析结果，氯铜矿作为绿色颜料，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及河西走廊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上都有发现。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的绿色颜料以氯铜矿为主，再加少量石绿。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王进玉指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洞窟使用了石绿，石绿和氯铜矿颜料实际使用比例应为1∶4。”
龟兹（在今新疆地区）是胡粉、红土、绿盐、雌黄与雄黄的产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南天山的托克逊县硫磺山、西天山尼勒克地区的铜矿床、哈密市土屋铜矿床、吐哈盆地南缘——东天山地区铜矿床，是氯铜矿的主要产地；乌恰县境内花园铜矿、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凹陷等地则是孔雀石主要产地。
由于新疆与河西地区的距离较近，又有丝绸之路联通，因而新疆各地所出的这些颜料，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河西地区，在河西地区石窟中大量使用。
丝路引来的“进口色”
河西走廊地区石窟所使用的有些矿物或植物颜料，只产于特定地区，藤黄就是其中之一。藤黄是一种树脂制成的颜料，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这种树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所以，藤黄大部分是从东南亚地区进口的。
晋朝郭义恭所著的《广志》记载：“藤黄……据今所呼铜黄，谬矣。盖以铜藤语讹也，按此与石泪采无异也，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美国学者薛爱华称藤黄为“中世纪中国画家大量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草本颜料”。
在美国学者罗瑟福·盖特斯于1935年完成的第一份关于敦煌石窟壁画使用颜料的科学检测报告中就提到，藤黄是敦煌石窟壁画所使用的三种有机颜料之一；2008年，法国国立美术馆科学研究所在敦煌纸绢画和麻织物上发现了织物颜料藤黄、胭脂等。
青金石矿藏在我国境内至今未发现，但其在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以及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中都有发现，这也印证了青金石是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的。
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李最雄指出，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使用的绿色颜料所需的氯铜矿也是从中亚传入敦煌的，但到7世纪左右，氯铜矿在敦煌地区可能已有生产，不过“上述地区仍在继续传入”；唐代以前敦煌地区的朱砂和铅丹也随佛教从印度、阿富汗传入。
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与中亚各国的距离相对较近，运输成本更低，颜料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因而比中原内地的颜料更具有价格优势。此外，由于每个地区产的颜料品质不同，而品质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画面效果呈现，因此在财力可支撑下，绘画者往往会不惜代价进口上等的颜料。
进口颜料丰富了我国古代颜料的种类。它们的传入，不仅丰富了色彩表现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装饰艺术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不少颜料都是将矿物质研磨成粉末直接使用的，但是仍有大量的颜料，如胡粉、密陀僧等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工序人工制作出来，这些颜料制作方法的传入，扩展了中国人对于颜料制备技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认识，对相关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了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发展。”姚潇鸫说。
来源：科技日报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间的交流、碰撞，以及借鉴和融合发展。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河西走廊拥有大量精美的石窟。这里除了有举世闻名的莫高窟，还有天水麦积山石窟等众多石窟。石窟中保存了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及栩栩如生的彩绘佛像，那么，绘制壁画和佛像的颜料又从哪儿来的呢？
我国矿物颜料的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能够制作朱砂、白垩、石膏、红矾土、石灰、土黄等矿物质颜料。
近期，在甘肃敦煌举办的“五凉”文化论坛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姚潇鸫就魏晋隋唐间河西走廊石窟壁画所用颜料的来源展开了论述。姚潇鸫认为，从河西地区石窟壁画的情况可知，河西走廊地区的石窟相比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等地区的石窟使用了更多种类的颜料；相比于同时代绘画论著的记载或者绘画作品，其所使用的颜料也更为丰富。
由此得知，当时河西走廊地区的工匠画师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制作颜料的方法，并掌握了制作矿物颜料和提取植物颜料的技术。那么这些颜料从何而来？姚潇鸫研究发现，除部分颜料来自河西当地之外，一些颜料是通过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所得，还有一些颜料则是进口的，这些进口原料或从东南亚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或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
得天独厚的“本土色”
研究人员曾在距敦煌莫高窟不远处的三危山上的矿洞里，发现了大量的土黄矿。“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李白玲教授曾在此地现场考察采集了少量标本，并将现场采集的带有晶体的黄色矿石的颜色与敦煌莫高窟325窟（隋）壁画中菩萨头饰和璎珞的黄色进行比对，发现两者色相和明度非常相似，有力地证明了壁画中使用的黄色颜料有一部分是采自距离较近的三危山。”姚潇鸫说。
河西地区自产的矿物颜料有氯铜矿、雌黄、黄土、红土、朱砂等，产地主要沿祁连山分布。
成书于北宋时期的《太平寰宇记》记载，敦煌地区有一地名为雌黄洲，因“其土出雌黄、丹砂极为妙，因产物以为名焉”。南朝梁代陶弘景所编《本草经集注》对本地产颜料也有记载：“空青……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这里的空青就是石青，是一种以铜为主要成分的蓝色颜料。
此外，古代工匠还掌握了颜料的提炼方法。有关专家对彩绘文物上的绿色颜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五代之前使用的绿色颜料主要是天然铜绿，而五代之后合成铜绿的使用十分广泛。唐人苏敬编撰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对制作合成铜绿方法的记载：“光明盐、磠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以充之。”即将纯铜粉末、氯化钠、氯化铵长时间放在掺杂有碳酸气的空气里来合成氯铜矿。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中还记载了另一种制作合成铜绿的方法：将磠砂、白矾加到纯醋中，将铜管烧红后，蘸在药醋中，然后继续将铜管烧红。重复上述动作，直到药醋完全汁干，停止操作，将醋糟按照比例放在杯子中，再将烧好的铜管用草板子包好，埋在醋糟中，静置3天后刮下铜管表面的绿锈。
商贸融合的“中国色”
我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每个地区都有大量的颜料出产，满足了河西走廊地区石窟颜料使用的大量需求。如开凿于北凉时期的敦煌第275窟，四壁均以红色为底色，这种底色就是用红土实现的。同开凿于北凉时期的272窟中也有不少用红土来描绘背景的壁画。敦煌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中也大量使用了红色作为背景色。
根据壁画颜料检测分析结果，氯铜矿作为绿色颜料，在敦煌莫高窟石窟壁画及河西走廊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上都有发现。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的绿色颜料以氯铜矿为主，再加少量石绿。敦煌研究院保护所研究员王进玉指出：“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洞窟使用了石绿，石绿和氯铜矿颜料实际使用比例应为1∶4。”
龟兹（在今新疆地区）是胡粉、红土、绿盐、雌黄与雄黄的产地；塔里木盆地北缘、南天山的托克逊县硫磺山、西天山尼勒克地区的铜矿床、哈密市土屋铜矿床、吐哈盆地南缘——东天山地区铜矿床，是氯铜矿的主要产地；乌恰县境内花园铜矿、塔里木盆地西缘喀什凹陷等地则是孔雀石主要产地。
由于新疆与河西地区的距离较近，又有丝绸之路联通，因而新疆各地所出的这些颜料，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河西地区，在河西地区石窟中大量使用。
丝路引来的“进口色”
河西走廊地区石窟所使用的有些矿物或植物颜料，只产于特定地区，藤黄就是其中之一。藤黄是一种树脂制成的颜料，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这种树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所以，藤黄大部分是从东南亚地区进口的。
晋朝郭义恭所著的《广志》记载：“藤黄……据今所呼铜黄，谬矣。盖以铜藤语讹也，按此与石泪采无异也，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美国学者薛爱华称藤黄为“中世纪中国画家大量使用的唯一的一种草本颜料”。
在美国学者罗瑟福·盖特斯于1935年完成的第一份关于敦煌石窟壁画使用颜料的科学检测报告中就提到，藤黄是敦煌石窟壁画所使用的三种有机颜料之一；2008年，法国国立美术馆科学研究所在敦煌纸绢画和麻织物上发现了织物颜料藤黄、胭脂等。
青金石矿藏在我国境内至今未发现，但其在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以及中原地区的墓室壁画中都有发现，这也印证了青金石是沿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西域再经河西走廊传至中原地区的。
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李最雄指出，敦煌莫高窟早期壁画使用的绿色颜料所需的氯铜矿也是从中亚传入敦煌的，但到7世纪左右，氯铜矿在敦煌地区可能已有生产，不过“上述地区仍在继续传入”；唐代以前敦煌地区的朱砂和铅丹也随佛教从印度、阿富汗传入。
同时，由于河西走廊与中亚各国的距离相对较近，运输成本更低，颜料商品的价格相对便宜，因而比中原内地的颜料更具有价格优势。此外，由于每个地区产的颜料品质不同，而品质的优劣会直接影响画面效果呈现，因此在财力可支撑下，绘画者往往会不惜代价进口上等的颜料。
进口颜料丰富了我国古代颜料的种类。它们的传入，不仅丰富了色彩表现的手段，而且对于中国传统绘画与装饰艺术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不少颜料都是将矿物质研磨成粉末直接使用的，但是仍有大量的颜料，如胡粉、密陀僧等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工序人工制作出来，这些颜料制作方法的传入，扩展了中国人对于颜料制备技术及相关化学知识的认识，对相关技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颜料的使用，除了产地等客观因素外，还与艺术观念有关，因而颜料贸易不仅是物质上的交流，更反映出中外不同艺术观念之间的交流、碰撞，以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发展。”姚潇鸫说。
来源：科技日报
古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雅典娜和胜利女神”金币，面值：1金标币，公元前281-175年，马萨波利亚造币厂打制，正面：智慧女神雅典娜头戴柯林斯盔，背面：双翼胜利女神耐基手持船舵和花环,左下角有个柯林斯头盔，直径：18.4mm，重量：8.47g，古希腊著名的金币品种之一，艺术性很好，雅典娜五官很精致。雕刻风格很好适合做吊坠，非常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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