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沈曾植书信集》，沈曾植著，许全胜整理
中华书局202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大32开精装，书前附有四帧彩色照片，余外全为文字。书前没有序言，起首即《整理凡例》，谈及本书收录许全胜先生近二十年来所见沈曾植书信“八百八十首”。书札论“首”，这是我第一次得见，随后翻阅本书时，看到一些手札并非首尾完全，想来这是许先生不以“通”计的原因。
原始书信的点校，能给后来的使用者提供许多新材料，本书也同样如此。许先生在本书中以收件人姓氏拼音为序，起自曹元弼，终于左绍佐，后面还附有一些难知收件人的信札。每位收信人的手札以时间为序，有些手札没有时间落款，许先生则经过考证后，再为其排序。每通信札之后还会有一则按语，谈到该札所藏或所见之处，如果此通手札收入了许先生所撰的《沈曾植年谱长编》，则会在按语中注明该手札位于《长编》的哪一页，以便读者参阅该信之本末。
翻阅本书，能够读到不少与藏书家有关的史料，比如沈曾植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写给陈衍的信中谈到：“抱冰七旬大庆，公寿诗古体乎？近体乎？伯严五古六十韵，良为健者，遂勒诸人同作长古，乃虐政也。”张之洞七十大寿，很多朋友为此写诗庆贺，沈问陈衍写的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并且谈到散原老人所写五古达六十韵之长，于是众人纷纷效仿，但是写这么长的诗显然很费力气，所以沈曾植抱怨这是“虐政”。
沈曾植有藏书之好，所以交往之人不少都是藏书家，比如端方、傅增湘、冈千仞、蒋汝藻、金蓉镜等，他们的通信中能够透露出许多藏书信息。比如沈写给蒋汝藻的一封信中谈到，蒋邀请沈前去看书，因为刮大风，沈没有赴约，令其颇觉遗憾，于是在家为傅增湘题写《龙龛手鉴》书签。傅增湘藏有宋刊本的《龙龛手鉴》，商务印书馆曾借去影印汇入《四部丛刊》，不知此事是否与之有关。
沈曾植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来书四种，皆佳刻也。《诚斋》，宋椠不疑。小字《昌黎》，或谓元、或谓宋，鄙则认作宋刻，但非罕见，不为世珍，然此本则印之精美者也。大字《昌黎》，明本佳者。《三苏》亦明刻，极罕见，容查复。”由此可知，康有为曾请沈曾植鉴定版本，沈能言简意赅地点出每一书的版本及特点。比如小字《昌黎先生集》，沈称有人说此本是元刻本，也有人说是宋刻本，而沈认为是宋刻，同时该书并不罕见。然其所言者，似乎应当是明初翻宋刻本，该书大多被视为宋刻，但若与原宋刻进行核对，则可见出两者之间字迹略有差异。沈所谈到的大字本《昌黎先生集》应该是明东雅堂翻刻宋本，而《三苏先生文粹》应该指的是明嘉靖本。
沈曾植还为康有为鉴定过碑帖，信中谈到：“《兰亭》近人翻刻，伪古色者，亦拙工也。缴上。”许先生在小注中谈及，他看到的这封信乃是2005年嘉德秋拍的拍品，可见他在搜集沈曾植手札时，不遗余力。
除藏书外，有些手札也会谈到刻书，比如他给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所写的手札中，在这方面多有交流。嘉业堂刻书数量巨大，所刻诸书中，以“前四史”最为精审，因为刘承幹在刊刻过程中请许多名家予以把关。沈曾植也向刘承幹索要这四部书的样本，该书版留存至今，前些年曾旧版新刷，但再刷之物与初印本比较起来，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想来沈曾植所见之印样，当然靓丽异常。
那时的南浔有“三大藏书家”之说，其中密韵楼以宋版《草窗韵语》为堂号，蒋汝藻得此镇库欣喜异常。但从本书信札中得知，沈曾植也听闻到有人出售此书的消息，于是特意给刘承幹去信，问其是否拿到。就《嘉业堂藏书志》来看，刘承幹藏书虽然善本不少，但与其藏量比起来，似乎他重量轻质。其实以刘承幹的实力，能够购买到更多的顶尖善本，当然，我说这样的话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
乾嘉以降，在东坡生日那天举行雅聚，已然成为爱书者的一场盛会。从沈曾植给罗振玉的信札中，亦能得见此类活动。他在信中说到：“弟入今岁多昏睡，目力亦遽损，家世罕届古稀，或者远行将息。”沈曾植称上了年纪，精力和目力都已不济，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入木。但是到了东坡生日这天，他仍然跟樊增祥一起玩打诗钟，自称：“白首童心，不殊博弈，可笑闵也。”信中录有他所作的东坡生日诗，诗题是《东坡生日同人小集樊园题苏斋所摹朱完者本幅巾真像》，原来当天他们看到的是翁方纲临摹的东坡画像。
这天沈曾植作了四首七律，第一首的首联为：“八百年来传绮语，东坡还是可怜人。”读此句令我心下黯然。对于此像的来由，沈曾植在小注中说：“像为闽杨氏所藏，旭庄假得之，影拓数十纸以贻知友。节厂言，闽林氏藏宋画欧公像，今毁于火。”同时诗中还有一句：“施注六丁唏剩叶，”沈在此句的注中说：“施注宋本亦毁于火”。正如其所言，该书意外被火，但毕竟有神护之，这部宋版仅烧了纸边，文字部分基本未损，之后的藏书家对其精心修护，人皆称之为“焦尾本”。
手札有趣之处正在这里，每人以自己的所需，从中撷取到想要的信息。而疏理信札乃是一件苦事，可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正是许先生的辛劳，让我得以撷取到这些有趣的信息。
中华书局2021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大32开精装，书前附有四帧彩色照片，余外全为文字。书前没有序言，起首即《整理凡例》，谈及本书收录许全胜先生近二十年来所见沈曾植书信“八百八十首”。书札论“首”，这是我第一次得见，随后翻阅本书时，看到一些手札并非首尾完全，想来这是许先生不以“通”计的原因。
原始书信的点校，能给后来的使用者提供许多新材料，本书也同样如此。许先生在本书中以收件人姓氏拼音为序，起自曹元弼，终于左绍佐，后面还附有一些难知收件人的信札。每位收信人的手札以时间为序，有些手札没有时间落款，许先生则经过考证后，再为其排序。每通信札之后还会有一则按语，谈到该札所藏或所见之处，如果此通手札收入了许先生所撰的《沈曾植年谱长编》，则会在按语中注明该手札位于《长编》的哪一页，以便读者参阅该信之本末。
翻阅本书，能够读到不少与藏书家有关的史料，比如沈曾植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写给陈衍的信中谈到：“抱冰七旬大庆，公寿诗古体乎？近体乎？伯严五古六十韵，良为健者，遂勒诸人同作长古，乃虐政也。”张之洞七十大寿，很多朋友为此写诗庆贺，沈问陈衍写的是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并且谈到散原老人所写五古达六十韵之长，于是众人纷纷效仿，但是写这么长的诗显然很费力气，所以沈曾植抱怨这是“虐政”。
沈曾植有藏书之好，所以交往之人不少都是藏书家，比如端方、傅增湘、冈千仞、蒋汝藻、金蓉镜等，他们的通信中能够透露出许多藏书信息。比如沈写给蒋汝藻的一封信中谈到，蒋邀请沈前去看书，因为刮大风，沈没有赴约，令其颇觉遗憾，于是在家为傅增湘题写《龙龛手鉴》书签。傅增湘藏有宋刊本的《龙龛手鉴》，商务印书馆曾借去影印汇入《四部丛刊》，不知此事是否与之有关。
沈曾植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提到：“来书四种，皆佳刻也。《诚斋》，宋椠不疑。小字《昌黎》，或谓元、或谓宋，鄙则认作宋刻，但非罕见，不为世珍，然此本则印之精美者也。大字《昌黎》，明本佳者。《三苏》亦明刻，极罕见，容查复。”由此可知，康有为曾请沈曾植鉴定版本，沈能言简意赅地点出每一书的版本及特点。比如小字《昌黎先生集》，沈称有人说此本是元刻本，也有人说是宋刻本，而沈认为是宋刻，同时该书并不罕见。然其所言者，似乎应当是明初翻宋刻本，该书大多被视为宋刻，但若与原宋刻进行核对，则可见出两者之间字迹略有差异。沈所谈到的大字本《昌黎先生集》应该是明东雅堂翻刻宋本，而《三苏先生文粹》应该指的是明嘉靖本。
沈曾植还为康有为鉴定过碑帖，信中谈到：“《兰亭》近人翻刻，伪古色者，亦拙工也。缴上。”许先生在小注中谈及，他看到的这封信乃是2005年嘉德秋拍的拍品，可见他在搜集沈曾植手札时，不遗余力。
除藏书外，有些手札也会谈到刻书，比如他给嘉业堂主人刘承幹所写的手札中，在这方面多有交流。嘉业堂刻书数量巨大，所刻诸书中，以“前四史”最为精审，因为刘承幹在刊刻过程中请许多名家予以把关。沈曾植也向刘承幹索要这四部书的样本，该书版留存至今，前些年曾旧版新刷，但再刷之物与初印本比较起来，确实有着不小的差距，想来沈曾植所见之印样，当然靓丽异常。
那时的南浔有“三大藏书家”之说，其中密韵楼以宋版《草窗韵语》为堂号，蒋汝藻得此镇库欣喜异常。但从本书信札中得知，沈曾植也听闻到有人出售此书的消息，于是特意给刘承幹去信，问其是否拿到。就《嘉业堂藏书志》来看，刘承幹藏书虽然善本不少，但与其藏量比起来，似乎他重量轻质。其实以刘承幹的实力，能够购买到更多的顶尖善本，当然，我说这样的话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
乾嘉以降，在东坡生日那天举行雅聚，已然成为爱书者的一场盛会。从沈曾植给罗振玉的信札中，亦能得见此类活动。他在信中说到：“弟入今岁多昏睡，目力亦遽损，家世罕届古稀，或者远行将息。”沈曾植称上了年纪，精力和目力都已不济，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入木。但是到了东坡生日这天，他仍然跟樊增祥一起玩打诗钟，自称：“白首童心，不殊博弈，可笑闵也。”信中录有他所作的东坡生日诗，诗题是《东坡生日同人小集樊园题苏斋所摹朱完者本幅巾真像》，原来当天他们看到的是翁方纲临摹的东坡画像。
这天沈曾植作了四首七律，第一首的首联为：“八百年来传绮语，东坡还是可怜人。”读此句令我心下黯然。对于此像的来由，沈曾植在小注中说：“像为闽杨氏所藏，旭庄假得之，影拓数十纸以贻知友。节厂言，闽林氏藏宋画欧公像，今毁于火。”同时诗中还有一句：“施注六丁唏剩叶，”沈在此句的注中说：“施注宋本亦毁于火”。正如其所言，该书意外被火，但毕竟有神护之，这部宋版仅烧了纸边，文字部分基本未损，之后的藏书家对其精心修护，人皆称之为“焦尾本”。
手札有趣之处正在这里，每人以自己的所需，从中撷取到想要的信息。而疏理信札乃是一件苦事，可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正是许先生的辛劳，让我得以撷取到这些有趣的信息。
罗隐的著作有：《江东甲乙集》、《淮海寓言》（已佚）及《讒书》等。雍文华校辑的《罗隐集》，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之一，收集罗隐现存作品（也有个别伪作），较为完备。
【题解】这篇《英雄之言》是《讒书》中的一篇。《讒书》是罗隐自编的杂文集，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讒书》，乃是“自讒（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讒”，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英雄之言》所批评的是借“救民涂炭”口号而窃取政权的帝王们的本性。在他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无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全篇短短二百来字，以简捷警策取胜，代表晚唐犀利激拗的文风。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1］，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屡焉［2］，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3］、正廉之节［4］，不常其性耳［5］。2视玉帛而取之者［6］，则曰牵于寒饿［7］；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8］。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9］，楚籍则曰“可取而代”［10］。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11］，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
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12］，不为人所窥［13］者，鲜也。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罗隐集》
物品的所以有隐藏不露的，是为了防备盗贼。人也是一样。盗贼也是人，同样要戴帽穿靴，同样要穿着衣服。他们与常人有所不同的，是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这种美好的本性不能长久保持不变罢了。看见财宝就要窃取的，说我这是出于寒冷饥饿；看见国家就要窃取的，说我这是拯救百姓的困苦。出于寒冷饥饿原因的人，不用去多说；了拯救百姓困苦的人，应该以百姓的心为心。但是汉高祖刘邦却说：“我的住室应该象秦皇这样。”楚霸王项羽也说：“秦皇可以取而代之。”想来他们并不是没有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秦皇的奢华尊贵，然后产生了取而居之与取而代之的想法。象他们这样的英雄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的人呢？所以说高大的宫室与放纵的游乐，不为人们所羡慕觊觎，那是太少了。
（钱伯城）
【注释】
物：物品，指贵重的物品。韬晦：隐藏不露。韬：藏匿。晦，晦迹，躲藏起来。［2］冠屦（ｊù句）：戴帽穿鞋。屦：鞋子、靴子，一作履。冠屦原是名词，这里作动词用。下文的“衣服焉”，也是同样的用法。［3］退逊之心：谦退忍让的心指安分守己，不作非分之想。［4］正廉之节：正直不贪的品格。指做人的高尚人品。［5］不常其性：这种美好的本性不能永久保持。这是文言文常有的倒装句法，原意应是“其性不常”。不常，不能长久不变的意思。“常”是形容词作动词用。［6］玉：宝玉。帛：绸制品。玉帛在春秋时代作为诸侯会盟时的礼物，后代作为财宝的总称。［7］牵于：出于、受制于。这句可译作“受……所牵引”。晚唐作家写文章爱用生硬语或生僻语，这是一例。［8］涂炭：困苦。涂：泥土。炭：火烧成的黑炭。生灵涂炭就是人民的困苦象陷泥坠火一样。［9］西刘：指汉高祖刘邦，他建都长安，称为西汉。居宜如是：据《史记》和《汉书》所载，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去京城咸阳出差，见到秦始皇出游，叹息道：“大丈夫当如此也！”后来起兵，率先攻进咸阳，“欲止宫休舍”，打算住进秦皇宫殿，被樊哙、张良谏止。罗隐这里说刘邦讲过“居宜如是”的话，大概就是指的后一件事。［10］楚籍：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名籍，羽是他的字。“可取而代”：项羽年轻时，随叔父项梁在吴中（今苏州），一同观看秦始皇的出游，说道：“彼可取而代也！”见《史记·项羽本纪》。［11］盖：可能是、大概是。在文言文中，“盖”字一般用来承接上文，提起下文。靡曼骄崇：奢华尊贵。靡曼原意是奢侈华丽，骄崇有姿意尊贵享受的意思。［12］峻宇逸游：高大的宫室与放纵的游乐。指帝王的居住与游乐。［13］窥：窥视。这里指羡慕、觊觎。
【题解】这篇《英雄之言》是《讒书》中的一篇。《讒书》是罗隐自编的杂文集，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唐懿宗咸通八年（867），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讒书》，乃是“自讒（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讒”，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英雄之言》所批评的是借“救民涂炭”口号而窃取政权的帝王们的本性。在他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无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全篇短短二百来字，以简捷警策取胜，代表晚唐犀利激拗的文风。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1］，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屡焉［2］，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3］、正廉之节［4］，不常其性耳［5］。2视玉帛而取之者［6］，则曰牵于寒饿［7］；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8］。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9］，楚籍则曰“可取而代”［10］。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11］，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
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12］，不为人所窥［13］者，鲜也。
——选自中华书局标点本《罗隐集》
物品的所以有隐藏不露的，是为了防备盗贼。人也是一样。盗贼也是人，同样要戴帽穿靴，同样要穿着衣服。他们与常人有所不同的，是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这种美好的本性不能长久保持不变罢了。看见财宝就要窃取的，说我这是出于寒冷饥饿；看见国家就要窃取的，说我这是拯救百姓的困苦。出于寒冷饥饿原因的人，不用去多说；了拯救百姓困苦的人，应该以百姓的心为心。但是汉高祖刘邦却说：“我的住室应该象秦皇这样。”楚霸王项羽也说：“秦皇可以取而代之。”想来他们并不是没有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秦皇的奢华尊贵，然后产生了取而居之与取而代之的想法。象他们这样的英雄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的人呢？所以说高大的宫室与放纵的游乐，不为人们所羡慕觊觎，那是太少了。
（钱伯城）
【注释】
物：物品，指贵重的物品。韬晦：隐藏不露。韬：藏匿。晦，晦迹，躲藏起来。［2］冠屦（ｊù句）：戴帽穿鞋。屦：鞋子、靴子，一作履。冠屦原是名词，这里作动词用。下文的“衣服焉”，也是同样的用法。［3］退逊之心：谦退忍让的心指安分守己，不作非分之想。［4］正廉之节：正直不贪的品格。指做人的高尚人品。［5］不常其性：这种美好的本性不能永久保持。这是文言文常有的倒装句法，原意应是“其性不常”。不常，不能长久不变的意思。“常”是形容词作动词用。［6］玉：宝玉。帛：绸制品。玉帛在春秋时代作为诸侯会盟时的礼物，后代作为财宝的总称。［7］牵于：出于、受制于。这句可译作“受……所牵引”。晚唐作家写文章爱用生硬语或生僻语，这是一例。［8］涂炭：困苦。涂：泥土。炭：火烧成的黑炭。生灵涂炭就是人民的困苦象陷泥坠火一样。［9］西刘：指汉高祖刘邦，他建都长安，称为西汉。居宜如是：据《史记》和《汉书》所载，刘邦做泗水亭长的时候，去京城咸阳出差，见到秦始皇出游，叹息道：“大丈夫当如此也！”后来起兵，率先攻进咸阳，“欲止宫休舍”，打算住进秦皇宫殿，被樊哙、张良谏止。罗隐这里说刘邦讲过“居宜如是”的话，大概就是指的后一件事。［10］楚籍：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名籍，羽是他的字。“可取而代”：项羽年轻时，随叔父项梁在吴中（今苏州），一同观看秦始皇的出游，说道：“彼可取而代也！”见《史记·项羽本纪》。［11］盖：可能是、大概是。在文言文中，“盖”字一般用来承接上文，提起下文。靡曼骄崇：奢华尊贵。靡曼原意是奢侈华丽，骄崇有姿意尊贵享受的意思。［12］峻宇逸游：高大的宫室与放纵的游乐。指帝王的居住与游乐。［13］窥：窥视。这里指羡慕、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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