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敌”“拱火”成了生财之道，#揭秘美军售如何给世界添乱# 】日前，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间，全球武器交易量比前一个五年有所下降，但同期美国对外军售却大幅上升。尽管美政府口口声声不断强调要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对外军售的逆势上扬却充分说明这个所谓的“规则”就是“强权即公理”和“赢者通吃”，更充分说明美国才是国际安全和秩序的“破坏者”和“最大威胁”。
美军火出口逆势上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2017年至2021年全球武器交易量与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南美洲地区的武器进口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一些地区的武器进口大幅增长，如欧洲增长19%、东亚增加20%（日本增长152%），大洋洲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62%）。
从武器采购的地区分布情况看，亚洲（不含中东）和大洋洲仍是全球主要武器的最大进口地区。2017年至2021年间，全球43%的武器贸易都输入到这两个地区；中东地区保持第二，大约32%的份额流入中东；欧洲地区则占13%；美洲和非洲地区分别占不到6%。
从武器供应国来看，2017年至2021年美国武器出口增长14%，全球占比从2012年至2016年间的32%上升到39%；俄罗斯位居第二，但全球占比已下降到19%。由此可以看出，过去5年间，美国依然保持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地位，占据了全球武器交易总额的近四成。这也让美国的军火企业赚得钵满盆满。美《华尔街日报》此前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目前世界前5大军火商均在美国。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2020年武器销售和军事服务销售额达到582亿美元，占全球百强军工企业军售总额的11%。雷神技术公司、波音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则分列第二到第五位。
“造敌”“拱火”成了生财之道
从SIPRI发布的数据曲线看，其与国际热点焦点趋势相辅相成，更与美对外战略输出的重点相契合。无论是东亚和大洋洲地区、中东地区和欧洲地区莫不是如此，这些地区大量军购的背后无不与美国存在着直接关联。
一位不具名的中国军事专家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东亚地区与大洋洲地区军购大幅提升，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所谓“一体化威慑”的直接结果。自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彻底改变对华战略认知，国防和军事战略也开始向“应对大国竞争”方向调整。拜登政府几乎全盘继承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策略，并变本加厉。美国在加强自身对华军事应对的同时，也不断挑动地区局势、渲染“中国威胁”、煽动周边国家和地区联合制华。
具体来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表面上声称不支持“台独”，但却不断挑动两岸敏感神经。美军舰屡屡过航台湾海峡、派出像马伦和蓬佩奥之类的前军政高官赴台活动、高频次宣传“两岸军力失衡”、美国内政坛不断叫嚣放弃“战略模糊”并转向明确“协防台湾”的“战略清晰”政策等，都对两岸关系形成冲击。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持续不断开展对台军售，美国向台提供的武器越来越具有进攻性，企图协助台当局打造所谓“非对称战力”，增强其“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能力。日前，美国与台当局正式签署合约，准备向台出售“野战资讯通信系统”，价值2.4亿美元。3月16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表示，接下来美方还会有军售宣布，台军方分析最可能的应是台空军最想要的AGM-158巡航导弹，该导弹能够挂载在美售台的F-16V战斗机上，具备远程对地攻击能力。若此项军售达成，将彻底戳破“美不对台出售攻击性武器”的幌子，对台海形势造成严重破坏。
在南海问题上，美不断渲染中国破坏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大欺小”，美军不断在南海实施所谓的“自由航行”制造事端和紧张气氛。
上述中国军事专家认为，从美方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的操作手法看，不仅是要给自己制造一个对手，更要通过炮制“中国威胁论”，拉盟友伙伴“入伙入群”。在美国鼓噪下，不仅美国内军费预算持续增长并推出专门对华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其盟友伙伴的军费也呈增长势头，加大从美国采购武器力度。日本、澳大利亚在SIPRI公布的数据中表现“抢眼”，就是典型例子，也是美盟友伙伴中叫嚣“协防台湾”的态度越来越明朗的两个国家。
就中东地区而言，2017年至2021年的头几年，美尚未从阿富汗撤军，依然将中东地区作为经营的重点，除阿富汗、伊拉克等战场乱局外，美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巴黎协议问题先退出又重返、未表现出任何诚意，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等在美干预下剪不断、理还乱，中东局势持续处于混乱状态中，迫使各国竞相整军备战。
欧洲地区的这5年，也是俄乌军事冲突的酝酿时期。美国不断在乌克兰问题上挑战俄罗斯底线，并要求北约国家大幅提升国防支出，强化对俄罗斯军事威慑。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在2017年同意向乌方提供致命性武器。2018年4月，第一批包括21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和37个发射器的军援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在美国的不断“拱火”之下，终于引爆俄乌冲突，对欧洲地区安全局势乃至全球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冲击与不确定性。
军工复合体“怪兽”嘴脸可憎
美国大肆对外出售武器，最为得利的就是美国的军火商，当然以军火商为班底构造的具有美国政治特色的军工复合体也在收割着巨额利益。
美国军工复合体，是由军事部门、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科研机构与政府智库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美国军队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更高的待遇，军工企业要更多的订单，科研机构与政府智库要更多的科研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想让他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军工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获得更多选票，正是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需求，把军工复合体的各部分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构成，决定了它是一个靠发战争财，靠发军备竞赛财的特殊利益集团。早在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对美国民主体制的危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工复合体不仅没有被遏制住，反而一直在背后操纵着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政策。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K街（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军工企业以及整个国会大厦内，都在悄悄地开香槟庆祝。”这段生动文字出自前国防部官员富兰克林·斯平尼的博客文章，他本人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之久，深谙美军工复合体的种种“套路”。他表示，美国军工复合体借这次俄乌冲突渲染对俄罗斯的恐惧，意图为新一轮军备支出创造契机，也将从俄乌冲突及其他地区冲突中长期牟利。
军工复合体甚至左右历届美政府重要位置的人选。一些知名美国政治人物都曾在大型军火公司任职，可以说是军工复合体的重要代言人。现在五角大楼内的重量级官员也有很多具有在军火公司或受军火公司资助的政府智库任职的经历，美国政治中特有的“旋转门”机制把政客、军人、军火商和学者牢牢捆绑在一起。
未来美将卖更多军火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时限为2017年至2021年，并未显现当下和未来的趋势。可以预计的是，未来美向全球输送武器的所占比例将更大。
在俄乌冲突冲击下，欧洲安全环境将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欧洲国家普遍提升国防支出。像德国，过去几十年中，扩充军备在德国一直是一个被诟病的负面词汇。谁提出扩充军备的主张，谁就会被扣上战争贩子的帽子。但俄乌冲突给德国内政外交带来转折性的变化。除了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外，德国还决定投资1000亿欧元，对联邦国防军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无疑对美国向欧洲国家大肆出售武器装备打开方便之门。
不仅欧洲地区，亚太地区也注定不会平静。拜登政府确立了以“战略竞争”为主基调的对华策略，美对华实施军事封堵、军事威慑不会停歇，将继续在台海、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美方的唆使，很有可能催生亚太地区军备竞赛。此外，美打造的美澳印日“四国机制”刚刚起步，美英准备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还处于评估阶段，未来都将以美军售大单来落实。在美国挑动下，全球安全格局将越来越难以保持稳定，武器将源源不断地从美流出，金钱将源源不断向美流入。（《环球时报》3月18日8版文章，作者张一帆 刘扬）
美军火出口逆势上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2017年至2021年全球武器交易量与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南美洲地区的武器进口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一些地区的武器进口大幅增长，如欧洲增长19%、东亚增加20%（日本增长152%），大洋洲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62%）。
从武器采购的地区分布情况看，亚洲（不含中东）和大洋洲仍是全球主要武器的最大进口地区。2017年至2021年间，全球43%的武器贸易都输入到这两个地区；中东地区保持第二，大约32%的份额流入中东；欧洲地区则占13%；美洲和非洲地区分别占不到6%。
从武器供应国来看，2017年至2021年美国武器出口增长14%，全球占比从2012年至2016年间的32%上升到39%；俄罗斯位居第二，但全球占比已下降到19%。由此可以看出，过去5年间，美国依然保持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地位，占据了全球武器交易总额的近四成。这也让美国的军火企业赚得钵满盆满。美《华尔街日报》此前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目前世界前5大军火商均在美国。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2020年武器销售和军事服务销售额达到582亿美元，占全球百强军工企业军售总额的11%。雷神技术公司、波音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则分列第二到第五位。
“造敌”“拱火”成了生财之道
从SIPRI发布的数据曲线看，其与国际热点焦点趋势相辅相成，更与美对外战略输出的重点相契合。无论是东亚和大洋洲地区、中东地区和欧洲地区莫不是如此，这些地区大量军购的背后无不与美国存在着直接关联。
一位不具名的中国军事专家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东亚地区与大洋洲地区军购大幅提升，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所谓“一体化威慑”的直接结果。自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彻底改变对华战略认知，国防和军事战略也开始向“应对大国竞争”方向调整。拜登政府几乎全盘继承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策略，并变本加厉。美国在加强自身对华军事应对的同时，也不断挑动地区局势、渲染“中国威胁”、煽动周边国家和地区联合制华。
具体来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表面上声称不支持“台独”，但却不断挑动两岸敏感神经。美军舰屡屡过航台湾海峡、派出像马伦和蓬佩奥之类的前军政高官赴台活动、高频次宣传“两岸军力失衡”、美国内政坛不断叫嚣放弃“战略模糊”并转向明确“协防台湾”的“战略清晰”政策等，都对两岸关系形成冲击。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持续不断开展对台军售，美国向台提供的武器越来越具有进攻性，企图协助台当局打造所谓“非对称战力”，增强其“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能力。日前，美国与台当局正式签署合约，准备向台出售“野战资讯通信系统”，价值2.4亿美元。3月16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表示，接下来美方还会有军售宣布，台军方分析最可能的应是台空军最想要的AGM-158巡航导弹，该导弹能够挂载在美售台的F-16V战斗机上，具备远程对地攻击能力。若此项军售达成，将彻底戳破“美不对台出售攻击性武器”的幌子，对台海形势造成严重破坏。
在南海问题上，美不断渲染中国破坏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大欺小”，美军不断在南海实施所谓的“自由航行”制造事端和紧张气氛。
上述中国军事专家认为，从美方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的操作手法看，不仅是要给自己制造一个对手，更要通过炮制“中国威胁论”，拉盟友伙伴“入伙入群”。在美国鼓噪下，不仅美国内军费预算持续增长并推出专门对华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其盟友伙伴的军费也呈增长势头，加大从美国采购武器力度。日本、澳大利亚在SIPRI公布的数据中表现“抢眼”，就是典型例子，也是美盟友伙伴中叫嚣“协防台湾”的态度越来越明朗的两个国家。
就中东地区而言，2017年至2021年的头几年，美尚未从阿富汗撤军，依然将中东地区作为经营的重点，除阿富汗、伊拉克等战场乱局外，美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巴黎协议问题先退出又重返、未表现出任何诚意，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等在美干预下剪不断、理还乱，中东局势持续处于混乱状态中，迫使各国竞相整军备战。
欧洲地区的这5年，也是俄乌军事冲突的酝酿时期。美国不断在乌克兰问题上挑战俄罗斯底线，并要求北约国家大幅提升国防支出，强化对俄罗斯军事威慑。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在2017年同意向乌方提供致命性武器。2018年4月，第一批包括21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和37个发射器的军援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在美国的不断“拱火”之下，终于引爆俄乌冲突，对欧洲地区安全局势乃至全球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冲击与不确定性。
军工复合体“怪兽”嘴脸可憎
美国大肆对外出售武器，最为得利的就是美国的军火商，当然以军火商为班底构造的具有美国政治特色的军工复合体也在收割着巨额利益。
美国军工复合体，是由军事部门、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科研机构与政府智库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美国军队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更高的待遇，军工企业要更多的订单，科研机构与政府智库要更多的科研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想让他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军工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获得更多选票，正是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需求，把军工复合体的各部分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构成，决定了它是一个靠发战争财，靠发军备竞赛财的特殊利益集团。早在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对美国民主体制的危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工复合体不仅没有被遏制住，反而一直在背后操纵着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政策。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K街（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军工企业以及整个国会大厦内，都在悄悄地开香槟庆祝。”这段生动文字出自前国防部官员富兰克林·斯平尼的博客文章，他本人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之久，深谙美军工复合体的种种“套路”。他表示，美国军工复合体借这次俄乌冲突渲染对俄罗斯的恐惧，意图为新一轮军备支出创造契机，也将从俄乌冲突及其他地区冲突中长期牟利。
军工复合体甚至左右历届美政府重要位置的人选。一些知名美国政治人物都曾在大型军火公司任职，可以说是军工复合体的重要代言人。现在五角大楼内的重量级官员也有很多具有在军火公司或受军火公司资助的政府智库任职的经历，美国政治中特有的“旋转门”机制把政客、军人、军火商和学者牢牢捆绑在一起。
未来美将卖更多军火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时限为2017年至2021年，并未显现当下和未来的趋势。可以预计的是，未来美向全球输送武器的所占比例将更大。
在俄乌冲突冲击下，欧洲安全环境将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欧洲国家普遍提升国防支出。像德国，过去几十年中，扩充军备在德国一直是一个被诟病的负面词汇。谁提出扩充军备的主张，谁就会被扣上战争贩子的帽子。但俄乌冲突给德国内政外交带来转折性的变化。除了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外，德国还决定投资1000亿欧元，对联邦国防军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无疑对美国向欧洲国家大肆出售武器装备打开方便之门。
不仅欧洲地区，亚太地区也注定不会平静。拜登政府确立了以“战略竞争”为主基调的对华策略，美对华实施军事封堵、军事威慑不会停歇，将继续在台海、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美方的唆使，很有可能催生亚太地区军备竞赛。此外，美打造的美澳印日“四国机制”刚刚起步，美英准备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还处于评估阶段，未来都将以美军售大单来落实。在美国挑动下，全球安全格局将越来越难以保持稳定，武器将源源不断地从美流出，金钱将源源不断向美流入。（《环球时报》3月18日8版文章，作者张一帆 刘扬）
美国务卿首场政策演说，将中国挑战列入八大优先！最佩服的，美国居然可以把自己无耻的美国优先包装成国际秩序和国际利益。
布林肯提出的八大外交优先是，击退疫情、重建经济、更新民主制度、改革移民政策、加强盟友关系、应对气候变化、保持高科技领导地位、应对中国挑战。
布林肯宣布，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他说，一些其他国家对美国也构成挑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其他严重挑战还包括也门、埃塞俄比亚和缅甸，但中国的挑战不一样。
他说，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所有那些我们希望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规则、价值观和关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而这个体系最终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并反映美国人民的价值。”
布林肯提出的八大外交优先是，击退疫情、重建经济、更新民主制度、改革移民政策、加强盟友关系、应对气候变化、保持高科技领导地位、应对中国挑战。
布林肯宣布，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他说，一些其他国家对美国也构成挑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其他严重挑战还包括也门、埃塞俄比亚和缅甸，但中国的挑战不一样。
他说，中国是“唯一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所有那些我们希望世界以这种方式运转的规则、价值观和关系构成重大挑战的国家。而这个体系最终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并反映美国人民的价值。”
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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