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天人相宜：以自然之物，养自然之人；悟天地之道，行天地之仁！
人久起名中心尹煜雯
天人相宜-人生最美的心灵风水
风水是华夏子孙一门历史悠久的玄术。主要用来选择住址、场馆、坟地、居家装修等等。故风水术说称相地术，贵州人称为“看地”。看地或相地之人，需要有专业的知识，称这为风水先生。风水在我国一直流行至今，长久不衰。
风水的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因此人在建设房屋场馆坟地居家时，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呼应来选址。考量选址是否适宜的指标就是风水。
我们炎黄子孙一直认为，每个场地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水，拥有好风水的场地，能得到天助，予人福分。
事实上人与地是相呼应的。每次回老家上山上坟扫墓，都要到所有去逝的祖先的坟前去上香扫墓。到达不同地坟地，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山向不同，坡度不同，沙水条件不同，傍依风景不同，内心都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有的地方人一站觉得心舒神旷，有的地方觉得沉闷悔暗。人与天地是相互呼应的，风水的好坏对人非常重要。
目前的风水大都集中于相地看址，实际上是一种场址的风水。然而人是所有生命中唯一带有灵气的动物，也是唯一活在心上的动物，或者说精神至上的动物。我们的心灵是人链接天地与江湖的窗口。我们的心灵是否存在风水一说呢，或者说我们的心灵要摆出怎样的姿态，才能既享天恩又得世惠呢？
回答是一定的，人的心灵是有风水的。不同的心态就代表心灵不同的风水。如果说一般的风水术是选择物质的场址的话，心灵的风水则是选择精神的位势，即把心灵家园安在哪里、以什么心态去旅行人生。仔细注意一下我们周围的人，心态好的人活得快乐轻松，心态差的人活得痛苦沉重。由于人是活在心上的，而心灵与人的呼吸和喜怒哀乐是紧紧贴在一起的，人不可能时时刻刻与所选的场址在一起，但却是寸步不离地与心灵在一起的，因此对一个人而言，心灵的风水比场地的风水还要重要。
把心灵的家园安放在什么地方，是考察心灵风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安放心灵家园的地方选好了，选对了，人生的幸福自在其中。
我们从哪儿着手去为自己的心灵家园选址呢？要从人性的根本上去着手，要从自己内心出发去着手，才能找到依据。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侧面，一面是天地造化的天地之人，或者说是自然之人，另一面是世俗之人，没有人能离得开人间烟火，因为每个人生活的物质条件都必需从江湖社会的交往中得来。我们称人的这两个侧面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这两个属性，无有例外。人要坚持自然属性，就要依循天道；人要交往社会，亦要依循世道。而且由于天道与世道绝大部分是相背的，而且世道离天道总的态势是渐行渐远，因此人们在天道与世道之间难以取舍。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唯物拜金。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物化，利益至上唯利是图已经成为人类挡不住的大势所趋，人心越来越物化了，人离天越来越远了，人在自觉不自觉中背叛了自己属天的本性了。
基于此，绝大多数人的心灵家园，是安置在无穷无尽追求功名利禄欲望之中。这也不能怪罪众生，因为人世间物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但无论有什么理由，因为人的根长在天地自然的泥沙里，人没有任何理由要冷落和背叛自己的根本。而且冷落背叛根本本身就是在制造苦难。
尽管世道大部分是违背天道的，但仍然有一部分与天道是相融的，如人间的善良、真实、美好、勤劳的一面，是与天道相向的。因此对任何人而言，都有同时既满足天道又不违世道的选择。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把自己的心灵家园安放在天道与世道的交集里（交汇之处）。本平台所传播的“天人相宜”心学，所倡导的就是引领人们把心灵的家园安置在天道与世道的交汇处，既得天恩，又不失地惠。
天人相宜，就是把心灵家园建在天道世道相汇的地方，是人生的最佳境界。明代伟大的心圣王阳明先生的心学，主张把心灵家园安放在“良知”里。良知是什么呢？良知就是心本体承载的道德，换句话说就是纯天道的道德。个人觉得阳明先生太绝对了，人需要坚守天道一点不假，但人之所以为人，老天爷安排他必须在人世间江湖的污泥浊水中生存，人必须要有油盐柴米，人必须与江湖世俗打交道，上至皇帝下至遮民，没有任何人能离开人间烟火而活，因此对人生而言，要纯粹单一地坚守天道是不可能的，再得道的高僧，再洁净的圣人，也离不开油盐柴米，也不可能完全隔离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因此人生的心灵家园，不可能完全安置在“天道”里，必须安置在既坚守天道又能不违世道的地方。这个境界就是我们天天在讴歌的“天人相宜”！
无疑，心灵最美好的风水，不在阳明先生的“良知”，而在李从国先生的“天人相宜”。这就是“天人相宜”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让我终后半生去立言立学，为之死而无悔的原因。
讲这个道理也许只要头脑没毛病的人都懂。然而如何做到天人相宜，则很少有人能理解。要把心灵家园安置在既坚守天道又不违世道的“天人相宜”之境界里，不是逻辑理顺了就成事了，而是要通过修行坚持自净才能达到。需要做到两个基本点：
一是需要有“人本属天”的胸怀大气。绝大多数人由于生存压力巨大，变成了自卑自贱、自暴自弃、失去自我、依附社会的弱者，他们彻底忘却了自己本来是万物之灵，是天地造化，地位天齐地等的尊严。小看自己、忘却自性成了民生常态。而生命是自立的，自立就是要独立思考，自力更生。如果自己立不起来，拿什么来支撑张扬生命本来的昂扬呢。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就是独立、自立。要把独立自立放在生存的压力之前来张扬。反过来人要减轻生存的压力，必须以独立自立为武器。因为人的生命力来自于天地之力，而独立自立则是人能对接天地、能得到天地之力充电的基本条件。只有人性与天性同频率时，能量才可以传递啊！
故人生要得好风水，首先必须独立自立自强，雄起人本属天的尊严。勇敢地甩掉任何卑贱，昂首做人，是寻找人生好风水必须的前提。没有这一条，一切都白搭。本来属天地位天齐地等的本性都不敢坚守，都不敢维护，心甘情愿做江湖的奴才、时空的奴隶，还谈什么人生风水呢！
二是需要“知行合一”提升自己，形成自觉的自净能力。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人生必须的社会交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污染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涂鸦天道的过程，这是食人间烟火的副产品。故人生过程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生产这个“副产品”的过程，而是随着把这个“副产品”净化的过程。人在江湖所能做到的，只是在被污染时尽量不要让污染进入血肉筋骨里面去，并勤于打扫心灵的卫生。干净清澈的湖水所意味的，不是水里没有污浊，而是湖水可以净化污浊。把这个道理用于人，就是人要加强修行，要时时清洗贪嗔痴的毒素，向湖水一样形成自净能力，以应付江湖的烟煤熏火烤。王阳明先生强调“知行合一”是功夫，什么功夫呢？就是清除贪嗔痴毒素的功夫，这个功夫只有“知行合一”才能达到。
人不能离开江湖社会而活，不能免除不洁的痛苦，犹如家里时时都会有灰尘污染，故坚守天道的过程不是逃避污染，而是时时自洁。禅诗曰：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人生，能在心灵里回归人本属天的本性，恢复人的天性，同时能在江湖世道中保持自洁不断提高自洁能力，人就自然而然活在“天人相宜”的境界里了，就自然而然地活在天道与世道的交集里了，就活在人生最美好的风水里了。
是的，人可弘道，道不弘人。人能否获得美好的心灵风水，全靠自己。朋友们，把打拼人生的依靠从光怪陆离的妄想中收回来吧，把心灵的开垦作为人生开垦的动力，一定会心想事成。#改写命运# https://t.cn/RTv4Kyo
人久起名中心尹煜雯
天人相宜-人生最美的心灵风水
风水是华夏子孙一门历史悠久的玄术。主要用来选择住址、场馆、坟地、居家装修等等。故风水术说称相地术，贵州人称为“看地”。看地或相地之人，需要有专业的知识，称这为风水先生。风水在我国一直流行至今，长久不衰。
风水的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因此人在建设房屋场馆坟地居家时，应以人与自然和谐呼应来选址。考量选址是否适宜的指标就是风水。
我们炎黄子孙一直认为，每个场地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水，拥有好风水的场地，能得到天助，予人福分。
事实上人与地是相呼应的。每次回老家上山上坟扫墓，都要到所有去逝的祖先的坟前去上香扫墓。到达不同地坟地，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山向不同，坡度不同，沙水条件不同，傍依风景不同，内心都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有的地方人一站觉得心舒神旷，有的地方觉得沉闷悔暗。人与天地是相互呼应的，风水的好坏对人非常重要。
目前的风水大都集中于相地看址，实际上是一种场址的风水。然而人是所有生命中唯一带有灵气的动物，也是唯一活在心上的动物，或者说精神至上的动物。我们的心灵是人链接天地与江湖的窗口。我们的心灵是否存在风水一说呢，或者说我们的心灵要摆出怎样的姿态，才能既享天恩又得世惠呢？
回答是一定的，人的心灵是有风水的。不同的心态就代表心灵不同的风水。如果说一般的风水术是选择物质的场址的话，心灵的风水则是选择精神的位势，即把心灵家园安在哪里、以什么心态去旅行人生。仔细注意一下我们周围的人，心态好的人活得快乐轻松，心态差的人活得痛苦沉重。由于人是活在心上的，而心灵与人的呼吸和喜怒哀乐是紧紧贴在一起的，人不可能时时刻刻与所选的场址在一起，但却是寸步不离地与心灵在一起的，因此对一个人而言，心灵的风水比场地的风水还要重要。
把心灵的家园安放在什么地方，是考察心灵风水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安放心灵家园的地方选好了，选对了，人生的幸福自在其中。
我们从哪儿着手去为自己的心灵家园选址呢？要从人性的根本上去着手，要从自己内心出发去着手，才能找到依据。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侧面，一面是天地造化的天地之人，或者说是自然之人，另一面是世俗之人，没有人能离得开人间烟火，因为每个人生活的物质条件都必需从江湖社会的交往中得来。我们称人的这两个侧面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同时具有这两个属性，无有例外。人要坚持自然属性，就要依循天道；人要交往社会，亦要依循世道。而且由于天道与世道绝大部分是相背的，而且世道离天道总的态势是渐行渐远，因此人们在天道与世道之间难以取舍。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是唯物拜金。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物化，利益至上唯利是图已经成为人类挡不住的大势所趋，人心越来越物化了，人离天越来越远了，人在自觉不自觉中背叛了自己属天的本性了。
基于此，绝大多数人的心灵家园，是安置在无穷无尽追求功名利禄欲望之中。这也不能怪罪众生，因为人世间物质的压力越来越大了。但无论有什么理由，因为人的根长在天地自然的泥沙里，人没有任何理由要冷落和背叛自己的根本。而且冷落背叛根本本身就是在制造苦难。
尽管世道大部分是违背天道的，但仍然有一部分与天道是相融的，如人间的善良、真实、美好、勤劳的一面，是与天道相向的。因此对任何人而言，都有同时既满足天道又不违世道的选择。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把自己的心灵家园安放在天道与世道的交集里（交汇之处）。本平台所传播的“天人相宜”心学，所倡导的就是引领人们把心灵的家园安置在天道与世道的交汇处，既得天恩，又不失地惠。
天人相宜，就是把心灵家园建在天道世道相汇的地方，是人生的最佳境界。明代伟大的心圣王阳明先生的心学，主张把心灵家园安放在“良知”里。良知是什么呢？良知就是心本体承载的道德，换句话说就是纯天道的道德。个人觉得阳明先生太绝对了，人需要坚守天道一点不假，但人之所以为人，老天爷安排他必须在人世间江湖的污泥浊水中生存，人必须要有油盐柴米，人必须与江湖世俗打交道，上至皇帝下至遮民，没有任何人能离开人间烟火而活，因此对人生而言，要纯粹单一地坚守天道是不可能的，再得道的高僧，再洁净的圣人，也离不开油盐柴米，也不可能完全隔离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因此人生的心灵家园，不可能完全安置在“天道”里，必须安置在既坚守天道又能不违世道的地方。这个境界就是我们天天在讴歌的“天人相宜”！
无疑，心灵最美好的风水，不在阳明先生的“良知”，而在李从国先生的“天人相宜”。这就是“天人相宜”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诱惑力，让我终后半生去立言立学，为之死而无悔的原因。
讲这个道理也许只要头脑没毛病的人都懂。然而如何做到天人相宜，则很少有人能理解。要把心灵家园安置在既坚守天道又不违世道的“天人相宜”之境界里，不是逻辑理顺了就成事了，而是要通过修行坚持自净才能达到。需要做到两个基本点：
一是需要有“人本属天”的胸怀大气。绝大多数人由于生存压力巨大，变成了自卑自贱、自暴自弃、失去自我、依附社会的弱者，他们彻底忘却了自己本来是万物之灵，是天地造化，地位天齐地等的尊严。小看自己、忘却自性成了民生常态。而生命是自立的，自立就是要独立思考，自力更生。如果自己立不起来，拿什么来支撑张扬生命本来的昂扬呢。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就是独立、自立。要把独立自立放在生存的压力之前来张扬。反过来人要减轻生存的压力，必须以独立自立为武器。因为人的生命力来自于天地之力，而独立自立则是人能对接天地、能得到天地之力充电的基本条件。只有人性与天性同频率时，能量才可以传递啊！
故人生要得好风水，首先必须独立自立自强，雄起人本属天的尊严。勇敢地甩掉任何卑贱，昂首做人，是寻找人生好风水必须的前提。没有这一条，一切都白搭。本来属天地位天齐地等的本性都不敢坚守，都不敢维护，心甘情愿做江湖的奴才、时空的奴隶，还谈什么人生风水呢！
二是需要“知行合一”提升自己，形成自觉的自净能力。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人生必须的社会交往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污染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涂鸦天道的过程，这是食人间烟火的副产品。故人生过程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生产这个“副产品”的过程，而是随着把这个“副产品”净化的过程。人在江湖所能做到的，只是在被污染时尽量不要让污染进入血肉筋骨里面去，并勤于打扫心灵的卫生。干净清澈的湖水所意味的，不是水里没有污浊，而是湖水可以净化污浊。把这个道理用于人，就是人要加强修行，要时时清洗贪嗔痴的毒素，向湖水一样形成自净能力，以应付江湖的烟煤熏火烤。王阳明先生强调“知行合一”是功夫，什么功夫呢？就是清除贪嗔痴毒素的功夫，这个功夫只有“知行合一”才能达到。
人不能离开江湖社会而活，不能免除不洁的痛苦，犹如家里时时都会有灰尘污染，故坚守天道的过程不是逃避污染，而是时时自洁。禅诗曰：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
人生，能在心灵里回归人本属天的本性，恢复人的天性，同时能在江湖世道中保持自洁不断提高自洁能力，人就自然而然活在“天人相宜”的境界里了，就自然而然地活在天道与世道的交集里了，就活在人生最美好的风水里了。
是的，人可弘道，道不弘人。人能否获得美好的心灵风水，全靠自己。朋友们，把打拼人生的依靠从光怪陆离的妄想中收回来吧，把心灵的开垦作为人生开垦的动力，一定会心想事成。#改写命运# https://t.cn/RTv4Kyo
2019年11月1日，万圣节的小宝贝来到了我的身边。
第一眼见到你，你那呆萌的样子，万分可爱。两年来，你陪着我，我抱着你。
即使后来你病了，我依然觉得你是最好的，
我带你去医院，看着你吃药，陪着你治疗。
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下去……
可是，对不起，我不该让你吃螃蟹的。我真的无意，没想到你体弱不能吃，
导致现在，我只能在青山绿水叫给你安个家，让你去寻找另外一个世界。
2021年11月9日，我的蛋黄[大哭][大哭][大哭] https://t.cn/8k7ODn1
第一眼见到你，你那呆萌的样子，万分可爱。两年来，你陪着我，我抱着你。
即使后来你病了，我依然觉得你是最好的，
我带你去医院，看着你吃药，陪着你治疗。
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下去……
可是，对不起，我不该让你吃螃蟹的。我真的无意，没想到你体弱不能吃，
导致现在，我只能在青山绿水叫给你安个家，让你去寻找另外一个世界。
2021年11月9日，我的蛋黄[大哭][大哭][大哭] https://t.cn/8k7OD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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