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爱之贵重# #仅我可见的爱意#
人在真正的被爱过一次后，就再也不怕不被爱了。
那种感觉就是，终于体验到极致的爱情，对爱情便再也不执着了。
就像登顶过财富和权力的人，再也不会自卑与惶恐，随时可以当一个村野凡夫。
内心变的平和、独立、柔软。
在此之前我许多磕磕绊绊的成长，都被孙文静仅我可见的极致爱情给治愈了。
我如此幸运，祝你们也可以。
人在真正的被爱过一次后，就再也不怕不被爱了。
那种感觉就是，终于体验到极致的爱情，对爱情便再也不执着了。
就像登顶过财富和权力的人，再也不会自卑与惶恐，随时可以当一个村野凡夫。
内心变的平和、独立、柔软。
在此之前我许多磕磕绊绊的成长，都被孙文静仅我可见的极致爱情给治愈了。
我如此幸运，祝你们也可以。
孟新堂×沈识檐
那日清雅茶堂，琵琶声穿堂而过，像极了爱情疾疾，惊掠心头。
一个满怀期待，一个一见倾心。
“向着朝阳，我走过冬夜寒风。”
原来，这才是他们的初遇。
“承蒙沈先生抬爱。”
“不客气，孟先生当得。”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孟新堂的体贴与陪伴，而且是有分寸的，值得留恋的。就好像是路途中突然又遇了不近人情的雨，他本来像往常一样，懒得撑伞，也并不想躲避，念着一个人平心静气地走，总能走过这片雨。但身边却忽然出现了一个人，陪着他不撑伞，陪着他平心静气。并肩携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第一次送你，也是第一份礼物。我挑了最美的花，四季给你，孟先生请笑纳。
二十三岁的孟新堂不一定会喜欢二十岁的沈识檐，十五岁的沈识檐也不一定会喜欢十八岁的孟新堂。
一直以来，都是过往在雕琢着人。没有人可以真的做到面面俱到，在这种事情上做出的选择，从来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你选择了理想，就要割舍些温情，这就是理想之伟大的一部分。
“可是很多人问过我，能不能不做医生了。”沈识檐仰了仰头，看着天上，“你知道吗，非典那年是真的惨烈，我认识的叔叔阿姨，很多都没能再回家。当时非典正凶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我爸爸，但我妈妈都没有说过一句让我爸爸不要在医院了，回家来。后来高考报志愿，我报了医学院，我妈妈也说，很好，做医生很好。可是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妈却问我，能不能不做医生了。她说她从来都不怕我成为一个英雄，哪怕那时候我爸爸真的在非典中牺牲了，她都不会让我换一个职业。但她说，英雄不该是这样的结局，不该被辜负，不该这样离开。”
一切的战争，都会有胜利，会有侵吞，会有一方的壮大，战争的结果未可知，但后果永远一致——断壁残垣，四方哀魂。
我可以吻你，只要我爱你。
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大环境下，没有什么人真的能以一己之力去力挽狂澜。就算是失望，也得背着，尽力好好地往下走。总不能觉得看到了一点世界的复杂，就愤世嫉俗。
我们选择一个职业，不是因为它能带给我们多少荣耀、多少财富，而是我们认同它的意义。
情人眼里出的并不都是西施，还有英雄，与风雨未来。
彼时孟新堂正在院子里帮他做新的花架。他站在窗口看了半天，才哼着调子，翻开了那第二本厚厚的剪报本。可翻到书签处，沈识檐却发现那一页已经不是空白，有了日期，有了……
一支茎，两朵花，三行字。
看得出画画的人并不擅工笔，线条断断续续，有描摹的痕迹。可沈识檐很轻易地就辨认出了那两朵挨在一起的长形五瓣花，是可以在七、八里外闻到花香的那个。
“想买束花给你，可路口的花店没开，我又实在想念”
距离是很拉扯人的——人在梦中笑，和人在眼前笑，感觉非常非常不一样。一为思念如疾，一为欣喜若狂。
有花亭亭，有侣伴携，平安顺遂，喜乐无忧。
小儿始无赖，秉烛拟月光，盼亭内海棠开。未见花开，误绘一荡晚霞。遂今辰寄，愿童心不泯，岁岁照海棠。
那日清雅茶堂，琵琶声穿堂而过，你可是我苦等了三十年，才遇到的人。
一个人有多重的才华，骨子里就会刻上多大重量的谦卑。
人心最难测，有时也最可怖，但是我们不是在为人心活着，也不该活得惧怕人心。
用我这一腔的爱意，换与你同看一院的四季，可好？
生来平庸，难免失望无力。
他经历过失望，辜负，又行走于世间百态最露骨的地方，却依然留存了一颗少年之心。赤诚，坦荡，以我所爱为爱， 以我所恨为恨。
而他则说，那我便管不了了，洒了我这一捧血，自有后来人接收。
你从风尘萧瑟中走来，我在秋意正深处等你。满身风雨，思念成城。他经历过失望，辜负，又行走于世间百态最露骨的地方，却依然留存了一颗少年之心。赤诚，坦荡，以我所爱为爱， 以我所恨为恨。
而他则说，那我便管不了了，洒了我这一捧血，自有后来人接收。 https://t.cn/R2WxWOX
那日清雅茶堂，琵琶声穿堂而过，像极了爱情疾疾，惊掠心头。
一个满怀期待，一个一见倾心。
“向着朝阳，我走过冬夜寒风。”
原来，这才是他们的初遇。
“承蒙沈先生抬爱。”
“不客气，孟先生当得。”
他清晰地感受到了孟新堂的体贴与陪伴，而且是有分寸的，值得留恋的。就好像是路途中突然又遇了不近人情的雨，他本来像往常一样，懒得撑伞，也并不想躲避，念着一个人平心静气地走，总能走过这片雨。但身边却忽然出现了一个人，陪着他不撑伞，陪着他平心静气。并肩携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
第一次送你，也是第一份礼物。我挑了最美的花，四季给你，孟先生请笑纳。
二十三岁的孟新堂不一定会喜欢二十岁的沈识檐，十五岁的沈识檐也不一定会喜欢十八岁的孟新堂。
一直以来，都是过往在雕琢着人。没有人可以真的做到面面俱到，在这种事情上做出的选择，从来没有对错之分。只是你选择了理想，就要割舍些温情，这就是理想之伟大的一部分。
“可是很多人问过我，能不能不做医生了。”沈识檐仰了仰头，看着天上，“你知道吗，非典那年是真的惨烈，我认识的叔叔阿姨，很多都没能再回家。当时非典正凶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见到我爸爸，但我妈妈都没有说过一句让我爸爸不要在医院了，回家来。后来高考报志愿，我报了医学院，我妈妈也说，很好，做医生很好。可是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妈却问我，能不能不做医生了。她说她从来都不怕我成为一个英雄，哪怕那时候我爸爸真的在非典中牺牲了，她都不会让我换一个职业。但她说，英雄不该是这样的结局，不该被辜负，不该这样离开。”
一切的战争，都会有胜利，会有侵吞，会有一方的壮大，战争的结果未可知，但后果永远一致——断壁残垣，四方哀魂。
我可以吻你，只要我爱你。
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大环境下，没有什么人真的能以一己之力去力挽狂澜。就算是失望，也得背着，尽力好好地往下走。总不能觉得看到了一点世界的复杂，就愤世嫉俗。
我们选择一个职业，不是因为它能带给我们多少荣耀、多少财富，而是我们认同它的意义。
情人眼里出的并不都是西施，还有英雄，与风雨未来。
彼时孟新堂正在院子里帮他做新的花架。他站在窗口看了半天，才哼着调子，翻开了那第二本厚厚的剪报本。可翻到书签处，沈识檐却发现那一页已经不是空白，有了日期，有了……
一支茎，两朵花，三行字。
看得出画画的人并不擅工笔，线条断断续续，有描摹的痕迹。可沈识檐很轻易地就辨认出了那两朵挨在一起的长形五瓣花，是可以在七、八里外闻到花香的那个。
“想买束花给你，可路口的花店没开，我又实在想念”
距离是很拉扯人的——人在梦中笑，和人在眼前笑，感觉非常非常不一样。一为思念如疾，一为欣喜若狂。
有花亭亭，有侣伴携，平安顺遂，喜乐无忧。
小儿始无赖，秉烛拟月光，盼亭内海棠开。未见花开，误绘一荡晚霞。遂今辰寄，愿童心不泯，岁岁照海棠。
那日清雅茶堂，琵琶声穿堂而过，你可是我苦等了三十年，才遇到的人。
一个人有多重的才华，骨子里就会刻上多大重量的谦卑。
人心最难测，有时也最可怖，但是我们不是在为人心活着，也不该活得惧怕人心。
用我这一腔的爱意，换与你同看一院的四季，可好？
生来平庸，难免失望无力。
他经历过失望，辜负，又行走于世间百态最露骨的地方，却依然留存了一颗少年之心。赤诚，坦荡，以我所爱为爱， 以我所恨为恨。
而他则说，那我便管不了了，洒了我这一捧血，自有后来人接收。
你从风尘萧瑟中走来，我在秋意正深处等你。满身风雨，思念成城。他经历过失望，辜负，又行走于世间百态最露骨的地方，却依然留存了一颗少年之心。赤诚，坦荡，以我所爱为爱， 以我所恨为恨。
而他则说，那我便管不了了，洒了我这一捧血，自有后来人接收。 https://t.cn/R2WxW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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