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的今天——9月13日】1922年9月13日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创刊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向导》周报由蔡和森任主编，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任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发表过一些重要文章。《向导》周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先后随中共中央迁往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坚持出版发行，发行量最多时近10万份，并远销海外。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欢迎，被颂为黑夜沉沉的中国的“一线曙光”，是指导千百万苦难同胞前进的“思想向导”。但是，《向导》周报在后期受到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问题上也宣传了错误的观点。
1929年7月《向导》停刊。
1941年9月13日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
谈到调查研究的作用时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革命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
谈到调查方法时提出两点：（一）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我们认识事物需要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二）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又指出：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要在谈话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1956年9月13日 毛泽东就八大的准备工作发表讲话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就八大的准备工作发表讲话，指出：大会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
讲话着重谈到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问题，指出：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和陈云，指出：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至于陈云同志，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1971年9月13日 林彪等人叛国出逃坠机身亡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 邓小平指出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在东北地区和天津市视察期间多次发表谈话，指出：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
1979年9月13日 各省市自治区可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79年9月13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决议，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
1979年9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1979年9月13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1983年12月31日，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82年9月13日 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1982年9月13日 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副主任。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共十二大根据新党章选举设立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党章规定，中顾委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它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设，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党章又规定，中顾委委员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大贡献，在党内外有较高的声望。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其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十四大上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987年9月13日 邓小平会见哈默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
198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时说，中国最大的对外合作项目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建成又一次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发展，离开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今后我们要更加开放，还要加快改革的步子。
89岁的哈默博士已8次访问中国，并多次见到邓小平。两位老朋友再次见面，彼此热情握手、拥抱，祝贺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的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1988年9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经济专家座谈会
1988年9月13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民主协商会和在京经济专家座谈会，分别就《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征求意见。与会者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继续深化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新华社）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
《向导》周报由蔡和森任主编，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任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发表过一些重要文章。《向导》周报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先后随中共中央迁往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坚持出版发行，发行量最多时近10万份，并远销海外。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欢迎，被颂为黑夜沉沉的中国的“一线曙光”，是指导千百万苦难同胞前进的“思想向导”。但是，《向导》周报在后期受到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问题上也宣传了错误的观点。
1929年7月《向导》停刊。
1941年9月13日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
谈到调查研究的作用时指出：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革命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做，不要性急。
谈到调查方法时提出两点：（一）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我们认识事物需要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二）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又指出：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要在谈话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1956年9月13日 毛泽东就八大的准备工作发表讲话
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就八大的准备工作发表讲话，指出：大会发言要精，要生动，要多种多样，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
讲话着重谈到中央领导机构的设立问题，指出：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介绍了邓小平和陈云，指出：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至于陈云同志，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
1971年9月13日 林彪等人叛国出逃坠机身亡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 邓小平指出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在东北地区和天津市视察期间多次发表谈话，指出：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
1979年9月13日 各省市自治区可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79年9月13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决议，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
1979年9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1979年9月13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1983年12月31日，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82年9月13日 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1982年9月13日 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副主任。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共十二大根据新党章选举设立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党章规定，中顾委是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它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设，接受咨询；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党章又规定，中顾委委员必须具有40年以上的党龄，对党有过大贡献，在党内外有较高的声望。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其副主任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十四大上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从十二大到十四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1987年9月13日 邓小平会见哈默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
198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时说，中国最大的对外合作项目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的建成又一次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发展，离开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今后我们要更加开放，还要加快改革的步子。
89岁的哈默博士已8次访问中国，并多次见到邓小平。两位老朋友再次见面，彼此热情握手、拥抱，祝贺中国同西方石油公司的合作取得了重大成果。
1988年9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经济专家座谈会
1988年9月13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民主协商会和在京经济专家座谈会，分别就《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征求意见。与会者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继续深化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新华社）
【凤阳惊现“七龙桥”！龙凤石雕、蟠龙石础也冠绝天下！】#凤阳是个好地方# 明中都，是一座恢宏的都城。作为明初规划和营建的第一座都城，明《中都志》称它“规制之盛，实冠天下”，其建设体现了《考工记》中古代都城建设的设想，以对称为基本特点，一条中轴线纵贯南北，宫殿分列，繁华侈丽，其午门须弥座和奉天殿石础的雕饰，在规制与奢华程度方面都超过北京故宫。
这是一座悲情的都城。出于种种原因，明中都没有彻底建成，也没有正式启用，在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光环沦为“陪都”后，又先后经历李自成的纵火、清前期的降格、“破四旧”的洗礼，再加上风雨的侵蚀、岁月的变迁，明中都大部如今仅剩下断壁残垣。
这还是一座神秘的古都城。世人皆知凤阳县城以东的小岗村，却对县城西北的明中都遗址鲜有了解，即便凤阳是因中都营建时“席凤凰山之阳为殿”而得名。在凤阳县，老人们一般将明中都遗址称为“老县城”。
从2015年起，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启动明中都遗址的发掘工作。今年，在安徽省考古所的邀请下，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联合对外金水桥等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目前，新成果正逐步公开，新疑问也浮出水面。
“五龙桥”？“九龙桥”？其实是“七龙桥”
▲明中都遗址目前已发现多块巨型蟠龙石础
就在截稿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王志还兴致冲冲地向记者透露了新的发现。“这几天外金水桥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又确定了各段河道的底面都用砖做了海墁。”他说。
“这有什么功能和意义呢？”记者问。
“此举可保持河底平整，有效防止河水冲刷河底，且提升景观效果。这一发现，再加上前段时间在外金水河发掘出的砖砌驳岸，以及错落有致的河床高度等，都是营建等级规制极高的体现。”王志顾不上吃晚饭，耐心地向记者解释。
这番对话，也把记者的思绪带回了数天前的明中都考古现场。
行走在初冬的午门广场前，面对眼前厚重的明城墙，草木萧瑟之时更有威严之感。如今，明中都遗址除却午门和南墙西侧及西墙共1100米左右的城墙，其余地上建筑都不复存在：宫殿变荒丘、城门变土堆，城墙也变成了公路。
今年9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对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展开了揭露发掘。记者从午门出发，向南行进不过百米，便来到发掘现场。从位置上看，明中都外金水桥位于午门以南，承天门以北，这与后期的南京、北京外金水桥位于承天门（天安门）以南不同。
而这，也与历史学者、明中都皇城的“再现者”王剑英的观点不谋而合——“进承天门往北，经御桥（外金水桥、外五龙桥）至午门前广场”。
但是，也有和王剑英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意料之外的不同，着实让王志“喜出望外”。之前，“五龙桥”一直是主流观点，王剑英也依据明《凤阳新书》所载“御桥五座，在午门南”赞同这一观点；近年来，还流传“九龙桥”的说法。而随着外金水桥遗址发掘进入尾声，桥梁数量的谜底也已揭晓。
原来，那两种说法都不对。记者在现场看到，河床之上，有7座桥的单拱桥券出现，是为“七龙桥”；每个桥拱由白玉石通过榫卯结构连接形成券脸，内以砖券。从桥券的分布还可以推断出，外金水桥呈“2—3—2”东西对称的布局——这都与北京外金水桥不同：北京天安门五个门洞对应五座三拱桥，另外在太庙和社稷坛各对应一座单拱桥。而明中都午门设计为“明三暗五”，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掖门，中间三座外金水桥为一组和午门中间三门洞对应，边上各以两座为一组，对应午门的两“观”。
“这七座桥整体构成中轴线上的外金水桥，最中间一座为御路桥。各桥在建造上暗含了等级秩序。”王志说，“‘七龙桥’的发现将更新我们对明中都中轴线建筑布局的认识。它勘正了《凤阳新书》造成的误解，印证了《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
道路系统是否建成仍无定论
午门之南，在外金水桥和长安街之间有两处土堆，那是承天门发掘回填后的遗迹。考古发现，承天门城台呈长方形，城台中间原有三个门洞，与午门中间门洞基本对应，共同位于明中都的中轴线上。而在两侧禁垣墙接近城台处，还各开有一门。城台的墩台为外包砖内夯土结构，包砖厚度4.8—5米。夯土芯为夹砖瓦夯土，也就是一层砖瓦一层土。
为什么要进行如此细致、涉及多学科的分析呢？
王志笑着说：“考古不是为了挖宝贝炫耀，而是要获取历史信息。以承天门遗址发掘为例，通过发掘可以了解到承天门的布局、规制、建造工艺、兴废过程等信息，以揭示其科学、历史价值。”
“从发掘的承天门与午门，东、西华门对比看，几座城门在城台的长宽尺度、门洞数量及尺寸、建筑用材和砌法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规制、等级的区别。”王志对记者说。
目前，从2015年开始的承天门遗址发掘已基本完成。三年的时间，对于明中都的整体发掘而言，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尽管明中都遗址发掘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中都城是建在高亢的原土层上；罢建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改建，地层不太乱；遗物仍在原位，遗址清晰可辨等。但也有着先天性的“无奈”：规模太大、地下水位高企、排水不便等。
在现场待了3年的王志对“水患”深有体会。地下40—50厘米即可见水，排水不畅，不仅影响对重要遗迹的判断，还容易造成坍方垮塌，使遗迹本身受到威胁。此外，在含水的淤泥层进行发掘，可谓拖泥带水，人力铲锨进展缓慢，速度只有普通土层的五分之一。他说，金水河发掘的前期工作早在去年5月就已经开始，但出水量巨大，工作开展极为困难。
“外金水桥发掘，最大的困难就是水。”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博士后王太一今年作为故宫力量的一员，投入现场发掘工作。据他介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成立明中都考古工作站后，团队定下了打通水系的目标。在外金水桥的发掘进入尾声后，未来还将开启内金水桥的系统发掘，在发掘过程中疏通淤塞日久的宫城水系，以此带动排水问题的解决。
路网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外金水桥发掘前，考古队解剖了5处可能有道路的位置，其中午门外御道上解剖两处，结果仅发现清代砖铺道路和疑似明代道路的基础；西华门——西安门解剖一处，在现代道路下只有生土；西华门——东华门间解剖两处，仅发现清代白玉石大街。在外金水桥发掘中，御路桥两侧同样也属于必要的交通要道，但仍未能发现明确的明初道路或路基。所以，作为筑城的收尾工作，明中都“功将完成”之际是否已经完成道路系统的建设，仍未有定论。
藏起来，还是请进来？如何保护好仅剩的遗迹
三年的发掘，也让王志增添了很多新疑问。
奉天殿基址先后做了三次发掘，但形制却“越来越复杂”：从最初的中心台基“中”字形，到“凸”字形，再到“工”字形。“我们最新发现，之前三次发掘可能只发掘了奉天殿南面的一部分，奉天殿基址在清代被改建过，而且最初很可能并非单殿，而是和北京故宫一样的三大殿。要厘清平面形制，仍需进一步工作。”王志说。
金水河的疑问也不少。在发掘中，他发现，外金水河的河床有金水桥处，要比无金水桥处深得多，在河道经过外金水桥流出之际，河床又突然变窄变高。难道这与景观和仪式功能有关？而无实用的排水功能？由于外金水河东部出口被居民区覆盖，那外金水河是直接向东南流出还是折向北后，接入午门东边的南护城河？对此，王志心底也没有答案。
对于此次明中都外金水桥的发掘，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长徐海峰评价道：“没想到此次外金水桥发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础构造，其平面布局也很清楚，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桥桥面以下基础构造、建造工艺找到了很好的参照范本。”
一直以来，明中都和明初其他两都（南京、北京）之间就被认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看来，北京宫殿布局和中都类似，如午门、紫禁城四角楼、三大殿、东西六宫、左祖右社、内外金水河等。凤阳宫殿在万岁山之南，北京则在宫殿之后筑一土山为紫禁城屏障，亦取名万岁山。凤阳宫殿左右有日精峰、月华峰，北京紫禁城则有日精门、月华门以象征之。所以中都宫殿应是北京紫禁城最早的蓝本。
甚至有部分观点认为，明中都在奢华方面为我国古代都城的巅峰，即超过后期的南京、北京都城。对此，文献上的证据包括，洪武二年（1369年）后，“令天下名材至斯”“九万工技之人”“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雕饰奇巧”“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而在洪武八年（1375年）“诏罢中都役作”后，明太祖要求营建南京“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明成祖要求“营建北京，宫殿门阙，悉如洪武旧制”。
多年来积累的考古成果也可以给出一定的参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证据便是石雕。明中都午门、午门洞两侧的白石须弥座，连续不断地镶嵌着总长达四五百米的白玉石浮雕、浮雕高32厘米，长度不等，深度更是达到了3—5厘米。其中，龙凤石雕占了块数的40%、长度的45%，云、方胜等装饰石雕占了块数的49%、长度的45%。与之相比，南京明故宫午门须弥座上嵌有少量花饰，深度只有约1厘米，其余全是光面石块；而北京午门石雕，只有门东南北两端左右两侧才各有一个花饰，形象、尺寸几乎一样。
此外，明中都宫城内目前至少发现3块蟠龙石础，每块2.7米见方，础面浮雕蟠龙一圈，蟠龙圈高凸出平面15厘米，宽32.5厘米，外圈直径1.9米。而北京故宫太和殿石础直径仅为1.6米，且是素面。
对于如此精美的古都建筑，王剑英曾呼吁“明中都要从历史的长河中，从遗址的宏观中来理解、掌握、保护和利用。它是中国，也许是世界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完整的都城遗址，是祖国文化的瑰宝。”
去年明中都遗址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后，随着故宫规划、展陈优势力量的加入，凤阳当地有关部门已酝酿出边考古、边保护、边展示的想法，让遗址“活”起来。
“目前的考古工作，像发掘外金水桥、承天门遗址，主要都是围绕明中都中轴线的展示设计而开展的。”王志说。
凤阳县文广新局有关专家则给出了具体建议：“从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出发，为了让考古遗址公园得到可持续发展，其建设不可急于求成，需要给考古时间；在考古遗址公园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可以适当对老百姓开放考古工作现场。比如，外金水桥遗址在挖掘到一定阶段后，可以定期开放工地，派专业人员讲解外金水桥的发掘情况。增进百姓对考古遗址的理解、欣赏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这是一座悲情的都城。出于种种原因，明中都没有彻底建成，也没有正式启用，在失去了原有的政治光环沦为“陪都”后，又先后经历李自成的纵火、清前期的降格、“破四旧”的洗礼，再加上风雨的侵蚀、岁月的变迁，明中都大部如今仅剩下断壁残垣。
这还是一座神秘的古都城。世人皆知凤阳县城以东的小岗村，却对县城西北的明中都遗址鲜有了解，即便凤阳是因中都营建时“席凤凰山之阳为殿”而得名。在凤阳县，老人们一般将明中都遗址称为“老县城”。
从2015年起，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启动明中都遗址的发掘工作。今年，在安徽省考古所的邀请下，故宫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进来，联合对外金水桥等遗址进行系统发掘。目前，新成果正逐步公开，新疑问也浮出水面。
“五龙桥”？“九龙桥”？其实是“七龙桥”
▲明中都遗址目前已发现多块巨型蟠龙石础
就在截稿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王志还兴致冲冲地向记者透露了新的发现。“这几天外金水桥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又确定了各段河道的底面都用砖做了海墁。”他说。
“这有什么功能和意义呢？”记者问。
“此举可保持河底平整，有效防止河水冲刷河底，且提升景观效果。这一发现，再加上前段时间在外金水河发掘出的砖砌驳岸，以及错落有致的河床高度等，都是营建等级规制极高的体现。”王志顾不上吃晚饭，耐心地向记者解释。
这番对话，也把记者的思绪带回了数天前的明中都考古现场。
行走在初冬的午门广场前，面对眼前厚重的明城墙，草木萧瑟之时更有威严之感。如今，明中都遗址除却午门和南墙西侧及西墙共1100米左右的城墙，其余地上建筑都不复存在：宫殿变荒丘、城门变土堆，城墙也变成了公路。
今年9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对明中都外金水桥遗址展开了揭露发掘。记者从午门出发，向南行进不过百米，便来到发掘现场。从位置上看，明中都外金水桥位于午门以南，承天门以北，这与后期的南京、北京外金水桥位于承天门（天安门）以南不同。
而这，也与历史学者、明中都皇城的“再现者”王剑英的观点不谋而合——“进承天门往北，经御桥（外金水桥、外五龙桥）至午门前广场”。
但是，也有和王剑英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意料之外的不同，着实让王志“喜出望外”。之前，“五龙桥”一直是主流观点，王剑英也依据明《凤阳新书》所载“御桥五座，在午门南”赞同这一观点；近年来，还流传“九龙桥”的说法。而随着外金水桥遗址发掘进入尾声，桥梁数量的谜底也已揭晓。
原来，那两种说法都不对。记者在现场看到，河床之上，有7座桥的单拱桥券出现，是为“七龙桥”；每个桥拱由白玉石通过榫卯结构连接形成券脸，内以砖券。从桥券的分布还可以推断出，外金水桥呈“2—3—2”东西对称的布局——这都与北京外金水桥不同：北京天安门五个门洞对应五座三拱桥，另外在太庙和社稷坛各对应一座单拱桥。而明中都午门设计为“明三暗五”，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掖门，中间三座外金水桥为一组和午门中间三门洞对应，边上各以两座为一组，对应午门的两“观”。
“这七座桥整体构成中轴线上的外金水桥，最中间一座为御路桥。各桥在建造上暗含了等级秩序。”王志说，“‘七龙桥’的发现将更新我们对明中都中轴线建筑布局的认识。它勘正了《凤阳新书》造成的误解，印证了《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
道路系统是否建成仍无定论
午门之南，在外金水桥和长安街之间有两处土堆，那是承天门发掘回填后的遗迹。考古发现，承天门城台呈长方形，城台中间原有三个门洞，与午门中间门洞基本对应，共同位于明中都的中轴线上。而在两侧禁垣墙接近城台处，还各开有一门。城台的墩台为外包砖内夯土结构，包砖厚度4.8—5米。夯土芯为夹砖瓦夯土，也就是一层砖瓦一层土。
为什么要进行如此细致、涉及多学科的分析呢？
王志笑着说：“考古不是为了挖宝贝炫耀，而是要获取历史信息。以承天门遗址发掘为例，通过发掘可以了解到承天门的布局、规制、建造工艺、兴废过程等信息，以揭示其科学、历史价值。”
“从发掘的承天门与午门，东、西华门对比看，几座城门在城台的长宽尺度、门洞数量及尺寸、建筑用材和砌法上都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体现了规制、等级的区别。”王志对记者说。
目前，从2015年开始的承天门遗址发掘已基本完成。三年的时间，对于明中都的整体发掘而言，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尽管明中都遗址发掘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中都城是建在高亢的原土层上；罢建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改建，地层不太乱；遗物仍在原位，遗址清晰可辨等。但也有着先天性的“无奈”：规模太大、地下水位高企、排水不便等。
在现场待了3年的王志对“水患”深有体会。地下40—50厘米即可见水，排水不畅，不仅影响对重要遗迹的判断，还容易造成坍方垮塌，使遗迹本身受到威胁。此外，在含水的淤泥层进行发掘，可谓拖泥带水，人力铲锨进展缓慢，速度只有普通土层的五分之一。他说，金水河发掘的前期工作早在去年5月就已经开始，但出水量巨大，工作开展极为困难。
“外金水桥发掘，最大的困难就是水。”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博士后王太一今年作为故宫力量的一员，投入现场发掘工作。据他介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成立明中都考古工作站后，团队定下了打通水系的目标。在外金水桥的发掘进入尾声后，未来还将开启内金水桥的系统发掘，在发掘过程中疏通淤塞日久的宫城水系，以此带动排水问题的解决。
路网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外金水桥发掘前，考古队解剖了5处可能有道路的位置，其中午门外御道上解剖两处，结果仅发现清代砖铺道路和疑似明代道路的基础；西华门——西安门解剖一处，在现代道路下只有生土；西华门——东华门间解剖两处，仅发现清代白玉石大街。在外金水桥发掘中，御路桥两侧同样也属于必要的交通要道，但仍未能发现明确的明初道路或路基。所以，作为筑城的收尾工作，明中都“功将完成”之际是否已经完成道路系统的建设，仍未有定论。
藏起来，还是请进来？如何保护好仅剩的遗迹
三年的发掘，也让王志增添了很多新疑问。
奉天殿基址先后做了三次发掘，但形制却“越来越复杂”：从最初的中心台基“中”字形，到“凸”字形，再到“工”字形。“我们最新发现，之前三次发掘可能只发掘了奉天殿南面的一部分，奉天殿基址在清代被改建过，而且最初很可能并非单殿，而是和北京故宫一样的三大殿。要厘清平面形制，仍需进一步工作。”王志说。
金水河的疑问也不少。在发掘中，他发现，外金水河的河床有金水桥处，要比无金水桥处深得多，在河道经过外金水桥流出之际，河床又突然变窄变高。难道这与景观和仪式功能有关？而无实用的排水功能？由于外金水河东部出口被居民区覆盖，那外金水河是直接向东南流出还是折向北后，接入午门东边的南护城河？对此，王志心底也没有答案。
对于此次明中都外金水桥的发掘，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长徐海峰评价道：“没想到此次外金水桥发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础构造，其平面布局也很清楚，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桥桥面以下基础构造、建造工艺找到了很好的参照范本。”
一直以来，明中都和明初其他两都（南京、北京）之间就被认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物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看来，北京宫殿布局和中都类似，如午门、紫禁城四角楼、三大殿、东西六宫、左祖右社、内外金水河等。凤阳宫殿在万岁山之南，北京则在宫殿之后筑一土山为紫禁城屏障，亦取名万岁山。凤阳宫殿左右有日精峰、月华峰，北京紫禁城则有日精门、月华门以象征之。所以中都宫殿应是北京紫禁城最早的蓝本。
甚至有部分观点认为，明中都在奢华方面为我国古代都城的巅峰，即超过后期的南京、北京都城。对此，文献上的证据包括，洪武二年（1369年）后，“令天下名材至斯”“九万工技之人”“御道踏级文用九龙、四凤、云朵；丹陛前御道文用龙、凤、海马、海水、云朵”“雕饰奇巧”“城河坝砖脚五尺，以生铁镕灌之”。而在洪武八年（1375年）“诏罢中都役作”后，明太祖要求营建南京“但求安固，不事华丽”“吾后世子孙，守以为法”，明成祖要求“营建北京，宫殿门阙，悉如洪武旧制”。
多年来积累的考古成果也可以给出一定的参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证据便是石雕。明中都午门、午门洞两侧的白石须弥座，连续不断地镶嵌着总长达四五百米的白玉石浮雕、浮雕高32厘米，长度不等，深度更是达到了3—5厘米。其中，龙凤石雕占了块数的40%、长度的45%，云、方胜等装饰石雕占了块数的49%、长度的45%。与之相比，南京明故宫午门须弥座上嵌有少量花饰，深度只有约1厘米，其余全是光面石块；而北京午门石雕，只有门东南北两端左右两侧才各有一个花饰，形象、尺寸几乎一样。
此外，明中都宫城内目前至少发现3块蟠龙石础，每块2.7米见方，础面浮雕蟠龙一圈，蟠龙圈高凸出平面15厘米，宽32.5厘米，外圈直径1.9米。而北京故宫太和殿石础直径仅为1.6米，且是素面。
对于如此精美的古都建筑，王剑英曾呼吁“明中都要从历史的长河中，从遗址的宏观中来理解、掌握、保护和利用。它是中国，也许是世界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完整的都城遗址，是祖国文化的瑰宝。”
去年明中都遗址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后，随着故宫规划、展陈优势力量的加入，凤阳当地有关部门已酝酿出边考古、边保护、边展示的想法，让遗址“活”起来。
“目前的考古工作，像发掘外金水桥、承天门遗址，主要都是围绕明中都中轴线的展示设计而开展的。”王志说。
凤阳县文广新局有关专家则给出了具体建议：“从对遗址本体的保护出发，为了让考古遗址公园得到可持续发展，其建设不可急于求成，需要给考古时间；在考古遗址公园保护规划的指导下，可以适当对老百姓开放考古工作现场。比如，外金水桥遗址在挖掘到一定阶段后，可以定期开放工地，派专业人员讲解外金水桥的发掘情况。增进百姓对考古遗址的理解、欣赏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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