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地史#
如果将地球46亿年历史化为一年。
今天是12月2日,一年的第336天。
对应地球历史为3.781亿年前到3.655亿年前(378.1Ma-365.5Ma)。
昨天下午3点,地球进入晚泥盆世弗拉期(Frasnian,也有译作弗拉斯期)。晚泥盆世的地球并不平静,发生过多次生物灭绝事件,合称泥盆纪后期生物绝灭事件。这也是显生宙五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之一。
在今天中午11点左右的弗拉斯期和法门期之交(372.2Ma),发生了这一系列灭绝事件中最剧烈的一次:凯尔瓦塞事件(也称作F-F灭绝事件)。这次灭绝事件直接原因是海水的大规模缺氧,而缺氧则可能与陆地植物繁盛有关。
植物占据陆地后,岩石的分解速度大幅度加快,更多的矿物质从岩石中释放出来,又冲入海水中。这些营养物质让海洋中的藻类美餐了几百万年,造成了长期的富营养化。与现在的水体富营养化后果相同,藻类拦截阳光,水面以下光合作用没法进行,大量繁殖的藻类死亡后开始腐烂,进一步消耗氧气,缺氧的海水就此形成。
与此同时,当时的地球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巨幅的海平面变化,在短期内(可能几百万年)海平面从0米上升到200米以上,然后又回落到0米。
如果将地球46亿年历史化为一年。
今天是12月2日,一年的第336天。
对应地球历史为3.781亿年前到3.655亿年前(378.1Ma-365.5Ma)。
昨天下午3点,地球进入晚泥盆世弗拉期(Frasnian,也有译作弗拉斯期)。晚泥盆世的地球并不平静,发生过多次生物灭绝事件,合称泥盆纪后期生物绝灭事件。这也是显生宙五次大规模生物灭绝事件之一。
在今天中午11点左右的弗拉斯期和法门期之交(372.2Ma),发生了这一系列灭绝事件中最剧烈的一次:凯尔瓦塞事件(也称作F-F灭绝事件)。这次灭绝事件直接原因是海水的大规模缺氧,而缺氧则可能与陆地植物繁盛有关。
植物占据陆地后,岩石的分解速度大幅度加快,更多的矿物质从岩石中释放出来,又冲入海水中。这些营养物质让海洋中的藻类美餐了几百万年,造成了长期的富营养化。与现在的水体富营养化后果相同,藻类拦截阳光,水面以下光合作用没法进行,大量繁殖的藻类死亡后开始腐烂,进一步消耗氧气,缺氧的海水就此形成。
与此同时,当时的地球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巨幅的海平面变化,在短期内(可能几百万年)海平面从0米上升到200米以上,然后又回落到0米。
唐六祖惠能曰(1)。一切福田(2)。不离方寸(3)。经云。吉凶祸福。皆由心造。又云。罪福二轮。苦乐两果。皆三业所造(4)。一心所感。若一念心瞋(chēn)恚(huì)邪淫(5)。即地狱业。悭(qiān)贪不施(6)。即饿鬼业。愚痴暗蔽(7)。即畜生业。我慢贡高(8)。即修罗业。坚持五戒(9)。即人业。精修十善(10)。即天业。证悟人空(11)。即声闻业。知缘性离。即缘觉业(12)。六度齐修(13)。即菩萨业。真慈平等。即佛业。夫心净则香台宝树。净刹化生。心垢则邱陵坑坎。秽土禀质。非从天降。岂属地生。只在最初一念所致。离却心源(14)。更无别体。
【注释】
(1)慧能(638-713):一作“惠能”。唐代僧人。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本姓卢,世居范阳(今北京大兴),生于南海新兴(今属广东)。原以卖柴为生,后投禅宗五祖弘忍门下作劈柴踏碓(duì)的“行者”。弘忍选嗣时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偈被认可,得秘授禅法和法衣。宣传“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成为禅宗正系。其说教被弟子编成《六祖坛经》行世。
(2)福田:佛教用语。敬三宝之德为“敬田”,报君父之恩为“恩田”,怜贫者为“悲田”,此三种称为“福田”,言其能获福也。《西游记·第一二回》:“朕今大开善教,广种福田,见见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敷演经法。”
(3)方寸:比喻心。 唐·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形骸且健,方寸甚安。”
(4)三业:指身业、口业、意业。佛教认为造业将引生种种果报。
(5)瞋恚:忿怒怨恨。
(6)悭贪:吝啬而贪得。
(7)暗蔽:犹愚昧。
(8)我慢:佛教语。谓执我见而倨傲。贡高:佛教语。骄傲自大。
(9)五戒:佛教指在家信徒终身应遵守的五条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10)十善:佛教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十项道德行为。
(11)证悟:参悟。人空:指达到了明心见性的境界,参悟到了人的本来面目。
(12)缘觉:一种佛教修行者所证得的果位。这种果位是阿罗汉中的一类,不从佛陀或其他人那里听闻佛法,由自己的努力了悟四圣谛、证涅槃。另外他也不对他人宣说自己证悟的真理,所以不能成为人天导师。缘觉是梵语辟支佛的意译,唐僧慧苑认为,辟支佛意译作缘觉是错误的,应译作独觉才正确。
(13)六度:佛教语。又译为“六到彼岸”。“度”是梵文pāramitā(波罗蜜多)的意译。指使人由生死之此岸度到涅盘(寂灭)之彼岸的六种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禅定)、智慧(般若)。
(14)心源:犹心性。佛教视心为万法之源,故称。
【译文】唐朝时,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一切的福田,都离不开我们的心。”佛经上说:“吉凶祸福,皆由心造。”佛经上又说:“罪业和福德这二者的运作,痛苦和快乐这两种果报,都是身、口、意这三种业因所造就的,是由我们的心所感应的。”若是心中生起一念的嗔恚心和邪淫心,那就是种了地狱道的业因;生起悭贪不布施的心,就是种了饿鬼道的业因;生起愚痴是非不分的心,就是种了畜生道的业因;生起贡高我慢的心,就是种了阿修罗道的业因;能够坚持修持五 戒,就是种了人道的业因;能够精修十善业道,就是种了天道的业因;能够证悟人生本空,就是声闻业(阿罗汉);能够了知因缘而使本性脱离诸业的染着,就是缘觉业(辟支佛);六度齐修,就是菩萨业;去妄存真,慈悲平等,那就是成佛了。所以,心中清净就感召香台宝树,净土化生;心不清净就感召邱陵坑坎,五浊恶世。这既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属于地上所生,是哪来的呢?只是我们最初的那一个念头感应而来的。离开了心源,就无有一法可得。 https://t.cn/RyhWvRV
【注释】
(1)慧能(638-713):一作“惠能”。唐代僧人。中国佛教禅宗六祖。本姓卢,世居范阳(今北京大兴),生于南海新兴(今属广东)。原以卖柴为生,后投禅宗五祖弘忍门下作劈柴踏碓(duì)的“行者”。弘忍选嗣时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偈被认可,得秘授禅法和法衣。宣传“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成为禅宗正系。其说教被弟子编成《六祖坛经》行世。
(2)福田:佛教用语。敬三宝之德为“敬田”,报君父之恩为“恩田”,怜贫者为“悲田”,此三种称为“福田”,言其能获福也。《西游记·第一二回》:“朕今大开善教,广种福田,见见在那化生寺聚集多僧,敷演经法。”
(3)方寸:比喻心。 唐·白居易《与元微之书》:“形骸且健,方寸甚安。”
(4)三业:指身业、口业、意业。佛教认为造业将引生种种果报。
(5)瞋恚:忿怒怨恨。
(6)悭贪:吝啬而贪得。
(7)暗蔽:犹愚昧。
(8)我慢:佛教语。谓执我见而倨傲。贡高:佛教语。骄傲自大。
(9)五戒:佛教指在家信徒终身应遵守的五条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
(10)十善:佛教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十项道德行为。
(11)证悟:参悟。人空:指达到了明心见性的境界,参悟到了人的本来面目。
(12)缘觉:一种佛教修行者所证得的果位。这种果位是阿罗汉中的一类,不从佛陀或其他人那里听闻佛法,由自己的努力了悟四圣谛、证涅槃。另外他也不对他人宣说自己证悟的真理,所以不能成为人天导师。缘觉是梵语辟支佛的意译,唐僧慧苑认为,辟支佛意译作缘觉是错误的,应译作独觉才正确。
(13)六度:佛教语。又译为“六到彼岸”。“度”是梵文pāramitā(波罗蜜多)的意译。指使人由生死之此岸度到涅盘(寂灭)之彼岸的六种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禅定)、智慧(般若)。
(14)心源:犹心性。佛教视心为万法之源,故称。
【译文】唐朝时,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一切的福田,都离不开我们的心。”佛经上说:“吉凶祸福,皆由心造。”佛经上又说:“罪业和福德这二者的运作,痛苦和快乐这两种果报,都是身、口、意这三种业因所造就的,是由我们的心所感应的。”若是心中生起一念的嗔恚心和邪淫心,那就是种了地狱道的业因;生起悭贪不布施的心,就是种了饿鬼道的业因;生起愚痴是非不分的心,就是种了畜生道的业因;生起贡高我慢的心,就是种了阿修罗道的业因;能够坚持修持五 戒,就是种了人道的业因;能够精修十善业道,就是种了天道的业因;能够证悟人生本空,就是声闻业(阿罗汉);能够了知因缘而使本性脱离诸业的染着,就是缘觉业(辟支佛);六度齐修,就是菩萨业;去妄存真,慈悲平等,那就是成佛了。所以,心中清净就感召香台宝树,净土化生;心不清净就感召邱陵坑坎,五浊恶世。这既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属于地上所生,是哪来的呢?只是我们最初的那一个念头感应而来的。离开了心源,就无有一法可得。 https://t.cn/RyhWvRV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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