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首先有必要指出，内丹术所提出的修炼目标是“炼神还虚”或“阳神出壳”这极易使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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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内丹术#：论内丹学形、气、神入门功法及其要点！
1、众所周知，道教在形神关系问题上是主张形神统一、形神不离的。与基督教的灵肉分立和佛教的形灭神不灭之说比较而言，这可说是道教形神观的一个特色。不过应注意，道教的形神观有时呈现出很特殊的表现形式，若不加以辨析，极有可能对道教的形神观产生误解，即认为道教并不是一贯主张形神不离和形神统一的。比如，道教内丹术所体现出的形神观念就是如此。我们在此试对其加以简要分析，目的是证明道教的形神观虽然表现形式有异，但始终坚持了形神不离和形神统一的立场。

道教既然主张形神不能相离，就必然以某种方式将二者合在一起。在道教中，形神合同有两种形式。一是形神相合后仍有形可见者，可称为形神合同于实。一是形神相合后变得无形无相者，可称为形神合同于虚。形神合同于实就是所谓的白日飞升，肉体成仙，精神亦随之升天。《抱朴子内篇・论仙》说：“按《仙经》云：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肉体飞升，自然会有形，因而刚升天时是可以看见的。

如《抱朴子内篇・至理》称：“河南密县，有卜成者，学道经久，乃与家人辞去，其始步稍高，遂入云中不复见。此所谓举形轻飞，白日升天，仙之上者也。”这种形神合为实体的白日飞升之说，在宋以前外丹术盛行时期尤为流行，炼丹家大都相信服食金丹可以使身体发生变化，最后冲举上天。但服食丹药而中毒身亡的事件不断发生，唐以后，道教转而注重内丹修仙。内丹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形神观，与形神合同于实有的肉体飞升说迥异其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形神合同于虚。

2、首先有必要指出，内丹术所提出的修炼目标是“炼神还虚”或“阳神出壳”，这极易使一些人，由此断定内丹术在形神观上，改变了道教传统的形神不离说，只追求精神解脱。有些学者以宋以后道教受佛教影响甚深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内丹术主张形灭而神不灭，与佛教的形神观实已趋于相同。这其实是对内丹术的一种误解。内丹术是在人体内部仿照外丹术而进行的一种生命修炼，修炼者以丹田为炉鼎，以精气神为药物，意念呼吸为火候，目的是要炼成还丹，使身体变形为仙。如果放弃了肉体，那么必然达不到内丹修炼的宗教目的。

实际上，内丹术和外丹术一样主张形神不离，与道合真，但内丹理论并不认为形体可以直接随神飞升，而是通过一系列转化变成神，与神在“虚”的境界中合为一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形神合同于虚。虽然“神”或“虚”摸不着看不见，但形却在其中，与神合一了。这之中的道理该作何解释? 从内丹修炼的步骤来看，一般都要经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这三个阶段。按前述道教对于精和气的一般理解，精和气是凝结成形的物质基础，因而可归于“形”。

故在内丹修炼中当精转化为气再转化为神时，形也随之转至神中。所以，对于内丹过程中的三次转化，道书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钟吕传道集・论还丹》所谓“炼形成气，炼气成神，炼神合道”，或翁葆光《悟真篇・西江月》所说：“十月功足，形化为气，气化为神，神与道合而无形，变化不测。”可见，形在内丹术的三个阶段中是参与了转化，且与神并未分离。因此，内丹修炼的最后阶段出现“阳神出壳”，或达到“炼神还虚”的地步，并不意谓神就离开了形，而是神与形早已合在一起，不过没有合成一种实在物罢了。

3、再反过来看所谓阳神，内丹书中也有明确指出其并非有些人理解的离开了形的神，而是包含了形的神。如陈致虚《金丹大要》卷六说：“形化为气，气化为神，是曰婴儿，是曰阳神。《性命圭指》说：“若双修性命者，所出乃阳神也。阳神则有影有形，世所谓天仙是也，故曰道本无相，仙贵有形。”对于那种与形分离之神，内丹理论则贬称为“阴神”，认为阴神乃“存思想化之神，此神随用殊致，触处滞碍，故出之必离根本智，多与鬼神为邻。”

佛教就是主张形灭神不灭的，因此在形神观上必然为内丹理论所不容。学宗内丹北宗的陈撄宁曾就两者的形神观作过比较，认为“人身精气神，原不可分，佛家独要明心见性，洗发智慧，将神光单提出来，遗下精气，交结成形，弃而不管……彼灭度后，神已超出象外，而精气尚留滞于寰中也。若道家(此处指道教)则性命双修，将精、气、神混合为一，周天火候，炼成身外之身，神在是，精在是，气在是，分之无可分也。”从此处可以看到，内丹理论在形神上是贬佛扬道的。

因此，虽说宋以后道教内丹学在性功修炼方面吸收了不少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心性论，但内丹与佛教禅宗的区别并未由此而消失，两者在形神观上有明显的分野。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内丹术主张形神不离，追求“形神俱妙”，但形神合同后并不能如白日飞升一样显出实相，只能合而为虚。如翁葆光《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说：“原其至真之躯，处于至静之城，实未尝有作者，此乃神形性命与道合真，而同归于究竟寂空之本源也。”

《仙佛合宗语录》亦称：“炼其能变化之神而还虚合道，则曰天仙。天仙者，体同天之清虚，德同天之空洞无极。”但“虚”并不等于无，形神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其中的。《唱道真言》说：“夫道之要，不过一虚，虚含万象。世界有毁，惟虚不毁。道经曰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道无他，虚而已矣。形神俱妙者，形神俱虚也。”对于道教徒来说，形神合同于虚并不是生命消失，而是生命的形式上的一种转化，即由平凡的生命转化为高级形态的生命，如“道”一般。

耕而陶聊茶：二十五．三红七绿为青茶（1、青茶溯源谈虎丘）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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