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古天乐的《寻秦记》里的经典角色，想必大家都会想到江华饰演的连晋，林峯出演的嬴政等等。不过这次不说那些男性人物，咱们来谈谈剧里项少龙的几个红颜知己《寻秦记》里，可以跟项少龙组成cp的女主角一共有4位，分别是萱萱出演的乌廷芳，雪儿出演的赵倩公主，郭羡妮饰演的才女琴清，还有的就是滕丽名饰演的女杀手善柔。而这四个角色的人气也不一样，其中有的非常讨喜，但也有的让一些观众感到厌恶这次要说到的善柔，就是四人当中最讨喜的一个，对于这个女角色，基本绝大部分观众都是持正面看法的那么问题来了，善柔为何能在几个女角色中脱颖而出，收获众多好评呢？说白了原因其实就是两个字，特别。首先，那个年代的港剧对于男女主角的cp塑造，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几套。第一，冤家变亲家，男女主角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彼此看不顺眼，互相针对，但后来相处久了，各种事情让两人慢慢摩擦出感情等等。这个套路当年的港剧非常非常喜欢用，10部港剧里面，至少有八九部男女主角都是经历了先冤家后亲家的套路，包括很多知名的剧集比如什么《陀枪师姐》等等的都用过。但有一说一，这种套路用多了很容易让人感觉老土没新意，更何况男女主角每次都是互相不顺眼然后擦出火花也难免有点太假。现实里你遇到看不顺眼的人难道还会想着去了解他/她？第二，就是男或女主角钟情于对方，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终成眷属。这种就算是比较平淡的，彼此之间的戏剧冲突也没有“冤家变亲家”的多，所以出场率相对上面的来说是比较低的。至于《寻秦记》的4位女主角里，乌廷芳就是典型的第一种，最初非常厌恶项少龙，后来又慢慢喜欢上了他，公主跟琴清就是第二种。唯独善柔是“双不沾”。善柔刚登场就是一个侠女（实际上是杀手）的样子，她跟项少龙之间也只存在生意关系，项少龙给她钱，她带他去咸阳。两个人并不是什么冤家，也不存在一方跪舔另一方的现象，只是单纯的利益合作。也是因为如此，两人之间的互动相当有趣，一方面彼此之间不熟悉，所以讲钱讲好讲什么都行，谈得拢就合作，谈不拢就散伙，没有任何惺惺作态，又或者是前面那两种相处方式的各种纠结什么的。当然，后来项少龙还是依靠三菱镜让善柔对其改观，但也仅仅是改观，感情并没有多深厚。所以说这几种相处方式里面，善柔的是最正常的，不像乌廷芳那样本来跟项少龙势如水火，也不像琴清跟公主那样一开始就爱得死去活来为对方做什么事情都无怨无悔。也是因为如此，善柔跟项少龙之间的互动非常有意思，比如项少龙在赵国“点饭”的时候，他不懂古代的文字。这个时候善柔并没有任何帮忙的意思，只是问了一句：“你不识字的吗？”如果换作是走冤家路线的乌廷芳，十有八九就是直接来一顿很踩，比如什么说得自己那么厉害结果字都不认识，又或者是故意给项少龙点了一些极品菜肴。如果是琴清、赵倩公主，那就肯定是耐心介绍牌子上的都是什么菜。不当冤家，也不一辈子就围着别人转，善柔要当的就是她自己，不管是什么时候从来都没变过。还有就是善柔受伤以后让项少龙把风，自己换洗的时候却碰到一只大青蛙，吓得赶紧跑出来，结果让项少龙饱了眼福。于是后来就很不好意思地表达自己的愤怒：“你还看......难道刚才还没看够本吗......”这样的互动，显然比什么冤家整天各种吵吵吵，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也不爽的戏码要有意思得多了。另一方面，由于善柔对项少龙的确有好感，所以她也在暗中帮过他几次，但她是表示还人情，而且的确是在还完人情之后就飘然而去，又消失了好几集甚至七八集。相信说到这里，大家也看出来了，善柔虽然喜欢项少龙，但她跟他之间，是平等的存在。何谓平等？她不会整天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对方，也不会自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一直要叫人家去救她，虽然大体上她依然是一直帮着项少龙，但必要的时候也不介意利用项少龙一把，比如拿走了他的矩子令秘笈。简单地说，就是有主见，有能力，非常的独立自主，一直默默地站在男主角这边，平时不会出来烦人，但男主有危险的时候她一定会出现，还长得还很漂亮，这样的女角色谁会不喜欢呢？除此以外，善柔还非常有原则。她之所以做杀手这一行，并不是她残忍嗜杀，只是因为杀手行业来钱快，她需要大量的金钱去救活那些因为战乱丧亲的孤儿们。同时她自己明确很喜欢项少龙，所以即使背叛组织，要跟昔日的老大敌对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对自己信念的坚守。到了结局的时候，项少龙已经把琴清还有乌廷芳收入掌中，至于善柔一直都很喜欢他，而且在古代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她最后还是决定“依靠”一下项少龙就算了，嘴上问着项少龙介不介意三女共侍一夫，后来又说不愿意干这么掉价的事情。的确，有些东西，是点到即止就好的了，没必要事事都要追根到底。善柔就是想把跟项少龙之间的回忆，永远都放在两个人曾经共患难的故事里就好了，没有必要过于执着。可以很明确地说，善柔这个角色。塑造得非常出彩，她不像传统的女主角，比如琴清，生来就是为了给男主配对，跟男主之间相敬如宾。也不像乌廷芳那种整天都只会跟男主吵吵闹闹惹人烦的大小姐。所以说，善柔得到那么多观众的喜欢，的确是实至名归。
邓小南老师讲的《王安石和他的时代》列了几个自己觉得有意思的点，以及把自己读过的书整理整理，似乎还有几本未读完。
[星星]对宋代的评价
严复： 古人喜欢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因为前四史文字漂亮，但假如我们不只是重视文字，而是去研究人心的变化、研究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站在他上个世纪的立场上回头去看当时中国的面貌，承载着非常清晰的宋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烙印。
陈寅恪先生曾经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早宋。
钱穆先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古今社会都是有变化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宋代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的中国，宋代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后代的中国，后代的中国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而是走向近代中国。
[星星] 西方学者没有民族情结，他们看待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看哪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大。而宋代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成果、制度成果能够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这个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星星] 沈括是当时有名的科学家，也是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人物，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匡胤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回答，而皇帝又不停地催问，赵普就说：“道理最大。”他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实在的东西是最大的，但据说宋太祖却非常称赞这句话。所以后来宋代很多臣子在和皇帝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或是彼此争论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句“道理最大”。
[星星]南宋有一些记载，说宋太祖时期曾经有个约定，这个约定藏在太庙里面。约定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的官员”。那么宋代皇帝是否杀过大臣呢？根据统计实际上是杀过的，但杀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罪名，就是贪污罪，而没有因为言事杀过官员。这种说法在宋代被认为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所以也被称之为“祖宗之法”。宋代对“祖宗之法”是非常崇尚的，因为“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当作治国的原则，而“祖宗之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防范弊端”。正因为宋代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开明的，气氛也比较宽松，所以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官员都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尚气节，羞势利”，而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强烈的肯定。
[星星]当时包括像包拯这样的人物也反对派按察使。为什么呢？他认为地方上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而按察使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按察使还没来就要派人去迎接，迎接以后又尽量想让按察使看到他们在地方上所做出来的政绩。包拯认为，反而是那些善于迎合的人会在评价中得到肯定，而那些只埋头于工作的人，反而在按察中受到干扰。所以说反对声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在这些反对声中，刚开始范仲淹还是表现出一种很坚持的态度。范仲淹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做官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为什么说公罪不可无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真要做一个好官不可能只在原来政策制度的框架内去工作，而很多事情一定会冲击到原来的制度框架。对于制度框架的冲击或是调整改进，或是对于长官的冒犯，这在当时都可能被归为公罪的范围里面。而范仲淹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官员，公罪肯定是免不了的。在宋代，什么是公罪？“有过失，无私取”乃叫“公罪”。范尧夫是范仲淹的儿子，后来也做过宰相，他也说过一句话：“公事要胆大，私事要胆小。”
尽管范仲淹个人有这样的坚持，但是宋仁宗最后动摇了，当时的体制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这个变法是做不下去的。范仲淹后来也看出来了，所以就上奏皇上说，西北军备要去慰劳，他愿意代表中央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去了，结果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而“庆历新政”也就此终结了。
[星星]王安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眼界也比较高远。新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王安石在那里一力推行着，就是尽他的全力在推行着新法。当然，新法只靠王安石也不行，它需要地方上各层官员的身体力行。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有很多元老重臣都不支持新法，所以要换上很多年轻的人，那这些年轻的人要上到这些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上，而原来的关键岗位上是一些元老重臣，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些人替换下来呢？
王安石动用了宋代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做法，一些用过的制度。关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即把人们分成新法派、旧法派、反对新法的守旧派。作为“新法派”，王安石在主政的过程中，虽然对于反对新法的派别，在言辞上是非常严苛的，而且是毫不退让的，但是他在组织手段上没有整肃过自己的对手，没有真正打击过或是整饬过那些人。
[星星] 司马光手书给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文章写得好，道德情操也高尚，这些地方都比我们强得多，但就是“性不晓事”，人家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觉得王安石的失败就在这儿。他说现在我们刚要改变他的那套做法，不幸他正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幸亏他这个时候去世了，我们就可以改了，而司马光的心境是比较磊落的，他希望王安石还在世，我改的这一套要和你的那一套比一比，但是不幸这个时候王安石去世了。
于是司马光跟吕公著说，我认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应该给王安石最高的肯定，虽然我们现在是把他的那一套推翻了，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要给他最高的肯定，“以振起浮薄之风”。“浮薄之风”是什么？王安石在台上时，通通都跟着他跑，都说他那一套是对的，现在我们上台了，这些人都通通转过来，都说我们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浮薄之风，没有原则。他说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并说你不用给我回信，你要到皇帝面前去主张这个事情，“全仗晦叔”，“晦叔”就是吕公著。他嘱咐吕公著，在王安石去世的时候，要在朝廷里给王安石争取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待遇，“以振起浮薄之风”。
想听讲座的搜：邓小南+王安石和他的时代，浅显又隽永，非常值得一字不漏反复听。
[星星]对宋代的评价
严复： 古人喜欢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因为前四史文字漂亮，但假如我们不只是重视文字，而是去研究人心的变化、研究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站在他上个世纪的立场上回头去看当时中国的面貌，承载着非常清晰的宋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烙印。
陈寅恪先生曾经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早宋。
钱穆先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古今社会都是有变化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宋代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的中国，宋代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后代的中国，后代的中国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而是走向近代中国。
[星星] 西方学者没有民族情结，他们看待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看哪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大。而宋代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成果、制度成果能够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这个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星星] 沈括是当时有名的科学家，也是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人物，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匡胤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回答，而皇帝又不停地催问，赵普就说：“道理最大。”他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实在的东西是最大的，但据说宋太祖却非常称赞这句话。所以后来宋代很多臣子在和皇帝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或是彼此争论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句“道理最大”。
[星星]南宋有一些记载，说宋太祖时期曾经有个约定，这个约定藏在太庙里面。约定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的官员”。那么宋代皇帝是否杀过大臣呢？根据统计实际上是杀过的，但杀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罪名，就是贪污罪，而没有因为言事杀过官员。这种说法在宋代被认为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所以也被称之为“祖宗之法”。宋代对“祖宗之法”是非常崇尚的，因为“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当作治国的原则，而“祖宗之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防范弊端”。正因为宋代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开明的，气氛也比较宽松，所以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官员都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尚气节，羞势利”，而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强烈的肯定。
[星星]当时包括像包拯这样的人物也反对派按察使。为什么呢？他认为地方上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而按察使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按察使还没来就要派人去迎接，迎接以后又尽量想让按察使看到他们在地方上所做出来的政绩。包拯认为，反而是那些善于迎合的人会在评价中得到肯定，而那些只埋头于工作的人，反而在按察中受到干扰。所以说反对声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在这些反对声中，刚开始范仲淹还是表现出一种很坚持的态度。范仲淹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做官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为什么说公罪不可无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真要做一个好官不可能只在原来政策制度的框架内去工作，而很多事情一定会冲击到原来的制度框架。对于制度框架的冲击或是调整改进，或是对于长官的冒犯，这在当时都可能被归为公罪的范围里面。而范仲淹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官员，公罪肯定是免不了的。在宋代，什么是公罪？“有过失，无私取”乃叫“公罪”。范尧夫是范仲淹的儿子，后来也做过宰相，他也说过一句话：“公事要胆大，私事要胆小。”
尽管范仲淹个人有这样的坚持，但是宋仁宗最后动摇了，当时的体制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这个变法是做不下去的。范仲淹后来也看出来了，所以就上奏皇上说，西北军备要去慰劳，他愿意代表中央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去了，结果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而“庆历新政”也就此终结了。
[星星]王安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眼界也比较高远。新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王安石在那里一力推行着，就是尽他的全力在推行着新法。当然，新法只靠王安石也不行，它需要地方上各层官员的身体力行。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有很多元老重臣都不支持新法，所以要换上很多年轻的人，那这些年轻的人要上到这些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上，而原来的关键岗位上是一些元老重臣，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些人替换下来呢？
王安石动用了宋代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做法，一些用过的制度。关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即把人们分成新法派、旧法派、反对新法的守旧派。作为“新法派”，王安石在主政的过程中，虽然对于反对新法的派别，在言辞上是非常严苛的，而且是毫不退让的，但是他在组织手段上没有整肃过自己的对手，没有真正打击过或是整饬过那些人。
[星星] 司马光手书给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文章写得好，道德情操也高尚，这些地方都比我们强得多，但就是“性不晓事”，人家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觉得王安石的失败就在这儿。他说现在我们刚要改变他的那套做法，不幸他正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幸亏他这个时候去世了，我们就可以改了，而司马光的心境是比较磊落的，他希望王安石还在世，我改的这一套要和你的那一套比一比，但是不幸这个时候王安石去世了。
于是司马光跟吕公著说，我认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应该给王安石最高的肯定，虽然我们现在是把他的那一套推翻了，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要给他最高的肯定，“以振起浮薄之风”。“浮薄之风”是什么？王安石在台上时，通通都跟着他跑，都说他那一套是对的，现在我们上台了，这些人都通通转过来，都说我们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浮薄之风，没有原则。他说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并说你不用给我回信，你要到皇帝面前去主张这个事情，“全仗晦叔”，“晦叔”就是吕公著。他嘱咐吕公著，在王安石去世的时候，要在朝廷里给王安石争取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待遇，“以振起浮薄之风”。
想听讲座的搜：邓小南+王安石和他的时代，浅显又隽永，非常值得一字不漏反复听。
《车夫》-11
文/介玮
第一天正式上课就迟到了，我没好意思从前门进教室而是走了后门，贼一样悄悄溜进去的，悄无声息地坐在中间一行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子上。坐好，我把应带的书塞进课桌抽屉里，然后转过头来冲坐我身边的男同学微笑着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男同学见我冲他点头微笑也回之以礼，接着，我俩压低嗓门贼一样低声做了相互介绍。
他文绉绉地问我:“同学，请问你贵姓？”
我他……，我真想骂人。老实讲，我对这种文雅的非口语的问话方式很不适应，但转念一想现在我不是和海波在一起，我是在电大的教室里与一群和我一样的伪知识分子们在一起。于是我拿腔拿调文质彬彬地回答道:“免贵姓刘，单名一个玮字。不是单人旁的伟大的伟，是王字旁的玮”。
“我姓黄名江”。
“新疆的疆？”
“不是，是长江的江。我的老家在长江边上，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
“四川人？”
“不，湖北人”
“你父母给你起名可真够离谱的，他们思念故乡有你什么事儿？”
黄江腼腆地笑了笑，自嘲道:“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思维方式是有些与众不同。你老家哪里人？”
“陕西，陕西西安”。我说。
“西安好地方啊！八百里秦川，六朝古都，人杰地灵……”
没等黄江说完我打断了他夸赞西安的漂亮话假装反对说:“好什么好，埋死人的地方”。其实，我心里都美翻了过去，谁不爱听别人夸赞自己故乡的漂亮话呢？
黄江一下懵了，问道:“埋死人，这话怎么讲？”
“你不知道？”我表示怀疑地问黄江。
“不知道”。黄江肯定地回答。
“江南出才子，陕西埋皇帝。这话你听说过吧？”
黄江点点头笑道: “这话我听说过。陕西帝王陵寝的确是全国之最，还真是埋了不少死人，据说有七十多座陵寝”。
“这我不太清楚”。
我和黄江暄得挺投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都认为与对方颇有缘分，便相互问了对方的工作单位出生日期等等。
黄江说:“刘玮，你比我大两个月，以后我就叫你玮哥，你就叫我江江吧”。
我说:“好，以后我就叫你江江，你叫我玮哥”。说完突然一想不妥，赶紧纠正说，“以后你还是叫我刘玮好一些”。
“不行，我就叫你玮哥”。黄江固执地说。
我他……，我又想打人了，真想拿个什么东西在黄江这家伙的脑袋上砸一下，让你再叫我玮哥。
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大声喋喋不休，我和黄江在下面小声喋喋不休，结果老师讲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好在说是今天正式上课实际上课本上的东西一点都没讲，和黄江喋喋不休的空隙我听了几耳朵老师的讲话，全是题外话，没有一句讲的是课本上的东西。我也注意到全班同学注意听讲的没几个人，全都在那儿蝇声细语没完没了地瞎嘀咕，也不知道都在瞎嘀咕些啥。在来电大之前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怎么都像我和黄江一样，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可见，来电大上课除了能满足我们虚荣的上进心，还能扩展我们的交友范围，特别是男女之间那种交往的迫切心更是赤裸裸的。
我还注意到，坐在我这一行第一排的一对男女同学公然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玩起了打情骂俏的游戏，不过他们玩得很隐蔽，老师始终没有发现他们在玩游戏，当然，也可能是老师压根就懒得理他们。他们玩的游戏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玩过，就是那种在课桌中间划一条线，双方约定谁也不许越过此线侵占对方的地盘。记忆中上小学时的我很霸道，喜欢欺负女同学，所以课桌中间划线的约定往往是对女同学而言，并且具有法律般的权威，可对我来说就是一纸空文，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随意越线，女同学就不行，一旦越线立刻会遭到我有力的反击。对于我的越线行为女同学总是无力反击，只有当她举起手来报告老师说我欺负她，我才会在老师的监督下像被关进监狱的囚犯那样遵守约定。坐在第一排的男女同学玩的就是这种游戏，只不过他们玩的时候，男的没有我那种霸道，女的不像我的女同学那样软弱可欺，他们胳膊肘对胳膊肘互相顶着对方，不让对方越线，但女同学终归没有男同学劲大，几番较量过后都是女同学败下阵来，然后我就看着女同学提起粉拳在男同学的胳膊上轻轻地捶捶打打，男同学就那种黄盖一样自愿挨打看着女同学傻乎乎地笑，一个指头都不还一下。女同学打完了以后就往课桌上一趴，胳膊肘又一次越过中线，于是游戏再次开演。我看得明白，游戏在他们之间已经超出了游戏本身的范畴，成了传递他们之间互吐情愫的载体。
男女同学玩游戏引得我也是浮想联翩，望着工企班硕果仅存的几个女生，我脑瓜子里胡乱想着她们中间会不会有和自己幻想中的妻子类同的女生，要是有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喽。
文/介玮
第一天正式上课就迟到了，我没好意思从前门进教室而是走了后门，贼一样悄悄溜进去的，悄无声息地坐在中间一行最后一排的一个空位子上。坐好，我把应带的书塞进课桌抽屉里，然后转过头来冲坐我身边的男同学微笑着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男同学见我冲他点头微笑也回之以礼，接着，我俩压低嗓门贼一样低声做了相互介绍。
他文绉绉地问我:“同学，请问你贵姓？”
我他……，我真想骂人。老实讲，我对这种文雅的非口语的问话方式很不适应，但转念一想现在我不是和海波在一起，我是在电大的教室里与一群和我一样的伪知识分子们在一起。于是我拿腔拿调文质彬彬地回答道:“免贵姓刘，单名一个玮字。不是单人旁的伟大的伟，是王字旁的玮”。
“我姓黄名江”。
“新疆的疆？”
“不是，是长江的江。我的老家在长江边上，父母给我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
“四川人？”
“不，湖北人”
“你父母给你起名可真够离谱的，他们思念故乡有你什么事儿？”
黄江腼腆地笑了笑，自嘲道:“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湖北人的思维方式是有些与众不同。你老家哪里人？”
“陕西，陕西西安”。我说。
“西安好地方啊！八百里秦川，六朝古都，人杰地灵……”
没等黄江说完我打断了他夸赞西安的漂亮话假装反对说:“好什么好，埋死人的地方”。其实，我心里都美翻了过去，谁不爱听别人夸赞自己故乡的漂亮话呢？
黄江一下懵了，问道:“埋死人，这话怎么讲？”
“你不知道？”我表示怀疑地问黄江。
“不知道”。黄江肯定地回答。
“江南出才子，陕西埋皇帝。这话你听说过吧？”
黄江点点头笑道: “这话我听说过。陕西帝王陵寝的确是全国之最，还真是埋了不少死人，据说有七十多座陵寝”。
“这我不太清楚”。
我和黄江暄得挺投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都认为与对方颇有缘分，便相互问了对方的工作单位出生日期等等。
黄江说:“刘玮，你比我大两个月，以后我就叫你玮哥，你就叫我江江吧”。
我说:“好，以后我就叫你江江，你叫我玮哥”。说完突然一想不妥，赶紧纠正说，“以后你还是叫我刘玮好一些”。
“不行，我就叫你玮哥”。黄江固执地说。
我他……，我又想打人了，真想拿个什么东西在黄江这家伙的脑袋上砸一下，让你再叫我玮哥。
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大声喋喋不休，我和黄江在下面小声喋喋不休，结果老师讲了些什么我全然不知。好在说是今天正式上课实际上课本上的东西一点都没讲，和黄江喋喋不休的空隙我听了几耳朵老师的讲话，全是题外话，没有一句讲的是课本上的东西。我也注意到全班同学注意听讲的没几个人，全都在那儿蝇声细语没完没了地瞎嘀咕，也不知道都在瞎嘀咕些啥。在来电大之前大家彼此都不认识，怎么都像我和黄江一样，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可见，来电大上课除了能满足我们虚荣的上进心，还能扩展我们的交友范围，特别是男女之间那种交往的迫切心更是赤裸裸的。
我还注意到，坐在我这一行第一排的一对男女同学公然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玩起了打情骂俏的游戏，不过他们玩得很隐蔽，老师始终没有发现他们在玩游戏，当然，也可能是老师压根就懒得理他们。他们玩的游戏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玩过，就是那种在课桌中间划一条线，双方约定谁也不许越过此线侵占对方的地盘。记忆中上小学时的我很霸道，喜欢欺负女同学，所以课桌中间划线的约定往往是对女同学而言，并且具有法律般的权威，可对我来说就是一纸空文，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随意越线，女同学就不行，一旦越线立刻会遭到我有力的反击。对于我的越线行为女同学总是无力反击，只有当她举起手来报告老师说我欺负她，我才会在老师的监督下像被关进监狱的囚犯那样遵守约定。坐在第一排的男女同学玩的就是这种游戏，只不过他们玩的时候，男的没有我那种霸道，女的不像我的女同学那样软弱可欺，他们胳膊肘对胳膊肘互相顶着对方，不让对方越线，但女同学终归没有男同学劲大，几番较量过后都是女同学败下阵来，然后我就看着女同学提起粉拳在男同学的胳膊上轻轻地捶捶打打，男同学就那种黄盖一样自愿挨打看着女同学傻乎乎地笑，一个指头都不还一下。女同学打完了以后就往课桌上一趴，胳膊肘又一次越过中线，于是游戏再次开演。我看得明白，游戏在他们之间已经超出了游戏本身的范畴，成了传递他们之间互吐情愫的载体。
男女同学玩游戏引得我也是浮想联翩，望着工企班硕果仅存的几个女生，我脑瓜子里胡乱想着她们中间会不会有和自己幻想中的妻子类同的女生，要是有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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