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恒山：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编者按：2021年12月03日，由中国新闻周刊、广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度活力城市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广州召开。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并通过视频作了《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的主旨发言。现将发言全文刊发如后。
我曾就城市发展、建设谈过许多观点，根据论坛的建议，今天重点谈谈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问题。我想给大家提供的观点是：只有活力城市才能在区域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引擎作用；活力城市发挥区域发展的引擎作用能够进一步增强自身活力；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需要把握一些关键环节。
城市是优质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是国家或一定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其体量庞大、功能显要、影响宽广，从逻辑上说，城市是推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核心动能。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在推动区域发展中应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
但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城市能否发挥引擎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也取决于管理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引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少城市产业基础薄弱、历史负担沉重、社会矛盾突出、刚性需求众多，往往显得自顾不暇、力不从心。这样，建设活力城市的重要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提升城市活力，构建活力城市是近些年提出来的新概念。但一点是肯定的，活力城市一定是充满活力的，而活力城市也一定能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对区域发展起到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
如何将城市打造为活力城市，不是我今天论述的主要内容。概括的说，打造活力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应当是优雅精致的城市格局、公正包容的社会治理、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特色厚实的产业结构、根深基广的大众经济、健康向上的市民精神、赏心悦目的山水园林等的有机统一。但我要指出的是，打造活力城市的途径不只这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区域联动，直接的说，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而这种联动，既是城市对区域发挥引擎作用的过程，又是促进城市增进活力、进一步做实做强的过程。
撇开城市内部的努力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不论，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村要素不断的转化和服务，这包括农村土地的无偿划拨或低偿转让、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市民、大量农副产品提供给城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承担城市最为艰辛的工作，等等，这可以看作是城市与农村的联动。二是其它城市特别是周边城镇的支持与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的意愿并非都是主动自愿的、途径也并非都是合理合规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城市完全封闭运行，抑或城市间形成了恶性竞争，这个城市是很难持续拥有发展活力的，这可以视为城市与城市间的联动。把这两者归併起来，就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
显然，区域联动对推动城市发展、增进城市活力或者说建设活力城市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增进开展城市和区域联动的自觉性，也就是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引擎作用的自觉性。
并不是所有活力城市都具有这种自觉性。我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认识，即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的发展体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城市发展往往只为了城市本身，这是基于城乡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农村体现的更多是虹吸效应；二是各城市发展只为自身考虑，这是基于城市间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城市体现更多是挤兑效应。也就是说，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与区域的联动是薄弱的，城市对区域所发挥的引擎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出于思想上的偏见，一些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很少；而出于认识上的浅见，一些城市无意于对区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认为这样做是亏了自已、好了别人。
所以我们说，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是城市管理者思想上跃上新高度和操作上展现精明睿智一种表现。在具备能力的前提下，发挥引擎作用不仅能带动别人，也能激活自己，并非单方面受益。
那么，如何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或者说，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活力城市引擎作用？除了思想上要清醒明白之外，还要构建必要的基础条件、实行一些有力的举措。概括的说，是要抓好如下四个关键环节：
第一，要夯实基础。发挥引擎作用，实现辐射、引导或引领的前提是打破区域间的阻隔，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或贯通。要件有三：一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统一规划、平衡标准、一体建设、全面对接。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应统筹推进新老基础设施建设，切不能在老基础设已呈“好差”分割的状态下进一步形成“新老”分割。二是实现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以公正、规范、开放、诚信为核心要求推进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不搞地区封锁、要素阻隔和各自为政。要素流动起来，发展空间即市场空间就打开了，经济效率也就提高了。三是实现资源要素的同权同利。不仅要实现自由流动，而且应统一规则，不区别对待，做到机会均等、权利平等。
第二，要优化分工。城市要保持发展活力，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要件外，还有两个重要支撑：一是要不断增加发展空间，二是要不断补充适宜的生产要素，而这只能在合理的地区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如果城市功能繁杂，面面俱到，不仅会形成内部的臃肿低效，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城市病，而且因高度同构招致激烈的外部竞争，给要素进入和空间拓展形成阻碍，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应当明白，“让开两厢”才能“占领大道”，所以应当以优化产业分工为重点优化活力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分工。对城市来说，这其实就是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特别是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产业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产业竞争直接来自于产业同构。合理分工不仅能减少竞争，还能集中力量做强优势产业，通过分工形成链环紧密衔接、功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和互惠格局。这样，不仅活力城市因特色发展而提升了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使其它许多地方成为了活力城市的卫星城、配套基地和辅助园区。而通过城市功能分解特别是由此带来了产业的转移，不仅为相关城市腾笼换鸟、提升产业层次创造了条件，也藉此带动了人口的分流和其它城市负荷的削减，因而有效地遏制“城市病”的蔓延，增加城市运行的活力，也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引擎作用。这类似于献血的道理，不仅救援了别人，也激活了自己。
谈到这里，我对城市的产业发展从而优化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分工还再强调几句：要认识到，任何城市哪怕是所谓活力城市，其资源要素都是有限的，何况在当前城市间存在争夺资源要素的环境之下。所以，产业发展应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立足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总体上说，要与自身的基础、能力和潜力相匹配，不可贪多求广，也不可一味追新求高。
第三，要搭建平台。各类功能平台不仅能够承载优质资源要素和新兴产业，还能施行成熟的国际管理规制和全球先进标准，既是拓展城市发展能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发挥城市对区域发展引擎作用的坚实载体。因此，活力城市要主动走出去，与周边区域共建产业园区和其它类型的合作平台，并创新机制，实现利益合理分享。
第四，要强化帮扶。除了依托产业分工、平台搭建等互利互惠的途径发挥引擎作用外，活力城市作为处于发展高位、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一方，还应通过加强对口帮扶引领周边区域发展。这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品味，也是一种责任。基于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城乡关系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反哺；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考量，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区域协调发展则能够为活力城市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这种做法其实是对未来市场的一种主动的培育。这可说是一种未雨绸缪，也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作者简介：范恒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老凤清声 2021-12-22）
编者按：2021年12月03日，由中国新闻周刊、广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1年度活力城市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广州召开。著名经济学家范恒山教授受邀出席会议并通过视频作了《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的主旨发言。现将发言全文刊发如后。
我曾就城市发展、建设谈过许多观点，根据论坛的建议，今天重点谈谈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问题。我想给大家提供的观点是：只有活力城市才能在区域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引擎作用；活力城市发挥区域发展的引擎作用能够进一步增强自身活力；强化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需要把握一些关键环节。
城市是优质资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是国家或一定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其体量庞大、功能显要、影响宽广，从逻辑上说，城市是推动国家和区域发展的主体力量和核心动能。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在推动区域发展中应当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
但在实际生活中，各个城市能否发挥引擎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能力，也取决于管理者的思想认识水平，并且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问题。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引导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少城市产业基础薄弱、历史负担沉重、社会矛盾突出、刚性需求众多，往往显得自顾不暇、力不从心。这样，建设活力城市的重要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过去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提升城市活力，构建活力城市是近些年提出来的新概念。但一点是肯定的，活力城市一定是充满活力的，而活力城市也一定能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对区域发展起到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
如何将城市打造为活力城市，不是我今天论述的主要内容。概括的说，打造活力城市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应当是优雅精致的城市格局、公正包容的社会治理、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特色厚实的产业结构、根深基广的大众经济、健康向上的市民精神、赏心悦目的山水园林等的有机统一。但我要指出的是，打造活力城市的途径不只这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区域联动，直接的说，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而这种联动，既是城市对区域发挥引擎作用的过程，又是促进城市增进活力、进一步做实做强的过程。
撇开城市内部的努力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不论，城市发展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村要素不断的转化和服务，这包括农村土地的无偿划拨或低偿转让、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市民、大量农副产品提供给城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承担城市最为艰辛的工作，等等，这可以看作是城市与农村的联动。二是其它城市特别是周边城镇的支持与帮助。这种支持和帮助的意愿并非都是主动自愿的、途径也并非都是合理合规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城市完全封闭运行，抑或城市间形成了恶性竞争，这个城市是很难持续拥有发展活力的，这可以视为城市与城市间的联动。把这两者归併起来，就是城市与区域的联动。
显然，区域联动对推动城市发展、增进城市活力或者说建设活力城市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增进开展城市和区域联动的自觉性，也就是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发挥引擎作用的自觉性。
并不是所有活力城市都具有这种自觉性。我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认识，即在过去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的发展体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城市发展往往只为了城市本身，这是基于城乡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农村体现的更多是虹吸效应；二是各城市发展只为自身考虑，这是基于城市间关系而言的。在这种情形下，城市对城市体现更多是挤兑效应。也就是说，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城市与区域的联动是薄弱的，城市对区域所发挥的引擎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出于思想上的偏见，一些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很少；而出于认识上的浅见，一些城市无意于对区域发挥辐射引领作用，认为这样做是亏了自已、好了别人。
所以我们说，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是城市管理者思想上跃上新高度和操作上展现精明睿智一种表现。在具备能力的前提下，发挥引擎作用不仅能带动别人，也能激活自己，并非单方面受益。
那么，如何增强活力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或者说，怎样才能充分发挥活力城市引擎作用？除了思想上要清醒明白之外，还要构建必要的基础条件、实行一些有力的举措。概括的说，是要抓好如下四个关键环节：
第一，要夯实基础。发挥引擎作用，实现辐射、引导或引领的前提是打破区域间的阻隔，实现全方位的开放或贯通。要件有三：一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要统一规划、平衡标准、一体建设、全面对接。在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应统筹推进新老基础设施建设，切不能在老基础设已呈“好差”分割的状态下进一步形成“新老”分割。二是实现市场体系的对标对接。以公正、规范、开放、诚信为核心要求推进统一的市场体系建设，不搞地区封锁、要素阻隔和各自为政。要素流动起来，发展空间即市场空间就打开了，经济效率也就提高了。三是实现资源要素的同权同利。不仅要实现自由流动，而且应统一规则，不区别对待，做到机会均等、权利平等。
第二，要优化分工。城市要保持发展活力，除前面提到的一些要件外，还有两个重要支撑：一是要不断增加发展空间，二是要不断补充适宜的生产要素，而这只能在合理的地区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如果城市功能繁杂，面面俱到，不仅会形成内部的臃肿低效，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城市病，而且因高度同构招致激烈的外部竞争，给要素进入和空间拓展形成阻碍，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应当明白，“让开两厢”才能“占领大道”，所以应当以优化产业分工为重点优化活力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分工。对城市来说，这其实就是要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特别是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产业发展直接等同于经济发展，而产业竞争直接来自于产业同构。合理分工不仅能减少竞争，还能集中力量做强优势产业，通过分工形成链环紧密衔接、功能协同支撑的有机整体和互惠格局。这样，不仅活力城市因特色发展而提升了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还使其它许多地方成为了活力城市的卫星城、配套基地和辅助园区。而通过城市功能分解特别是由此带来了产业的转移，不仅为相关城市腾笼换鸟、提升产业层次创造了条件，也藉此带动了人口的分流和其它城市负荷的削减，因而有效地遏制“城市病”的蔓延，增加城市运行的活力，也实实在在地发挥了引擎作用。这类似于献血的道理，不仅救援了别人，也激活了自己。
谈到这里，我对城市的产业发展从而优化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分工还再强调几句：要认识到，任何城市哪怕是所谓活力城市，其资源要素都是有限的，何况在当前城市间存在争夺资源要素的环境之下。所以，产业发展应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并立足于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总体上说，要与自身的基础、能力和潜力相匹配，不可贪多求广，也不可一味追新求高。
第三，要搭建平台。各类功能平台不仅能够承载优质资源要素和新兴产业，还能施行成熟的国际管理规制和全球先进标准，既是拓展城市发展能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发挥城市对区域发展引擎作用的坚实载体。因此，活力城市要主动走出去，与周边区域共建产业园区和其它类型的合作平台，并创新机制，实现利益合理分享。
第四，要强化帮扶。除了依托产业分工、平台搭建等互利互惠的途径发挥引擎作用外，活力城市作为处于发展高位、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一方，还应通过加强对口帮扶引领周边区域发展。这是一种风格，是一种品味，也是一种责任。基于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城乡关系而言，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反哺；但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考量，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而区域协调发展则能够为活力城市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这种做法其实是对未来市场的一种主动的培育。这可说是一种未雨绸缪，也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作者简介：范恒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
（来源：老凤清声 2021-12-22）
孙思邈的灵丹妙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
孙思邈是陕西耀县孙家塬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学家和药学家，相传他活到141岁时才仙游。
孙思邈经历了三个朝代，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后周朝的宣帝、静帝请他出仕，之后的隋文帝也请他做国子博士，他都推辞了。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再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现，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
到唐太宗即位，下诏延请孙思邈。太宗见他仙风道骨，容颜甚少，感叹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令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太宗要授他爵位，他坚决推辞不受，只愿修身养道，济助苍生。
孙思邈一生修德为本，救济苍生，他在《千金要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 ，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说：如果人的道德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这才是生命的真谛。
乱世行医 义诊换参
在隋朝末年，天下纷乱，但是孙思邈仍然四处行医。
有一天，孙思邈行医到江西九江地界，不料发生意外，被一伙占山为王的强盗误以为是“探子”，孙思邈当时年已七十，却显得年轻，被当成探子，绑架到山寨。
有人对山大王说，这是个探子，孙思邈对山大王说：我不是探子，是医生，已七十岁了，怎么会是探子呢？绿林好汉们觉得诧异，他看上去才三、四十岁，“你难道是神仙？”
山大王一看果真是医生，就要把他留下来，给山上的众老少看病。
山大王本来对于医者并不在意，“本大王如此壮实，怎有那许多毛病？”然而孙思邈说：“您是否常有胸腹发胀，便干燥，尿频细绵，失眠多睡，早起口苦，牙龈出血……”听完之后，山大王大为吃惊，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家。
一位与山大王结拜为兄弟的人，患重症，但缺一味关键的药材人参，山寨没有，要下山采购。孙思邈向山大王说明之后，山大王；“抢，去抢来。”孙思邈忙道，此法“不妥”，治病救人岂可行不仁之事？而山寨并没有足够的银两去购买昂贵的人参，孙思邈说，倘允许下山，他可顺利解决。
山大王担心他一去不返，便让一个人跟随，限期为六日。孙思邈说，治病救人，誓言返寨。
到了山下一个有人参的药店，孙思邈提出坐堂三天，报酬是三两人参，刚好够用。店主叫一个伙计，测试他的医术，孙思邈诊得此人胃寒腹满，已有三年，掌柜一看了得，便提出条件，坐堂八天，否则换不来人参。孙思邈想着六天的约定，于是提出附加条件，可在六日内赶工赶点，一天干两天活儿，并许诺日后得空，可再上门，君子之言，驷马难追。
坐堂之后，一天比一天人多。三天过去，孙思邈接诊人数，竟超过该药店开张半年的总和。患者接踵而至，店关得很晚，孙思邈疲劳之至，但都坚持下来。掌柜收到的钱多到用麻袋装。
六天之后，终于置齐三两人参。当他回山寨时，已经知道情况的山大王颇为感激，还要给予奖赏。山寨的人服药之后，病情立即好转。孙思邈接受了山大王好意，却谢绝奖赏，只提了一个要求，下山寻访原九江太守。山大王被孙思邈一言九鼎的医德所打动，痛快地应允。
在隋朝末年，昏君杨广当道，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思邈心如止水，救死扶伤，在任何环境下，都一颗纯善之心待人，并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令见到他的人都为其至善所打动，所谓“医者仁心、人命至重”，在这乱世之中，正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
古人在形容什么是高尚的境界时，用了一句话“尽善尽美矣”，就是说，为了把一件事做到完美，而不惜任何代价，尽心、尽意、尽力，达到了忘我的程度，那真是令任何人都会赞叹的美德啊！
以德养性、以德养身
孙思邈曾经在中原焦作一带行医，长达二十余年。
他在小山村一户人家住下，在门口置一张小案几，坐于其后，对面为患者座位，两人正面相向，尽可能缩短距离。
孙思邈对于患者，只收取微薄的药费，刚够成本。遇上家贫者，则分文不取，故实际相当于义诊。
孙思邈，不仅坚持对患者少收费或不收费，还反对医者在病人面前笑语喧哗，自顾其乐。孙思邈这样写道：“（病家）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孙思邈在乡村行医的名声日显，上门求诊者越来越多。为了不让患者跑得太远，采取“巡回诊疗”方式，即在一处住上段时间，再移住他处，尽可能广泛兼顾。
他提出“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还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他以德修身，以身作则，并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立在住所路旁，让人自己照方治疗，不取分文。
孙思邈以德养性、以德养身，演绎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中“敬畏天道，以德为本”的深刻内涵，成为后人了解华夏道德传统的楷模与佳话。
（部份资料引用自《大医精诚——孙思邈传》一书）
孙思邈是陕西耀县孙家塬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医学家和药学家，相传他活到141岁时才仙游。
孙思邈经历了三个朝代，淡泊名利，不慕仕途。后周朝的宣帝、静帝请他出仕，之后的隋文帝也请他做国子博士，他都推辞了。他常常对亲近的人说：“再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现，那时候，我才能帮他救济世人。”
到唐太宗即位，下诏延请孙思邈。太宗见他仙风道骨，容颜甚少，感叹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令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太宗要授他爵位，他坚决推辞不受，只愿修身养道，济助苍生。
孙思邈一生修德为本，救济苍生，他在《千金要方》中写道：“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 ，未能延年”。“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寿而自延。”意思是说：如果人的道德不好，就是吃仙丹妙药，也不能延年益寿。如果道德高尚完美，不用祈祷，就多福多寿，这才是生命的真谛。
乱世行医 义诊换参
在隋朝末年，天下纷乱，但是孙思邈仍然四处行医。
有一天，孙思邈行医到江西九江地界，不料发生意外，被一伙占山为王的强盗误以为是“探子”，孙思邈当时年已七十，却显得年轻，被当成探子，绑架到山寨。
有人对山大王说，这是个探子，孙思邈对山大王说：我不是探子，是医生，已七十岁了，怎么会是探子呢？绿林好汉们觉得诧异，他看上去才三、四十岁，“你难道是神仙？”
山大王一看果真是医生，就要把他留下来，给山上的众老少看病。
山大王本来对于医者并不在意，“本大王如此壮实，怎有那许多毛病？”然而孙思邈说：“您是否常有胸腹发胀，便干燥，尿频细绵，失眠多睡，早起口苦，牙龈出血……”听完之后，山大王大为吃惊，明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家。
一位与山大王结拜为兄弟的人，患重症，但缺一味关键的药材人参，山寨没有，要下山采购。孙思邈向山大王说明之后，山大王；“抢，去抢来。”孙思邈忙道，此法“不妥”，治病救人岂可行不仁之事？而山寨并没有足够的银两去购买昂贵的人参，孙思邈说，倘允许下山，他可顺利解决。
山大王担心他一去不返，便让一个人跟随，限期为六日。孙思邈说，治病救人，誓言返寨。
到了山下一个有人参的药店，孙思邈提出坐堂三天，报酬是三两人参，刚好够用。店主叫一个伙计，测试他的医术，孙思邈诊得此人胃寒腹满，已有三年，掌柜一看了得，便提出条件，坐堂八天，否则换不来人参。孙思邈想着六天的约定，于是提出附加条件，可在六日内赶工赶点，一天干两天活儿，并许诺日后得空，可再上门，君子之言，驷马难追。
坐堂之后，一天比一天人多。三天过去，孙思邈接诊人数，竟超过该药店开张半年的总和。患者接踵而至，店关得很晚，孙思邈疲劳之至，但都坚持下来。掌柜收到的钱多到用麻袋装。
六天之后，终于置齐三两人参。当他回山寨时，已经知道情况的山大王颇为感激，还要给予奖赏。山寨的人服药之后，病情立即好转。孙思邈接受了山大王好意，却谢绝奖赏，只提了一个要求，下山寻访原九江太守。山大王被孙思邈一言九鼎的医德所打动，痛快地应允。
在隋朝末年，昏君杨广当道，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思邈心如止水，救死扶伤，在任何环境下，都一颗纯善之心待人，并没有贫富贵贱的分别，令见到他的人都为其至善所打动，所谓“医者仁心、人命至重”，在这乱世之中，正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体现。
古人在形容什么是高尚的境界时，用了一句话“尽善尽美矣”，就是说，为了把一件事做到完美，而不惜任何代价，尽心、尽意、尽力，达到了忘我的程度，那真是令任何人都会赞叹的美德啊！
以德养性、以德养身
孙思邈曾经在中原焦作一带行医，长达二十余年。
他在小山村一户人家住下，在门口置一张小案几，坐于其后，对面为患者座位，两人正面相向，尽可能缩短距离。
孙思邈对于患者，只收取微薄的药费，刚够成本。遇上家贫者，则分文不取，故实际相当于义诊。
孙思邈，不仅坚持对患者少收费或不收费，还反对医者在病人面前笑语喧哗，自顾其乐。孙思邈这样写道：“（病家）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孙思邈在乡村行医的名声日显，上门求诊者越来越多。为了不让患者跑得太远，采取“巡回诊疗”方式，即在一处住上段时间，再移住他处，尽可能广泛兼顾。
他提出“大医精诚”：“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他还写道：“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因此把自己的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字。他以德修身，以身作则，并将常见的疾病药方，刻在石碑上，立在住所路旁，让人自己照方治疗，不取分文。
孙思邈以德养性、以德养身，演绎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明中“敬畏天道，以德为本”的深刻内涵，成为后人了解华夏道德传统的楷模与佳话。
（部份资料引用自《大医精诚——孙思邈传》一书）
关尹子：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善吾死！
01
关尹子曰：“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终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圣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关尹子说：“道呀，终究是难以得到的，可得到的名为德，还不叫道。道终究难以实行，可以实现的叫做行而不叫道。圣人用可以得到的或可以实行的事物来善待自己的生，以不可得到的或不可实行的事物来正确对待自己的死。”
关尹子指出道不可得。这是因为道体虚空，虽无处不在却又不为任何人事物所拥有。他又指出可得到的叫做德，可实行的叫做行。德行是可得可行、自利利他的素质和行为。《易·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天地赋予形体让我承受，赋予生命让我劳动，赋予衰老让我安逸，赋予死亡让我安息。所以既要把“我活着”看作是乐事，也应把“我死去”看作是乐事。故而，庄子认为人们只要在活着的时候，养生全生，实现自我价值，那么当死亡降临的时候，就能够坦然面对。只要顺应自然，人们就能把生死都看开。
死，对道家来说，是可以没有忧虑、没有恐惧的。我们对死者表示哀悼的用语“安息”，也是从庄子来的。他说，“息我以死”，即终于可以把一切都放下，安安静静地休息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姑且顺应自然的变化活到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犹疑什么呢？
02
中华道家文化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何其超脱和达观！庄子早就认识到生死观这个人生的终极问题，而且不同于一般人喜悦生而厌恶死，他站在大道的角度提出了生死观的两个著名观点。
第一个是生与死齐同一体。“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庄子以人体作比喻，借秦失之口来解释生死的关系。“无”，是人最早的存在状态，所以庄子说“无”是存在之“首”。但是这个非存在是整个存在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生”，是这个存在的脊梁；“死”，是这个存在的屁股。离开了头和屁股，脊梁是不能独存的。从无到生，从生到死，可见生与死本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
第二个是生与死循环相继。“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人之生，也就伴随着死，一个生命的消失，就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宇宙间只是一气，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但聚与散只是现象，气的本体并无聚散，一直都是生命的本原。
从大道转化来看，人和万物都是天地委形、阴阳化生，是无穷的转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而已，而人死之后就会化生为另一种形态。究竟转变成什么，取决于大道的造化。人的死，正是其他形态事物的诞生。生死相互依存，如首尾之两端。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没有新生，生与死之间只是一段自然而然的旅程。
03
道家文化重“生”。老庄生活在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天灾人祸、饥荒杀戮导致生命大量消亡，这让珍视生命价值的道家怎能不研究如何“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故而道家提出了以养神为主的养生法则。
老庄的这些养生思想被后期道家以及东汉末年兴起的道教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以及道医的兴起。其中很多是极有价值的，如葛洪、陶弘景等人的医学贡献。
但是，对“生”的珍视并没有停止道家对“死”的思考，也并没有让道家贪生怕死。不管是老子为反抗邪恶而发出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的呐喊，还是庄子在面对生死时做出的“死生有命，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的述怀，都表明了道家对死亡坦然无畏的态度。
老子指出“死而不亡者寿”，身虽死而“道”仍存的才是真正的长寿。“道”是“不可得不可行者”。圣人把“道”作为人生终极目标，最后坦然归化大道之中，故能“善吾死”。“可得可行者”即德行，圣人以德行事，自利利他，终生奉行不渝，故能“善吾生”。
道家珍惜生命，主要不是为了以生命换取名利权位，而是因为生命本身即是存在目的。百合花开在山谷，不因为没有任何人看见就不开放，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看见就不凋落，而是因为生命本是如此。
求“道”之士对身外之物不会看得过重，更不会过分痴迷。他们只是在有限的生命之中，尊道贵德，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在在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会尽力做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事情。
梁启超说，人的肉体寿命不过区区数十载，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人的精神则可以永垂不朽。因为他的肉体虽然消失了，而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却会长期影响当代及后代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完全可以做到“死而不亡”。
01
关尹子曰：“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终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圣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关尹子说：“道呀，终究是难以得到的，可得到的名为德，还不叫道。道终究难以实行，可以实现的叫做行而不叫道。圣人用可以得到的或可以实行的事物来善待自己的生，以不可得到的或不可实行的事物来正确对待自己的死。”
关尹子指出道不可得。这是因为道体虚空，虽无处不在却又不为任何人事物所拥有。他又指出可得到的叫做德，可实行的叫做行。德行是可得可行、自利利他的素质和行为。《易·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天地赋予形体让我承受，赋予生命让我劳动，赋予衰老让我安逸，赋予死亡让我安息。所以既要把“我活着”看作是乐事，也应把“我死去”看作是乐事。故而，庄子认为人们只要在活着的时候，养生全生，实现自我价值，那么当死亡降临的时候，就能够坦然面对。只要顺应自然，人们就能把生死都看开。
死，对道家来说，是可以没有忧虑、没有恐惧的。我们对死者表示哀悼的用语“安息”，也是从庄子来的。他说，“息我以死”，即终于可以把一切都放下，安安静静地休息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姑且顺应自然的变化活到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犹疑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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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道家文化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何其超脱和达观！庄子早就认识到生死观这个人生的终极问题，而且不同于一般人喜悦生而厌恶死，他站在大道的角度提出了生死观的两个著名观点。
第一个是生与死齐同一体。“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庄子以人体作比喻，借秦失之口来解释生死的关系。“无”，是人最早的存在状态，所以庄子说“无”是存在之“首”。但是这个非存在是整个存在不可分离的构成部分。“生”，是这个存在的脊梁；“死”，是这个存在的屁股。离开了头和屁股，脊梁是不能独存的。从无到生，从生到死，可见生与死本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阶段。
第二个是生与死循环相继。“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人之生，也就伴随着死，一个生命的消失，就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宇宙间只是一气，气聚则生，气散则死，但聚与散只是现象，气的本体并无聚散，一直都是生命的本原。
从大道转化来看，人和万物都是天地委形、阴阳化生，是无穷的转化过程中的一种形态而已，而人死之后就会化生为另一种形态。究竟转变成什么，取决于大道的造化。人的死，正是其他形态事物的诞生。生死相互依存，如首尾之两端。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也没有新生，生与死之间只是一段自然而然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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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文化重“生”。老庄生活在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天灾人祸、饥荒杀戮导致生命大量消亡，这让珍视生命价值的道家怎能不研究如何“保身、全生、养亲、尽年”？故而道家提出了以养神为主的养生法则。
老庄的这些养生思想被后期道家以及东汉末年兴起的道教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以及道医的兴起。其中很多是极有价值的，如葛洪、陶弘景等人的医学贡献。
但是，对“生”的珍视并没有停止道家对“死”的思考，也并没有让道家贪生怕死。不管是老子为反抗邪恶而发出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的呐喊，还是庄子在面对生死时做出的“死生有命，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的述怀，都表明了道家对死亡坦然无畏的态度。
老子指出“死而不亡者寿”，身虽死而“道”仍存的才是真正的长寿。“道”是“不可得不可行者”。圣人把“道”作为人生终极目标，最后坦然归化大道之中，故能“善吾死”。“可得可行者”即德行，圣人以德行事，自利利他，终生奉行不渝，故能“善吾生”。
道家珍惜生命，主要不是为了以生命换取名利权位，而是因为生命本身即是存在目的。百合花开在山谷，不因为没有任何人看见就不开放，也不会因为任何人看见就不凋落，而是因为生命本是如此。
求“道”之士对身外之物不会看得过重，更不会过分痴迷。他们只是在有限的生命之中，尊道贵德，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在在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会尽力做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事情。
梁启超说，人的肉体寿命不过区区数十载，人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人的精神则可以永垂不朽。因为他的肉体虽然消失了，而他的学说、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却会长期影响当代及后代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完全可以做到“死而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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