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陕西安康一位农民，在地里干活时挖出了一个大土块，用头敲击后，发现里面锈迹斑斑的，拿回家清洗后，像是一顶古代头盔，也没多大用处，便丢在鸡窝里用来喂鸡了。
1987年，冬天，时任安康博物馆馆长的李启良，一次在好友家里做客时，无意间看到了好友描摹的几行钢笔字，看着不像象形字也不像篆字，倒像极了古代的钟鼎文。
钟鼎文，因铸刻于钟鼎之上而得名，也叫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字。
李启良心里好奇，这一询问，才知好友描摹的正是一件古青铜器上的铭文，李启良心想这古铜器上刻着这么多字的铭文，一定是件宝贵文物，于是请好友拿出来过过眼。
不料好友一脸为难，称此器物就在安康，只是早已流落到民间了。李启良听了，一脸失望，但还是和同事四处打听，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1988年10月，时隔不到一年，李启良收到了一封省文物局寄来的书信，信的大致内容如下：“安康关庙早阳乡有一位村民上报，称发现了一件带有许多铭文的青铜器，因为上报人地址不详，要求安康博物馆尽快派人去落实。”
李启良看了大喜过望，信中所言的青铜器八成就是自己想要追回的铭文器具了。事不宜迟，他即刻带上21岁的大学生施昌成来到关庙早阳乡政府。
经打听询问，很快便来到了那个上报人的家里，可他却有事出门了，李启良只好向他父亲说明情由，父亲同意让儿子回来就到博物馆见面。
几日后，博物馆来了一位青年农民，自称姓王。李启良起身接待后，从谈话中得知，两年前，村民王老汉在地里干农活时，挖到了一个像是古代头盔的物件，王老汉一看也没多大用处，就丢进鸡窝里，做了喂鸡盆子。
一次，村里来个收破烂的小贩，在王老汉家里收了半斤烂铁，掂完称后，结账时却多给了50元钱，想收走那个“喂鸡盆子”。
原来，汉江一代古物特别多，这小贩长年在各乡里收破烂，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古物，时间久了，眼睛就毒了起来了。
今儿，他一眼瞅见那“喂鸡盆子”虽然脏臭不起眼，但盆底却刻着许多铭文，看来定非凡物，所以他才要多给50元钱，想淘回去看看能否倒腾个好价钱。
王老汉正愁家里缺钱呢，结果刚对小贩说了句“拿去呗！”不料，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小青年，过来请小贩去家里收破烂。
王老汉认得是本村的小王，巧得是，小王似乎也想买下那个“喂鸡盆子”，一下答应给王老汉100元钱。
原来这小王读过几年书，最爱看一些历史类书籍，眼瞅那“喂鸡盆子”造型古风古朴，上面铭文粗拙简约，便认定是个文物，想买来请人鉴定一番。
那小贩见状，也不好强要，又见那个“喂鸡盆子”烂了好几处，心里便打了退堂鼓，于是抽回50元，将剩下的钱给了王老汉，随后砸吧着嘴，一脸不快地离开了。
等小贩走后，小王果真买走了那个“喂鸡盆子”，王老汉乐呵极了，心想，白得了100元钱，这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喽！
后来，小王去镇上找过几位专家鉴定后，确定这个“喂鸡盆子”绝非一般古物，为了确定这件古物的具体年代和真正价值，他又给省文物局写了一封信，告知了此事。
很快，安康博物馆便来人请他过去一趟，而接待他的人正是博物馆馆长李启良，随后二人约定好明天就到小王家里看看东西。
第二天，李启良终于在小王家里看到了心心念的那件古青铜器物。这是一件口沿、底座有些残损的青铜簋（guǐ），内底曾被人用砂纸轻度打磨过，铭文清晰可见。
随后，李启良细心，又反复地为小王讲解了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希望他能够将这件青铜簋上交给安康博物馆保管，最终小王一咬牙，答应将青铜簋无偿上交。
后来经考古专家鉴定：此青铜簋呈圆底，敛口鼓腹，高11.65厘米，口沿外径20.5厘米，如此外型实属平常，但贵在内底铸有的93字铭文，分列10行，每行9字，是迄今为止，汉江地区发现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铭文内容为：“惟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右，伐长必。史密左，率族人、莱伯、僰，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父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大意是说：“西周时期，周天子派陕南名将史密和师俗去征讨东方诸侯，战胜后，抓获俘虏100多人，同时受到周天子的封赏，为了纪念亡父，同时让这份荣耀世代流传下去，史密命人打造了这个青铜簋，并将此事刻于簋的底部。”
后来，历史学教授李学勤根据这篇铭文，将这件青铜簋定名为“史密簋”，而“史密簋”的发现，曾轰动了整个考古圈，甚至国内不少史学家都纷纷为其撰写论文。
如今，“史密簋”在穿越过1300多年的时光隧道后，被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安康博物馆中，继续为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提供着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实物依据，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1987年，冬天，时任安康博物馆馆长的李启良，一次在好友家里做客时，无意间看到了好友描摹的几行钢笔字，看着不像象形字也不像篆字，倒像极了古代的钟鼎文。
钟鼎文，因铸刻于钟鼎之上而得名，也叫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字。
李启良心里好奇，这一询问，才知好友描摹的正是一件古青铜器上的铭文，李启良心想这古铜器上刻着这么多字的铭文，一定是件宝贵文物，于是请好友拿出来过过眼。
不料好友一脸为难，称此器物就在安康，只是早已流落到民间了。李启良听了，一脸失望，但还是和同事四处打听，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1988年10月，时隔不到一年，李启良收到了一封省文物局寄来的书信，信的大致内容如下：“安康关庙早阳乡有一位村民上报，称发现了一件带有许多铭文的青铜器，因为上报人地址不详，要求安康博物馆尽快派人去落实。”
李启良看了大喜过望，信中所言的青铜器八成就是自己想要追回的铭文器具了。事不宜迟，他即刻带上21岁的大学生施昌成来到关庙早阳乡政府。
经打听询问，很快便来到了那个上报人的家里，可他却有事出门了，李启良只好向他父亲说明情由，父亲同意让儿子回来就到博物馆见面。
几日后，博物馆来了一位青年农民，自称姓王。李启良起身接待后，从谈话中得知，两年前，村民王老汉在地里干农活时，挖到了一个像是古代头盔的物件，王老汉一看也没多大用处，就丢进鸡窝里，做了喂鸡盆子。
一次，村里来个收破烂的小贩，在王老汉家里收了半斤烂铁，掂完称后，结账时却多给了50元钱，想收走那个“喂鸡盆子”。
原来，汉江一代古物特别多，这小贩长年在各乡里收破烂，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古物，时间久了，眼睛就毒了起来了。
今儿，他一眼瞅见那“喂鸡盆子”虽然脏臭不起眼，但盆底却刻着许多铭文，看来定非凡物，所以他才要多给50元钱，想淘回去看看能否倒腾个好价钱。
王老汉正愁家里缺钱呢，结果刚对小贩说了句“拿去呗！”不料，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小青年，过来请小贩去家里收破烂。
王老汉认得是本村的小王，巧得是，小王似乎也想买下那个“喂鸡盆子”，一下答应给王老汉100元钱。
原来这小王读过几年书，最爱看一些历史类书籍，眼瞅那“喂鸡盆子”造型古风古朴，上面铭文粗拙简约，便认定是个文物，想买来请人鉴定一番。
那小贩见状，也不好强要，又见那个“喂鸡盆子”烂了好几处，心里便打了退堂鼓，于是抽回50元，将剩下的钱给了王老汉，随后砸吧着嘴，一脸不快地离开了。
等小贩走后，小王果真买走了那个“喂鸡盆子”，王老汉乐呵极了，心想，白得了100元钱，这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喽！
后来，小王去镇上找过几位专家鉴定后，确定这个“喂鸡盆子”绝非一般古物，为了确定这件古物的具体年代和真正价值，他又给省文物局写了一封信，告知了此事。
很快，安康博物馆便来人请他过去一趟，而接待他的人正是博物馆馆长李启良，随后二人约定好明天就到小王家里看看东西。
第二天，李启良终于在小王家里看到了心心念的那件古青铜器物。这是一件口沿、底座有些残损的青铜簋（guǐ），内底曾被人用砂纸轻度打磨过，铭文清晰可见。
随后，李启良细心，又反复地为小王讲解了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希望他能够将这件青铜簋上交给安康博物馆保管，最终小王一咬牙，答应将青铜簋无偿上交。
后来经考古专家鉴定：此青铜簋呈圆底，敛口鼓腹，高11.65厘米，口沿外径20.5厘米，如此外型实属平常，但贵在内底铸有的93字铭文，分列10行，每行9字，是迄今为止，汉江地区发现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铭文内容为：“惟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右，伐长必。史密左，率族人、莱伯、僰，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父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大意是说：“西周时期，周天子派陕南名将史密和师俗去征讨东方诸侯，战胜后，抓获俘虏100多人，同时受到周天子的封赏，为了纪念亡父，同时让这份荣耀世代流传下去，史密命人打造了这个青铜簋，并将此事刻于簋的底部。”
后来，历史学教授李学勤根据这篇铭文，将这件青铜簋定名为“史密簋”，而“史密簋”的发现，曾轰动了整个考古圈，甚至国内不少史学家都纷纷为其撰写论文。
如今，“史密簋”在穿越过1300多年的时光隧道后，被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安康博物馆中，继续为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提供着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实物依据，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1986年，陕西安康一位农民，在地里干活时挖出了一个大土块，用头敲击后，发现里面锈迹斑斑的，拿回家清洗后，像是一顶古代头盔，也没多大用处，便丢在鸡窝里用来喂鸡了。
1987年，冬天，时任安康博物馆馆长的李启良，一次在好友家里做客时，无意间看到了好友描摹的几行钢笔字，看着不像象形字也不像篆字，倒像极了古代的钟鼎文。
钟鼎文，因铸刻于钟鼎之上而得名，也叫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字。
李启良心里好奇，这一询问，才知好友描摹的正是一件古青铜器上的铭文，李启良心想这古铜器上刻着这么多字的铭文，一定是件宝贵文物，于是请好友拿出来过过眼。
不料好友一脸为难，称此器物就在安康，只是早已流落到民间了。李启良听了，一脸失望，但还是和同事四处打听，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1988年10月，时隔不到一年，李启良收到了一封省文物局寄来的书信，信的大致内容如下：“安康关庙早阳乡有一位村民上报，称发现了一件带有许多铭文的青铜器，因为上报人地址不详，要求安康博物馆尽快派人去落实。”
李启良看了大喜过望，信中所言的青铜器八成就是自己想要追回的铭文器具了。事不宜迟，他即刻带上21岁的大学生施昌成来到关庙早阳乡政府。
经打听询问，很快便来到了那个上报人的家里，可他却有事出门了，李启良只好向他父亲说明情由，父亲同意让儿子回来就到博物馆见面。
几日后，博物馆来了一位青年农民，自称姓王。李启良起身接待后，从谈话中得知，两年前，村民王老汉在地里干农活时，挖到了一个像是古代头盔的物件，王老汉一看也没多大用处，就丢进鸡窝里，做了喂鸡盆子。
一次，村里来个收破烂的小贩，在王老汉家里收了半斤烂铁，掂完称后，结账时却多给了50元钱，想收走那个“喂鸡盆子”。
原来，汉江一代古物特别多，这小贩长年在各乡里收破烂，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古物，时间久了，眼睛就毒了起来了。
今儿，他一眼瞅见那“喂鸡盆子”虽然脏臭不起眼，但盆底却刻着许多铭文，看来定非凡物，所以他才要多给50元钱，想淘回去看看能否倒腾个好价钱。
王老汉正愁家里缺钱呢，结果刚对小贩说了句“拿去呗！”不料，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小青年，过来请小贩去家里收破烂。
王老汉认得是本村的小王，巧得是，小王似乎也想买下那个“喂鸡盆子”，一下答应给王老汉100元钱。
原来这小王读过几年书，最爱看一些历史类书籍，眼瞅那“喂鸡盆子”造型古风古朴，上面铭文粗拙简约，便认定是个文物，想买来请人鉴定一番。
那小贩见状，也不好强要，又见那个“喂鸡盆子”烂了好几处，心里便打了退堂鼓，于是抽回50元，将剩下的钱给了王老汉，随后砸吧着嘴，一脸不快地离开了。
等小贩走后，小王果真买走了那个“喂鸡盆子”，王老汉乐呵极了，心想，白得了100元钱，这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喽！
后来，小王去镇上找过几位专家鉴定后，确定这个“喂鸡盆子”绝非一般古物，为了确定这件古物的具体年代和真正价值，他又给省文物局写了一封信，告知了此事。
很快，安康博物馆便来人请他过去一趟，而接待他的人正是博物馆馆长李启良，随后二人约定好明天就到小王家里看看东西。
第二天，李启良终于在小王家里看到了心心念的那件古青铜器物。这是一件口沿、底座有些残损的青铜簋（guǐ），内底曾被人用砂纸轻度打磨过，铭文清晰可见。
随后，李启良细心，又反复地为小王讲解了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希望他能够将这件青铜簋上交给安康博物馆保管，最终小王一咬牙，答应将青铜簋无偿上交。
后来经考古专家鉴定：此青铜簋呈圆底，敛口鼓腹，高11.65厘米，口沿外径20.5厘米，如此外型实属平常，但贵在内底铸有的93字铭文，分列10行，每行9字，是迄今为止，汉江地区发现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铭文内容为：“惟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右，伐长必。史密左，率族人、莱伯、僰，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父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大意是说：“西周时期，周天子派陕南名将史密和师俗去征讨东方诸侯，战胜后，抓获俘虏100多人，同时受到周天子的封赏，为了纪念亡父，同时让这份荣耀世代流传下去，史密命人打造了这个青铜簋，并将此事刻于簋的底部。”
后来，历史学教授李学勤根据这篇铭文，将这件青铜簋定名为“史密簋”，而“史密簋”的发现，曾轰动了整个考古圈，甚至国内不少史学家都纷纷为其撰写论文。
如今，“史密簋”在穿越过1300多年的时光隧道后，被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安康博物馆中，继续为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提供着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实物依据，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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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冬天，时任安康博物馆馆长的李启良，一次在好友家里做客时，无意间看到了好友描摹的几行钢笔字，看着不像象形字也不像篆字，倒像极了古代的钟鼎文。
钟鼎文，因铸刻于钟鼎之上而得名，也叫金文，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字。
李启良心里好奇，这一询问，才知好友描摹的正是一件古青铜器上的铭文，李启良心想这古铜器上刻着这么多字的铭文，一定是件宝贵文物，于是请好友拿出来过过眼。
不料好友一脸为难，称此器物就在安康，只是早已流落到民间了。李启良听了，一脸失望，但还是和同事四处打听，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1988年10月，时隔不到一年，李启良收到了一封省文物局寄来的书信，信的大致内容如下：“安康关庙早阳乡有一位村民上报，称发现了一件带有许多铭文的青铜器，因为上报人地址不详，要求安康博物馆尽快派人去落实。”
李启良看了大喜过望，信中所言的青铜器八成就是自己想要追回的铭文器具了。事不宜迟，他即刻带上21岁的大学生施昌成来到关庙早阳乡政府。
经打听询问，很快便来到了那个上报人的家里，可他却有事出门了，李启良只好向他父亲说明情由，父亲同意让儿子回来就到博物馆见面。
几日后，博物馆来了一位青年农民，自称姓王。李启良起身接待后，从谈话中得知，两年前，村民王老汉在地里干农活时，挖到了一个像是古代头盔的物件，王老汉一看也没多大用处，就丢进鸡窝里，做了喂鸡盆子。
一次，村里来个收破烂的小贩，在王老汉家里收了半斤烂铁，掂完称后，结账时却多给了50元钱，想收走那个“喂鸡盆子”。
原来，汉江一代古物特别多，这小贩长年在各乡里收破烂，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古物，时间久了，眼睛就毒了起来了。
今儿，他一眼瞅见那“喂鸡盆子”虽然脏臭不起眼，但盆底却刻着许多铭文，看来定非凡物，所以他才要多给50元钱，想淘回去看看能否倒腾个好价钱。
王老汉正愁家里缺钱呢，结果刚对小贩说了句“拿去呗！”不料，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小青年，过来请小贩去家里收破烂。
王老汉认得是本村的小王，巧得是，小王似乎也想买下那个“喂鸡盆子”，一下答应给王老汉100元钱。
原来这小王读过几年书，最爱看一些历史类书籍，眼瞅那“喂鸡盆子”造型古风古朴，上面铭文粗拙简约，便认定是个文物，想买来请人鉴定一番。
那小贩见状，也不好强要，又见那个“喂鸡盆子”烂了好几处，心里便打了退堂鼓，于是抽回50元，将剩下的钱给了王老汉，随后砸吧着嘴，一脸不快地离开了。
等小贩走后，小王果真买走了那个“喂鸡盆子”，王老汉乐呵极了，心想，白得了100元钱，这可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喽！
后来，小王去镇上找过几位专家鉴定后，确定这个“喂鸡盆子”绝非一般古物，为了确定这件古物的具体年代和真正价值，他又给省文物局写了一封信，告知了此事。
很快，安康博物馆便来人请他过去一趟，而接待他的人正是博物馆馆长李启良，随后二人约定好明天就到小王家里看看东西。
第二天，李启良终于在小王家里看到了心心念的那件古青铜器物。这是一件口沿、底座有些残损的青铜簋（guǐ），内底曾被人用砂纸轻度打磨过，铭文清晰可见。
随后，李启良细心，又反复地为小王讲解了文物保护相关知识，希望他能够将这件青铜簋上交给安康博物馆保管，最终小王一咬牙，答应将青铜簋无偿上交。
后来经考古专家鉴定：此青铜簋呈圆底，敛口鼓腹，高11.65厘米，口沿外径20.5厘米，如此外型实属平常，但贵在内底铸有的93字铭文，分列10行，每行9字，是迄今为止，汉江地区发现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铭文内容为：“惟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雚，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右，伐长必。史密左，率族人、莱伯、僰，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父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大意是说：“西周时期，周天子派陕南名将史密和师俗去征讨东方诸侯，战胜后，抓获俘虏100多人，同时受到周天子的封赏，为了纪念亡父，同时让这份荣耀世代流传下去，史密命人打造了这个青铜簋，并将此事刻于簋的底部。”
后来，历史学教授李学勤根据这篇铭文，将这件青铜簋定名为“史密簋”，而“史密簋”的发现，曾轰动了整个考古圈，甚至国内不少史学家都纷纷为其撰写论文。
如今，“史密簋”在穿越过1300多年的时光隧道后，被作为“镇馆之宝”，陈列在安康博物馆中，继续为研究西周历史文化提供着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实物依据，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读书#
《战国策》，又称《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书名不详，书中文章作者也不知是谁，成书推断也并非一时。刘向编撰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十二国的“策”论。内容以战国时期，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一些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写人物形象逼真，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有相当影响。
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战国策》，又称《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书名不详，书中文章作者也不知是谁，成书推断也并非一时。刘向编撰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
全书共三十三卷，分十二国的“策”论。内容以战国时期，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的一些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描写人物形象逼真，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对中国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有相当影响。
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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