勉强相爱太假了，被救赎的桥段太烂了
我喜欢看天才被蠢货的眼光逼上绝路，天使在无助里坚守天真走向灭亡
我不想看谪仙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沦于粗茶淡饭，他们的未来终结在最美好的瞬间，痛苦艰难不甘都归于“全文终”
付出爱者同样被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的he结局不会是我的心头好，大团圆结局只会让我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be美学让我觉得我的现状幸福的真实
我喜欢看天才被蠢货的眼光逼上绝路，天使在无助里坚守天真走向灭亡
我不想看谪仙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沦于粗茶淡饭，他们的未来终结在最美好的瞬间，痛苦艰难不甘都归于“全文终”
付出爱者同样被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的he结局不会是我的心头好，大团圆结局只会让我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be美学让我觉得我的现状幸福的真实
江歌案：69万的后面 是躲不过的人性大考
江歌的死，的确有前危后则的警示性。
而案件的最终结局，是很无奈地用法律为道德兜底，这看起来既和暖又悲凉。
69万的赔偿，其实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数字救赎，而这些数字能不能救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冷漠、怯懦、贪婪甚至邪恶？
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有一个答案。
对于刘鑫而言，它或许就真的是一个数字而已。
随着这个数字的消失，她可能之后就心安了，如果她之前尚有歉疚的话。
这其实是人性的扭曲，因此而带来的异常行为总是让人感觉不解，甚至愤懑和无奈。
生活中，有些扭曲和无奈，不止是出于刘鑫们。
如果我们问自己，如果我是刘鑫，我们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在真的遇到生死考量时，我们会怎么做呢？
如果真的被人抛过来这么一个问题，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我不会做刘鑫那样的人。
如果这事不是发生在刘鑫身上，大概，她的回答跟你的一样。
所以，江歌刘鑫案的意义，就是在为人性的自利和道德的沦滑加了一个刹车片。
它能刹住吗？显然不能，但是，哪怕只是起了一点点作用就好。
这是它的现实意义。
可能看到这里，有人会说，这是在替冷漠和罪恶开脱。
很不幸，人性里最卑劣的一面，不是在利益攸关的关键时刻，不是在形势危急的严峻环境里，不是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存亡时候，它会被每个人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而一旦遭遇非常状况，有的人就会挣扎，人性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而这样的人，并不是少数。
其实，关于人性中那些冷漠自私的事例，我们听过的见过的还少吗？而有些事，是即便面对别人生命危难的时候。
我不想再举例老人倒地，到底应该扶不扶这样一个老大难的题了。
这虽然不是生死抉择，但是有多少人却连伸手都不愿意呢？
如果不是很健忘，你应该还记得那个2岁童的小悦悦吧。
她被两次碾压在血泊中，而路过她身旁的18个路人却视若无睹不管不问，甚至连停下脚步都不愿意。
这种情况之后，你会相信这18个路人，以后会在别人生死危境下选择舍身而出吗？
如果你还能颔首肯定，只能说你太良善了。
在7分钟时间内，有18个路人连续路过，而孩子就在血泊中躺着、、、。这样的画面够残忍。
冷漠自私有时真的就如传染病一样，很多人带着病却不愿意承认 。
如果说，扶倒地老人还担心有50%的几率被讹，即便这么牵强的理由能被人勉强接受，那么，面对一个倒在血泊中的2岁孩子，这又是什么理由呢？
况且，即便有50%的概率被讹，在看到老人摔倒有可能不扶起就会死掉的情况下，你是否会想一想，还有50%的概率不被讹上，并因此挽救了一条生命呢？
同样是50%的概率，为什么总是考虑自利的一部分而自然而然地否定另一部分呢？
归根结底，这就是人性卑劣性的表露。
趋利避害自私的属性总是在特殊的环境特别的状态下，被左右思量反复权衡，并最终被选中。
关于这个的选择，新京报《局面》栏目曾问过江歌妈妈：
问：你有没有想过，刘鑫要是开了门，陈世峰进来，有可能把刘鑫也杀掉？
答：那你有没有想到，两个女孩同时面对时，有可能都受伤，但是江歌不至于丧命。
主持人继续说：有可能两个人都会死。
江歌妈妈：有可能两个人都不会死。
是啊，有可能两个人都会死，也有可能两个人都不会死。
同样是50%概率的终极选择，在胆小怯懦、自私避害的心理作用下，刘鑫在权衡之后，选择了另一个50%来保存自己。
有人说，是她的慌乱恐惧导致了结果。
不可否认，正是基于对于前男友的恐惧，让她留下了江歌一个人应对残暴的凶手。
布瓦洛说：对某个邪恶的恐惧，往往导出更多的邪恶。
正是因为恐惧，才让刘鑫的“恶”至今看起来不可饶恕。
她在大众眼里的恶，的确是在恐惧中，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用她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选择了残酷的结果。
她自己反锁了房门躲避灾难、、、
这直接导致了江歌失去了唯一的逃生通道。
这种恐惧中的自私利甚至带着邪恶的行为方式，很难说只有刘鑫才会这么做，其他人呢？
人性的复杂性，只有在面对利益和危难时才会表现得透彻。
我无意去亵渎江歌的亡魂，也无意去玷污她看似仗义的豪侠之情。只是，如果江歌知道自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她是否还会这样做呢？
她是否会选择躲开呢？
没有人知道她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每个人问问自己。
人性的自私自利性，像一只扭曲着身躯的蜈蚣，每个人都会看着不舒服，甚至于憎恶和排斥。
但是，它会每每在一个关键时刻，被放出来咬你一口。
你若放任，它的来势就越凶烈。
怎么办？其实你弄不死它，只能用良知甚至法律的武器去驱赶和压制它。
江歌做到了，但她的代价太大了。
好在，在江歌刘鑫案中，我们用法律的武器兜住了道德的底线，让那些不懂敬畏甚至缺乏良知的人付出必要的代价。
这是法律的必须，也是社会的必要。
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同样可以罚制人性。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诸如漠视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的那18个人，能够因为他们的冷漠而被法律所治，而不是仅仅是道德相谴。
江歌的死，的确有前危后则的警示性。
而案件的最终结局，是很无奈地用法律为道德兜底，这看起来既和暖又悲凉。
69万的赔偿，其实只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数字救赎，而这些数字能不能救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冷漠、怯懦、贪婪甚至邪恶？
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有一个答案。
对于刘鑫而言，它或许就真的是一个数字而已。
随着这个数字的消失，她可能之后就心安了，如果她之前尚有歉疚的话。
这其实是人性的扭曲，因此而带来的异常行为总是让人感觉不解，甚至愤懑和无奈。
生活中，有些扭曲和无奈，不止是出于刘鑫们。
如果我们问自己，如果我是刘鑫，我们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在真的遇到生死考量时，我们会怎么做呢？
如果真的被人抛过来这么一个问题，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我不会做刘鑫那样的人。
如果这事不是发生在刘鑫身上，大概，她的回答跟你的一样。
所以，江歌刘鑫案的意义，就是在为人性的自利和道德的沦滑加了一个刹车片。
它能刹住吗？显然不能，但是，哪怕只是起了一点点作用就好。
这是它的现实意义。
可能看到这里，有人会说，这是在替冷漠和罪恶开脱。
很不幸，人性里最卑劣的一面，不是在利益攸关的关键时刻，不是在形势危急的严峻环境里，不是在面临生死抉择的存亡时候，它会被每个人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而一旦遭遇非常状况，有的人就会挣扎，人性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
而这样的人，并不是少数。
其实，关于人性中那些冷漠自私的事例，我们听过的见过的还少吗？而有些事，是即便面对别人生命危难的时候。
我不想再举例老人倒地，到底应该扶不扶这样一个老大难的题了。
这虽然不是生死抉择，但是有多少人却连伸手都不愿意呢？
如果不是很健忘，你应该还记得那个2岁童的小悦悦吧。
她被两次碾压在血泊中，而路过她身旁的18个路人却视若无睹不管不问，甚至连停下脚步都不愿意。
这种情况之后，你会相信这18个路人，以后会在别人生死危境下选择舍身而出吗？
如果你还能颔首肯定，只能说你太良善了。
在7分钟时间内，有18个路人连续路过，而孩子就在血泊中躺着、、、。这样的画面够残忍。
冷漠自私有时真的就如传染病一样，很多人带着病却不愿意承认 。
如果说，扶倒地老人还担心有50%的几率被讹，即便这么牵强的理由能被人勉强接受，那么，面对一个倒在血泊中的2岁孩子，这又是什么理由呢？
况且，即便有50%的概率被讹，在看到老人摔倒有可能不扶起就会死掉的情况下，你是否会想一想，还有50%的概率不被讹上，并因此挽救了一条生命呢？
同样是50%的概率，为什么总是考虑自利的一部分而自然而然地否定另一部分呢？
归根结底，这就是人性卑劣性的表露。
趋利避害自私的属性总是在特殊的环境特别的状态下，被左右思量反复权衡，并最终被选中。
关于这个的选择，新京报《局面》栏目曾问过江歌妈妈：
问：你有没有想过，刘鑫要是开了门，陈世峰进来，有可能把刘鑫也杀掉？
答：那你有没有想到，两个女孩同时面对时，有可能都受伤，但是江歌不至于丧命。
主持人继续说：有可能两个人都会死。
江歌妈妈：有可能两个人都不会死。
是啊，有可能两个人都会死，也有可能两个人都不会死。
同样是50%概率的终极选择，在胆小怯懦、自私避害的心理作用下，刘鑫在权衡之后，选择了另一个50%来保存自己。
有人说，是她的慌乱恐惧导致了结果。
不可否认，正是基于对于前男友的恐惧，让她留下了江歌一个人应对残暴的凶手。
布瓦洛说：对某个邪恶的恐惧，往往导出更多的邪恶。
正是因为恐惧，才让刘鑫的“恶”至今看起来不可饶恕。
她在大众眼里的恶，的确是在恐惧中，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用她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选择了残酷的结果。
她自己反锁了房门躲避灾难、、、
这直接导致了江歌失去了唯一的逃生通道。
这种恐惧中的自私利甚至带着邪恶的行为方式，很难说只有刘鑫才会这么做，其他人呢？
人性的复杂性，只有在面对利益和危难时才会表现得透彻。
我无意去亵渎江歌的亡魂，也无意去玷污她看似仗义的豪侠之情。只是，如果江歌知道自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她是否还会这样做呢？
她是否会选择躲开呢？
没有人知道她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每个人问问自己。
人性的自私自利性，像一只扭曲着身躯的蜈蚣，每个人都会看着不舒服，甚至于憎恶和排斥。
但是，它会每每在一个关键时刻，被放出来咬你一口。
你若放任，它的来势就越凶烈。
怎么办？其实你弄不死它，只能用良知甚至法律的武器去驱赶和压制它。
江歌做到了，但她的代价太大了。
好在，在江歌刘鑫案中，我们用法律的武器兜住了道德的底线，让那些不懂敬畏甚至缺乏良知的人付出必要的代价。
这是法律的必须，也是社会的必要。
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同样可以罚制人性。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诸如漠视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的那18个人，能够因为他们的冷漠而被法律所治，而不是仅仅是道德相谴。
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