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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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https://t.cn/A6qKG3g5

“十四五”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人民日报 2020-12-22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财政工作犹如在刀尖上起舞,每一笔资金的细微变化都和民生息息相关。在过去5年,减税降费成为财政工作的主线,据统计,2016年至2020年新增的减税降费累计将超7.6万亿元。减税红利撬动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还有民生福祉。如今,“十四五”的大幕即将拉开,减税降费还有多大空间?

  今年,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一支近20人的团队用了10个月对我国的财政情况进行了疏理,采集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33个城市以及136个区县的经济社会指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以及债务的 2017—2019 年收入侧数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已有限,结构性减税还有空间。”

  这个团队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副主任梁季领衔。梁季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和财政风险来看,继续实施大力度的普遍性降税(费)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十四五”期间,政府将在稳定宏观税负的背景下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

  拉开减税降费大幕

  我国新世纪减税降费的大幕是在2009年拉开的。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之一首次写入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的十余年,“减税降费”成为税费政策调整的主基调。

  由此,我国小口径的宏观税负一改1994年以来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12年的历史高点18.62%下降至2019年的15.94%,税收收入增速也从2011年的23%下降至2019年1%,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对于稳定经济增速、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9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拉动当年GDP增长0.8个百分点,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而今年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减税降费规模更大,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达20924亿元。

  广东星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晓平说,近两年,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累计减免所得税近700万元;而增值税税率下调,预计可为企业新增减税100万元。这些省下的资金都投入到了产品研发、装备更新和人才引进中,企业的创新发展也吸引了海内外的商家前来合作。

  2019年2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预算工委”)组成调研组,赴江苏、黑龙江、新疆等省(自治区)实地调研并开展相关专题调研。预算工委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753家调查对象中,超过92%认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好或者较好。从调研的情况看,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力度大、受益面广、成效明显。

  更为关键的是市场预期。自2018年以来,稳预期作为“六稳”内容之一,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预期的背后是信心。

  梁季表示,减税降费天然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投资利润率,扩大内需,增强企业投资信心,提升市场活力。而政策背后传递出的“政府让利于民”的积极信号,更是能激发居民个人的消费意愿,提振企业家信心,进而为经济发展注入确定性。

  财政运行“紧平衡”

  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弥补因大规模减税降费造成的财政收支缺口,保证财政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中央政府层面来看,财政平衡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适度提高赤字率,二是增加特定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因此,中央政府自身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不大。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如果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经济提振效果不佳,那么减税降费带来的收入下降会对其造成一定的财政收支压力。

  迄今,全国以及各省财政数据已被收录在财政部网站,这些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里最早可查询到1992年。但若你想观察中国财政运行的全貌,基层财政的数据必不可少。这是刘尚希、梁季团队编写《中国政府收入全景图解(2020)》的初衷。数据显示,全国有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

  比如,团队在调研中发现某省人均财力弱,属于典型的“吃饭”财政。当前该省的一些重大国家战略实施进入关键期,打好“三大攻坚战”、落实国家民生指标政策、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等支出需求很大。

  同时,该省有3/4的县(市、区)属于“吃补助”的弱县,其中近80%的县(市、区)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半以上。2019年1—6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低于6%的县(市、区)有23个,其中11个负增长,财政运行始终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减税降费力度的加大,特别是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叠加民生等刚性支出不减,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更加凸显。

  1992—2013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连续22年保持在10%,其中8年保持在20%以上;2014—2019年降至10%以内,但仍连续5年高于收入增速,上述形势导致大部分年份均有赤字。

  “财政能够承担的风险有限度,超出限度后,不仅会推升隐性赤字和债务,而且会扩大公共风险。”“这当中的关键就是平衡”,梁季说,财政要统筹考虑的关系很多,比如长远与当前、发展与稳定、供给与需求、节奏和力度等。

  她强调,面对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减税降费政策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

  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

  减税有三种效应,一是扩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二是降成本,三是引导和稳定预期。

  减税降费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关键点是,企业和居民要将减税降费“好处”用出去,即投资或消费,否则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并且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后续传导机制也都在于带来消费的无限次循环,只有消费循环一直继续下去,才能产生减税降费的乘数效应。

  我国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其中给居民减税降费0.58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1.79万亿元(减降流转类税费1.43万亿元,所得类税费0.36万亿元)。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团队的测算,给居民减税拉动经济增长0.57万亿元,给企业减税降费拉动经济增长在1.42—2.28万亿元之间,其中减流转类税费拉动GDP增长1.18—1.79万亿元,减所得类税费拉动GDP增长0.23—0.48万亿元。

  与此同时,减税降费对财政可持续的挑战与日俱增,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逐年攀升。1994—2012年之间,只有少数年度(主要集中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2000—2003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超过2%,但自2015年以来,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缺口率急剧扩大,2015年突破3%,至2019年已经达到4.89%,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越发依赖于调入资金和债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章指出,要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及“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传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政府要过“紧日子”,如何铁腕压减财政支出、把钱用在刀刃上,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显然,作为短期政策措施实施,减税降费的空间已极小。刘尚希认为,未来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应该和税制的完善结合起来,“减税降费应当是制度完善的一个副产品。”

  蛋糕不可能无限制做大,未来,分好蛋糕成了更重要的选项。梁季说,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相互交织,需要减税降费政策以对冲经济周期性下行压力,更需要以税费政策调整顺应和引导经济结构性变革、以税费制度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

  推进结构性减税

  减税降费的故事还会继续。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普惠金融服务,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增加活力。

  这在梁季看来,具体到税负上,就是在保持宏观税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费),即通过税费制度(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实现我国税制体系结构、税费收入结构、税源结构以及纳税人结构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她说,结构性减税(费)既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暂时的经济“断崖式”下跌之需,也是我国当前所处的“三期”叠加阶段所决定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要求。

  比如通过更科学合理的增值税制度安排,减少其对生产者、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干扰”,提升市场运行效率;通过优化所得税制度(政策),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等。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认为,实施减税降费是迈向现代税收制度、适应经济全球化外部环境的重大举措,下一步需要立足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方向,既在增值税、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体现减税的要求,以改革促减税;又要瞄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现代税制大方向。

  她建议,在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政策成效的同时,政府要进一步深化税收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大力提升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其他涉企收费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水平,大力加强政府收入法治化建设,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于洪还提到了减税降费的空间问题,她觉得明年要继续释放减税降费的红利,可以在一些规费方面下功夫,例如一些公用事业费或行政管理费用有一些空间可以让渡给消费者。

  “十四五”期间,既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要避免结构性矛盾积聚,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考验的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与水平。

  (记者 张均斌)

【获选搜狐财经2020十大年度价值公司,#碧桂园#为何屡获殊荣】
11月26日,在#2020搜狐财经峰会#上,碧桂园荣获“搜狐财经2020十大年度价值公司”。

去年,搜狐财经首次独家发布企业报告,并以此系列报告建立企业数据库,汇聚成搜狐财经中国价值公司100系列专题。

据悉,碧桂园也是今年唯一一家入选“搜狐财经2020十大年度价值公司”的房地产企业。

“稳”字当头

今年“金九银十”,碧桂园再度交上一份满意答卷。11月4日,碧桂园发布10月销售数据:今年10月,碧桂园实现权益销售额539.1亿元,实现销售面积633万平方米。

今年前10个月,碧桂园实现权益销售额5007亿元,较2019年同期的4797亿元增加4.38%;实现销售面积5925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0.42%。

碧桂园中报显示,上半年实现归属本公司股东权益的合同销售金额2669.5亿元,总收入1849.6亿元,毛利约为448.9亿元,净利润约为219.3亿元,股东应占核心净利润约为146.1亿元,多项指标继续保持行业前列。

财报显示,碧桂园上半年房地产权益销售现金回笼约人民币2509.3亿元,权益销售回款率高达94%。根据往期数据,碧桂园已连续5年取得了权益回款率超过90%的良好纪录,处于同行领先水平。

截至6月30日,碧桂园账面拥有现金余额2055.2亿,现金余额占总资产比例高达10.5%。

受疫情影响,多家房企原定可于上半年竣工交付的项目工期延后,收入结转时点后移,导致上半年营业收入、利润增长放缓或预期减少。

面对疫情冲击,碧桂园率先推出了线上购房举措,100%的在售项目开放线上售楼部,助力客户安全看房。

面对外部市场环境的剧烈波动,碧桂园进一步将“全竞提升”作为2020年年度关键词,旨在优化管理、提升效能、挖掘价值、夯实根基。

碧桂园总裁莫斌曾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碧桂园主要在6个方面发力,分别是高效率、成本力、产品力、营销力、服务力、科技力。这一率五力形成合力后,会对碧桂园销售、利润的提升产生正面积极作用。

难以复制的“护城河”

拥有足够宽、足够深、不容易被跨越的“护城河”。这是“股神”巴菲特长达70多年投资生涯中最理想的投资企业。

这类护城河公司指的是:在现阶段具有难以入侵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拥有极大或者永久的持续运作能力。

高于行业的融资能力,和超前的土储布局,正是碧桂园的护城河。

众所周知,房地产行业,优质的土储是衡量房企中长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今年1-10月全国房地产企业拿地排行榜中,碧桂园以3489万平方米拔得头筹,拿地规模显著。

据碧桂园中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在国内已获取的权益可售资源约16698亿元,潜在的权益可售货值约6706亿元,权益可售资源合计约23404万亿元。

按照当前每年6000亿的销售额来算,其现在的可售资源,大致可满足碧桂园未来三到四年的销售量。

碧桂园超前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抓住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红利。

截至6月底,碧桂园已签约或已摘牌的中国内地项目总数为2662个,业务遍布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88个地级市、1334个区/县,覆盖了几乎所有省份。

2662个土储项目中,有533个位于广东,有709个项目位于长三角地区(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合计拥有的项目数量占总量的半壁江山。

截至6月底,碧桂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已获取的权益可售资源约3088亿元,潜在的权益可售资源达3182亿元,权益可售资源合计6270亿元。

而在已获取的可售资源中,98%位于常住人口50万人以上的区域,93%位于人口流入区域,73%位于五大城市群,大多数货量的分布符合人口流动趋势。

此外,负债方面,截至2020年6月30日,碧桂园的有息负债总额下降至3420.4亿元,相较2019年末下降了7.5%。

融资方面,碧桂园今年公布了四笔美元债券融资,合计35.44亿元。一笔为金额为5亿美元,利率为3.125%,2025年到期;另一笔5亿美元的优先票据利率为3.875%,2030年到期。

今年以来碧桂园保持融资渠道通畅,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较去年底下降了49个基点,为5.85%。

多元业务初露头角

10月11日,北大荒建三江-碧桂园无人化农场项目在黑龙江建三江七星农场举办农机无人驾驶作业现场演示会。

六十多年前的开垦,昔日“北大荒”变为“北大仓”。而如今,肥沃黑土地上再次迎来巨变。

去年10月,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与碧桂园农业宣布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在黑龙江建三江共同打造全球首个超万亩的无人化农场试验示范项目。

项目建成后,将带动中国现代化大农业加速发展,为中国农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并将服务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现代农业是碧桂园多元化业务森林的一棵种子。如今,碧桂园多元化业务已经初步结出果实。

除现代农业外,碧桂园在建筑机器人领域,也取得可喜进展。

据介绍,碧桂园现有在研建筑机器人50多款,覆盖主要建筑工艺工序。其中近40款投放工地测试应用,施工质量满足标准要求,安全性和工作效率较人工作业大大提高,有10多款进入产品化阶段,经济效益可观。截至今年9月,已递交专利有效申请2500多项,其中已获授权700多项,在关键领域拥有一批自主核心技术。

近年来,智能机器人的应用日趋广泛和深入。种种迹象表明,“机器人革命”已经来临,人类社会正加速进入一个高度自动化的新时代。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

“我对碧桂园的定位是高科技企业,未来要像生产汽车一样生产房子,最重要的是提高发展质量和竞争力。公司上下都会全力以赴做好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聚集天下英才,共同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平台。”杨国强曾这样描绘碧桂园的未来蓝图。

同时,在餐饮机器人领域,截至今年10月,碧桂园旗下的千玺机器人集团累积提交超700余项专利申请,自主研发机器人设备及软件系统80多种,其中有61款已投入使用。此外,已有13家实体门店正式对外营业。

碧桂园持续获得主流机构及媒体认可

碧桂园,在各个领域的表现,获得了多方认可。

业绩表现方面,摩根大通研报指出,碧桂园业绩表现出强劲的、可持续的盈利能力。得益于强劲的执行能力以及成本控制力,碧桂园将会成为领域内最赚钱的公司。

碧桂园被惠誉、标普、穆迪三大国际权威信用评级机构看好,其中惠誉给予投资级的BBB-企业信用评级, 标普及穆迪也分别给予碧桂园BB+/正面及Baa3评级。

标准普尔已将碧桂园集团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升至“正面”,将公司长期主体信用评级由原先的BB+/稳定调升为BB+/正面。

标普在评级报告中指出,碧桂园在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展现了良好的运营水平及盈利韧性。碧桂园目前聚焦运营质量提升,而非规模扩张,因此公司的债务规模增速在2020-2021年或将逐渐减缓,本次正面展望反映了公司的信贷水平将维持相对稳定,公司的经营表现将更趋于稳健。

此外,穆迪将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的发行人评级和高级无担保债券评级均调升至投资级Baa3,展望为稳定。

穆迪报告指出,碧桂园的Baa3发行人评级反映了该公司强大的品牌实力、多元的地域布局、强劲的流动性和穿越周期的具有弹性且稳健的运营记录。公司在中国各主要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储备,足以支撑未来三至四年的业绩增长。

穆迪认为,发行人评级调升,反映了碧桂园在房地产行业保持领先的市场地位、良好的业绩记录,以及持续稳健的财务管理策略。

另外,碧桂园还连续第四年入选世界500强企业。在今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榜单中,碧桂园以位列榜单111名,较去年亦上升1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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