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关于教育的文章。说哈个人对教育的看法
古代中国考试，自古以来重视文章，书法作诗。往往一首28言好湿就是才子。可以中进士做县长进中央了。所以人才大都做公务员。但并不重视科学技术人才教育。所以国家科技越来越弱。打开辞海，近代科学发明创造，定理定律全是欧美人名。好在现当代，局势扭转，国家重视数理化教育。其扭转者倡导者才是真正的有识之士。 https://t.cn/R2WxQPg
古代中国考试，自古以来重视文章，书法作诗。往往一首28言好湿就是才子。可以中进士做县长进中央了。所以人才大都做公务员。但并不重视科学技术人才教育。所以国家科技越来越弱。打开辞海，近代科学发明创造，定理定律全是欧美人名。好在现当代，局势扭转，国家重视数理化教育。其扭转者倡导者才是真正的有识之士。 https://t.cn/R2WxQPg
《贵潘友朋信札》，苏州市档案馆编，沈慧瑛、凌郁之主编
古吴轩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精装全彩印刷，大16开，一函五册，每册一卷，乃是沈慧瑛女史所赠。
本书前有徐茂明所作序言，序中详细介绍了这批手札的价值。他先从苏州贵潘讲起，指出贵潘系指大阜潘氏，明末清初潘氏第二十四世祖潘仲兰因经营盐业，由安徽歙县大阜村侨寓苏州阊门，康熙初年二十五世祖潘景文正式定居苏州，成为苏州大阜潘氏始迁祖。
潘氏第二十六世祖兄弟九人，长房潘兆鼎枝繁叶茂，二房舜邻公迁回了歙县，其余各房衰落不振。大阜潘氏在苏州世守祖业，同时致力于科举，经百余年的努力，终于在乾隆三十四年，第二十九世祖潘奕隽折桂，成为潘氏第一位进士，此后陆续涌现出9名进士，36名举人，21名贡士，140秀才，成为了苏州颇具声望的大族，俗称“贵潘”。
民国之后，贵潘在当地仍然颇具影响力，比如1937年苏州举办吴中文献展览会，共分40个展室，其中潘氏文献独占一室。而潘氏留存于今的文献里，家书及友朋往来手札占据重要地位，更何况潘氏本来就有收藏先贤手札的传统。
对于本批手札的价值，徐茂明认为这是研究潘氏文献的重大发现，因为这批手札此前没有著录于任何收藏单位，据主编沈慧瑛介绍，这批信札是从过云楼后人顾笃璜先生捐献的顾氏文献中整理出来的。徐茂明说，从这批手札的作者和内容来看，可谓是苏州潘氏研究的一个新宝藏，为全面了解贵潘提供了第一手鲜活资料，《贵潘友朋书札》还弥补了《大阜潘氏支谱》对长房蓼怀公记载的缺失。这批信札共795通，涉及作者161人，绝大部分是寄给潘氏蓼怀公之第三十二世潘馥、潘嘉穗兄弟以及第三十四世潘秉钧的。以往在研究潘氏家族时，对蓼怀公支在晚清时的状况主要本自潘仲瑞《庚申噩梦记》和《苏台麋鹿记》，但是两文对潘馥仅有少量提及，《大阜潘氏支谱》中关于潘馥及其家人也只是简略介绍，但是从《贵潘友朋信札》中，却可以钩沉出潘馥更多的史料，比如《家谱》中仅记载潘馥号“小雅”，但是从手札中则可知他还有另外五个号。
徐茂明认为：“相对于家谱而言，信札属于未经加工的原始文献，其史料价值更高。家谱编纂的基本原则是掩恶扬善，‘入谱’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要获得入谱的资格，就必须符合族规家训，品行有亏的族人可能被削籍出族。因此，透过族谱，你只能看到族规綦严，看到先人传记、行状、墓志中的种种嘉言懿行，但看不到大宅门中的败家子或另类。”
因此，族谱难以呈现家族的整体面貌。从潘霨的信中可以发现，蓼怀公支一些族人品行堪忧，在谈到资助族人的问题时，潘霨给潘馥的信中写到：“如近支中有实在穷苦而安分者，自应从优酌给，已禀知顺之叔，吾弟可面向妥商。然群从不谅者多，其沉溺烟花，恼羞成怒，反以一命相拼，竟当作胡桃风菱壳等题做法，兄实不愿，吾弟大人当亦有所闻。”序言中还讲到了潘馥的祖母缪氏，缪氏出身于江南望族，其高祖为康熙朝状元缪彤，曾祖为榜眼，祖父为进士，父亲为候选都察院经历，乃是科举世家，因此缪氏不希望子孙从事盐业，对儿子潘遵礼训诫极严。但是潘遵礼之孙潘谔士最终还是有违家风，被除名除族，可见能够保持一族长盛不衰，也并非易事。
徐茂明在序中讲到了这批手札不仅拓展了潘氏宗族史研究的资料空间，同时还展示了晚清官场晋升规则的运行实态。当时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开捐纳之门，据学者研究，道光朝三十年间，除北京和直隶外，全国共有捐纳的监生31万余人，还不包括正常考取的生员，而全国地方文官编制定额仅为13000余名，这近似于24比1。光绪三十三年，全国的候补官员人数与官缺补缺概率为0.13%，可见补实缺之难，而通过这批手札，可以了解到潘馥相关的经历。
本书的编撰体例乃是展现每页手札的原貌，在其右旁逐一列出释文，使得该书既可欣赏名家书法，也可作为史料予以征引。卷末还附有手札中所提及人物的小传，实乃文质俱佳的一部大书。
古吴轩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精装全彩印刷，大16开，一函五册，每册一卷，乃是沈慧瑛女史所赠。
本书前有徐茂明所作序言，序中详细介绍了这批手札的价值。他先从苏州贵潘讲起，指出贵潘系指大阜潘氏，明末清初潘氏第二十四世祖潘仲兰因经营盐业，由安徽歙县大阜村侨寓苏州阊门，康熙初年二十五世祖潘景文正式定居苏州，成为苏州大阜潘氏始迁祖。
潘氏第二十六世祖兄弟九人，长房潘兆鼎枝繁叶茂，二房舜邻公迁回了歙县，其余各房衰落不振。大阜潘氏在苏州世守祖业，同时致力于科举，经百余年的努力，终于在乾隆三十四年，第二十九世祖潘奕隽折桂，成为潘氏第一位进士，此后陆续涌现出9名进士，36名举人，21名贡士，140秀才，成为了苏州颇具声望的大族，俗称“贵潘”。
民国之后，贵潘在当地仍然颇具影响力，比如1937年苏州举办吴中文献展览会，共分40个展室，其中潘氏文献独占一室。而潘氏留存于今的文献里，家书及友朋往来手札占据重要地位，更何况潘氏本来就有收藏先贤手札的传统。
对于本批手札的价值，徐茂明认为这是研究潘氏文献的重大发现，因为这批手札此前没有著录于任何收藏单位，据主编沈慧瑛介绍，这批信札是从过云楼后人顾笃璜先生捐献的顾氏文献中整理出来的。徐茂明说，从这批手札的作者和内容来看，可谓是苏州潘氏研究的一个新宝藏，为全面了解贵潘提供了第一手鲜活资料，《贵潘友朋书札》还弥补了《大阜潘氏支谱》对长房蓼怀公记载的缺失。这批信札共795通，涉及作者161人，绝大部分是寄给潘氏蓼怀公之第三十二世潘馥、潘嘉穗兄弟以及第三十四世潘秉钧的。以往在研究潘氏家族时，对蓼怀公支在晚清时的状况主要本自潘仲瑞《庚申噩梦记》和《苏台麋鹿记》，但是两文对潘馥仅有少量提及，《大阜潘氏支谱》中关于潘馥及其家人也只是简略介绍，但是从《贵潘友朋信札》中，却可以钩沉出潘馥更多的史料，比如《家谱》中仅记载潘馥号“小雅”，但是从手札中则可知他还有另外五个号。
徐茂明认为：“相对于家谱而言，信札属于未经加工的原始文献，其史料价值更高。家谱编纂的基本原则是掩恶扬善，‘入谱’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要获得入谱的资格，就必须符合族规家训，品行有亏的族人可能被削籍出族。因此，透过族谱，你只能看到族规綦严，看到先人传记、行状、墓志中的种种嘉言懿行，但看不到大宅门中的败家子或另类。”
因此，族谱难以呈现家族的整体面貌。从潘霨的信中可以发现，蓼怀公支一些族人品行堪忧，在谈到资助族人的问题时，潘霨给潘馥的信中写到：“如近支中有实在穷苦而安分者，自应从优酌给，已禀知顺之叔，吾弟可面向妥商。然群从不谅者多，其沉溺烟花，恼羞成怒，反以一命相拼，竟当作胡桃风菱壳等题做法，兄实不愿，吾弟大人当亦有所闻。”序言中还讲到了潘馥的祖母缪氏，缪氏出身于江南望族，其高祖为康熙朝状元缪彤，曾祖为榜眼，祖父为进士，父亲为候选都察院经历，乃是科举世家，因此缪氏不希望子孙从事盐业，对儿子潘遵礼训诫极严。但是潘遵礼之孙潘谔士最终还是有违家风，被除名除族，可见能够保持一族长盛不衰，也并非易事。
徐茂明在序中讲到了这批手札不仅拓展了潘氏宗族史研究的资料空间，同时还展示了晚清官场晋升规则的运行实态。当时朝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开捐纳之门，据学者研究，道光朝三十年间，除北京和直隶外，全国共有捐纳的监生31万余人，还不包括正常考取的生员，而全国地方文官编制定额仅为13000余名，这近似于24比1。光绪三十三年，全国的候补官员人数与官缺补缺概率为0.13%，可见补实缺之难，而通过这批手札，可以了解到潘馥相关的经历。
本书的编撰体例乃是展现每页手札的原貌，在其右旁逐一列出释文，使得该书既可欣赏名家书法，也可作为史料予以征引。卷末还附有手札中所提及人物的小传，实乃文质俱佳的一部大书。
【西周利簋，为西周做过哪些贡献？】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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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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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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