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三出富士康，这个深圳人太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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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吴铭

今年35岁的张文，现在是深圳市龙华区的一名骑手。原本在老家从事装修工作的他，四年前来到深圳。与东莞市临近的龙华区，有着富士康以及其他规模各异的制造业企业。这些企业，是很多来深工作者的第一站。

在骑手圈子里，张文被戏谑地称作是“三进三出”富士康。和很多人一样，张文的第一站是深圳著名的制造业企业——富士康，2018年开始，他在工厂里做了一年左右的正式工。后来，想谋求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的他，开始了做骑手的尝试。

但他和制造业工厂的缘分并没有就此结束。张文发现，在每年秋季时，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会有订单高峰期。那时，工厂的门口以及附近小店，都随处可见吆喝介绍进厂的人力中介。大量干满三个月就可走的临时工一批批地被招聘进厂。

这些临时工的月薪大多可达七八千甚至上万，高于大部分的正式员工。于是，像张文这样，在制造业订单高峰期去工厂做零时工，其他时间送外卖或从事其他职业。对于张文来说，灵活地分配一年的时间，就是为了每年获得更高的收入。

过去数十年，来自不少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工人，每年像候鸟一样在迁徙。春节后，他们从家乡飞向长三角、珠三角，年底则回到老家。而现在，随着不少新就业形态的出现，这些原本多在餐饮、建筑业以及工厂之间互相流动的群体，又多了一个新选择：在工厂淡季就出来送外卖，工厂旺季再回到工厂，成为“候鸟骑手 ” 。

张文就是“候鸟骑手”的一个典型。美团此前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4%骑手来自工厂，约20%的骑手离职后又回到工厂。

类似张文这样的“候鸟”还有很多。他的朋友王平，也曾在工厂和制造业工厂之间来回跳动。曾在湖北荆州老家工厂干了十几年的王平，每月收入四千多元。但家里10岁的儿子即将升学，养家压力不小的他，来到了深圳。

2017年，王平就发现周围不少同事在兼职做骑手，利用下班后的空余时间送外卖。于是，他也开始了送外卖的尝试，后来便开始全职跑外卖。和张文一样，他试图在制造业工厂临时工工资最高的时间段进入，加上报酬不低的加班收入，对他来说便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

不止在深圳，此前也有媒体报道，在久负盛名的全国工业重镇昆山，形成了来回跳槽的“候鸟现象”：普工们在上半年送外卖或送快递，下半年进工厂。部分人到“双十一”期间还会跑快递赚补贴，再去跑外卖赚冬天的外卖补贴。

流动，为赚更多钱

除了在工人、骑手、快递员等工作之间的来回切换。更具灵活性的现象是，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在兼职做骑手。饿了么近日发布的《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提到，外卖配送上线时间、接单时间较为自由，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的副业选择。在调研中，四成骑士表示有本职工作，超两成在其他外卖平台从事配送工作。

图源：《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

身兼数职的“斜杠工人”胡军，此前因一篇今日头条的万字长文走红。胡军最初拿到的人生剧本，并不理想：早年父亲因病去世，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遭受过许多冷眼，家里的条件只能勉强供他读到中专，他便不得不外出打工。

但胡军仅仅把这些作为一笔带过的序章。如今，他奋斗16年，成家立业，购置房产，成为产品线的线长，手下管理着50人左右的团队。在短视频最火爆的时候，他研究起搞笑视频，即便刚开始没几个人看，他也能研究上半天。一年多前，他又开始了兼职送外卖的新尝试。“送外卖能让我放下一天工作的包袱，不需要考虑太多，没有工作的抱怨和烦恼，又能赚钱,何乐而不为呢？”

铁饭碗、数十年如一日、一个萝卜一个坑……这是曾经备受推崇的主流就业观念。候鸟骑手、身兼数职的“斜杠工人”胡军的出现，也暗示着当下的就业潮流出现了新的变化，更多个体开始拥有灵活流动的就业策略。

个体通过自己的人力资源和时间资本进行分配，以此获得收益最大化的选择，也是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发展等多重因素发展带来的结果。

在送餐空隙休息的骑手们

中国人民大学近日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中国超六成企业使用灵活用工。在生产淡旺季明显的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企业中，存在着季节性、项目性业务变动的问题，也需要诉诸于灵活用工。

而这两年，因为疫情波动带来的制造业订单波动，也是影响这些群体流动的一个因素。2020年初，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制造业工厂订单下滑，不少工人便谋求其他出路。美团研究院《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疫情期间骑手工作吸纳了大量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其中35.2%曾是工厂工人。疫情缓解后，他们根据自身需求又回归工厂。

图源：美团研究院:《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

而相应地，骑手、快递员等因数字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职业，门槛相对较低。随处可见的骑手、快递小哥，也成为他们心中更易感知和从事的职业。即使干了一段时间就离职，对于他们来说，也并不会影响下一份工作。

高流动性的背后

此前，“年轻人逃离工厂去送外卖”的讨论不断出现，背后一个担忧就是，这些年轻人如果频繁跳动，会加剧制造业的用工荒，甚至影响制造业的发展。而对于这些个人来说，缺乏长期稳定的职业技能的提升，也无法成长为拥有更高技能的工人。

而现实是，一方面，在平台经济出现之前，已经存在十几年的制造业用工荒，近几年随着跨省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的不断下降，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从数据上看，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而其中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比上年减少456万人，下降6.1%。而在疫情前的2019年，跨省流动农民工也比上年减少86万人，下降1.1%。当然，这和近些年农民工外出半径减少、就近就业的新趋势也相关。

农民工规模及增速（图源：国家统计局）

招工难之下，企业的一个无奈选择，便是“机器换人”。学者卓贤的一项研究测算显示，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就业拐点相继出现，就业规模年均下降逾200万。2013年－2017年，我国新增工业机器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解释了34％的制造业就业下降。

这些大量未拥有一定技能的普通工人，在人力成本低廉的流水线工作若干年，还未成长，便已经被取代。这些替换的工人，似乎也并没有影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同样可以参考的数据是，2016-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7%，由20.95万亿元增至26.92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达到28.1%。

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

于是，对于这些普通工人来说，哪里赚钱多、哪里待遇好，他们就主动流向哪里。虎嗅十年前发起的一项问卷调查就显示，超过六成的农民工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制造业高峰期进工厂、淡季来送外卖，这是他们争取收入最大化的一个选择。而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更高。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改变命运的佼佼者。B站UP主葛较瘦，原名葛乾坤，这位河南小伙在16岁独闯深圳8年。2013年，初中毕业的他独自一人来到深圳闯荡，在电子厂流水线打过螺丝、摆过水果摊，后来又成为外卖骑手。2019，因看到网上有外卖小哥一边送外卖一边拍视频，他也开通了自媒体账号，现在已经成为知名UP主。但葛较瘦这样的，毕竟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