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问玉”】今年春节期间，山东博物馆推出了“玉润生香——馆藏玉器精品展”，希望把“最雅的玉”展现给大家。展览自1月30日开幕以来，观者踊跃。人们喜欢玉和玉器，不仅仅是爱其美，重其雅，更敬其精神。
与玉有关的字很多，古人创造出琼、瑶、环、翠、琮、珏、珩、玫、玮、玢、珑、珲、琬等字，用来标识各种各样的美玉。无论古今，很多人取名时，也都喜欢选这些字，用以寄寓美好愿望和情感。
按照著名科普作家于元的说法，“玉来自地下几十千米深处的高温岩浆，这些高温岩浆从地下沿着裂缝涌到地球表面，冷却后形成坚硬的石头。”是不是这些石头都是玉呢？显然不是。于元介绍，“只有某些元素缓慢地结晶，才能形成坚硬的玉或者宝石。”而玉和宝石也并非相同的概念，一粒宝石通常取自一个单独晶体，玉则是由多晶体组成。
人类对玉的认识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李栋、高震编著的《走进山东博物馆：齐风鲁韵》一书中介绍，早期人类并未大规模加工和使用玉器。迄今所知我国玉器的最初萌芽，是距今70万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用水晶制作的工具。不过，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玉石的加工和使用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新石器时代，只有氏族公社内部的上层重要人物、氏族首领或宗教领袖才能拥有玉器这种高级的玉制品。“随着史前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分层的日趋明显，玉器逐渐成为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具有了礼器的功能。”
到春秋时期，“以玉比德”的思想逐渐兴起，玉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道德伦理内涵。《孔子家语》中，专门有《问玉》一章，其中第一部分，记载了子贡问玉一事。子贡对“君子贵玉而贱珉”不解，于是请教孔子，这是否因为玉少而珉多导致的呢？珉，是一种似玉的石头。对于子贡的疑问，孔子给予了详细解释：“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对于孔子的这段话，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杨朝明、宋立林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中这样解释，“不是因为玉少的缘故而把玉看得尊贵，珉多的缘故而把珉看得轻贱。以前，君子将美德比作玉：玉温和柔润而有光泽，像仁；细致精密而坚实，像智；有棱角而不伤人，像义；悬垂下坠，像礼；敲打它，发出清脆悠扬的声音，结束时戛然而止，像乐；玉的斑点不掩盖玉的光彩，玉的光彩不掩盖玉的斑点，像忠；玉的颜色晶莹剔透，通达于四方，像信；光气如同白色长虹，像天；精气呈现于山川之间，像地；玉做的珪璋不需凭借他物而单独送达主君，像德；玉是天下所尊贵的，像道。《诗》说：‘想念我那夫君，他温和柔润，如玉一般。’所以君子以玉为贵。”
两位学者进一步解读，在这段回答中，孔子认为，之所以“君子贵玉而贱珉”，是由于玉可象征美德，“在这里，孔子向我们展现了时人对于美德的理解。按照孔子的解释，美德具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个范畴，对这十一个范畴，孔子的理解可谓层层深入，由仁、智、礼、乐、忠、信推及天、地，进而归结为德、道。孔子将形象比喻与抽象思辨完美地结合起来，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思想作为精神内核，支撑起中国人的爱玉之风。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物，或者品鉴人物，人们也常借“玉”来表达。比如描写男子帅气，常用“玉树临风”来形容。《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安的一则趣事，谢安向众子侄发问：后辈们又不参与政事之类，为什么还要拼命把他们培养得非常优秀？正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应对时，谢玄回答了一句话：“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意思是说，就像那些芝兰玉树一样，大家都希望生长在自家庭院里啊。在这里，“玉树”显然就是优秀的代名词。“竹林七贤”中的两位也有个小故事，山涛形容嵇康醉态时，称其“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醉态一定不美，但用上“玉山”一词，则不仅让人没有了不美的联想，反而瞬间觉得有了风神潇洒之感。描写女子呢？则常以“亭亭玉立”来描述，一看到这个词，不由自主就会想象出那种“出挑”之美。此外，喻人品行清白，常说“冰清玉洁”“守身如玉”。赞人义气刚烈，常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惜乎好的坏的一起毁掉，则用“玉石俱焚”。感叹化敌为友，常概括为“化干戈为玉帛”。看看这些，无不与玉有关，而又无不与美善有关，无怪乎古往今来大家都喜欢玉了。
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我们的祖先早早注意到玉的保健医疗功能，或琢磨成精美的玉饰佩戴在身上，或制作成玉枕等日常使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很重视“食玉”的疗法，也就是通过吃玉来治病。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服食玉屑可以“除胃中热，喘息烦满，止渴，屑如麻豆服之，久服轻身长年”“润心肺，助声喉，滋毛发”“滋养五脏，止烦躁”，书中还记录了很多处方及服用方法。不过，这些食玉的方子，今天似乎已经很少听说有人使用了。
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成为中华文化鲜明的标识之一。至今，玉不仅是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而且依然是一个重要文化载体，不断传承和丰富着中华玉文化。在对待玉的态度和观点上，其实也非常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浪漫色彩。显然，正是人们把每一块玉、每一件玉器都看成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命体，才能在与玉的深度对话与交流中，在与玉的生命节律的高度契合中，使玉文化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以玉为友，与之切磋，为之琢磨，体会“以玉比德”的文化精神，感悟刚柔相济、动静相宜的处世之道。善于“问玉”，不断追求“缀玉联珠”的文章之美，勤于“比德”，终能实现“白玉无瑕”的品质之美。（大众日报）
与玉有关的字很多，古人创造出琼、瑶、环、翠、琮、珏、珩、玫、玮、玢、珑、珲、琬等字，用来标识各种各样的美玉。无论古今，很多人取名时，也都喜欢选这些字，用以寄寓美好愿望和情感。
按照著名科普作家于元的说法，“玉来自地下几十千米深处的高温岩浆，这些高温岩浆从地下沿着裂缝涌到地球表面，冷却后形成坚硬的石头。”是不是这些石头都是玉呢？显然不是。于元介绍，“只有某些元素缓慢地结晶，才能形成坚硬的玉或者宝石。”而玉和宝石也并非相同的概念，一粒宝石通常取自一个单独晶体，玉则是由多晶体组成。
人类对玉的认识也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李栋、高震编著的《走进山东博物馆：齐风鲁韵》一书中介绍，早期人类并未大规模加工和使用玉器。迄今所知我国玉器的最初萌芽，是距今70万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用水晶制作的工具。不过，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玉石的加工和使用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在新石器时代，只有氏族公社内部的上层重要人物、氏族首领或宗教领袖才能拥有玉器这种高级的玉制品。“随着史前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分层的日趋明显，玉器逐渐成为财富、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具有了礼器的功能。”
到春秋时期，“以玉比德”的思想逐渐兴起，玉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道德伦理内涵。《孔子家语》中，专门有《问玉》一章，其中第一部分，记载了子贡问玉一事。子贡对“君子贵玉而贱珉”不解，于是请教孔子，这是否因为玉少而珉多导致的呢？珉，是一种似玉的石头。对于子贡的疑问，孔子给予了详细解释：“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对于孔子的这段话，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杨朝明、宋立林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中这样解释，“不是因为玉少的缘故而把玉看得尊贵，珉多的缘故而把珉看得轻贱。以前，君子将美德比作玉：玉温和柔润而有光泽，像仁；细致精密而坚实，像智；有棱角而不伤人，像义；悬垂下坠，像礼；敲打它，发出清脆悠扬的声音，结束时戛然而止，像乐；玉的斑点不掩盖玉的光彩，玉的光彩不掩盖玉的斑点，像忠；玉的颜色晶莹剔透，通达于四方，像信；光气如同白色长虹，像天；精气呈现于山川之间，像地；玉做的珪璋不需凭借他物而单独送达主君，像德；玉是天下所尊贵的，像道。《诗》说：‘想念我那夫君，他温和柔润，如玉一般。’所以君子以玉为贵。”
两位学者进一步解读，在这段回答中，孔子认为，之所以“君子贵玉而贱珉”，是由于玉可象征美德，“在这里，孔子向我们展现了时人对于美德的理解。按照孔子的解释，美德具有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个范畴，对这十一个范畴，孔子的理解可谓层层深入，由仁、智、礼、乐、忠、信推及天、地，进而归结为德、道。孔子将形象比喻与抽象思辨完美地结合起来，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思想作为精神内核，支撑起中国人的爱玉之风。在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物，或者品鉴人物，人们也常借“玉”来表达。比如描写男子帅气，常用“玉树临风”来形容。《世说新语》中记载谢安的一则趣事，谢安向众子侄发问：后辈们又不参与政事之类，为什么还要拼命把他们培养得非常优秀？正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应对时，谢玄回答了一句话：“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意思是说，就像那些芝兰玉树一样，大家都希望生长在自家庭院里啊。在这里，“玉树”显然就是优秀的代名词。“竹林七贤”中的两位也有个小故事，山涛形容嵇康醉态时，称其“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醉态一定不美，但用上“玉山”一词，则不仅让人没有了不美的联想，反而瞬间觉得有了风神潇洒之感。描写女子呢？则常以“亭亭玉立”来描述，一看到这个词，不由自主就会想象出那种“出挑”之美。此外，喻人品行清白，常说“冰清玉洁”“守身如玉”。赞人义气刚烈，常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惜乎好的坏的一起毁掉，则用“玉石俱焚”。感叹化敌为友，常概括为“化干戈为玉帛”。看看这些，无不与玉有关，而又无不与美善有关，无怪乎古往今来大家都喜欢玉了。
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我们的祖先早早注意到玉的保健医疗功能，或琢磨成精美的玉饰佩戴在身上，或制作成玉枕等日常使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很重视“食玉”的疗法，也就是通过吃玉来治病。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服食玉屑可以“除胃中热，喘息烦满，止渴，屑如麻豆服之，久服轻身长年”“润心肺，助声喉，滋毛发”“滋养五脏，止烦躁”，书中还记录了很多处方及服用方法。不过，这些食玉的方子，今天似乎已经很少听说有人使用了。
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成为中华文化鲜明的标识之一。至今，玉不仅是一个重要文化符号，而且依然是一个重要文化载体，不断传承和丰富着中华玉文化。在对待玉的态度和观点上，其实也非常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浪漫色彩。显然，正是人们把每一块玉、每一件玉器都看成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生命体，才能在与玉的深度对话与交流中，在与玉的生命节律的高度契合中，使玉文化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以玉为友，与之切磋，为之琢磨，体会“以玉比德”的文化精神，感悟刚柔相济、动静相宜的处世之道。善于“问玉”，不断追求“缀玉联珠”的文章之美，勤于“比德”，终能实现“白玉无瑕”的品质之美。（大众日报）
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重阳投资舒泰峰：中国价值投资者比巴菲特面临的挑战更大
《巴伦周刊》：您在《财富是认知的变现》这本书中谈到的都是非常经典的价值投资理念，很多投资者也非常认可，但一到实践时却总是变形，包括一些著名分析师和投资大V实际操盘后都出师不利，您在书中也提到投资家的思维方式以及背后的心性修养与常人有着明显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跨越投资从理论到实践之间的鸿沟？
舒泰峰：我是从媒体转行到投资，因为经过了这个跨界所以冲击特别大，相当于我到重阳之后进行了一个认知重构的过程。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例子来说明职业投资者的认知跟常人的不同。首先，职业投资者常常运用逆向思维，我自己过去则是顺向思维，因为顺向思考的状态比较舒服，也更容易得到群体的认可，但是逆向思维要求你跟别人反过来进行独立思考，从人性上说，这其实挺难受的，芒格说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同。
其次，职业投资者比常人更有耐性。我们多数人是非常短视、急于求成的，职业投资者会更有耐性，这种耐力不是常人可比。咱们还是举巴菲特、芒格的例子，巴菲特96%的财富是在他六十岁以后获得的，他在六十岁之前，无论是名气也好，财富也好，其实都没有达到被全世界追捧的地步，这背后实际上他经历了非常耐心的等待，然后才在最后阶段发力，享受到复利的魔法。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复利的背后是长期主义思维，实际上你要享受时间复利很难，难就难在它是具有迷惑性的。如果我们把巴菲特财富净值的增长曲线图变成一条K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增长曲线一开始增长很缓慢，直到60岁以后才产生非线性的爆炸。这就跟我们认知的进化一样，我们即使每天读书，但是一开始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你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进步，必须经历过这一段迷惑期之后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复利，这段时间非常考验你的心性，一定要有极大的耐心。
第三，还有一条我也是特别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常人思维可能更多是横向比较，在这本书里我也讲了，贪婪和嫉妒会让我们的投资行为变形，在我看来本质上就是因为横向比较，或者说相对主义，我们总是在跟别人的比较中来寻找自己的位置。
但在投资中，或者说在追求人生事业高度的过程中，不妨多运用一些绝对主义的思维，我觉得真正的投资大师不喜欢跟别人比较，而更喜欢跟自己比较，因为如果你跟别人比较，你就很容易陷入到贪婪和嫉妒的认知陷阱里去。跟自己比较，这样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就可以了，投资最终其实不是要战胜市场，而是要战胜自己。
这些特点都是职业投资者和常人的不同，这些认知并不难获得，但是它背后的机理其实很深，你要内心认可才能真正理解它，如果不真正理解它，就很容易变成鸡汤，就像我们常说的“做时间的朋友”，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要真正认可这句话，你就要从“现代化铁律”的底层逻辑上去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并且转化为行动。
当然，这里边可能也分成两类人，有一类人其实是天生的投资者，比如说逆向思维，有些投资者先天性格上就具有逆向的特征，天生就适合做投资，但是多数人从认知结构上讲是不适合自己做投资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具有种种认知缺陷，如果你一定要做，那就只能“吾日三省吾身”，通过复盘日常生活和交易行为来纠正自己的认知缺陷，比如从顺向思维变成逆向思维，从急于求成变成有充分耐心追求复利，从相对主义变成绝对主义等等，就如我们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裘国根先生所概括的：“投资是一场反人性的游戏”。
《巴伦周刊》：您以前在媒体行业的时候，可能也见识过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黑幕，那么您认为这些黑幕或者说暗箱操作对于中国股市的长期投资价值有影响吗？或者说，价值投资在A股市场也能够适用吗？
舒泰峰：这个问题很深刻，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事件性的异常，实际上也不光A股市场有，美国市场也有，像去年美股被散户炒起来的游戏股Gamestop等等。你讲的这些黑幕也好，异常也好，全球资本市场都有，但我觉得它的影响更多是短期冲击的影响，并不影响长期发展趋势。
在这里我特别想介绍一下李录讲的的“现代化铁律”（参见本刊此前对李录采访《价值投资本质上跟现代化一样》），我觉得看完之后可能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价值投资长期来说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有效的。
现代化铁律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科技创新，另一个轮子是市场经济。我们在进入工业革命之前，实际上经济社会生活的迭代进步是非常慢的，但是自从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巨大的进步在这近两百年间发生，我们的财富开始非线性增长，只要这两个轮子没有停止运转，我们的经济肯定是长期向上的，而股市实际上是现代经济结出的璀璨花朵。李录在他的书里统计过，在大类资产中，现金表现最差，增值幅度最高的就是股票，所以你拉长了时间看，这种趋势在中美是一样的，所以价值投资在中国同样有效，只不过中国经济跟美国相比还处于转型期，一些乱象会更多，造成的波动也会更大，中国的价值投资者面对的挑战比巴菲特和芒格可能也更大。
另外，我们对经典的价值投资理论也是有创新和变通的，巴菲特主张的是买入并长期持有，如果你能碰到确定性非常高的股票，确实是可以一直拿着十年二十年，但在实践操作中，中国的股票因为转型期的特点波动比较大，所以我们重阳投资的创始人裘国根提出了价值投资的“接力法”：跟一直拿着一只股票翻八倍相比，还有一种方法是找到三只股票，每只股票都力求翻倍，最后接力的结果也是八倍，这种接力法在实践中应该说更适合中国资本市场转型期的特征，而且也更接近人性，因为你如果长期拿着一只股票的话，中间肯定会经历很大波动，你不一定能够承受这么大的波动，用接力法我们更容易拿得住。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价值投资在中国同样有效，但是在具体方法上也需要创新和变通。
《巴伦周刊》：如果重阳基金遇到市场表现长期偏离价值时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重阳基金是否会遇到基金排名的压力，如何来面对这种压力？
舒泰峰：重阳从事机构化投资有20多年了，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客户压力排名肯定会有。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觉得扛是免不了的，这也是最考验毅力的时候。2015年重阳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候，2015年上半年是疯牛，急速上涨，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比较谨慎的，认为杠杆牛肯定难以持续，所以我们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用股指期货来进行套期保值，相当于提前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但这个保护动作也带来了短期压力，因为我们的净值表现没有同行好。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当时业内很少的动作：我们关闭了我们的基金申购，因为我们预判行情无法持续，所以我们关闭了基金申购，相当于通过放弃了规模的短期诉求保护客户利益不受损。
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双向筛选的过程，股灾最终发生之后，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对冲保护，所以我们的净值实际上是逆势上涨的，但因为我们在市场高点时关闭了基金申购，所以我们留下来的客户都是赚钱的，这是必须经历的考验。
《巴伦周刊》：重阳基金会对投资者进行筛选或者教育吗，如果重阳的投资者跟重阳的投资理念不符合时怎么办？
舒泰峰：我们非常重视投资者沟通，我们会做很多路演，不会给客户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承诺和预期。我们向客户传达的八个字是“价值投资、绝对收益”，“价值投资”四个字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后面四个字叫“绝对收益”。
绝对收益的理念就是我们希望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要尽量获取正收益、正回报。哪怕有些年份少赚一点，但是一定不要大亏，因为一旦发生大亏，客户就会拿不住，所以我们对波动和回撤看得非常重，尽量减少波动和回撤来确保绝对收益，哪怕单年度收益不太高，但是如果客户每年都能够赚到钱，那么从长期复利的结果来看就非常好。
而且它还可以破解我们基金行业的一个痛点，那就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因为很多基民都是在市场高点的时候追进去的，可能买进去之后很快就亏钱了，而我们按照绝对收益的理念来操作，基金净值上涨会比较平滑，不会太考验客户心理。人性是损失厌恶的，如果净值回撤太大就很容易造成杀跌。说实话人性很难改变，我们作为基金管理人要尊重人性，所以要控制波动和回撤，以绝对收益的理念来跟客户做沟通，并获得他们的认可，认可这样理念的客户才会长期追随我们，并且赚到钱。
《巴伦周刊》：您在书中所附的认知书单里的大部分书，我们都已经推荐过类似的书，唯有最后一个类别，也就是“心性之书”几乎没有做过推荐，因为投资者往往偏理性，相对比较忽视感性层面的东西，您能否具体说说其中一两本书对您投资中的启发？
舒泰峰：这本书的开篇其实就是讲投资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艺术这部分主要就是讲心性和认知，比如巴菲特和芒格绝对是心性的大师，他们已经跳出了具体的科学层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如我们创始人裘国根先生在序言里写的，投资界对科学层面已经非常重视，但在投资艺术这一层面相对比较忽视，我这本书相当于是对探索投资艺术方面的一次粗浅尝试。
这或许跟我的学科背景和个人经历也有关，因为我本科学的是历史，读书时会涉猎一些先秦哲学思想，所以大学时就读过《道德经》等，但当时虽然也读了，大概似乎也能看懂，但事实上并没有把它变成真正的理解。
有了一些社会阅历之后，尤其到了重阳之后，我重读《道德经》，发现现在读一点都不过时，正好我又读了巴菲特和芒格，我发现他们讲的东西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事实上意思非常一致，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让他们做了一个跨时空的对话。
除了老子，实际上中国的《孙子兵法》里有很多内容跟价值投资之道也非常相似，《论语》里的一些价值观跟芒格的主张也很相似，芒格自己也非常崇敬孔子，他们各自理念背后的心性和认知非常相似。这其实是投资界的一个普遍现象，真正的投资大佬对历史哲学这些东西非常看重，因为投资最终可能是一种哲学方法论上的东西。
甚至连佛学跟投资其实也是能相通的，比如我在“心性之书”里推荐的一行禅师的《佛陀传》。佛学里面有不同门派，我们这里讲的是人间佛学，一行禅师践行的也是人间佛学，他在这本书里讲到了“空性”，在没接触这些内容之前，可能会觉得佛学很消极，但事实上你认真去读了这些书之后，你会发现佛学是非常积极的。
比如这本书对空性的解释就特别好，他说空性的两大内涵是“互依性”和“无自性”。无自性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也好，一个物体也好，其实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如果你脱离了家庭、公司这些组织，其实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在当代这个高度专业和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你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撑，连生活都无法保障，这就是“无自性”；而“互依性”就是互相依赖性，跟无自性也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空性，你发现空性是非常积极的，它跟价值投资也有联系，因为价值投资实际上是追求多方共赢的。比如说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我们所投的上市公司之间就有一种互依性：如果没有客户给我们资金，我们就没钱去投企业，企业就获得不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无法成长。
所以价值投资为什么是正道？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所以才能够持续做下去，这正是价值投资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价值增长的过程中，管理人、客户和企业都获得了收益，所以它是能够实现三方共赢的，也能对应得上佛学的“空性”。所以佛学貌似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其实它的内在很积极。
还有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这几年苏东坡成了网红，大家开始重读关于苏东坡的书，但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神仙版的苏东坡，他笔下的苏东坡非常光鲜和飘逸，但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在泥泞中摸爬滚打的苏东坡，你可以看到他怎么从不断被贬，贬到天涯海角，已经卑微到了尘埃里，但他还能再爬起来，一次一次绽放出伟大的篇章。他这种心态的豁达非常能启发人，一般人可能经不住他这样的折腾。
他这种豁达和乐观的态度对我们生活和投资都很有启发，其实投资最终的价值观就是要乐观，如果你不看好未来，那么你就不要投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心法，表面上跟投资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非常重要。
《巴伦周刊》：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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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周刊》：您在《财富是认知的变现》这本书中谈到的都是非常经典的价值投资理念，很多投资者也非常认可，但一到实践时却总是变形，包括一些著名分析师和投资大V实际操盘后都出师不利，您在书中也提到投资家的思维方式以及背后的心性修养与常人有着明显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到底是什么，如何才能跨越投资从理论到实践之间的鸿沟？
舒泰峰：我是从媒体转行到投资，因为经过了这个跨界所以冲击特别大，相当于我到重阳之后进行了一个认知重构的过程。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例子来说明职业投资者的认知跟常人的不同。首先，职业投资者常常运用逆向思维，我自己过去则是顺向思维，因为顺向思考的状态比较舒服，也更容易得到群体的认可，但是逆向思维要求你跟别人反过来进行独立思考，从人性上说，这其实挺难受的，芒格说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同。
其次，职业投资者比常人更有耐性。我们多数人是非常短视、急于求成的，职业投资者会更有耐性，这种耐力不是常人可比。咱们还是举巴菲特、芒格的例子，巴菲特96%的财富是在他六十岁以后获得的，他在六十岁之前，无论是名气也好，财富也好，其实都没有达到被全世界追捧的地步，这背后实际上他经历了非常耐心的等待，然后才在最后阶段发力，享受到复利的魔法。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复利的背后是长期主义思维，实际上你要享受时间复利很难，难就难在它是具有迷惑性的。如果我们把巴菲特财富净值的增长曲线图变成一条K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增长曲线一开始增长很缓慢，直到60岁以后才产生非线性的爆炸。这就跟我们认知的进化一样，我们即使每天读书，但是一开始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你都不会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进步，必须经历过这一段迷惑期之后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复利，这段时间非常考验你的心性，一定要有极大的耐心。
第三，还有一条我也是特别感受比较深的，就是常人思维可能更多是横向比较，在这本书里我也讲了，贪婪和嫉妒会让我们的投资行为变形，在我看来本质上就是因为横向比较，或者说相对主义，我们总是在跟别人的比较中来寻找自己的位置。
但在投资中，或者说在追求人生事业高度的过程中，不妨多运用一些绝对主义的思维，我觉得真正的投资大师不喜欢跟别人比较，而更喜欢跟自己比较，因为如果你跟别人比较，你就很容易陷入到贪婪和嫉妒的认知陷阱里去。跟自己比较，这样每天进步一点点就就可以了，投资最终其实不是要战胜市场，而是要战胜自己。
这些特点都是职业投资者和常人的不同，这些认知并不难获得，但是它背后的机理其实很深，你要内心认可才能真正理解它，如果不真正理解它，就很容易变成鸡汤，就像我们常说的“做时间的朋友”，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要真正认可这句话，你就要从“现代化铁律”的底层逻辑上去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并且转化为行动。
当然，这里边可能也分成两类人，有一类人其实是天生的投资者，比如说逆向思维，有些投资者先天性格上就具有逆向的特征，天生就适合做投资，但是多数人从认知结构上讲是不适合自己做投资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具有种种认知缺陷，如果你一定要做，那就只能“吾日三省吾身”，通过复盘日常生活和交易行为来纠正自己的认知缺陷，比如从顺向思维变成逆向思维，从急于求成变成有充分耐心追求复利，从相对主义变成绝对主义等等，就如我们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裘国根先生所概括的：“投资是一场反人性的游戏”。
《巴伦周刊》：您以前在媒体行业的时候，可能也见识过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黑幕，那么您认为这些黑幕或者说暗箱操作对于中国股市的长期投资价值有影响吗？或者说，价值投资在A股市场也能够适用吗？
舒泰峰：这个问题很深刻，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事件性的异常，实际上也不光A股市场有，美国市场也有，像去年美股被散户炒起来的游戏股Gamestop等等。你讲的这些黑幕也好，异常也好，全球资本市场都有，但我觉得它的影响更多是短期冲击的影响，并不影响长期发展趋势。
在这里我特别想介绍一下李录讲的的“现代化铁律”（参见本刊此前对李录采访《价值投资本质上跟现代化一样》），我觉得看完之后可能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价值投资长期来说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有效的。
现代化铁律有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科技创新，另一个轮子是市场经济。我们在进入工业革命之前，实际上经济社会生活的迭代进步是非常慢的，但是自从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巨大的进步在这近两百年间发生，我们的财富开始非线性增长，只要这两个轮子没有停止运转，我们的经济肯定是长期向上的，而股市实际上是现代经济结出的璀璨花朵。李录在他的书里统计过，在大类资产中，现金表现最差，增值幅度最高的就是股票，所以你拉长了时间看，这种趋势在中美是一样的，所以价值投资在中国同样有效，只不过中国经济跟美国相比还处于转型期，一些乱象会更多，造成的波动也会更大，中国的价值投资者面对的挑战比巴菲特和芒格可能也更大。
另外，我们对经典的价值投资理论也是有创新和变通的，巴菲特主张的是买入并长期持有，如果你能碰到确定性非常高的股票，确实是可以一直拿着十年二十年，但在实践操作中，中国的股票因为转型期的特点波动比较大，所以我们重阳投资的创始人裘国根提出了价值投资的“接力法”：跟一直拿着一只股票翻八倍相比，还有一种方法是找到三只股票，每只股票都力求翻倍，最后接力的结果也是八倍，这种接力法在实践中应该说更适合中国资本市场转型期的特征，而且也更接近人性，因为你如果长期拿着一只股票的话，中间肯定会经历很大波动，你不一定能够承受这么大的波动，用接力法我们更容易拿得住。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价值投资在中国同样有效，但是在具体方法上也需要创新和变通。
《巴伦周刊》：如果重阳基金遇到市场表现长期偏离价值时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重阳基金是否会遇到基金排名的压力，如何来面对这种压力？
舒泰峰：重阳从事机构化投资有20多年了，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客户压力排名肯定会有。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觉得扛是免不了的，这也是最考验毅力的时候。2015年重阳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候，2015年上半年是疯牛，急速上涨，但实际上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比较谨慎的，认为杠杆牛肯定难以持续，所以我们比较早的时候就开始用股指期货来进行套期保值，相当于提前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但这个保护动作也带来了短期压力，因为我们的净值表现没有同行好。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当时业内很少的动作：我们关闭了我们的基金申购，因为我们预判行情无法持续，所以我们关闭了基金申购，相当于通过放弃了规模的短期诉求保护客户利益不受损。
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双向筛选的过程，股灾最终发生之后，因为我们提前做了对冲保护，所以我们的净值实际上是逆势上涨的，但因为我们在市场高点时关闭了基金申购，所以我们留下来的客户都是赚钱的，这是必须经历的考验。
《巴伦周刊》：重阳基金会对投资者进行筛选或者教育吗，如果重阳的投资者跟重阳的投资理念不符合时怎么办？
舒泰峰：我们非常重视投资者沟通，我们会做很多路演，不会给客户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承诺和预期。我们向客户传达的八个字是“价值投资、绝对收益”，“价值投资”四个字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后面四个字叫“绝对收益”。
绝对收益的理念就是我们希望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要尽量获取正收益、正回报。哪怕有些年份少赚一点，但是一定不要大亏，因为一旦发生大亏，客户就会拿不住，所以我们对波动和回撤看得非常重，尽量减少波动和回撤来确保绝对收益，哪怕单年度收益不太高，但是如果客户每年都能够赚到钱，那么从长期复利的结果来看就非常好。
而且它还可以破解我们基金行业的一个痛点，那就是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因为很多基民都是在市场高点的时候追进去的，可能买进去之后很快就亏钱了，而我们按照绝对收益的理念来操作，基金净值上涨会比较平滑，不会太考验客户心理。人性是损失厌恶的，如果净值回撤太大就很容易造成杀跌。说实话人性很难改变，我们作为基金管理人要尊重人性，所以要控制波动和回撤，以绝对收益的理念来跟客户做沟通，并获得他们的认可，认可这样理念的客户才会长期追随我们，并且赚到钱。
《巴伦周刊》：您在书中所附的认知书单里的大部分书，我们都已经推荐过类似的书，唯有最后一个类别，也就是“心性之书”几乎没有做过推荐，因为投资者往往偏理性，相对比较忽视感性层面的东西，您能否具体说说其中一两本书对您投资中的启发？
舒泰峰：这本书的开篇其实就是讲投资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艺术这部分主要就是讲心性和认知，比如巴菲特和芒格绝对是心性的大师，他们已经跳出了具体的科学层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如我们创始人裘国根先生在序言里写的，投资界对科学层面已经非常重视，但在投资艺术这一层面相对比较忽视，我这本书相当于是对探索投资艺术方面的一次粗浅尝试。
这或许跟我的学科背景和个人经历也有关，因为我本科学的是历史，读书时会涉猎一些先秦哲学思想，所以大学时就读过《道德经》等，但当时虽然也读了，大概似乎也能看懂，但事实上并没有把它变成真正的理解。
有了一些社会阅历之后，尤其到了重阳之后，我重读《道德经》，发现现在读一点都不过时，正好我又读了巴菲特和芒格，我发现他们讲的东西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事实上意思非常一致，所以我在这本书里让他们做了一个跨时空的对话。
除了老子，实际上中国的《孙子兵法》里有很多内容跟价值投资之道也非常相似，《论语》里的一些价值观跟芒格的主张也很相似，芒格自己也非常崇敬孔子，他们各自理念背后的心性和认知非常相似。这其实是投资界的一个普遍现象，真正的投资大佬对历史哲学这些东西非常看重，因为投资最终可能是一种哲学方法论上的东西。
甚至连佛学跟投资其实也是能相通的，比如我在“心性之书”里推荐的一行禅师的《佛陀传》。佛学里面有不同门派，我们这里讲的是人间佛学，一行禅师践行的也是人间佛学，他在这本书里讲到了“空性”，在没接触这些内容之前，可能会觉得佛学很消极，但事实上你认真去读了这些书之后，你会发现佛学是非常积极的。
比如这本书对空性的解释就特别好，他说空性的两大内涵是“互依性”和“无自性”。无自性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也好，一个物体也好，其实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如果你脱离了家庭、公司这些组织，其实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在当代这个高度专业和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你如果没有别人的支撑，连生活都无法保障，这就是“无自性”；而“互依性”就是互相依赖性，跟无自性也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脱离整体而单独存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空性，你发现空性是非常积极的，它跟价值投资也有联系，因为价值投资实际上是追求多方共赢的。比如说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和我们所投的上市公司之间就有一种互依性：如果没有客户给我们资金，我们就没钱去投企业，企业就获得不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无法成长。
所以价值投资为什么是正道？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所以才能够持续做下去，这正是价值投资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价值增长的过程中，管理人、客户和企业都获得了收益，所以它是能够实现三方共赢的，也能对应得上佛学的“空性”。所以佛学貌似看起来很消极，但是其实它的内在很积极。
还有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这几年苏东坡成了网红，大家开始重读关于苏东坡的书，但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是神仙版的苏东坡，他笔下的苏东坡非常光鲜和飘逸，但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在泥泞中摸爬滚打的苏东坡，你可以看到他怎么从不断被贬，贬到天涯海角，已经卑微到了尘埃里，但他还能再爬起来，一次一次绽放出伟大的篇章。他这种心态的豁达非常能启发人，一般人可能经不住他这样的折腾。
他这种豁达和乐观的态度对我们生活和投资都很有启发，其实投资最终的价值观就是要乐观，如果你不看好未来，那么你就不要投资，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心法，表面上跟投资没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非常重要。
《巴伦周刊》：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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