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声长物》，王金声著
此书为王金声先生所赠。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但我与之相识二十年来，这至少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其厚积薄发，如此有耐性，让我对他原有的敬佩又增添了三分。
我与王兄相识大约是经黄舰先生之介。我的收藏中有一个门类纯属爱屋及乌，那就是对藏书家墨迹的收藏，然而同一个作家所写的手稿，跟他书法作品的字迹却有较大的差异，故而我不可以用手稿字体来辨识同一人的书法作品，而当时黄舰告诉我，上海的王金声是他的朋友，而王先生在这方面特别有眼力，我要购买书法作品，不妨向王先生请教。
黄兄的建议正合我意，故某次他从苏州前往上海时，我也赶到那里，在老城隍庙的一个茶馆内第一次见到王金声。王兄坦诚的向我讲解着上海字画界的一些私下交易规则，而此后我几次到上海参加拍场会，对于拿不准的古代书法墨迹，均请王兄代为掌眼，有一度我因事赶不到上海和杭州时，也会请他代为举牌，而他在鉴定某些字画时，还会向我讲解一眼真一眼假的内在原因。在这方面，他给我的帮助，我一直感念于心。
王金声虽然在鉴定古人墨迹方面目光如炬，然其本人却专藏近现代名人法书。我听黄舰讲过，王兄家中原本藏有大量的古代名人字画，然而王金声为何不继承家学，却专喜近代之物，何以有着这样的偏爱，我未曾问过他，不过翻阅他的这部藏品集，看到里面所收的确与他的主体收藏吻合。
陈鹏举在给本书所写《序言》中首先回答了我的小疑问：“1840年至1949年，或如金声所说‘自龚自珍至司徒雷登’这一百年间，中国文人所经历的丧乱、困苦，遍体鳞伤和决绝抗争，是唯有春秋和魏晋时候所能比拟的。而他们极其无愧地各自完成了自己。”想来这句话准确的概括了王金声的藏品时限，而对于王兄在这方面收藏的成就，该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金声为毗陵旧族，自小极喜文字，饱读手泽，还有缘得见书者真面。文传三代出贵子，他是天择其人。二十年前，送别钱君匋先生那天，我和他倾心交谈。我认定，他将是这一代人中，收藏近代文人墨迹第一人。
为了出版此书，王兄作了长期的准备，而对于本书出版的时段，陈序中也有交待：
十年前，他和我约定，2019年出版他的《金声长物》，并约我写序。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从“五四”这一年，向两边读去，会把近代中国文人之心，还有近代中国之文脉，看得更清楚。
看来在出版前的十年，王金声已经做出了安排，为此他跟陈鹏举有了十年之约。之所以给出这样的断代，乃是2019年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如此说来，金声先生的收藏有着别样的心思在，而巧合的是，我写这篇师友赠书录的日子，正是5月4日，一切巧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
王金声在本书的自序中首先引用董桥先生的所言，以此来说清楚癖爱收藏也是一种骑上去容易下来难的行当，但他依然对此乐而忘归：“从青年到中年，常随遇而安，慵懒的性情难得疲于世间的周旋与奔命，一直过着郁迂的心灵生活，平和地做个庸人，反倒觉得快乐和满足。唯一的消遣，便是钻入故纸堆中觅索一方精神乐土，潜心勾留近世那些新旧文化的饱学之士留下的翰墨。不妨‘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咏玩索之’，数十年来，倘有倾慕的文人手迹现身拍场，辄当仁不让，悉数收进。总之，断不能将自己看轻看贱了。”
想打胜仗，弹药充足是必要条件，但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王金声在自序中谈到了当年嘉德公司拍出的那批胡适手札，这些手札的书写人有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计27通，正符合金声先生的收藏范围。显然好东西识家众多，于是金声兄采取了苏秦的“连横抗秦”方式，他联络多位藏友合股竞拍这批手札，一直举到了近500万元，但后来国家文物总局首次行使优先购买权，这批手札最终归了某大学来珍藏。这个结果显然让王金声和朋友们的希望落空了，但他却坦然地认为，这种交易的方式“亦不失公允”，同时也觉得“独秀先生曾是开一代风气、毁誉交加的人物，殁去也近七十年了，如今墓木已拱，却由谷而峰，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
但好在陈独秀的墨迹金声兄已经有藏，因为他家墙壁上挂着的正是陈独秀的对联，虽然如此，金声兄却又说：“出于自身偏见，往往摒弃政治人物的手迹，而有人恰好兼有政治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细看书中所收陈独秀的这幅对联，确实有着别样的书法美，其气势之宏大给人以震撼，故欣赏书法家的作品，倒并不用太过在意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对于梁启超，王金声则认为可谓是文人加学者的典范：“什么叫趣味？什么叫人格魅力？任公是也。他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杰出典型。一生笔耕不辍，卷帙浩繁，委实是近代以来最健的一支笔，其文思几如风雨骤至，亦似奔涌之泉。”
王金声在自序中又引用到了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的所言，明确地称写字可谓是“第一等的娱乐”，并提到梁启超在住院养病期间，病榻边放的是汲古阁本《宋六十家词》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等词集。也许是为了消遣，梁启超从这些词集中集句成联，竟然集出了两三百幅之多，而这些集联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金声兄写道：“任公当时曾把他所集联语请朋友们自挑，然后让南纸店伙计裁好玉版宣，再按所选字数画好朱丝栏格，用他娟挺的工楷书就，朋友们躬逢其盛，一时洛阳纸贵。”
而这样的集联，金声兄也曾买得一幅，其难得者，这幅对联乃是写给藏书家徐乃昌者，对于其买入此联的价格，金声先生用了如此比喻：“当年差不多花了一辆普桑的价格购得，若在现今换辆大奔，相信也是绰绰有余的。”
近些年名家书法价格陡涨，尤其名人书法受到了财富阶层人士的青睐，故有人劝金声兄及时出手，他对这种劝法不知如何回答，但他也提到曾经放出过一些小品，有意思的是，他放出的这些小品却又入了名家之手：
虽厕身藏家之列，偶尔也禁不住拍场公司的忽悠，常放出几张自认无足轻重的小件拿到拍场遛遛，像张从碧的墨梅，自然进了董桥的慧眼，一对红树室藏冯文凤的袖珍联、梅景书屋仅存的几张乾隆角花笺，也让基永兄带到了董桥手中，统统进了他的《故事》里了，聚散之间，虽有些懊恼，倒也庆幸这些东西又有了新的归宿。
这个结果不知道算不算是楚弓楚得，但这样的递传的确是增添了故事性。清代藏书家孙文川诗曰：“宝翰垂千秋，人无百年寿。展玩聊自娱，岂计收藏久。”而这组长诗的最后两句则为：“由来天下宝，不妨天下有。但祝得所归，勿落俗士手。”其旧藏能为名士所得，真可谓得其所哉。
此书为王金声先生所赠。我不清楚这是不是他的第一本著作，但我与之相识二十年来，这至少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其厚积薄发，如此有耐性，让我对他原有的敬佩又增添了三分。
我与王兄相识大约是经黄舰先生之介。我的收藏中有一个门类纯属爱屋及乌，那就是对藏书家墨迹的收藏，然而同一个作家所写的手稿，跟他书法作品的字迹却有较大的差异，故而我不可以用手稿字体来辨识同一人的书法作品，而当时黄舰告诉我，上海的王金声是他的朋友，而王先生在这方面特别有眼力，我要购买书法作品，不妨向王先生请教。
黄兄的建议正合我意，故某次他从苏州前往上海时，我也赶到那里，在老城隍庙的一个茶馆内第一次见到王金声。王兄坦诚的向我讲解着上海字画界的一些私下交易规则，而此后我几次到上海参加拍场会，对于拿不准的古代书法墨迹，均请王兄代为掌眼，有一度我因事赶不到上海和杭州时，也会请他代为举牌，而他在鉴定某些字画时，还会向我讲解一眼真一眼假的内在原因。在这方面，他给我的帮助，我一直感念于心。
王金声虽然在鉴定古人墨迹方面目光如炬，然其本人却专藏近现代名人法书。我听黄舰讲过，王兄家中原本藏有大量的古代名人字画，然而王金声为何不继承家学，却专喜近代之物，何以有着这样的偏爱，我未曾问过他，不过翻阅他的这部藏品集，看到里面所收的确与他的主体收藏吻合。
陈鹏举在给本书所写《序言》中首先回答了我的小疑问：“1840年至1949年，或如金声所说‘自龚自珍至司徒雷登’这一百年间，中国文人所经历的丧乱、困苦，遍体鳞伤和决绝抗争，是唯有春秋和魏晋时候所能比拟的。而他们极其无愧地各自完成了自己。”想来这句话准确的概括了王金声的藏品时限，而对于王兄在这方面收藏的成就，该序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金声为毗陵旧族，自小极喜文字，饱读手泽，还有缘得见书者真面。文传三代出贵子，他是天择其人。二十年前，送别钱君匋先生那天，我和他倾心交谈。我认定，他将是这一代人中，收藏近代文人墨迹第一人。
为了出版此书，王兄作了长期的准备，而对于本书出版的时段，陈序中也有交待：
十年前，他和我约定，2019年出版他的《金声长物》，并约我写序。2019年，“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五四运动”是新旧文化划时代的大事件。从“五四”这一年，向两边读去，会把近代中国文人之心，还有近代中国之文脉，看得更清楚。
看来在出版前的十年，王金声已经做出了安排，为此他跟陈鹏举有了十年之约。之所以给出这样的断代，乃是2019年为“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如此说来，金声先生的收藏有着别样的心思在，而巧合的是，我写这篇师友赠书录的日子，正是5月4日，一切巧合都是冥冥中的注定。
王金声在本书的自序中首先引用董桥先生的所言，以此来说清楚癖爱收藏也是一种骑上去容易下来难的行当，但他依然对此乐而忘归：“从青年到中年，常随遇而安，慵懒的性情难得疲于世间的周旋与奔命，一直过着郁迂的心灵生活，平和地做个庸人，反倒觉得快乐和满足。唯一的消遣，便是钻入故纸堆中觅索一方精神乐土，潜心勾留近世那些新旧文化的饱学之士留下的翰墨。不妨‘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咏玩索之’，数十年来，倘有倾慕的文人手迹现身拍场，辄当仁不让，悉数收进。总之，断不能将自己看轻看贱了。”
想打胜仗，弹药充足是必要条件，但地主家也有缺粮的时候，王金声在自序中谈到了当年嘉德公司拍出的那批胡适手札，这些手札的书写人有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计27通，正符合金声先生的收藏范围。显然好东西识家众多，于是金声兄采取了苏秦的“连横抗秦”方式，他联络多位藏友合股竞拍这批手札，一直举到了近500万元，但后来国家文物总局首次行使优先购买权，这批手札最终归了某大学来珍藏。这个结果显然让王金声和朋友们的希望落空了，但他却坦然地认为，这种交易的方式“亦不失公允”，同时也觉得“独秀先生曾是开一代风气、毁誉交加的人物，殁去也近七十年了，如今墓木已拱，却由谷而峰，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
但好在陈独秀的墨迹金声兄已经有藏，因为他家墙壁上挂着的正是陈独秀的对联，虽然如此，金声兄却又说：“出于自身偏见，往往摒弃政治人物的手迹，而有人恰好兼有政治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细看书中所收陈独秀的这幅对联，确实有着别样的书法美，其气势之宏大给人以震撼，故欣赏书法家的作品，倒并不用太过在意其政治家的身份，而对于梁启超，王金声则认为可谓是文人加学者的典范：“什么叫趣味？什么叫人格魅力？任公是也。他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杰出典型。一生笔耕不辍，卷帙浩繁，委实是近代以来最健的一支笔，其文思几如风雨骤至，亦似奔涌之泉。”
王金声在自序中又引用到了梁启超在《书法指导》中的所言，明确地称写字可谓是“第一等的娱乐”，并提到梁启超在住院养病期间，病榻边放的是汲古阁本《宋六十家词》和朱孝臧的《彊村丛书》等词集。也许是为了消遣，梁启超从这些词集中集句成联，竟然集出了两三百幅之多，而这些集联还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金声兄写道：“任公当时曾把他所集联语请朋友们自挑，然后让南纸店伙计裁好玉版宣，再按所选字数画好朱丝栏格，用他娟挺的工楷书就，朋友们躬逢其盛，一时洛阳纸贵。”
而这样的集联，金声兄也曾买得一幅，其难得者，这幅对联乃是写给藏书家徐乃昌者，对于其买入此联的价格，金声先生用了如此比喻：“当年差不多花了一辆普桑的价格购得，若在现今换辆大奔，相信也是绰绰有余的。”
近些年名家书法价格陡涨，尤其名人书法受到了财富阶层人士的青睐，故有人劝金声兄及时出手，他对这种劝法不知如何回答，但他也提到曾经放出过一些小品，有意思的是，他放出的这些小品却又入了名家之手：
虽厕身藏家之列，偶尔也禁不住拍场公司的忽悠，常放出几张自认无足轻重的小件拿到拍场遛遛，像张从碧的墨梅，自然进了董桥的慧眼，一对红树室藏冯文凤的袖珍联、梅景书屋仅存的几张乾隆角花笺，也让基永兄带到了董桥手中，统统进了他的《故事》里了，聚散之间，虽有些懊恼，倒也庆幸这些东西又有了新的归宿。
这个结果不知道算不算是楚弓楚得，但这样的递传的确是增添了故事性。清代藏书家孙文川诗曰：“宝翰垂千秋，人无百年寿。展玩聊自娱，岂计收藏久。”而这组长诗的最后两句则为：“由来天下宝，不妨天下有。但祝得所归，勿落俗士手。”其旧藏能为名士所得，真可谓得其所哉。
#历史好物# 瓷器鉴定真知堂：明初的永乐宣德二朝瓷器，收藏家们耳熟能详，手里没有一两件永宣官窑瓷器，很难被认可为大收藏家。当然，由于永宣官窑当时就极为名贵，所以大部分传世品都收藏在两岸故宫博物院，世界上其他博物馆就算有藏，数量也不多，一般都仅为数件而已。图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永乐青花大扁壶，这类瓷器传世极少，堪称重器。
#收藏[超话]#所谓五大名窑，元青花，永宣瓷器，成化斗彩这类是可遇不可求，更不能强求甚至专牛角尖。这类掐尖的货以不仅仅是鉴定上的技术问题而是成为社会学问题，也就说这类尖货要看在谁的手上，如果在大咖，大行手中市场接受程度就高，相应的价格就高，除非你手里的这类尖货要象拍行要求的传承有序。所以玩藏要接地气，以其费心，费力，费钱去证明你手中的这类尖货和被行内人接受不如玩点行内接受程度高的藏品。如非要强求专牛角尖就离国宝帮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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