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简阳##简阳美好生活# 【简阳紧盯监督重点，以强有力举措护航乡村振兴！】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监督。简阳市是成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主阵地，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区域。2021年，随着脱贫摘帽任务的全面完成，为避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不畅，简阳市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在监督上持续加压，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这个重点，围绕产业发展、道路畅通等方面，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促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取得实效。
以“小切口”破题，持续跟踪推动解决问题
“驻村干部还会继续选派不，农技员还会定期给我们指导吗？”“我们农云村现在种植了大量柑橘，如何更好地在网上或者线下销售？”
今年9月，简阳市纪委监委在禾丰镇农云村举行了一场“坝坝会”。针对产业发展，镇村干部和村民共同出谋划策，不断碰撞出“火花”。一个多小时的“坝坝会”不仅收集了很多“金点子”，更让村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已退出的贫困村对技术帮扶的需求较大，但脱贫攻坚结束后，随着驻村农技员的撤出，单纯依托群众自身发展产业的后劲不足，群众持续增收缺乏保障。”
简阳市纪委监委调研组重点了解全市贫困村脱贫摘帽后“四不摘”以及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及时向简阳市委巡察办、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等10个部门（单位）印发《工作提示》，持续跟踪推动问题解决。
专项监督不仅体现在发现问题、查处问题上，更应该体现在治理薄弱环节、推动建章立制保长效上。针对收集到的衔接机制缺乏、上级指导性文件制度少等问题，简阳市纪委监委推动相关部门加快出台了《简阳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5）》《简阳市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等系列文件，细化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工作方案、脱贫后评估等措施。
同时，简阳市纪委监委坚持以“小切口”破题，自下而上，从镇（街道）、村（社区）干部的真实感受出发，查找职能部门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镇（街道）、村（社区）承担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过渡期政策断档、政策空白等突出问题，一一推动解决。今年以来，共查处工程验收不认真、工程质量不合格等案件4件12人。
强化集体“三资”提级监督，推动基层“微权力”阳光规范运行
“乡村振兴项目的实施，纪委监委是如何监督的呢？”
“我们构建了‘市镇村’三级联动监督体系，划定阶段性和日常监督重点，加强统筹联动凝聚监督合力，确保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
“村里的钱花了多少，是不是及时公示了，哪个负责监管？”
“村里的大事小事不仅要提前公布表决时间、地点和议题，还要公示表决结果。我们纪检监察机构持续把监督贯穿基层民主议事、村务、财务公开各环节，推动基层‘微权力’阳光规范运行。”
......
这是简阳市纪委监委采用监督下沉方式，在宏缘镇大堰村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提级监督时的一段对话。
2021年，简阳市纪委监委梳理了近年来村组干部违规违纪情况，针对“三务”不公开、“三资”管理不规范较为突出的现象，组建了2个课题组分赴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摸清涉农项目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现状，形成了《关于提升农业项目实施和监管质效的报告》专报简阳市委，推动全市上下形成整体思维、产生合力效应。
同时，简阳市纪委监委将“三资”提级监督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1+N”督查工作要点，并采用“1个领导班子成员+1个纪检监察室+若干派驻纪检监察组或镇（街道）纪（工）委”的方式，整合机关纪检监察室、派驻机构和乡镇纪委监察办三方力量，统筹组织村（社区）纪检委员开展交叉监督。截至目前，共发现代理记账不规范、培训开展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等问题12个，及时督促整改跟踪问效。
“村（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后，资金划分、收益分配、账套合并、账务调整等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村（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后，农村‘三资’支配权力更加集中，权力运行风险也增大了。”简阳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联合相关部门，结合《成都市加强村党组织书记监督管理激励办法（试行）》和开展提级监督的相关要求，探索实现有效监督的方法和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积极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这个路面以前像麻子一样，到处坑坑洼洼，现在终于整好了，我们出行就方便多了......”镇金镇南山坳的村民们看到焕然一新的“简仁路”后说道。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该路路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情况，很多地方坑洼不平，给当地群众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
出行道路不畅，堵的是群众的心。简阳市纪委监委经走访调研发现，原来该路段常年有搞建设、拉土方的大车经过，长时间的碾压破坏了路面，导致道路坑洼不平。期间，简阳市交通局也进行过多次道路养护，但都是修修补补，过不了多久又变得坑坑洼洼，没有彻底解决困扰群众的出行问题。
“这条路前前后后维修了好几次，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和百姓出行，当地企业、周边群众多次反映，为何就是修不好？”在开展“为幸福发声·让群众有感”专项行动中，简阳市纪委监委发现，相关职能部门上前一步、主动担当的工作劲头还不够，需要打通问题“中梗阻”，厘清相关职能部门职责，建立起全链条协作配合机制。随即，简阳市纪委监委召集交通部门、属地政府和群众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商解决方案。经过研究讨论，简阳市交通局计划投入380余万元资金，重新对该路段进行彻底整修。目前，该路段已完成通车，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出行。
推动“简仁路”维修整治是简阳市纪委监委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一个缩影。为避免走访收集问题“一收了之”等情况发生，简阳市纪委监委建立了“诉求清单”台账，做到“每周汇总、每月督办、每季回访”，确保意见建议高质量办理。截至目前，共收集到群众意见建议96个，点对点反馈至22个相关责任单位，已推动解决67个。
以“小切口”破题，持续跟踪推动解决问题
“驻村干部还会继续选派不，农技员还会定期给我们指导吗？”“我们农云村现在种植了大量柑橘，如何更好地在网上或者线下销售？”
今年9月，简阳市纪委监委在禾丰镇农云村举行了一场“坝坝会”。针对产业发展，镇村干部和村民共同出谋划策，不断碰撞出“火花”。一个多小时的“坝坝会”不仅收集了很多“金点子”，更让村民们对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已退出的贫困村对技术帮扶的需求较大，但脱贫攻坚结束后，随着驻村农技员的撤出，单纯依托群众自身发展产业的后劲不足，群众持续增收缺乏保障。”
简阳市纪委监委调研组重点了解全市贫困村脱贫摘帽后“四不摘”以及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及时向简阳市委巡察办、市发改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乡村振兴局）等10个部门（单位）印发《工作提示》，持续跟踪推动问题解决。
专项监督不仅体现在发现问题、查处问题上，更应该体现在治理薄弱环节、推动建章立制保长效上。针对收集到的衔接机制缺乏、上级指导性文件制度少等问题，简阳市纪委监委推动相关部门加快出台了《简阳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5）》《简阳市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等系列文件，细化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工作方案、脱贫后评估等措施。
同时，简阳市纪委监委坚持以“小切口”破题，自下而上，从镇（街道）、村（社区）干部的真实感受出发，查找职能部门将自身权责事项派交镇（街道）、村（社区）承担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过渡期政策断档、政策空白等突出问题，一一推动解决。今年以来，共查处工程验收不认真、工程质量不合格等案件4件12人。
强化集体“三资”提级监督，推动基层“微权力”阳光规范运行
“乡村振兴项目的实施，纪委监委是如何监督的呢？”
“我们构建了‘市镇村’三级联动监督体系，划定阶段性和日常监督重点，加强统筹联动凝聚监督合力，确保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
“村里的钱花了多少，是不是及时公示了，哪个负责监管？”
“村里的大事小事不仅要提前公布表决时间、地点和议题，还要公示表决结果。我们纪检监察机构持续把监督贯穿基层民主议事、村务、财务公开各环节，推动基层‘微权力’阳光规范运行。”
......
这是简阳市纪委监委采用监督下沉方式，在宏缘镇大堰村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提级监督时的一段对话。
2021年，简阳市纪委监委梳理了近年来村组干部违规违纪情况，针对“三务”不公开、“三资”管理不规范较为突出的现象，组建了2个课题组分赴农业农村、财政等部门，摸清涉农项目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现状，形成了《关于提升农业项目实施和监管质效的报告》专报简阳市委，推动全市上下形成整体思维、产生合力效应。
同时，简阳市纪委监委将“三资”提级监督纳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1+N”督查工作要点，并采用“1个领导班子成员+1个纪检监察室+若干派驻纪检监察组或镇（街道）纪（工）委”的方式，整合机关纪检监察室、派驻机构和乡镇纪委监察办三方力量，统筹组织村（社区）纪检委员开展交叉监督。截至目前，共发现代理记账不规范、培训开展不及时、管理不到位等问题12个，及时督促整改跟踪问效。
“村（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后，资金划分、收益分配、账套合并、账务调整等矛盾更加突出，特别是村（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后，农村‘三资’支配权力更加集中，权力运行风险也增大了。”简阳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联合相关部门，结合《成都市加强村党组织书记监督管理激励办法（试行）》和开展提级监督的相关要求，探索实现有效监督的方法和路径，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积极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这个路面以前像麻子一样，到处坑坑洼洼，现在终于整好了，我们出行就方便多了......”镇金镇南山坳的村民们看到焕然一新的“简仁路”后说道。此前很长一段时间，该路路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情况，很多地方坑洼不平，给当地群众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
出行道路不畅，堵的是群众的心。简阳市纪委监委经走访调研发现，原来该路段常年有搞建设、拉土方的大车经过，长时间的碾压破坏了路面，导致道路坑洼不平。期间，简阳市交通局也进行过多次道路养护，但都是修修补补，过不了多久又变得坑坑洼洼，没有彻底解决困扰群众的出行问题。
“这条路前前后后维修了好几次，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和百姓出行，当地企业、周边群众多次反映，为何就是修不好？”在开展“为幸福发声·让群众有感”专项行动中，简阳市纪委监委发现，相关职能部门上前一步、主动担当的工作劲头还不够，需要打通问题“中梗阻”，厘清相关职能部门职责，建立起全链条协作配合机制。随即，简阳市纪委监委召集交通部门、属地政府和群众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商解决方案。经过研究讨论，简阳市交通局计划投入380余万元资金，重新对该路段进行彻底整修。目前，该路段已完成通车，极大方便了当地群众出行。
推动“简仁路”维修整治是简阳市纪委监委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一个缩影。为避免走访收集问题“一收了之”等情况发生，简阳市纪委监委建立了“诉求清单”台账，做到“每周汇总、每月督办、每季回访”，确保意见建议高质量办理。截至目前，共收集到群众意见建议96个，点对点反馈至22个相关责任单位，已推动解决67个。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深夜碎碎念时间
看到这条评论真的很感动[苦涩]
不过几个小时的话是真的搞不来一张图的[允悲]
拼贴素材多的话会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素材的收集和素材的处理，比如第一张图光背景图层制作就大约下载了四五十张蝴蝶图片，然后进行筛选，之后一个一个进行抠图、尝试不同的处理方法；
又比如红蓝那张图（也许会被认为是“水图”），光撕纸就撕了两天，手指尖都红肿了hhhhhhh，而之所以一定要自己亲手将这些从画了蓝孩子和红孩子各种不同装扮的纸上撕下的边角料撕成碎片，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执念吧，最终画面表达出问题是我的能力问题而不是态度问题；
而且还会有废案，为了第三集的一个废案，我还曾摔了家里一个碗（手还被割破了 悲）；杏子那张也是有过很多画面拥有非常丰富元素的废案，但最后我决定遵循我的直觉，极尽所能的削减了画面的元素，可能也是我的一些自私吧
看到这条评论真的很感动[苦涩]
不过几个小时的话是真的搞不来一张图的[允悲]
拼贴素材多的话会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素材的收集和素材的处理，比如第一张图光背景图层制作就大约下载了四五十张蝴蝶图片，然后进行筛选，之后一个一个进行抠图、尝试不同的处理方法；
又比如红蓝那张图（也许会被认为是“水图”），光撕纸就撕了两天，手指尖都红肿了hhhhhhh，而之所以一定要自己亲手将这些从画了蓝孩子和红孩子各种不同装扮的纸上撕下的边角料撕成碎片，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执念吧，最终画面表达出问题是我的能力问题而不是态度问题；
而且还会有废案，为了第三集的一个废案，我还曾摔了家里一个碗（手还被割破了 悲）；杏子那张也是有过很多画面拥有非常丰富元素的废案，但最后我决定遵循我的直觉，极尽所能的削减了画面的元素，可能也是我的一些自私吧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