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者的责任从来都不是教化，但所有创作者都要为他的作品负责。创作者永远是作品的父母，当你的孩子大吵大闹影响环境时，你是否要承担起教化的责任？当你的作品带来性别歧视刻板印象宣扬犯罪等等社会影响时，你是否也应该要“教化”它？
如果你说，我不想教化我的作品，但我会把它带到没有人的旷野不让它影响其他人，那么没有人会指责你，因为没有人听到它吵闹的哭喊。
如果你说，我没有把作品看作自己的孩子，我不重视它，那么面对抄袭剽窃这种行为也不要像看到人偷孩子一样愤怒。
如果你说，“教化”作品是一种对“创作自由”的限制，教化它是在压抑孩子吵闹哭喊的天性，那么你支持公众场合让孩子放声哭喊家长不管吗？自由本就是伪命题，过度自由和过度压制都是不可取的。
再说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就是你的孩子产生了（可能有的）坏影响，路人/警察叫你管孩子，毫无疑问父母不爱看孩子被批评，但是路人/警察有抗议扰民的权力吗？当然是有的。

忍不住在想“创作绝对自由”和“作品不能批评”是否是某些小作家的金科玉律，判断一切事物的准则？

作品对社会风气是一定存在影响的，要不然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意义何在？你本来的责任不在教化，但是你做出了教化的工作，那么你连带着产生教化的责任，就跟你本来不想杀人但无意做出杀人行为后，你当然要承担杀人责任一样。

其实这个老叉氓小鬼子作家
也是那个啥（弃医从文），
读他的第一部短（中要不然是）篇小说集是
《光与影》直木奖文学大赏作品之一。
我记得我班有个小天才，英语期末考试没通过及格线，
然后ta丫的买了火车票（绿皮火车）让我陪之
我也没问丫的具体起前了（补考）究竟有多少天，
我只是觉得《光与影》的短篇"蔷薇的复仇"
写得太过于拖沓碎碎念了，把白天和入眠之前的时光拉得好长，作家渡边淳一简直就是有女性倾向无误的一个人。（当然我大三那年完全凭借猜想也是怎么也不可能弄懂为什么日本社会总是优先要让（世俗定义下面容姣好的）女性去当高级酒店服务员......）

杨连宁：再说鲁迅的弃医从文
尽人皆知，这个典故说的是救死扶伤固然是救人；但拯救人的灵魂也是救人，还是更全面地救人——不仅救命，也要救心——鲁迅弃医从文，投身思想启蒙运动；谁都知道，出自他对本族群民众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你也知道，鲁迅的学业转行，是被“打酱油的”看客们围观夺命场景的麻木刺激到了。老三代们都知道，本国每个城镇的近郊，都有个尽人皆知的刑场，大家也知道最高刑场在“推出午门斩首”。
我少年时常遇上死刑犯被开大会游街示众后“绑赴刑场，就地枪决”，总有孩子们喜欢狂奔过去，提前守候，从小就学当看客。我则深戒恐惧，从来不敢跑去围观杀场——感觉那有点像自己主动跑去“陪杀场”——你知道的，“陪杀场”也是一种刑罚。
显然，正是人命成为示众的材料外加麻木的看客，把鲁迅刺激到了：犹如葛优在《活着》里饰演的又穷又贱的富贵，闻枪尿裤，上气不接下气地逃回家里，结结巴巴地告诉老婆家珍（巩俐饰演）：“五枪！五枪！把龙二毙了！毙了！毙了！五枪打得死死的”！
看过《活着》的人，都记得富贵与家珍的女儿死于难产，死里逃生的孙子，起名叫馒头。而读过鲁迅的人，也知道鲁迅描述过拿“人血馒头”当药治病的故事。
在小说《药》里，鲁迅描述过那些争先恐后的看客；其不整自齐的posture，时至今日，大家在街头巷尾仍司空见惯:“一堆人的脖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谁都知道，围观也是关注，即便是打酱油的，也得到达现场才行。鸭子般脖颈齐齐地伸得很长，也是为了先睹为快，而且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吧？
没错！只是祈愿看客们被夺命事故刺激到的心态，早已与时俱进了：早已启蒙至绝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见死不救、摔倒不扶；而是与时俱进到兔死狐悲，悲天悯人并出手相救的境界才对。
毕竟，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才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初衷哇，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