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追击-香港# #香港# 【#香港两青年涉企图纵火及刑毁等7罪押下月再讯#】2020年有反中乱港组织向警方申请「七一游行」，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但仍有市民上街参与非法集结，期间2名18岁青年涉于北角企图以火损坏属于港铁的财产，早前被正式落案起诉，控以企图纵火、刑事损坏等含交替控罪共7罪。案件今日（6日）于东区裁判法院首次提堂，二人暂时毋须答辩，以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见及申请转介至区域法院文件，将于2月17日再应讯。其中一人因另案还柙中，另外一人则获准以1000元保释，并须交出旅游证件、不得离港、每小时向警署报到一次等。
还柙中的被告张世康及获准保释的黎俊熙，同被控2项企图刑事损坏罪及1项刑事损坏罪，指他们于2020年7月1日，在北角英皇道港铁天后站B出口外企图损坏属于香港铁路公司的闭路电视及电子显示屏；及损坏属于该公司的4支荧光灯管。二人分别另被控一项企图纵火罪，指他们于同日在英皇道14号外企图用火损坏2个纸箱。交替控罪为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指他们于上述地点保管一个打火机，以损坏上述两个纸箱。#守护香港# #14亿人撑香港#
还柙中的被告张世康及获准保释的黎俊熙，同被控2项企图刑事损坏罪及1项刑事损坏罪，指他们于2020年7月1日，在北角英皇道港铁天后站B出口外企图损坏属于香港铁路公司的闭路电视及电子显示屏；及损坏属于该公司的4支荧光灯管。二人分别另被控一项企图纵火罪，指他们于同日在英皇道14号外企图用火损坏2个纸箱。交替控罪为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指他们于上述地点保管一个打火机，以损坏上述两个纸箱。#守护香港# #14亿人撑香港#
#城市追击-香港# #香港# 【#香港6青年涉纵火藏汽油弹案17岁男生认罪还押至12.17判刑#】6名青年涉嫌在去年2月一同租用酒店客房制作汽油弹，其中5人更涉嫌在油麻地一带纵火。其中一名17岁学生今天（3日）承认一项纵火罪及一项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区域法院暂委法官许肇强听取求情后，将案件押后至12月17日判刑，待索取更生中心、劳教中心及教导所报告，期间被告需要还押。
同案另涉5名被告，其中2人表示拟认罪，将分别在明年5月30日及6月27日正式答辩；余下不认罪被告则排期至明年6月27日受审。
17岁被告刘智曦，案发时只有16岁，就读中三。他今天在西九龙法院承认两项控罪，指他于2020年2月4日，在弥敦道与甘肃街交街的一段车路纵火；以及在2020年2月3日至5日，在油麻地弥敦道一间酒店的房间内保管9个汽油弹、2罐汽油、1包糖、4条毛巾、1个漏斗、2罐卡式石油气、4罐喷漆等等。至于另一项涉嫌在西九龙交通行动基地纵火的控罪则获法庭存档不予起诉。#守护香港# #14亿人撑香港# （东网）
同案另涉5名被告，其中2人表示拟认罪，将分别在明年5月30日及6月27日正式答辩；余下不认罪被告则排期至明年6月27日受审。
17岁被告刘智曦，案发时只有16岁，就读中三。他今天在西九龙法院承认两项控罪，指他于2020年2月4日，在弥敦道与甘肃街交街的一段车路纵火；以及在2020年2月3日至5日，在油麻地弥敦道一间酒店的房间内保管9个汽油弹、2罐汽油、1包糖、4条毛巾、1个漏斗、2罐卡式石油气、4罐喷漆等等。至于另一项涉嫌在西九龙交通行动基地纵火的控罪则获法庭存档不予起诉。#守护香港# #14亿人撑香港# （东网）
我的大妈
文◎ 周永隆
前些日子，从各种媒体上看到了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判决报道，特别是男主人公林先生的遭遇，看后心惊肉跳，令人唏嘘不已。如今，“保姆市场”这个社会话题，大家说起来颇有微词。为何好端端一个保姆职业，竟然变成了今天这般模样？由此让我想起了一位长辈，一个在1950年代就从事保姆职业的人——我那做了一辈子保姆的大妈。
大妈的身世，是我懂事后才得知的。我的父亲解放前在冀东平原老家有一位本家的堂哥，也就是我的大爷。解放战争初期需要大批的兵源，大爷加入了共产党的军队。那时候，大爷和大妈才刚成亲，婚后第七天就随部队南下了。从那天起，好几年都没有他的音信，大妈一直盼到了解放后，也没有一丝大爷的踪影。部队上没有传来大爷牺牲的消息，但老家的亲友们估计他可能早已战死沙场，不在人世了。
这件事情，最受伤害的要数我那新婚没有几天就守了活寡的大妈。听母亲说，大妈年轻时是个远近闻名的美人坯子，是我们老家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嫁给我大爷后，还没过上几天甜蜜生活，大爷就随部队走了。大妈进得门来，一边料理家务，一边还得照顾眼睛已近失明的婆婆。家里没有了男人，大妈年纪轻轻就得下地干农活儿，种玉米、白薯，收拾自留地里的菜园子，什么活儿都得干。大妈和婆婆相依为命，苦苦熬了很多年。家里常年没个男人，日子很难过。看着她们婆媳二人生活那么难，亲属们好心劝大妈趁着还年轻，“往前走一步”，重新找个人，再组建一个家庭。可大妈性格非常倔强，她对大爷的生还还残存着一丝希望。再说，家里还有个老婆婆需要自己照顾。所以大妈左思右想之后，还是没有听从任何人的劝告，坚持要靠自己的双手担负起这个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晃几年，大爷仍旧没有回来。大妈一家的生活依旧很苦——只靠一个独身女人种几亩地真的很难。大妈左右为难了很长时间，觉得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不如趁着自己还年轻去北京城里找个工作。于是大妈痛下决心，把老家的地和婆婆交给了亲属照顾，自己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她没有什么文化，更没有特殊技能，就托我父亲在北京城里给她找个洗衣服做饭的活儿干——其实就是找个人家当保姆。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也只能找这样的工作。那时，北京地面上流传着一句话，说是河北定兴出摇煤球的，宝坻县出搓澡和修脚的，三河县则专出老妈子，那时候的老妈子现在换了个名字叫保姆。
过了不久，父亲托我在新华社工作的舅舅给大妈找了个活儿干，给他们社里一位领导家做保姆，管吃住每月给5 块钱工钱。虽然工钱不算多，可大妈却什么也没说，在那家一干就是好几年。1960 年代初期，大妈转到军队单位，给一对年轻夫妇看小孩儿。这次一直干了下去，再也没有挪窝儿……
大妈在雇主家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看小孩儿，什么活儿都干。而且，大妈每次做好饭，都尽着雇主家人先吃。她每个月只有两天休息时间，从初期当保姆的5块钱一直到文革后期，她的工钱也才涨到20多块钱。可她任劳任怨，从不去争什么。她这一辈子生活都非常简朴。每次来我家，总是一件蓝色大襟的外衣和青布裤子，但总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那时，大妈差不多每隔一周的星期天就会来我家一次。我家和叔叔婶子家同住在一个小院里，她在北京最亲的人就是我们家和叔叔家了。大妈每次来，都和我妈、我婶儿有聊不完的话。大妈正如母亲和婶子夸赞的那样，不但心地善良，对人也非常热情，所以她人缘极好。她有一副不高不矮的身材，苗条秀丽，白白净净的鸭蛋脸，高鼻梁，大眼睛，一笑腮边两个酒窝，亲朋好友都非常喜欢她。大妈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在生活中还是个自强自立的人。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她从来不给北京的亲戚和雇主家添任何麻烦，还处处替别人着想。大妈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几个孩子带来一些糖果、桃酥、江米条之类的食品。这对于生长在物质贫乏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所以，我们总是盼着大妈来家里做客，其实更多的是盼着她带给我们的那些好吃的。而我妈和我婶儿也会把最好的鱼肉蛋菜留起来，等她来再一起吃。有时，赶上主人家两口子加班，大妈就会把主人家的小孩儿，一个叫小玲子的小姑娘带来，和我们一起玩儿。
大妈来我家时，有时也会在我的母亲和婶子面前伤心地掉泪。她的内心其实很苦，虽然也算有了一份能够自食其力的工作，但她看到我们两家欢蹦乱跳的孩子们，内心深处仍会时时产生一种自己没有亲人在身边，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家的孤独感。大妈对大爷能否回来早已绝望，她时常感叹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是那样的苦？虽然我妈和我婶儿经常劝导她，让她别想这么多，把我们这里当作她的家就是了，可看得出她的心里还是很难释怀——她在担心以后老了，指望谁来照顾自己。我想，她有这样的担忧是很正常的。母亲和我婶儿经常在背后感叹：大妈这辈子真是“小姐身子丫鬟的命”。
虽然大爷再也没有回来，但大妈的婆婆活着的时候，她也没有忘记每年回老家去看望她，把自己积攒的一部分钱拿出来送给帮助照看婆婆的亲属们。文革后期，她把自己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50 块钱交给我妈替她保存，说是以后老了，有灾有病了也好应急用。我妈一直把这笔钱存在银行里。过了好多年，本金加上利息，我把这笔“救命钱”还给她时，已经变成了100 元左右了。虽然这钱翻了一倍，但这时的100 元已经和那时候的50 元无法相比了。
虽然日子过得苦，但多年来，大妈对自己这份保姆工作始终兢兢业业。大妈工作上肯吃苦，手底下干活利索，做饭、看孩子、操持家务，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经过多年的相处，主人家已经非常了解大妈的脾气性格，也很敬重她的人品。文化大革命中，她当保姆的那家主人两口子被安排到外地干校劳动。临去干校之前，他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一男一女两个还没上学的孩子，全权委托给了我的大妈照看，甚至还把家中粮本、粮票、副食本和全部家当，以及他们的工资（除了夫妻俩的饭钱之外）都一并交给了我的大妈管理。可以说，大妈成了这个家实际意义上的“主人”。她把主人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他们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大妈从早到晚精心照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用全部精力守护着这个残缺的家，就这样以一个保姆的身份带着两个孩子相依为命地生活了好几年。其中的甘苦可想而知，但大妈带着两个孩子硬是挺了过来，她的这种精神受到了军队大院里街坊四邻的赞扬。当主人夫妇回到北京，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长高了，而且身体很壮实，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们都非常感动，一再向大妈表示感谢——如果这个家没有大妈的辛勤付出，他们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夫妻俩称赞大妈是他们家的功臣。大妈就是这样，以一颗善良的心温暖了她身边所有的人。
几十年一晃过去了，她工作的那家主人已经由一名青年军官晋升成为了将军，官居要职。两个孩子也都长大了，而且都很有出息。由于这两个孩子是大妈一手带大的，他们和大妈的关系非常亲热。兄妹俩把我的大妈当成自己的亲奶奶一样。从前那个经常和我们一起玩的小玲子早已长成了大姑娘，每次从外地或是国外回来，先不去父母的屋里，而是跑到我大妈的屋里高兴地和她说个没完，每次都给她带回很多礼物，让大妈感动不已。将军两口子人也非常好，他们对大妈说：“您在我们家做了这么多年的奉献，两个孩子都是您帮助抚养大的，您就是孩子的奶奶。您就在这个家永远地住下去吧，我们将来给您养老送终……”每次大妈听到这些感人的话语都会泪流满面，她感到多年的真心付出得到了回报。
1990 年代，长大后的我和哥哥经常去看望大妈。大妈每次见到我们都很高兴。那时她已经老了，也干不了什么活了。但她总说让我们放心，不用惦记她，她的生活完全由勤务人员料理和照顾，吃的用的都很齐全。
大妈这一辈子，因为她的善良和爱心，因为她的勤劳和朴实，因为她的自立和自强，以及遇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的品格，得到了和她相处过的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她这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保姆这一极其平凡的岗位上所作出的贡献却是现在的人很难做到的。古语有云：“善有善报”“人在做，天在看”。在她付出了大半辈子的辛劳之后，老天爷给了她一个稳妥的人生归宿……
文◎ 周永隆
前些日子，从各种媒体上看到了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判决报道，特别是男主人公林先生的遭遇，看后心惊肉跳，令人唏嘘不已。如今，“保姆市场”这个社会话题，大家说起来颇有微词。为何好端端一个保姆职业，竟然变成了今天这般模样？由此让我想起了一位长辈，一个在1950年代就从事保姆职业的人——我那做了一辈子保姆的大妈。
大妈的身世，是我懂事后才得知的。我的父亲解放前在冀东平原老家有一位本家的堂哥，也就是我的大爷。解放战争初期需要大批的兵源，大爷加入了共产党的军队。那时候，大爷和大妈才刚成亲，婚后第七天就随部队南下了。从那天起，好几年都没有他的音信，大妈一直盼到了解放后，也没有一丝大爷的踪影。部队上没有传来大爷牺牲的消息，但老家的亲友们估计他可能早已战死沙场，不在人世了。
这件事情，最受伤害的要数我那新婚没有几天就守了活寡的大妈。听母亲说，大妈年轻时是个远近闻名的美人坯子，是我们老家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嫁给我大爷后，还没过上几天甜蜜生活，大爷就随部队走了。大妈进得门来，一边料理家务，一边还得照顾眼睛已近失明的婆婆。家里没有了男人，大妈年纪轻轻就得下地干农活儿，种玉米、白薯，收拾自留地里的菜园子，什么活儿都得干。大妈和婆婆相依为命，苦苦熬了很多年。家里常年没个男人，日子很难过。看着她们婆媳二人生活那么难，亲属们好心劝大妈趁着还年轻，“往前走一步”，重新找个人，再组建一个家庭。可大妈性格非常倔强，她对大爷的生还还残存着一丝希望。再说，家里还有个老婆婆需要自己照顾。所以大妈左思右想之后，还是没有听从任何人的劝告，坚持要靠自己的双手担负起这个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晃几年，大爷仍旧没有回来。大妈一家的生活依旧很苦——只靠一个独身女人种几亩地真的很难。大妈左右为难了很长时间，觉得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不如趁着自己还年轻去北京城里找个工作。于是大妈痛下决心，把老家的地和婆婆交给了亲属照顾，自己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她没有什么文化，更没有特殊技能，就托我父亲在北京城里给她找个洗衣服做饭的活儿干——其实就是找个人家当保姆。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也只能找这样的工作。那时，北京地面上流传着一句话，说是河北定兴出摇煤球的，宝坻县出搓澡和修脚的，三河县则专出老妈子，那时候的老妈子现在换了个名字叫保姆。
过了不久，父亲托我在新华社工作的舅舅给大妈找了个活儿干，给他们社里一位领导家做保姆，管吃住每月给5 块钱工钱。虽然工钱不算多，可大妈却什么也没说，在那家一干就是好几年。1960 年代初期，大妈转到军队单位，给一对年轻夫妇看小孩儿。这次一直干了下去，再也没有挪窝儿……
大妈在雇主家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看小孩儿，什么活儿都干。而且，大妈每次做好饭，都尽着雇主家人先吃。她每个月只有两天休息时间，从初期当保姆的5块钱一直到文革后期，她的工钱也才涨到20多块钱。可她任劳任怨，从不去争什么。她这一辈子生活都非常简朴。每次来我家，总是一件蓝色大襟的外衣和青布裤子，但总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那时，大妈差不多每隔一周的星期天就会来我家一次。我家和叔叔婶子家同住在一个小院里，她在北京最亲的人就是我们家和叔叔家了。大妈每次来，都和我妈、我婶儿有聊不完的话。大妈正如母亲和婶子夸赞的那样，不但心地善良，对人也非常热情，所以她人缘极好。她有一副不高不矮的身材，苗条秀丽，白白净净的鸭蛋脸，高鼻梁，大眼睛，一笑腮边两个酒窝，亲朋好友都非常喜欢她。大妈不但长得漂亮，而且在生活中还是个自强自立的人。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她从来不给北京的亲戚和雇主家添任何麻烦，还处处替别人着想。大妈每次来，都会给我们几个孩子带来一些糖果、桃酥、江米条之类的食品。这对于生长在物质贫乏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所以，我们总是盼着大妈来家里做客，其实更多的是盼着她带给我们的那些好吃的。而我妈和我婶儿也会把最好的鱼肉蛋菜留起来，等她来再一起吃。有时，赶上主人家两口子加班，大妈就会把主人家的小孩儿，一个叫小玲子的小姑娘带来，和我们一起玩儿。
大妈来我家时，有时也会在我的母亲和婶子面前伤心地掉泪。她的内心其实很苦，虽然也算有了一份能够自食其力的工作，但她看到我们两家欢蹦乱跳的孩子们，内心深处仍会时时产生一种自己没有亲人在身边，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家的孤独感。大妈对大爷能否回来早已绝望，她时常感叹自己的命运为什么是那样的苦？虽然我妈和我婶儿经常劝导她，让她别想这么多，把我们这里当作她的家就是了，可看得出她的心里还是很难释怀——她在担心以后老了，指望谁来照顾自己。我想，她有这样的担忧是很正常的。母亲和我婶儿经常在背后感叹：大妈这辈子真是“小姐身子丫鬟的命”。
虽然大爷再也没有回来，但大妈的婆婆活着的时候，她也没有忘记每年回老家去看望她，把自己积攒的一部分钱拿出来送给帮助照看婆婆的亲属们。文革后期，她把自己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50 块钱交给我妈替她保存，说是以后老了，有灾有病了也好应急用。我妈一直把这笔钱存在银行里。过了好多年，本金加上利息，我把这笔“救命钱”还给她时，已经变成了100 元左右了。虽然这钱翻了一倍，但这时的100 元已经和那时候的50 元无法相比了。
虽然日子过得苦，但多年来，大妈对自己这份保姆工作始终兢兢业业。大妈工作上肯吃苦，手底下干活利索，做饭、看孩子、操持家务，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经过多年的相处，主人家已经非常了解大妈的脾气性格，也很敬重她的人品。文化大革命中，她当保姆的那家主人两口子被安排到外地干校劳动。临去干校之前，他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一男一女两个还没上学的孩子，全权委托给了我的大妈照看，甚至还把家中粮本、粮票、副食本和全部家当，以及他们的工资（除了夫妻俩的饭钱之外）都一并交给了我的大妈管理。可以说，大妈成了这个家实际意义上的“主人”。她把主人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他们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大妈从早到晚精心照看着两个幼小的孩子，用全部精力守护着这个残缺的家，就这样以一个保姆的身份带着两个孩子相依为命地生活了好几年。其中的甘苦可想而知，但大妈带着两个孩子硬是挺了过来，她的这种精神受到了军队大院里街坊四邻的赞扬。当主人夫妇回到北京，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长高了，而且身体很壮实，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们都非常感动，一再向大妈表示感谢——如果这个家没有大妈的辛勤付出，他们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夫妻俩称赞大妈是他们家的功臣。大妈就是这样，以一颗善良的心温暖了她身边所有的人。
几十年一晃过去了，她工作的那家主人已经由一名青年军官晋升成为了将军，官居要职。两个孩子也都长大了，而且都很有出息。由于这两个孩子是大妈一手带大的，他们和大妈的关系非常亲热。兄妹俩把我的大妈当成自己的亲奶奶一样。从前那个经常和我们一起玩的小玲子早已长成了大姑娘，每次从外地或是国外回来，先不去父母的屋里，而是跑到我大妈的屋里高兴地和她说个没完，每次都给她带回很多礼物，让大妈感动不已。将军两口子人也非常好，他们对大妈说：“您在我们家做了这么多年的奉献，两个孩子都是您帮助抚养大的，您就是孩子的奶奶。您就在这个家永远地住下去吧，我们将来给您养老送终……”每次大妈听到这些感人的话语都会泪流满面，她感到多年的真心付出得到了回报。
1990 年代，长大后的我和哥哥经常去看望大妈。大妈每次见到我们都很高兴。那时她已经老了，也干不了什么活了。但她总说让我们放心，不用惦记她，她的生活完全由勤务人员料理和照顾，吃的用的都很齐全。
大妈这一辈子，因为她的善良和爱心，因为她的勤劳和朴实，因为她的自立和自强，以及遇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的品格，得到了和她相处过的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她这辈子虽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在保姆这一极其平凡的岗位上所作出的贡献却是现在的人很难做到的。古语有云：“善有善报”“人在做，天在看”。在她付出了大半辈子的辛劳之后，老天爷给了她一个稳妥的人生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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