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和荣耀，去年前11个月竟然卖了，近6000万台，根据销量统计，OPPO去年前11个月卖了7500万台，vivo卖了6843万台，小米卖了4724万台，华为2838万台，荣耀3078万台，苹果卖了5029万台，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苹果的均价在6493元，华米OV均在4000以下，华为稍高一点，其他几家都在2000左右。但是小米的高端出货量要比oppo和vivo要高很多，如果4000以上是高端，5000以上是超高端，前11个月，苹果卖了4539万台高端，4460万台超高端，小米累计卖了411万台高端机，卖了165万台超高端机型，华为则累计买了1393万台高端机型，1039万台超高端机型，即便如此，华为加荣耀的销售额，也仅次于苹果，达到了1800亿元左右，做到这个成绩真是很难得。

一京二卫三通州，不只是天津卫，也曾有通州卫

据《光绪顺天府志营制》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为加强北陲防卫力量，于京东重镇通州城内驻守重兵6000多人，称通州卫，直隶兵部。卫署设于北大街南部以东，坐北朝南。

此外，还在通州设立了通州左卫、通州右卫、神武中卫、定边卫。加上通州卫，并称通州五卫。可以说，通州五卫的设立体现了通州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这也是伴随深厚漕运文化而衍生的必然产物。

通州当年明代的时候是采取了卫所制，卫是明代军队的一个建制单位的名称，所是卫下属的军队建制，当时为什么要设这个卫，通州为什么要设五卫，一个是要保卫京城，一个是要保卫通州的漕运，要管理通州的治安，他们自己也要屯田来养活自己，这就是当年驻军的任务。

#历史[超话]#张居正“一条鞭法”简介

在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使得这两个文册的记载十分混乱和失真。那些善于隐产瞒丁的富户，和享有优免权的权贵，“地连阡陌，而欺隐无税”，贫苦农民往往产去而税存，弊端百出。统治者在田赋以外加派的贡品，对户丁的任意役使更是数不胜数。这样苛重的剥削和混乱不堪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迫使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国家税源枯竭，人丁短缺。到嘉靖、隆庆年间，可收租赋的田地日渐减少。公元1571年(隆庆五年)的征赋地比公元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减少近一半，户丁的流亡也相当严重，这对封建政权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为了稳定统治，减少财政损失，必须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赋役制度。地主阶级中一些有作为的官吏，也为此作出许多努力。

公元1539年，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提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的办法办理赋役。后来相继有人提出“纲银”和“一串铃”的办法。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纲银就是把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易知而不繁，就像网之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一种伙收分解的办法。这都是一条鞭法的先导。嘉靖末年，经海瑞、庞尚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才逐渐推广开来。公元1581年在明代着名政治家张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佥募，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这就是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现在看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重大改革。力役从按户丁签派，改为赋役合一，一律按亩征收银两，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这无异于从实际上取消了力役，从而削弱了人身依附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雇工的谋生活动。由于银两可以用来代替实物，缴纳赋税，这就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同时，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杂税归并成一种，简化了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改变了某些赋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云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