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超话]#
1933年6月解固基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回原部任代理团长。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四十三军奉令调前线抗战，解固基升任二十六师一五二团团长。同年8月，部队开赴前线。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儿已开赴前线抗日，古人云：‘能尽忠则不能尽孝’，儿愿移孝作忠，以报国家民族……”。信内还写了“死后愿为沙场鬼，生前不作故乡人”等诗句，以表明抗敌决心。
行军途中，他嘱咐部下：“国战已开，关系存亡，吾辈报国之日至矣。军人若不舍死，民族何由复兴？我部倘一人有幸存之心，不但为人所不齿，尤为军法所难容……”。10月到达淞沪前线，16日开赴形势危急的上海“大场”前线杀敌。血战七昼夜，部队虽伤亡惨重，但终于保住阵地。23日下午，在日军重炮轰击下，解固基一再勉励部下：“人生百岁，终不免死，为国捐躯，精神不死。”激战中身负重伤，仍持枪继续指挥战斗，终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40岁。全团官兵亦皆壮烈殉国。其后军政部追认他为陆军少将，抚恤家属2万元。崇宁县为他举办了追悼大会并建立衣冠墓。追悼会上，马寅初先生亲书“民族英雄”四字以示哀悼；四川省主席邓锡侯亦致挽联云：“枕戈以待，沉沙有铁，撑持半壁河山，黄浦滩头催鼓角；跃马而来，裹革无尸，赢得一抔净土，清风林下葬衣冠”。
1933年6月解固基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教班受训，毕业后回原部任代理团长。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四十三军奉令调前线抗战，解固基升任二十六师一五二团团长。同年8月，部队开赴前线。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儿已开赴前线抗日，古人云：‘能尽忠则不能尽孝’，儿愿移孝作忠，以报国家民族……”。信内还写了“死后愿为沙场鬼，生前不作故乡人”等诗句，以表明抗敌决心。
行军途中，他嘱咐部下：“国战已开，关系存亡，吾辈报国之日至矣。军人若不舍死，民族何由复兴？我部倘一人有幸存之心，不但为人所不齿，尤为军法所难容……”。10月到达淞沪前线，16日开赴形势危急的上海“大场”前线杀敌。血战七昼夜，部队虽伤亡惨重，但终于保住阵地。23日下午，在日军重炮轰击下，解固基一再勉励部下：“人生百岁，终不免死，为国捐躯，精神不死。”激战中身负重伤，仍持枪继续指挥战斗，终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40岁。全团官兵亦皆壮烈殉国。其后军政部追认他为陆军少将，抚恤家属2万元。崇宁县为他举办了追悼大会并建立衣冠墓。追悼会上，马寅初先生亲书“民族英雄”四字以示哀悼；四川省主席邓锡侯亦致挽联云：“枕戈以待，沉沙有铁，撑持半壁河山，黄浦滩头催鼓角；跃马而来，裹革无尸，赢得一抔净土，清风林下葬衣冠”。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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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刘永坦：“我这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刘永坦为祖国筑牢海防长城# #硬核哈工大# #刘永坦院士#
“我这一辈子，就做一件事，能把童年时期的梦想付诸现实，是很幸福的。”1936年出生的刘永坦，比世界第一台实用雷达晚“出生”一年，他却用一生追赶乃至领跑世界雷达技术的发展脚步。
奠定理论基础、组建“雷达铁军”、筑造“海防长城”……刘永坦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对海探测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无到有，奠定新体制雷达理论基础
生逢战乱年代，刘永坦从小对国家兴亡感受深刻。“国家贫弱，你长大要努力改变这种局面。”父亲的这句话，在刘永坦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1953年高考后，刘永坦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班级里年龄最小，却因懂得多被称作“小老师”。1958年在清华大学进修后，他又回校走上三尺讲台，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成为相关科研的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后，刘永坦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毕业时，面对导师的多次挽留，刘永坦毅然决定回国，他坚信中国人有能力研制出自己的新体制雷达。
刘永坦说，雷达能看多远，国防安全就可以保障多远，而新体制雷达可让我国海域可监控预警范围大幅提升。
对于新体制雷达的研制，刘永坦也面临着一些质疑，但他初心不改，努力坚持。当时没有中文打字机，刘永坦组建的六人团队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手写出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
在之后的800多个日夜里，刘永坦率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进行了几千次实验分析、数万次数据获取。终于，他主持的预研项目系统突破了海杂波背景目标检测、远距离探测信号及系统模型设计等基础理论，创建了完备的新体制雷达理论体系。
1989年，团队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多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步履不停，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
虽然科研成果和荣誉足以结题报奖，但刘永坦不愿就此停步。
“一定要把实验成果真正应用起来。”面对合作方对新工程提出的“全方位监测远距离目标”新要求，刘永坦知道，把实验项目转化成完整的雷达系统，是一项更艰巨的挑战。
1997年，刘永坦团队正式开始新体制雷达工程化的研制。
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刘永坦率领以哈工大为主体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单位联合攻关的“雷达铁军”，扎根在海防前线的试验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饿了就吃面包充饥，困了就睡在板凳上……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刘永坦和成员们住在漏雨的旧屋中，经受蚊虫叮咬和台风袭击，即便面对系统方案被全盘推翻，也从不言弃。
历经上千次试验和数次重大改进，2011年秋天，刘永坦团队终于成功完成我国首部“新体制远距离实装雷达”的研制任务，其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使我国成为极少数掌握远距离实装雷达研制技术的国家之一。
2015年，刘永坦凭借该成果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如今，这些雷达矗立在我国的海岸线上，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书育人，培养更多杰出人才
“在党的领导下，为我们的事业奋斗终身！”1983年的入党申请书上，刘永坦这样写道。30多年来，他也是这样做的。耄耋之年，他仍奔波在教学、科研一线。2021年，哈工大开设“永坦班”，刘永坦担任班主任，激励青年学子投身雷达科研事业。
“未来还得靠年轻人。”无论获得什么荣誉和头衔，刘永坦最看重的身份始终是“教师”，“学生读我的研究生，是对我的最大信任，要是教不好，岂不是误人子弟？”
刘永坦的学生们都说，做“坦先生”的学生，功底不扎实是不行的。故弄玄虚、华而不实的东西逃不过“坦先生”的“火眼金睛”。有没有仔细查阅文献资料、做足功课，“坦先生”只要和你一讨论，立刻就会“原形毕露”。
60多年来，刘永坦一直奔走在“科学家”和“教师”这两种角色之间。他认为，科研和教书育人相辅相成，重大科研课题为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课堂，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是科研中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思想的重要源泉。
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刘永坦团队形成了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齐全的人才梯队，是一支作风过硬、能攻克国际前沿课题的“雷达铁军”。
2020年8月3日，刘永坦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哈尔滨工业大学，设立永瑞基金。
“这份殊荣不单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刘永坦说，设立这个基金就是要助力学校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打造更多的“国之重器”。
迄今，刘永坦已培养研究生80多名，其中获博士学位40多人，将军、院士、大学校长、国防院所总师、高科技技术公司创始人……他的学生中，正涌现出一批批国之栋梁。
▲刘永坦（右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实验室钻研雷达技术。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我这一辈子，就做一件事，能把童年时期的梦想付诸现实，是很幸福的。”1936年出生的刘永坦，比世界第一台实用雷达晚“出生”一年，他却用一生追赶乃至领跑世界雷达技术的发展脚步。
奠定理论基础、组建“雷达铁军”、筑造“海防长城”……刘永坦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国对海探测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从无到有，奠定新体制雷达理论基础
生逢战乱年代，刘永坦从小对国家兴亡感受深刻。“国家贫弱，你长大要努力改变这种局面。”父亲的这句话，在刘永坦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1953年高考后，刘永坦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班级里年龄最小，却因懂得多被称作“小老师”。1958年在清华大学进修后，他又回校走上三尺讲台，参与组建无线电工程系，成为相关科研的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后，刘永坦作为首批公派留学生前往英国。毕业时，面对导师的多次挽留，刘永坦毅然决定回国，他坚信中国人有能力研制出自己的新体制雷达。
刘永坦说，雷达能看多远，国防安全就可以保障多远，而新体制雷达可让我国海域可监控预警范围大幅提升。
对于新体制雷达的研制，刘永坦也面临着一些质疑，但他初心不改，努力坚持。当时没有中文打字机，刘永坦组建的六人团队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手写出20多万字的《新体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
在之后的800多个日夜里，刘永坦率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进行了几千次实验分析、数万次数据获取。终于，他主持的预研项目系统突破了海杂波背景目标检测、远距离探测信号及系统模型设计等基础理论，创建了完备的新体制雷达理论体系。
1989年，团队建起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多部门联合举行的鉴定会宣布：“新体制雷达研究成果居国际领先水平。”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步履不停，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
虽然科研成果和荣誉足以结题报奖，但刘永坦不愿就此停步。
“一定要把实验成果真正应用起来。”面对合作方对新工程提出的“全方位监测远距离目标”新要求，刘永坦知道，把实验项目转化成完整的雷达系统，是一项更艰巨的挑战。
1997年，刘永坦团队正式开始新体制雷达工程化的研制。
设计、试验、失败、总结、再试验……刘永坦率领以哈工大为主体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单位联合攻关的“雷达铁军”，扎根在海防前线的试验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饿了就吃面包充饥，困了就睡在板凳上……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刘永坦和成员们住在漏雨的旧屋中，经受蚊虫叮咬和台风袭击，即便面对系统方案被全盘推翻，也从不言弃。
历经上千次试验和数次重大改进，2011年秋天，刘永坦团队终于成功完成我国首部“新体制远距离实装雷达”的研制任务，其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使我国成为极少数掌握远距离实装雷达研制技术的国家之一。
2015年，刘永坦凭借该成果再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如今，这些雷达矗立在我国的海岸线上，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书育人，培养更多杰出人才
“在党的领导下，为我们的事业奋斗终身！”1983年的入党申请书上，刘永坦这样写道。30多年来，他也是这样做的。耄耋之年，他仍奔波在教学、科研一线。2021年，哈工大开设“永坦班”，刘永坦担任班主任，激励青年学子投身雷达科研事业。
“未来还得靠年轻人。”无论获得什么荣誉和头衔，刘永坦最看重的身份始终是“教师”，“学生读我的研究生，是对我的最大信任，要是教不好，岂不是误人子弟？”
刘永坦的学生们都说，做“坦先生”的学生，功底不扎实是不行的。故弄玄虚、华而不实的东西逃不过“坦先生”的“火眼金睛”。有没有仔细查阅文献资料、做足功课，“坦先生”只要和你一讨论，立刻就会“原形毕露”。
60多年来，刘永坦一直奔走在“科学家”和“教师”这两种角色之间。他认为，科研和教书育人相辅相成，重大科研课题为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课堂，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是科研中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思想的重要源泉。
从最初的6人发展到30多人，刘永坦团队形成了新体制雷达领域老中青齐全的人才梯队，是一支作风过硬、能攻克国际前沿课题的“雷达铁军”。
2020年8月3日，刘永坦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哈尔滨工业大学，设立永瑞基金。
“这份殊荣不单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我们团队，属于这个伟大时代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刘永坦说，设立这个基金就是要助力学校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打造更多的“国之重器”。
迄今，刘永坦已培养研究生80多名，其中获博士学位40多人，将军、院士、大学校长、国防院所总师、高科技技术公司创始人……他的学生中，正涌现出一批批国之栋梁。
▲刘永坦（右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实验室钻研雷达技术。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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