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了。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2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没有工作了呢？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弹琴的录像。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企图留住她，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15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刚，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的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错乱的头脑》，我从书里得知母亲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而人的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部位部位。但是我更愿意想象，爱和音乐是储存在海马体、杏仁核以外的一个神秘地带，跟灵魂和梦在一起。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
接到病危通知时哥哥跟我说，妈妈等不到你隔离三周后出来了。那之后母亲在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坚持了一个礼拜，也许她在等我，这个想法让我悲痛欲绝。
最后的日子哥哥昼夜陪着母亲一起煎熬，几乎没有睡觉。我在大洋的另一边无能为力，我能看见死神穿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坐在母亲的床边，我也好想去坐在她的床边，拉住她的手。
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母亲在今年二月被确诊为淋巴癌，我于大年三十傍晚赶到上海。五月底我离开的时候，她挺过了化疗，病情好转了不少。中秋节母亲还跟几位老同学们聚了会，照片上她笑容满面。但到九月底她又因严重感染和轻度心衰入院，我在十月初再次飞回上海。万万没想到我刚离开她三周，她就走了。
最后一次跟母亲一起，我们并排坐在病房里，我在用手机匆匆忙忙给人回邮件，余光里，我感觉母亲在看着我，就跟她说，这是工作，我马上就好了。她开始轻轻拍我的腿，好像在安抚我，唱起一首摇篮曲：“睡吧，小宝贝，你的啊妈妈就在身边，梦中你会得到礼物，糖啊饼干啊随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你去到天宫……” ，她拍我的手因风湿关节炎变了形，却仍然那么温柔，我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放下手机跟她一起哼唱。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首歌，我大概三岁，躺在父母的床上，昏暗的光线里母亲的轮廓模模糊糊，只有她的温度、气息和轻柔的歌声在回旋…… 那令人迷幻的时刻，是我最早的对美的体验。
另一个儿时的幸福记忆是母亲为我挖耳朵。我们坐在大床上，母亲附在我的身边，一只手轻轻把我耳朵拉高，另一只手用一把竹子的耳耙子全神贯注地掏。她的动作很轻，弄得我很痒，但是我无比享受那些时刻她给我的百分之一百的关注。
后来文革开始了，母亲变得忧伤，走过我的时候好像没有看到我。见她这样，我也会忧伤起来。偶尔母亲在快乐些的时候，会为我和哥哥剪纸、叠纸工、做动画。她会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折叠以后用剪刀剪，再打开时就出现一长串牵着手的小人，接着她教我们为小人画脸、上色；她会用纸叠出层出不穷的飞禽走兽、桌子椅子、房子小船，再把它们编成奇妙的童话故事；她还会让我和哥哥把本子裁成一厚叠2寸的方块纸，她在每一张上画上一个男孩和一只皮球，然后拿起那叠纸，用拇指跟洗牌那样拨弄，一个孩子在拍皮球的动画就奇迹般地出现了。
一位母亲过去的同学和同事告诉我，你妈妈最突出的是她的想象力，她的创造性思维。她一分配到教研组就把“传出神经系统药理”编成一本剧本，跟另外一位同学合作拍了一部动画片。因为拍得好，所以后来在全中国使用。也许我长大后对用声画讲故事的兴趣，就是母亲从小在我心灵里播下的种子。
我和哥哥都喜欢跟母亲聊天，不在一起的时候常跟她煲电话粥。她会跟我讲正在弹的曲子或者阅读的书籍。母亲的阅读范围很广，中文、英文的书都读得很多——从医学文献到畅销小说，无奇不有。父母家中，有两面墙都是书架。她七十八、九岁的时候，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感到震惊和兴奋，在电话里感叹道，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写人的本质，这样写欲望，人真是一个悲剧动物啊。我听了哑口无言，同时也觉得骄傲——不是每个人的老妈读完《洛丽塔》都会有这样精辟的反应的。慢慢的，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我们的电话就越打越短，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问，你几时回来啊？聊了几句后她又会问，你几时回来啊？
母亲非常期待看见我，尤其是在她住院的时期。但是我在病房陪她的时候，她常说，你很忙的，快走吧，不要在这里把时间都浪费掉了。我会说，我就是来陪你的，没有工作。她又会突然为我担心，说，怎么会没有工作了呢？没有工作你怎么办？母亲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在为孩子着想。有一次，父亲交完一笔昂贵的治疗费用后，说起他在用哥哥的钱付日常生活费，本来神志恍惚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睛，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用陈川的钱？我不要治病了，这样治疗一点意义也没有。父亲说，这是暂时的，我去了银行就会还给他的。她这才放心。
大约从八年前开始，母亲渐渐失忆，我就觉得在渐渐地失去她。人其实就是记忆和时间，这两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吃喝拉撒睡，供养着躯体，让记忆和时间有落脚的地方。老年性失忆是没得治的，我唯有多抽空回去探望她。母亲过85生日那天，我和哥哥都在上海陪她。我们知道她最喜欢唱苏联和美国的老歌，就在手机里放了音乐让她唱。母亲乐感很好，有一副美丽的歌喉，85岁仍然音准，英文和俄文的发音也字正腔圆。午饭的时候，她完全忘记了上午唱歌的事，但是那天她一直哼着那些调子，非常快乐。也许记忆里最后消失的就是感情和音乐。
音乐是母亲与记忆之间的纽带，只要有力气的时候她就不停地唱，二十年代的爱尔兰民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流行歌、五十年代的苏联歌、六七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歌曲，她轮番唱。让我联想到美国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路边咖啡店、酒吧或者台球室里的老式点唱机，你投一枚硬币选一首歌，它就开始唱。有几次她跟我说，这支歌你会的，我们一起唱。我说，还是你唱我欣赏吧，我走音，太难听了。她说，这样正好，我们双重唱好了。她是个有幽默感的人。
我手机里面存有上百条母亲唱歌弹琴的录像。也许我一直在下意识地企图留住她，或者在为终将的失去做心理准备。
我打开母亲15年前钢琴演奏的录像，那是东方电视台《精彩老朋友》转播的一场钢琴比赛，评委是孔祥东，刘诗昆，陈刚，石叔诚和苏彬。初赛时母亲弹了《夜莺》，总分为99.256，决赛时她弹了《圣母颂》，总分为98.866，得了老年组的第一名。母亲没有为任何人表演，就跟在家里弹琴那样认真和虔诚，只为了自己和上帝，为了欣喜和净化。观众的掌声突然把她拉回现场，评委给分时她腼腆地笑了。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表情，每次我夸奖她唱的好或者弹得好，她都会这样脸红地笑。最近有人问我对正在流行的“少女感”一词有什么想法，人们是指皮肤的光洁和皮下的胶原蛋白，可我一听到那个词，马上想到母亲，她那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比我见过的许多少女都更有“少女感”。
我为了了解母亲的失忆症，买了一本哥伦比亚大学脑神经专家写的《错乱的头脑》，我从书里得知母亲的失忆是大脑海马体的萎缩，而人的情绪产生于杏仁核——大脑的另一个部位部位。但是我更愿意想象，爱和音乐是储存在海马体、杏仁核以外的一个神秘地带，跟灵魂和梦在一起。我更愿想象母亲去了那个美丽的维度……
……近近远远的记忆围绕着我，像无数个萤火虫在黑夜里闪烁，每一只都是母亲的灵魂。
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
无语，如果我不磕cp，我应该会直接连剧都不看了，惹人生厌。风起洛阳是一步好剧，百里弘毅是一个是非分明的人。他对感情比较迟钝，但是他知道妻子七娘与她叔父是分开的。他的选择是“你们不可因她叔父的事而怪罪七娘”，七娘毕生事业都是她的爱情，她的百里弘毅，后来两人在一起。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种粉丝的激进言论真败感。麻烦把百里弘毅和王一博分开好吗。王凯的清平乐就是因为粉丝分不清剧中人物和王凯，全是他有理的评论导致我弃剧并且都不感兴趣他拍的剧了，觉得他粉丝麻烦的一批，讨论剧情非要带上饭圈思维。
（转）傅申先生数十年鉴别与研究张大千的仿古绘画——“血战古人”的动因，正如其所言，最初则与清代画家石涛有关。大约在1970年，傅申先生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导师方闻教授授意其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库房里的一批沙可乐藏画加以研究并整理和出版。在梳理过程中，傅申先生发现沙可乐藏画中有不少石涛作品，库房内张大千还寄存了一箱石涛的作品，其中大部分还未见于张大千藏品集《大风堂名迹》。由于傅申先生在库房里过眼大量石涛真迹，包括张大千藏石涛作品，由此开始对大千与石涛进行全面的研究，也使傅申先生对张大千伪作石涛有了一个深度的认识。
《傅申论张大千》一书所选的首篇文章即是傅申先生在1983年发表于《雄狮美术》第5期的《大千与石涛》一文，此也是编者在领会傅申先生研究张大千仿古历程之用意而区别于一般美术史论著按朝代顺序排列的编排方式，同样也进一步说明张大千“血战古人”即始于石涛。
1974年，傅申先生与其第一任妻子王妙莲合作撰写《鉴别研究》（StudiesinConnoisseurship,又名《沙可乐藏画研究》）一书，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与梳理了沙可乐的41件藏画，其中石涛作品为15件，除1件为日本藏家住友宽一的旧藏外，其余均来自张大千大风堂的旧藏。书中第35号的《石涛册页》（六开），傅申先生经鉴别，发现这六幅石涛册页均系张大千的伪作，“对于这六幅册页，不但已经看出不是石涛真迹，也看出是张大千先生的手笔”。翌年，傅申先生在《故宫季刊》第九卷第三期上发表《鉴别举例——知伪以鉴真》一文，更为细致地对这六开册页从构图、笔墨及技法上进行分析，并且指出此六开张大千伪作的石涛册页有部分原稿出自大风堂藏《破墨山水册》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的复制品《石涛山水画谱》中的构图与章法，表现形式具体采用的是：改变画幅的形式和比例（由横幅改成直幅）；改变题句（将此诗改成他诗，或由无诗而题上石涛或古人的诗）；改变原画的印章；从两三幅真迹中抽取拼凑而成一幅新的构图；增删原迹（即化繁为简，或化简为繁）；将水墨改成设色，等等。傅申先生在《大千与石涛》一文中认为：“在传世的石涛画迹之中，真伪参半，如果不能将混淆其间的鱼目加以区别，就无法见到石涛的真面。而在历来的伪迹中，要以大千的手法为最高、最难分辨，所以从研究大千的笔性来入手，是鉴别石涛真伪的捷径。”
在1974年出版的《鉴别研究》一书中，傅申先生讨论了经李瑞清、张大千递藏，后归沙可乐收藏的《石涛致八大山人函》与另一件日本永原织治收藏的复本，并从书写结构与笔性以及书函范式角度考证，最后得出后者系张大千伪造的石涛信札，同时指出日本永原织治藏石涛《石供山水册》（十开）系大千伪作石涛的“精品”。《石供山水册》所仿石涛之原作来源于193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石涛和尚山水集》（二），该集中注明所收作品是张善子、郑午昌鉴定，大风堂收藏，“原迹是长方形的竖册，大千都改成为方形。因此在构图上，或把原画缩短，或将石涛原迹的上端截去。原册皆无诗无款，只有‘原济石涛’的一对连珠印。大千则在伪作上，每页各加诗句，并配以不同的印章。从画风看，这一伪册乃出于大千伪作石涛的后期，故极为成熟，用笔流利，设色明媚。反观石涛的原迹，用笔生辣，故一般观赏者极易为大千的笔墨设色引入彀中。”
张大千对石涛作品心追手摹，惯于参考石涛原作，主要得益于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收藏有丰富的石涛作品。民国时人熊弗西在《评论报》发表《全才画家张大千》时即已指出张大千“对于大涤子作品的收藏之富，在国内堪称第一”。俞剑华在所撰《全国美展中之名迹》一文中即提到大风堂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素以藏石涛、八大著名海上”。吴湖帆1933年在为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石涛《水墨山水卷》（又名《寿桐君山水卷》）题跋时，道：“大千好石涛画，所收甲海内名笔，奔赴可观者几十本。”
张大千仿摹石涛，几能乱真，这是不争的事实。大千有些伪作石涛，事后他本人也在多种场合“招供”。在傅申先生《鉴别研究》一书出版后，张大千的老友罗吉眉先生转告其伪作石涛册页一事，此得到了大千爽朗的肯定，并说明是他29岁前后在上海时的作品。另外，台湾李叶霜撰写的《石涛的世界》于1973年由雄狮美术月刊社出版后，李叶霜携此书与大千好友薛慧山一起拜访张大千，“正翻开了一页《庐山寂憇图》，一片墨气淋漓，我（薛慧山）赞叹这该是石涛得意之作。他老人家微微一笑道：‘让我自己来拆穿这一个秘密罢！’‘这帧画本来只有两尺半，是个斗方，一位画商硬要我把它变成了中堂，非加上一尺半不可。结果，你瞧，这些松树与石，还不是我添上去的几笔！’这个秘密，假如不是他老人家亲自对我口吐真言，相信千百年后，又谁有能具此犀利的目光揭破了这谜底”？https://t.cn/A6xlLREA
《傅申论张大千》一书所选的首篇文章即是傅申先生在1983年发表于《雄狮美术》第5期的《大千与石涛》一文，此也是编者在领会傅申先生研究张大千仿古历程之用意而区别于一般美术史论著按朝代顺序排列的编排方式，同样也进一步说明张大千“血战古人”即始于石涛。
1974年，傅申先生与其第一任妻子王妙莲合作撰写《鉴别研究》（StudiesinConnoisseurship,又名《沙可乐藏画研究》）一书，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与梳理了沙可乐的41件藏画，其中石涛作品为15件，除1件为日本藏家住友宽一的旧藏外，其余均来自张大千大风堂的旧藏。书中第35号的《石涛册页》（六开），傅申先生经鉴别，发现这六幅石涛册页均系张大千的伪作，“对于这六幅册页，不但已经看出不是石涛真迹，也看出是张大千先生的手笔”。翌年，傅申先生在《故宫季刊》第九卷第三期上发表《鉴别举例——知伪以鉴真》一文，更为细致地对这六开册页从构图、笔墨及技法上进行分析，并且指出此六开张大千伪作的石涛册页有部分原稿出自大风堂藏《破墨山水册》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的复制品《石涛山水画谱》中的构图与章法，表现形式具体采用的是：改变画幅的形式和比例（由横幅改成直幅）；改变题句（将此诗改成他诗，或由无诗而题上石涛或古人的诗）；改变原画的印章；从两三幅真迹中抽取拼凑而成一幅新的构图；增删原迹（即化繁为简，或化简为繁）；将水墨改成设色，等等。傅申先生在《大千与石涛》一文中认为：“在传世的石涛画迹之中，真伪参半，如果不能将混淆其间的鱼目加以区别，就无法见到石涛的真面。而在历来的伪迹中，要以大千的手法为最高、最难分辨，所以从研究大千的笔性来入手，是鉴别石涛真伪的捷径。”
在1974年出版的《鉴别研究》一书中，傅申先生讨论了经李瑞清、张大千递藏，后归沙可乐收藏的《石涛致八大山人函》与另一件日本永原织治收藏的复本，并从书写结构与笔性以及书函范式角度考证，最后得出后者系张大千伪造的石涛信札，同时指出日本永原织治藏石涛《石供山水册》（十开）系大千伪作石涛的“精品”。《石供山水册》所仿石涛之原作来源于193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石涛和尚山水集》（二），该集中注明所收作品是张善子、郑午昌鉴定，大风堂收藏，“原迹是长方形的竖册，大千都改成为方形。因此在构图上，或把原画缩短，或将石涛原迹的上端截去。原册皆无诗无款，只有‘原济石涛’的一对连珠印。大千则在伪作上，每页各加诗句，并配以不同的印章。从画风看，这一伪册乃出于大千伪作石涛的后期，故极为成熟，用笔流利，设色明媚。反观石涛的原迹，用笔生辣，故一般观赏者极易为大千的笔墨设色引入彀中。”
张大千对石涛作品心追手摹，惯于参考石涛原作，主要得益于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收藏有丰富的石涛作品。民国时人熊弗西在《评论报》发表《全才画家张大千》时即已指出张大千“对于大涤子作品的收藏之富，在国内堪称第一”。俞剑华在所撰《全国美展中之名迹》一文中即提到大风堂张善子、张大千兄弟“素以藏石涛、八大著名海上”。吴湖帆1933年在为现收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石涛《水墨山水卷》（又名《寿桐君山水卷》）题跋时，道：“大千好石涛画，所收甲海内名笔，奔赴可观者几十本。”
张大千仿摹石涛，几能乱真，这是不争的事实。大千有些伪作石涛，事后他本人也在多种场合“招供”。在傅申先生《鉴别研究》一书出版后，张大千的老友罗吉眉先生转告其伪作石涛册页一事，此得到了大千爽朗的肯定，并说明是他29岁前后在上海时的作品。另外，台湾李叶霜撰写的《石涛的世界》于1973年由雄狮美术月刊社出版后，李叶霜携此书与大千好友薛慧山一起拜访张大千，“正翻开了一页《庐山寂憇图》，一片墨气淋漓，我（薛慧山）赞叹这该是石涛得意之作。他老人家微微一笑道：‘让我自己来拆穿这一个秘密罢！’‘这帧画本来只有两尺半，是个斗方，一位画商硬要我把它变成了中堂，非加上一尺半不可。结果，你瞧，这些松树与石，还不是我添上去的几笔！’这个秘密，假如不是他老人家亲自对我口吐真言，相信千百年后，又谁有能具此犀利的目光揭破了这谜底”？https://t.cn/A6xlL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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