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 ■拉不尽的盐山，灌不满的沧州”——沧州的粮食大集
昔日民谚“拉不尽的盐山，灌不满的沧州”，是形容沧州粮食大集的繁盛。大集始于明代，位于沧州古城南门里东侧，距运河码头不足一公里。每日，四乡卖粮者蜂聚于此。粮商大宗采买，沿运河销往天津、通州等地。
粮食大集兴盛了几百年。粮食来去之间带动了船业、脚行、磨坊、钱铺、酒坊、饮食等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沧州经济的繁荣。
◎“灌不满”的沧州城
粮食大集在南门里东侧，苦水井南端，天天开集，四季不歇。进城卖粮的农民拥塞集市。鼎盛时期，日交易几十万斤，甚至上百万斤粮食。
粮食大集催生了诸多粮贩。推木轮小车的、赶马车的、挑担子的，更多的是赶毛驴驮粮食。粮贩主要去盐山、庆云等地买粮食，那里土地广袤，是著名的粮仓。粮贩成群结队，摸黑赶路。义和街是东南各县进大集的必经之路，卖粮者络绎不绝，尘土飞扬。
粮栈、斗摊的掌柜经验丰富，掌握沧州及外地行情。什么时候储存什么粮食，什么时候出售囤粮能赚钱，心里有数。一些外地粮商通过粮栈、斗摊购买粮食，暂存在运河码头的粮囤里，择机装船运走，销往天津、通州及唐山等地。民国时期，直系、奉系军阀派人来采办军粮。粮栈、斗摊对本地及外来粮商坦诚相待。粮商都明白，拉住客商，才能长久盈利。
装船时，码头与粮船之间搭一条三寸厚、二尺来宽、七八米长的跳板。脚夫扛着沉甸甸的粮食口袋，踩着颤颤悠悠的跳板送到船上。每日停靠在城南码头的粮船首尾相连，桅杆如林。启程的粮船风帆高扬，纤夫号子响彻云霄。
四乡的粮食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大集，又从运河码头源源不断地运走，“灌不满的沧州城”的民谚由此而来。粮食来去之间带动了沧州城厢磨坊、脚行、油坊、饭铺、船业、车店、糖坊、酒坊、酱醋坊等行业的发展，养活了诸多百姓。
◎“斗行总栈”解纷扰
大集的斗摊、粮栈生意忙碌。这就惹人眼热了，总有地痞来捣乱，要抢占地盘。
斗摊是先辈艰苦创业，数代沿袭逐渐发展兴盛的，有官府颁发的斗帖（营业执照）。各斗摊成立公益号斗行总栈。总栈不经营粮食生意，是斗摊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斗摊与外界的纷争以及协调内部关系，规范行业行为。斗摊每交易一斗粮食，总栈提取二厘钱的公益金。地痞再来搅扰生意，斗行总栈便出面拉其去官府理论。
倘若地痞与斗摊的人动起手来，有伤残，需要给地痞养伤费用，从公益金里提取；若斗摊的人被打伤了，总栈也会给些抚恤费。如此以来，粮食大集平稳了许多。
公益号斗行总栈的信条是：和善亲人、重信守诺、公平交易、以义取利。这也是粮食大集兴盛数百年的原因之一。
民国时期，粮食大集有广丰、万福永、德庆昌、永茂恒等数十家斗摊、粮栈。永茂恒粮栈的生意做到天津、通州、唐山、德州、临清等地，颇有名气。兴成号粮摊，摊主常年赶着马车到王官屯、小集等地收购粮食，风里来雨里去，不畏艰辛。马家粮号诚信经营，生意兴隆，在王御史、蔡庄子等地置办了200亩水浇地。
许多斗摊、粮栈，由于数代人辛苦经营，逐渐发展成为受客户信赖的老字号。
◎大集众生相
每天早晨，斗摊、粮栈的伙计清扫街道，摆上一溜大簸箩，里面放着斗和刮尺，迎候主顾到来。
太阳升起来，卖粮的陆陆续续来到。大车、独轮车、驴垛子拥塞于道，大集喧闹起来。买粮的老客儿三五成群，肩搭褡裢，在集上挤来挤去，瞅瞅转转，再下手买粮。
生意谈妥，斗摊伙计开始忙碌，过斗。向斗里倒满粮食，快速地用刮尺沿着斗口刮一下，刮出平面。伙计边过斗边朗声高唱：“一个嘞，两个嘞，三个嘞，加上一个四个嘞，比四个大一的是五个嘞……”唱得清楚明白且悦耳动听。生意忙碌起来，掌柜也来端斗，累得头上冒汗。
如果是自家卖粮，掌柜过完斗，会再给添点儿，行话叫添头，与甜头谐音。多买的多添，少买的少添，使买主满意。
一群群的壮汉在粮摊旁等待雇主，他们是推大嘴子车的脚行。
什么叫大嘴子车?就是木头轱辘的平板车，前面有个挡板，防止粮袋滑落。
大集到运河码头这段路，推车运粮的接连不断。
临近中午，大家已饥肠辘辘。卖吃食的小贩背筐携篓而来，包子、馒头、大米饭、炖牛肉、切糕、锅饼，吆喝声此起彼伏。人们买了吃食，或坐或蹲，匆匆填饱肚子。也有的去附近茶馆、饭铺坐下来吃。
嘈杂的大集上，人群往来不断，讨价还价声、商贩吆喝声、伙计高声唱斗声、牲口的嘶叫声，连同飘散的饭菜气息，构成了一幅市井画卷。
待至后半晌，大集冷落下来。斗摊的伙计擦擦额头的汗，稍稍歇息。有腰背佝偻的老人，拎着簸箕，把地上残留的粮食粒子扫起来，勉强能够家人的一顿饭食。
◎粮食大集的终结
1910年，津浦铁路天津至沧州段率先通车，沧州成为津南鲁北的第一个水陆码头。粮食大集距离火车站不远，客货往来更为便捷。粮市延续着旧日的繁盛，单是城南，就有几百户人家依靠粮食大集谋生。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沧县，实行白色恐怖政策，烧杀抢掠。百姓人心惶惶，民生凋敝，粮食大集逐渐萧条下来。遭逢水旱灾年，粮食歉收，粮价飞涨。沧州百姓虽然守着粮食大集，但食不果腹，常以豆腐瓤子充饥。
八路军游击队常装扮成粮贩、购粮百姓进城刺探军情，也寻机袭扰敌人。日伪防不胜防。日本人不到傍晚就关闭城门，次日太阳出来再开城门，致使很多晚归的粮贩被挡在城外，影响粮市交易。
日本侵略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期间，将粮食大集挪到城外十二宅西侧的空场。这里是富户刘家的收租场。有个木牌坊，挂着“乐善好施”的一块匾，是佃户给刘家挂的。粮市在牌坊旁，有个木栅栏门，有20多家斗摊。
1947年，沧州城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政府派人接管斗摊，斗摊的经营者大多参与粮市管理、经营。次年，成立沧县第一粮食交易所。
兴盛数百年的沧州城内粮食大集，在时代前行的车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来源：沧州晚报 作者 白世国 https://t.cn/RJZk0ky
昔日民谚“拉不尽的盐山，灌不满的沧州”，是形容沧州粮食大集的繁盛。大集始于明代，位于沧州古城南门里东侧，距运河码头不足一公里。每日，四乡卖粮者蜂聚于此。粮商大宗采买，沿运河销往天津、通州等地。
粮食大集兴盛了几百年。粮食来去之间带动了船业、脚行、磨坊、钱铺、酒坊、饮食等行业的发展，促进了沧州经济的繁荣。
◎“灌不满”的沧州城
粮食大集在南门里东侧，苦水井南端，天天开集，四季不歇。进城卖粮的农民拥塞集市。鼎盛时期，日交易几十万斤，甚至上百万斤粮食。
粮食大集催生了诸多粮贩。推木轮小车的、赶马车的、挑担子的，更多的是赶毛驴驮粮食。粮贩主要去盐山、庆云等地买粮食，那里土地广袤，是著名的粮仓。粮贩成群结队，摸黑赶路。义和街是东南各县进大集的必经之路，卖粮者络绎不绝，尘土飞扬。
粮栈、斗摊的掌柜经验丰富，掌握沧州及外地行情。什么时候储存什么粮食，什么时候出售囤粮能赚钱，心里有数。一些外地粮商通过粮栈、斗摊购买粮食，暂存在运河码头的粮囤里，择机装船运走，销往天津、通州及唐山等地。民国时期，直系、奉系军阀派人来采办军粮。粮栈、斗摊对本地及外来粮商坦诚相待。粮商都明白，拉住客商，才能长久盈利。
装船时，码头与粮船之间搭一条三寸厚、二尺来宽、七八米长的跳板。脚夫扛着沉甸甸的粮食口袋，踩着颤颤悠悠的跳板送到船上。每日停靠在城南码头的粮船首尾相连，桅杆如林。启程的粮船风帆高扬，纤夫号子响彻云霄。
四乡的粮食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大集，又从运河码头源源不断地运走，“灌不满的沧州城”的民谚由此而来。粮食来去之间带动了沧州城厢磨坊、脚行、油坊、饭铺、船业、车店、糖坊、酒坊、酱醋坊等行业的发展，养活了诸多百姓。
◎“斗行总栈”解纷扰
大集的斗摊、粮栈生意忙碌。这就惹人眼热了，总有地痞来捣乱，要抢占地盘。
斗摊是先辈艰苦创业，数代沿袭逐渐发展兴盛的，有官府颁发的斗帖（营业执照）。各斗摊成立公益号斗行总栈。总栈不经营粮食生意，是斗摊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斗摊与外界的纷争以及协调内部关系，规范行业行为。斗摊每交易一斗粮食，总栈提取二厘钱的公益金。地痞再来搅扰生意，斗行总栈便出面拉其去官府理论。
倘若地痞与斗摊的人动起手来，有伤残，需要给地痞养伤费用，从公益金里提取；若斗摊的人被打伤了，总栈也会给些抚恤费。如此以来，粮食大集平稳了许多。
公益号斗行总栈的信条是：和善亲人、重信守诺、公平交易、以义取利。这也是粮食大集兴盛数百年的原因之一。
民国时期，粮食大集有广丰、万福永、德庆昌、永茂恒等数十家斗摊、粮栈。永茂恒粮栈的生意做到天津、通州、唐山、德州、临清等地，颇有名气。兴成号粮摊，摊主常年赶着马车到王官屯、小集等地收购粮食，风里来雨里去，不畏艰辛。马家粮号诚信经营，生意兴隆，在王御史、蔡庄子等地置办了200亩水浇地。
许多斗摊、粮栈，由于数代人辛苦经营，逐渐发展成为受客户信赖的老字号。
◎大集众生相
每天早晨，斗摊、粮栈的伙计清扫街道，摆上一溜大簸箩，里面放着斗和刮尺，迎候主顾到来。
太阳升起来，卖粮的陆陆续续来到。大车、独轮车、驴垛子拥塞于道，大集喧闹起来。买粮的老客儿三五成群，肩搭褡裢，在集上挤来挤去，瞅瞅转转，再下手买粮。
生意谈妥，斗摊伙计开始忙碌，过斗。向斗里倒满粮食，快速地用刮尺沿着斗口刮一下，刮出平面。伙计边过斗边朗声高唱：“一个嘞，两个嘞，三个嘞，加上一个四个嘞，比四个大一的是五个嘞……”唱得清楚明白且悦耳动听。生意忙碌起来，掌柜也来端斗，累得头上冒汗。
如果是自家卖粮，掌柜过完斗，会再给添点儿，行话叫添头，与甜头谐音。多买的多添，少买的少添，使买主满意。
一群群的壮汉在粮摊旁等待雇主，他们是推大嘴子车的脚行。
什么叫大嘴子车?就是木头轱辘的平板车，前面有个挡板，防止粮袋滑落。
大集到运河码头这段路，推车运粮的接连不断。
临近中午，大家已饥肠辘辘。卖吃食的小贩背筐携篓而来，包子、馒头、大米饭、炖牛肉、切糕、锅饼，吆喝声此起彼伏。人们买了吃食，或坐或蹲，匆匆填饱肚子。也有的去附近茶馆、饭铺坐下来吃。
嘈杂的大集上，人群往来不断，讨价还价声、商贩吆喝声、伙计高声唱斗声、牲口的嘶叫声，连同飘散的饭菜气息，构成了一幅市井画卷。
待至后半晌，大集冷落下来。斗摊的伙计擦擦额头的汗，稍稍歇息。有腰背佝偻的老人，拎着簸箕，把地上残留的粮食粒子扫起来，勉强能够家人的一顿饭食。
◎粮食大集的终结
1910年，津浦铁路天津至沧州段率先通车，沧州成为津南鲁北的第一个水陆码头。粮食大集距离火车站不远，客货往来更为便捷。粮市延续着旧日的繁盛，单是城南，就有几百户人家依靠粮食大集谋生。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沧县，实行白色恐怖政策，烧杀抢掠。百姓人心惶惶，民生凋敝，粮食大集逐渐萧条下来。遭逢水旱灾年，粮食歉收，粮价飞涨。沧州百姓虽然守着粮食大集，但食不果腹，常以豆腐瓤子充饥。
八路军游击队常装扮成粮贩、购粮百姓进城刺探军情，也寻机袭扰敌人。日伪防不胜防。日本人不到傍晚就关闭城门，次日太阳出来再开城门，致使很多晚归的粮贩被挡在城外，影响粮市交易。
日本侵略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期间，将粮食大集挪到城外十二宅西侧的空场。这里是富户刘家的收租场。有个木牌坊，挂着“乐善好施”的一块匾，是佃户给刘家挂的。粮市在牌坊旁，有个木栅栏门，有20多家斗摊。
1947年，沧州城解放，回到人民的怀抱。政府派人接管斗摊，斗摊的经营者大多参与粮市管理、经营。次年，成立沧县第一粮食交易所。
兴盛数百年的沧州城内粮食大集，在时代前行的车轮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来源：沧州晚报 作者 白世国 https://t.cn/RJZk0ky
我寻思现在所有人都关了，也没人跟他互动，打个游戏咋就因为别人的性别就急成这样，开局就不停秀自己那个狗牌，回了他两个表情，十分钟抓七八次下，出来了还要在这自我高潮。咱这就寻思，我是犯了啥事让我们王子急成这样？难道是我上辈子开小车车创死了他的，然后还去他坟前偷吃了贡品？我实在是想把他的咖喱人绑在风车上日转转批…
叶言材：我的前尘往事（5）察院老宅、老宅变迁（上）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我家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并带有一个东跨院。院子里一色方砖漫地，幼儿园时的我，经常可以在院子里开心地骑着儿童用的三轮小车，小学三年级以后直到初中时期，我还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足见院子够大。
后来六十年代末，院子里一进大门的影壁和里外院之间垂花门的墙被街道居委会拆毁，在院子中间修了防空洞，地面上鼓起了一个大土包，我就再也不能骑车了。
我家这所宅院可以追溯到道光年间，我太祖父讳“联魁”，字慎斋（家父和叶嘉莹先生的曾祖父），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因他在咸丰和同治年间任二品武官（清朝的“一品武官”很少），所以我家的院门是那种“广亮大门”，坐北朝南，门旁有“上马石”，门洞将近六尺深（王府为八尺深），左右各有一个石鼓型的“门墩儿”，鼓上各趴卧着石狮子，鼓身正面和侧面还雕有数头狮子，门的上方有四个突出的门当（也叫“门楣”），下方是足足有一尺来高并可以拆卸的门槛。朱红色的大门，高约两米左右，厚约15公分左右，两扇大门上各有一个金属门钹，上边有金属门环，叫门时用门环敲击门钹发出声响。据熟悉北京四合院的人称：按照清代的规制，这是一座仅次于王府规制的、专用的、典型的“二品武官院门”。但是，门口的石鼓石狮在文革初期，却被我和姐姐用铁锤捣坏了。
后因我的曾祖父考取了进士，于是门上就多挂了一块“进士第”的匾额。可是我从小就没见过，后来初中毕业16岁进工厂当学徒，跟一位对我家一带比较熟悉的老师傅聊天儿时，他问我家住哪里，听我说了以后，他说：你家原来可是不得了，门上挂着“太史第”的大牌匾，行人只能从前边经过，不能停留…… 我很吃惊，回到家里向父亲询问，家父才告诉我：不是“太史第”，是“进士第”。
门洞内侧也有近六尺深，迎面是一座高大的磨砖“影壁”（又称“照壁”），据我父亲的笔记描述：
影壁上嵌有病者赠送的“立起沈疴”等匾额，壁的中间竖有题写着“水心堂葉”的木刻，“葉”字为红色，先伯父说“‘水心堂’即为我家之堂号，‘水心’原为宋代学者叶适的别号，先伯父敬仰其人，故题‘水心堂葉’”。（按：此处为了能表现原貌，所以使用繁体“葉”字）
壁前匾下放一大荷花缸，粉色荷花，绿色荷叶互相衬托着，夏季还养几尾红色小鱼，它既可以吃孑孓避免滋生蚊子，同时给人一种雅致脱俗之感，令人不禁想起“出淤泥而不染”之名句。
向左下三级台阶才能进入外院——一进院，外院是一溜五间南房和一间厕所。我父亲说：南房原为书房，可在内读书亦可接待男宾，所以这间厕所是“男厕”。
里外院之间有一堵两米多高的院墙，上白下黑，白墙上有用小瓦片组成的轱辘钱儿形的饰样，正中是一座“垂花门”，坐落在将近三平米见方的石台上，石台向内院延伸，四边由一尺宽的条石组成，中间由大方砖漫成，各有两级条石台阶，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听父亲说“可作为艺人表演曲艺之用的一个小戏台，台上北面为一木制屏门，绿色门扇上写有红色‘福'、‘寿'二字，此屏门只是当家中有红白大事时方才开启”。
其实我也只是听说过院子里曾经有过“垂花门”，而在我的脑海中完全没有关于“垂花门”的记忆。垂花门内是二进院，即中院，或称“正院”，北边是三间正房加左右两侧耳房和一间存储物品的库房，西厢房和东厢房各三间。无论是里院的北房、东西厢房，还是外院的南房，房基都比较高，进屋都必须上三级石台阶，而且台阶两侧都有条石坡道。为了便于流水与防潮，西厢房的背后、东厢房的南山墙与影壁之间都修建有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宽的夹道。
北房中间堂屋后墙的上半截能够支撑起来，可以看到三进院的后花园。后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院门，直通长安街。整座院落的东北角除有一片空地可以种植一些作物外，还有一间厕所。也就是说，在整座院落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各有一间厕所，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也是不多见的。
东跨院是车房、马厩和厨房，所以大门东侧的门是车马进出用的。1958年“大跃进”时被居委会改造成了“街道食堂”。
老宅的变迁（一）
1958年秋，我的“大爷爷”叶廷乂公（我祖父的哥哥）去世后，这样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米的“察院胡同老宅”，陆续搬进来了一些家族以外的人。家父叶嘉谋当时是北京第35中学的语文老师，这所学校原名“志成中学”，是1923年由李大钊等人创建的。因校领导对家父说：现在有不少教职员工没有地方住，你家有房，先帮学校解决一下困难吧。于是，家父就将后院的房子腾空，借给了同事们居住，因为上百年的老房经常被居住的人要求需要维护修缮，会需要不小的费用，领导就让他们给我家一些钱，不知怎的，到了1966年6月房管部门来人到我家，当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在家，帮他一起丈量了所有房屋以后，他们说你告诉家长留下你们现在所住的房子是“自住房”，其它的都由国家按“出租房”代管了……就这样，院子就被国家收了。
另外，1957年冬，因国家已经计划在人民大会堂西侧建造“国家大剧院”（当时并没告知要建什么），我外祖父家的土地和房产被征用了，可是搬迁的住房还没有建好，外祖父一家人只好先搬到我家院子借住，搬进了里院的西房。1958年，开始了“三面红旗”运动。翌年，街道居委会要办公共食堂，并且3天之内就要开张。是以，做为人民教师的家父和家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仓促腾空院子里的东厢房和东跨院原来的车库——里面放满了书籍，只得将房中的书籍家具等物品处理掉。就这样，我父亲他们打开了多年前就已锁定的车库大门，街道居委会的公共食堂进驻了我家车库。当时我还很小，不太记得什么，后来才听说荣宝斋、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来家中分别挑选，拉走了几车。前些年又听说，当年还有不少被清华大学拉走了。总之，说明以前家里所藏的图书物品应该都还是不错的。
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四根通体铁铸的“旗枪”，所谓“旗枪”就是八旗军军旗的旗杆，应该是各旗将士中最重要的指挥官才能拥有，后来为了锻炼身体，家父和我哥哥把它们用铁丝固定在了相近的两棵树上，做为单杠使用。家里还曾有过一把宝剑，护手（又称“吞口”）处是一个狮形兽头，剑锋似从狮口中吐出的舌头，约三尺长，当时我还小，觉得很重，需要双手才能相当吃力地举起。曾听老人们说清代佩剑的护手分为：一等龙头纹，二等狮头纹，三等虎头纹，四等狗头纹，等外为蝴蝶纹、无纹…… 我至今也不知真假，因为那把剑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被抄走了。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曾经想学毛笔字（描红模字）和画徐悲鸿那样的马，所以毛笔用得很费，经常跑到西小院库房里去拿新的毛笔。库房里有很多东西，据说都是以前没被挑走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几盒“宫墨”，它们在木盒中一字排开，中间的那块最大，上有金色的龙纹图案，两侧的墨依次越来越小，再靠外的两块是红色的，据说是“朱砂墨”，而且这几盒墨和木盒的气味都很香。当年父母不让我用这些墨，我只好到外面去买，可是市场上卖的墨或者墨汁的气味都很臭，令人作呕，所以我就不学写字画画了。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浪费了不少好毛笔！（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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