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名德国学者对学术造假问题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已经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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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联盟：当论文造假成为商业模式
德国媒体：来自中国的造假学术论文越来越多，一些国际知名的专业杂志已经疲于应付，其中医学类专业刊物首当其冲。这类造假论文不仅误导学术研究，甚至会危及人的生命。

两名德国学者对学术造假问题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惊人的造假业务”。《法兰克福汇报》以《当论文造假成为商业模式》为题，报道了这一现象，文章写道：
“撒贝尔（Bernhard Sabel）是马格德堡大学医学心理专家，他对由他负责的专业期刊《修复神经学和神经科学》（Restorative Neurology and Neuroscience）去年的40位论文作者进行了调查。他向这些作者发出了包含一系列问题的问询函，他要求所有作者及参与者提供详细联系方式，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提供原始数据。然而尽管撒贝尔多次提出警告，不回复问询，有可能会导致相关论文从公开数据库中被下架，但仍有半数作者没有做出回应。另有四分之一作者虽然做出了回复，但回答问题时明显避重就轻。撒贝尔对《法兰克福汇报》表示，他本想通过问询函测试一下造假问题的严重程度。‘问题非常严重，这次测试结果是75%的论文有问题。’这类造假论文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也有极少部分来自印度、台湾、泰国以及沙特。撒贝尔说：‘科学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信任，而这种信任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
撒贝尔曾在中国从事过学术研究，他表示他熟知的一些中国同行和很多中国研究机构的工作态度无可挑剔。但很多工作繁忙的医务人员，只有在西方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才有可能得到升迁机会。但这些医务人员并没有时间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于是，中国因特网中就出现了出于商业目的的假论文中介机构，他们提供在著名专业杂志上刊发论文的服务。他们能够凭空捏造出一份听起来煞有其事的英文版学术研究。一些西方专业期刊也会刊登这样的论文，因为他们在中国拥有相当多的订户。撒贝尔表示，他不把握中国政府是否了解学术造假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指出，这种造假行为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中国学术界本身。
赛菲特是汉诺威医科大学的药理学专家，由他主导的《瑙恩-施密特伯格药理学档案》（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撤下15份造假论文后，他下令开始实施严厉的审核程序。比如，他要求论文作者必须提供原始数据。2020年总计1200份投稿中，他发现了350份论文有作假。同撒贝尔一样，赛菲特也通过一系列防范措施去审核论文的可信度。具体如何辨别真伪，他们两人都不愿意透露更多细节。因为他们不想让远在中国的造假者们想出对策。总而言之，审核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是否存在文字剽窃。”
赛菲特表示，有时被他拒绝的假冒论文，过一段时间竟会奇迹般地以不同的作者姓名发表在其他的专业期刊上。文章最后写道：
“赛菲特对《法兰克福汇报》表示，‘现在，当我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学术论文时，我通常会认为这是一份假冒论文。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会容忍这种造假行为。’他表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因造假问题向他道歉。”

民航联盟：当论文造假成为商业模式
德国媒体：来自中国的造假学术论文越来越多，一些国际知名的专业杂志已经疲于应付，其中医学类专业刊物首当其冲。这类造假论文不仅误导学术研究，甚至会危及人的生命。
两名德国学者对学术造假问题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已经形成了“规模惊人的造假业务”。《法兰克福汇报》以《当论文造假成为商业模式》为题，报道了这一现象，文章写道：
“撒贝尔（Bernhard Sabel）是马格德堡大学医学心理专家，他对由他负责的专业期刊《修复神经学和神经科学》（Restorative Neurology and Neuroscience）去年的40位论文作者进行了调查。他向这些作者发出了包含一系列问题的问询函，他要求所有作者及参与者提供详细联系方式，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提供原始数据。然而尽管撒贝尔多次提出警告，不回复问询，有可能会导致相关论文从公开数据库中被下架，但仍有半数作者没有做出回应。另有四分之一作者虽然做出了回复，但回答问题时明显避重就轻。撒贝尔对《法兰克福汇报》表示，他本想通过问询函测试一下造假问题的严重程度。‘问题非常严重，这次测试结果是75%的论文有问题。’这类造假论文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也有极少部分来自印度、台湾、泰国以及沙特。撒贝尔说：‘科学界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信任，而这种信任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
撒贝尔曾在中国从事过学术研究，他表示他熟知的一些中国同行和很多中国研究机构的工作态度无可挑剔。但很多工作繁忙的医务人员，只有在西方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才有可能得到升迁机会。但这些医务人员并没有时间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于是，中国因特网中就出现了出于商业目的的假论文中介机构，他们提供在著名专业杂志上刊发论文的服务。他们能够凭空捏造出一份听起来煞有其事的英文版学术研究。一些西方专业期刊也会刊登这样的论文，因为他们在中国拥有相当多的订户。撒贝尔表示，他不把握中国政府是否了解学术造假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指出，这种造假行为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中国学术界本身。
赛菲特是汉诺威医科大学的药理学专家，由他主导的《瑙恩-施密特伯格药理学档案》（Naunyn-Schmiedeberg's Archives of Pharmacology）撤下15份造假论文后，他下令开始实施严厉的审核程序。比如，他要求论文作者必须提供原始数据。2020年总计1200份投稿中，他发现了350份论文有作假。同撒贝尔一样，赛菲特也通过一系列防范措施去审核论文的可信度。具体如何辨别真伪，他们两人都不愿意透露更多细节。因为他们不想让远在中国的造假者们想出对策。总而言之，审核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是否存在文字剽窃。”
赛菲特表示，有时被他拒绝的假冒论文，过一段时间竟会奇迹般地以不同的作者姓名发表在其他的专业期刊上。文章最后写道：
“赛菲特对《法兰克福汇报》表示，‘现在，当我收到一份来自中国的学术论文时，我通常会认为这是一份假冒论文。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会容忍这种造假行为。’他表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因造假问题向他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