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丨“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新时代军人的杰出代表】加勒万河谷，这条位于西部边境喀喇昆仑山脉褶皱深处的细长峡谷，激流滔滔，乱石嶙峋。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本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和陈红军联系是2020年6月5日，那时怀孕已有5个多月，“他特别喜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https://t.cn/A6MfPUcX
这里是祖国的西部边陲，也是守卫和平的一线——
来自天南海北的一茬茬官兵，扎进茫茫群山，挺立冰峰雪谷，用热血和青春筑起巍峨界碑。
在那场回击有关外军严重违反两国协定协议、蓄意挑起事端的斗争中，我边防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暴力行径予以坚决回击，取得重大胜利，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33岁的营长陈红军，奉命带队前往一线紧急支援，在同外军战斗中，英勇作战、誓死不屈，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壮烈牺牲。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和他的战友们展现出来的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赤胆忠诚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彰显了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官兵的昂扬风貌。
把背影留给战友的“冲锋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
恢复了平静的加勒万河谷，河水缓缓流淌，群山沉静肃穆。
然而，每当望见“大好河山，寸土不让”8个大字时，中士何生盼还是忍不住会想起营长陈红军，想起那个冲锋在前的背影。
“很长一段时间，战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时，总会不自觉地翻出他的照片来看。”何生盼红着眼眶说。
照片里的陈红军脸膛黑黑，近一米八的个子穿上单兵防护装具，英气十足；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笑意盈盈中透着几分儒雅。
“营长带我们上前线时，就穿着这一身。”何生盼记得，那天傍晚，陈红军从指挥所匆匆跑回来，边跑边喊：“所有人备勤，准备登车！”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那段路，感觉车都快飞起来了！”中士何俊发现，营长从来没有这么着急过，“后来，道路不通，他就带头蹚河，不顾近5000米的海拔跑着往前冲。”
“保护团长！”中士陈伟听见一声高喊，只见陈红军带着两名盾牌手，迎着“石头雨”“棍棒阵”冲上前去，用身体和盾牌隔开外军，掩护战友将团长救出。
陈红军指挥部队向有利地形有序转移时，看到几名战士被对方围攻，毫不犹豫地转身，带领官兵再次冲锋，只留下一个高大的背影。
在很多官兵的记忆里，那个背影是营长留给他们的最后印象。
我方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后，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取得重大胜利。排长曲元钧清楚记得，出发时陈红军打着手电，站在风雪中郑重承诺：“我要把你们安全地带上去，也要把你们一个不少地带下来！”
“说好了要一个不少地回来，结果他自己却没兑现承诺……”
祖国山河终无恙，守边护边志更坚。那场战斗之后，“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被很多官兵自发写在了头盔里、衣服上，刻印在青春的胸膛里。捍卫着英雄誓死捍卫的国土，肩负着英雄用生命践行的使命，一股“学英雄、当英雄”的热潮涌动在喀喇昆仑高原。
没什么爱好的“拼命三郎”
【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2009年，陈红军从地方大学毕业，本已通过公安特警招录考试，可一听说征兵的消息就临时“变卦”，最终走进火热军营。
走上高原是因为理想，留在高原则考验信念。无法摆脱的高寒缺氧，满目的荒漠冰川，漫长的冬季封山……胸怀“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赤胆忠诚，肩负“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勇敢担当，陈红军坚守着无数边防军人用生命筑起的精神高地，扎根奉献奋战在边防斗争一线。
2020年，他成长为全团最年轻的营长，在祖国的西部边境线上洒尽热血，将自己的军旅生涯永远定格在了第11年。
11年的军旅生涯，赤胆忠诚皆为祖国。
团政委王利军说，这些年来，陈红军先后任排长、参谋、连长、协理员、股长、营长，岗位多次变换，每个岗位拼尽全力、表现出色。
“红军本是学心理学的，军事方面可谓零基础。可担任二连连长后，他很快就掌握了装甲专业知识。”曾任二连指导员的王伟，说起老搭档的钻劲儿，慨叹不已。
“当作训股股长时，他的办公室在三楼，宿舍在一楼，遇到重大任务，干脆在办公室支了张行军床……”聊到老股长，连长陈鸿宇直言，“他干起工作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母亲丁念毕回忆道，陈红军从小就崇拜军人保家卫国，经常“偷”他三叔的军帽戴。后来，有高中同学参军，他又借来军装拍照，并告诉母亲：“有一天，我一定要穿上这身军装。”
【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在陈红军宿舍书柜里的一本书中，一段画线重点标注的话折射出他对职责使命的理解：“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
机步营是边情紧急时支援一线的力量。陈红军任营长时，正好赶上全营从装甲步兵营向机械化步兵营转型。
起初他充满了本领恐慌，但使命感促使他不断激励自我，奋发进取。
整理陈红军遗物时，何生盼看到，营长没有个人日记，有的只是厚厚的几本工作笔记，其中，单就一个站哨就列出了好几点问题。
陈红军牺牲后，机步营官兵发现，大家谁也说不出营长有什么业余爱好，“印象中，他最喜欢的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在陈红军的带领下，机步营改制不到2年便形成作战能力，先后被表彰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装备管理先进单位、后勤管理先进单位……
有情有爱的“普通人”
【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红军是一个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人。”肖嵌文聊起和丈夫相识相恋以来的日子，几度哽咽，“平时虽然相隔几千公里，可每逢节日，我都会收到他寄的礼物。”
结婚4年，夫妻俩聚少离多，一直没有孩子。陈红军最后一次休假是2020年春节，只有短短17天。
回忆起匆匆相聚的日子，肖嵌文说：“每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会提前去超市买好菜，然后我再给他做一日三餐。那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一个家庭该有的样子。”
令人欣慰的是，这次相聚留下了爱情的结晶；令人痛心的是，孩子还没出生便永远失去了父亲。
肖嵌文清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和陈红军联系是2020年6月5日，那时怀孕已有5个多月，“他特别喜欢丫头”。肖嵌文曾开玩笑问陈红军：“如果是个男孩，你还不爱了吗？”
“爱呢，爱呢，爱呢！”电话那头，传来陈红军忙不迭的回答——这也成了肖嵌文对陈红军最后的记忆。
【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边境一线，陈红军始终是官兵眼中的标杆。
“构筑工事，几十斤重的大石头，我们抱一块，他肯定也抱一块。”下士王钰说，“战士衣服脏了，营长身上也绝不会干净”。
在战斗最激烈时刻，上等兵杨旭东亲眼看到——面对外军人多势众、咄咄逼人的态势，陈红军一边冲锋一边大声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平时甘苦与共，战时生死与共。那场战斗中，团长顶在最前面阻挡外军，营长救团长、战士救营长、班长救战士……我官兵上下同欲、生死相依，是以少胜多的关键所在。
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王钰在陈红军等人牺牲现场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
这名战士是陈祥榕——陈红军平时关爱最多的“娃娃兵”之一。https://t.cn/A6MfPUcX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朋友向你借钱，先不要着急问“借多少”，聪明人都这样做！
生活中，开口跟别人借钱很难，但反过来，不想借又不想伤感情，照样也不容易。这里面的分寸，掌握好了，朋友还有得做，掌握不好，你俩很可能就掰了。
刘伟和马强，多年朋友的交情。有一次，刘伟对马强开口了。
“最近手头有点紧，能不能借我点钱？”
“借多少？”马强有些为难，下意识地问。
“可不可以先借2万？”
“嗯……我现在手头也不方便。这样吧，这里有2000，你先拿去用，可以吗？”
“2000不太够，看在老朋友的份上，帮帮忙，能不能多借点？”
“那我看看……”
其实，这样讨价还价的交谈，最后，即使马强把2万全部都借出，刘伟也不一定心存感激，他会想：居然还要讨价还价，我们的交情，原来连这点钱都不值啊！
更何况，马强根本就不想借给刘伟这么多，但他第一反应就问“借多少？”，显然大错特错了，为什么？
“借多少”一出口，就失去了拒绝借钱的绝佳机会
面对多年朋友开口借钱，马强上来就把话题集中在“借多少”这个问题上，给刘伟的暗示是：能借+没准还想多借给我点，这么一想，刘伟立马提高了期待。
可问完的结果却是，只给个零头，刘伟的期待，一下子从巅峰跌到谷底。他会想：你如果一开始就不打算借，干嘛问数额呢？既然问了，起码借一半也行啊，只给个零头……打发要饭的呢？
最后，结局很可能就是，马强虽然也借钱给刘伟了，但同时，也失去了原本可以收获的人情，吃力不讨好；而刘伟，就算拿到了钱，也觉得受了侮辱，心里不痛快。
借钱时，每个人在对方心里，都有一个对应的“情感数额”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人情社会，不论是亲戚，还是朋友，在各自心里，说白了，都或多或少与某个具体数额挂钩，这与亲疏远近、人品利益有很大关系。
亲戚关系近点的、朋友交情好点的、人品可靠的，愿意借的会多借点；关系远的、没那么交好的、人品差点的，愿意借的会少给点。
比如，平时联系少的同学朋友，突然来借钱，我们心里顶多借个四五千，对方能还则还，不还也就不指望了；而平时联系较多的亲戚借钱，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大几万的也会借，但太多了自己也会心疼，还得天天想着对方什么时候能还。
当然，这个“情感数额”，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是不能拿到台面上对比的，否则就成了很不讲情面的事儿。因为，你在别人那里，同样也有个“情感数额”。
正因为这样，当别人向我们借钱时，他们自我感觉的那个“情感数额”，跟我们内心对其认定的“情感数额”，往往是不对应的，大多数情况下，会低于我们认定的数额，这就尴尬了。
所以，一旦你提出“借多少”，把重点放在具体数额上，那你俩的关系，基本离破裂不远了。
人情，一旦用具体数额来衡量，甚至还要讨价还价，结果就是，两个人都觉得自己亏了，彼此还不领情；再加上日后，一个不想还、一个催着要，不管是友谊还是亲情，就在这种要债中，走向疲惫，最后破裂。
有层次地拒绝：别关心数额，先关心原因
遇到别人开口借钱，第一步，先别问“借多少”，而是问“为什么”。
区别就在，你如果上来就问“借多少”，那接下来话题的重心，还是落在你身上，比如对方回“2万”，那意思是“你借不借，看着办吧！”但是，如果你问“为什么要借”，那话题是落在对方身上，对方要提供原因、用合适的语句，来阐述他的理由。
另外，先问原因，一方面体现你关心对方生活，另一方面，也给自己下一步行动提供了思考空间。
而此时，对方提出的借钱理由，无外乎两种：
救急
比如对方亲人病危需要钱，或者在明确的短时间内贷款周转不开，等等，这种在保证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能帮则帮，毕竟，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但是，如果对方的数额过大，我们就要解释清楚，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给对方以援手，对方也不会挑理。
免息
就是把你当免息贷款，为了省去跟银行借钱的麻烦和那点利息。
比如对方想要买房、买车，或者其他大件儿。面对这种理由，一旦你借出去，以后，你们很可能就以催款关系为主，对方自觉点儿的，可能主动早点还你；不自觉的，就会躲着你，你们的关系，也会莫名其妙地越来越僵。
那一开始该怎么委婉拒绝呢？
一方面，继续深挖原因，取得对方信任，另一方，给一个自己借不出的相似理由。
比如，当对方说“买车首付不够”时，你可以说，“理解理解，现在好点儿的车，确实太贵了。”千万不要直白地质问对方：凭什么要买超过自己能力的车子？为什么不骑电动车？这样显得很不客气。
你只有跟对方站在统一立场，取得对方的信任，对方也才好向你吐露实情：还不是丈母娘或老婆逼的，要面子不拉不拉。
这时候，你就可以给出一个同样相似的理由，比如“这压力我懂，最近也是，丈母娘过来帮我们看孩子，正琢磨换个大点的房子，现在的空间太小又挤，天天都少不了摩擦……”
你这样一说，原来，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在努力，对方即使再不近人情，也不会说“你的美好生活先等等，先顾我的”这种话吧！
这样一来，对方本来觉得他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结果，你面临跟他同样的困难，他也就不好再纠缠你了，而且你们还可以一起抱怨，同病相怜，增进感情。
在社会上，不像在家或校园，不是每个人都有个好爸爸、好老师，能手把手教你怎么说怎么做，只能靠自己去学去积累，很多时候，你的临场第一反应、第一句话就奠定了你自己未来发展的好坏。
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弄好了，可以帮你青云直上，弄不好，就会有无数双小鞋在等着你。有句话叫：细节决定成败。社会处处是陷阱，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注意细节，最终在生活中、职场上、社会上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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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逼自己读完这3本书，没有你进不来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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