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你看不到，我小心的想念。
22、当时的热情，烫伤了自己。
23、无人陪我醉，无人与我归。
24、黄瓜在于拍，人生在于嗨。
25、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
26、有了你，黑暗不再是黑暗。
27、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
28、你不会回来，我不会再爱。
29、良友在身旁，地狱变天堂。
30、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2、当时的热情，烫伤了自己。
23、无人陪我醉，无人与我归。
24、黄瓜在于拍，人生在于嗨。
25、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
26、有了你，黑暗不再是黑暗。
27、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
28、你不会回来，我不会再爱。
29、良友在身旁，地狱变天堂。
30、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正观漫读#【人性最大的善，是不让别人为难】处世退一步为高，待人宽一分是福。
人生在世，之所以痛苦，很大一部分在于，互不让步，相互为难。
古语云：与人为善，天地皆宽。
不让人为难，是一种善良，更是一种境界。
0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记载，子贡曾问孔子：
老师，这世间有没有一句话，可以凭着它终身实践并获取益处呢？
孔子略想了一下说：恐怕就是“恕”了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什么是恕？
就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自己不喜欢，不想要的东西，不强加给对方。
同样，自己喜欢，想要的东西，也不能强加给对方。
古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只鸟从海上来，它栖息在楚国边境。
楚王以为这是神鸟，便命人抓回好生招待。
它被供养在皇宫，每天都有仆人喂他山珍海味，有乐师为它奏乐。
但“神鸟”被震得惊恐不安、山珍海味也不合口，没几天便死了。
楚王理所当然的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鸟的想法，用自己的方式来供养“神鸟”，反倒把鸟给震死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位置不同，看到的景色也不尽相同。
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自己的好恶，并非别人的好恶。
我们没法控制别人，也没法按照别人的想法生活。
尊重和善意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让别人为难。
推己及人，我们的世界会美好一点，生活也会幸福一点。
02
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菜根谭》有云：处世退一步为高，待人宽一分是福。
人生，其实很奇妙，你不知道自己种的因，以什么样的果来回报。
人生在世，各有各的苦，也各有各的甜，有时候不为难别人，就是不为难自己。
只有将心比心，才能长久。
乔家大院能够留存到现在，这和乔致庸的德行有莫大的关系。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西总督滥杀无辜，乔致庸冒了很大风险，救了从太原逃出的七个意大利修女。
意大利政府为了表彰乔家的行为，特意授予其一面意大利国旗。
后来中日战争打响，日本人看到乔家挂着盟友的国旗，就没有破坏乔家，而其他大户，都被洗劫一空。
乔致庸完全可以将修女送去总督，自行领赏。
但他没有为难她们，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她们的生命。
有时候对别人的善意，最后会成全自己。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扔人泥巴，手留肮脏。
做人处事，与人为善，不让人为难，就是给自己舒适。
正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给别人留路，就是给自己更宽的路。
03
有一种温情，叫不与人为难
古人云：爱人者，人恒爱之；自轻者，人必轻之。
人在低处，把自己当人，人在高处，把别人当人。
这不仅是一种风骨，也是一抹人间的温情。
前几日，有这样一则新闻：
一位收废品的老大爷，骑着三轮，不小心撞向了路边的一辆豪车。
一位身着讲究的男士走过来，看了看被撞破的尾灯，便问：“你撞的？”
老大爷低着头，小声地说：“对，对不起...”
男士问：“您没受伤吧？”
老大爷不好意思地说：“没有。”
男子便放心地说：“既然如此，您就快走吧！”
看老大爷走远了，男士才掏出车钥匙，驶向了修理厂。
很多时候，不为难别人，是一种善良。
而处处为难别人，以此展示自己优越感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强大。
只有懦夫才会恃强凌弱。
鲁迅先生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与人为善，既能够给别人带去舒心，自己也能够收获平和的心情。
《孟子》中曾说：“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其实，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互相为难，别人活的轻松，自己也过的自在。
▽
真正的为人处世，说到底，就是让人舒服，让人心安，
在权衡利弊后，依旧选择善良，不为难他人。
一个人如果不可一世，就算再有才能，也难以一展抱负。
说好话，行好事，人生路上，多些理解，多些宽容，也是为自己寻了一份方便。
只有这样，路才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老子道德经微信公号）
人生在世，之所以痛苦，很大一部分在于，互不让步，相互为难。
古语云：与人为善，天地皆宽。
不让人为难，是一种善良，更是一种境界。
0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记载，子贡曾问孔子：
老师，这世间有没有一句话，可以凭着它终身实践并获取益处呢？
孔子略想了一下说：恐怕就是“恕”了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那什么是恕？
就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自己不喜欢，不想要的东西，不强加给对方。
同样，自己喜欢，想要的东西，也不能强加给对方。
古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只鸟从海上来，它栖息在楚国边境。
楚王以为这是神鸟，便命人抓回好生招待。
它被供养在皇宫，每天都有仆人喂他山珍海味，有乐师为它奏乐。
但“神鸟”被震得惊恐不安、山珍海味也不合口，没几天便死了。
楚王理所当然的以为，自己的想法，就是鸟的想法，用自己的方式来供养“神鸟”，反倒把鸟给震死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位置不同，看到的景色也不尽相同。
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自己的好恶，并非别人的好恶。
我们没法控制别人，也没法按照别人的想法生活。
尊重和善意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让别人为难。
推己及人，我们的世界会美好一点，生活也会幸福一点。
02
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菜根谭》有云：处世退一步为高，待人宽一分是福。
人生，其实很奇妙，你不知道自己种的因，以什么样的果来回报。
人生在世，各有各的苦，也各有各的甜，有时候不为难别人，就是不为难自己。
只有将心比心，才能长久。
乔家大院能够留存到现在，这和乔致庸的德行有莫大的关系。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山西总督滥杀无辜，乔致庸冒了很大风险，救了从太原逃出的七个意大利修女。
意大利政府为了表彰乔家的行为，特意授予其一面意大利国旗。
后来中日战争打响，日本人看到乔家挂着盟友的国旗，就没有破坏乔家，而其他大户，都被洗劫一空。
乔致庸完全可以将修女送去总督，自行领赏。
但他没有为难她们，而是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她们的生命。
有时候对别人的善意，最后会成全自己。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扔人泥巴，手留肮脏。
做人处事，与人为善，不让人为难，就是给自己舒适。
正所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给别人留路，就是给自己更宽的路。
03
有一种温情，叫不与人为难
古人云：爱人者，人恒爱之；自轻者，人必轻之。
人在低处，把自己当人，人在高处，把别人当人。
这不仅是一种风骨，也是一抹人间的温情。
前几日，有这样一则新闻：
一位收废品的老大爷，骑着三轮，不小心撞向了路边的一辆豪车。
一位身着讲究的男士走过来，看了看被撞破的尾灯，便问：“你撞的？”
老大爷低着头，小声地说：“对，对不起...”
男士问：“您没受伤吧？”
老大爷不好意思地说：“没有。”
男子便放心地说：“既然如此，您就快走吧！”
看老大爷走远了，男士才掏出车钥匙，驶向了修理厂。
很多时候，不为难别人，是一种善良。
而处处为难别人，以此展示自己优越感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强大。
只有懦夫才会恃强凌弱。
鲁迅先生说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与人为善，既能够给别人带去舒心，自己也能够收获平和的心情。
《孟子》中曾说：“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其实，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互相为难，别人活的轻松，自己也过的自在。
▽
真正的为人处世，说到底，就是让人舒服，让人心安，
在权衡利弊后，依旧选择善良，不为难他人。
一个人如果不可一世，就算再有才能，也难以一展抱负。
说好话，行好事，人生路上，多些理解，多些宽容，也是为自己寻了一份方便。
只有这样，路才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老子道德经微信公号）
#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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