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有哪些实物可以见证？这里列举一件
“征草贡之材于泽民，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这是《周礼》中关于“权”的记载。大意是说周天子分封诸侯会发放相应的度量衡器。千百年来，从达权知变、应权变通、兼权尚计到比权量力、大权在握……，“权”从实用的衡器到地位的象征，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内涵丰富。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权堪称象征统一、标准、可以衡量天下的秦代文物。
河南省宝丰县城北12.5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叫古城村，村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战国时期，楚国大将曾在这里练兵，筑古城，名“讲武城”。1986年，村民在古城遗址发现一件沉甸甸的铁器，除去表面包裹着的泥土，器物上凸起的古拙符号让村民意识到，这并非寻常之物，便交县文化馆收藏，1997年调入河南博物院，这就是始皇廿六年诏书权。
我们把计量长短的器具称为度，如尺子；测定容积、体积的器皿称为量，如斛、斗、升；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衡，如天平和各种秤。这件铁权是度量衡中的衡器，重量相当于秦制120斤，也就是秦制1石的重量。中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成书于公元227-232年，即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其中的《释器》记载“锤谓之权”，《汉书·律历志上》记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秦权实际应用中所起的作用类似天平的砝码，或是现代称的秤砣。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的度量衡制度形成较早。“度量衡”名词最早出现在《虞书》中有“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记载。《史记》载夏禹时有“声为律，身为杜度，衡以出”，最初的度量衡可能就是用人类身体的某些部分如手、足来计量。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不统一，度量衡器不相同，甚至一国之内单位量值也不统一，如齐国掌握实权的卿大夫曾创立五进位的“家量”新制，取代“公量”旧制。度量衡的混乱给民生、赋税、贸易以及文化的交流带来不便，阻碍着社会的经济发展。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秦国开始变法，并对统一度量衡制度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平斗桶、权衡、丈尺”。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用10年时间先后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秦35代国君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国家。为维护统治地位，秦始皇在诸多领域采取了巩固措施，而在政治、经济上的举措最为突出，如书同文、车同轨，而经济与民生领域应该非货币和度量衡制度的统一莫属。
我国河南、陕西、山西、江苏、山东、辽宁、河北、甘肃等地均出土有秦权，分布地域广、数量多，而且上面均刻有秦始皇廿六年诏文，有的还加刻秦二世的诏文。这些秦权的陆续出土，传达着强烈的政治信号——统一。就是要用统一的政令，实现全国各地度量衡和规章制度的标准化管理，保证商品流通、交流贸易、收缴赋税的便捷与公平，最终达到加强帝国中央集权的目的。秦统一度量衡后，颁布衡制“五权法”，即铢、两、斤、钧、石。确立了一石为四钧、一钧为三十斤、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廿四铢的单位进制。
秦推行度量衡统一的措施相当严格。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效律》记载，衡石不准确，误差十六两以上，相当于今天的256克，罚一甲；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128克到256克之间）罚一盾。为保证衡器的精准，秦朝还设立了定期检校度量衡的制度。《吕氏春秋》记载“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可见人们甚至注意到气候、温度对度量衡标准器的影响，规定在寒暑适宜、昼夜均等的春分与秋分校验度量衡标准器。
河南博物院藏始皇廿六年诏书权用生铁铸成，半球状，平底，实心，顶部有圆拱形桥钮。高15.8厘米，直径25厘米，钮长15.5厘米，半球形一周自右向左铸有40字的铭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铭文为阳文篆体，共有20行，首行3字，末行1字，其余每行2字，字迹清晰可辨识，如“……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内容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的诏书完全一致。大意是：二十六年，始皇兼并各诸侯国，统一全国，百姓安居乐业，立皇帝称号，下诏书令丞相隗状、王绾制定统一度量衡的法令，将混乱的度量衡统一起来。铭文中的“廿六年”是指秦始皇嬴政执政秦国的第26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第一年，即公元前221年，说明秦统一中国后就立即颁发了统一度量衡器的命令。
此权涉及了度量衡发展史、考古学关于六国地理位置的界定、书法与篆刻艺术、冶金技术发展及应用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这枚秦代铁权虽然并非科学考古发掘，但有明确出土地——河南省宝丰县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权上文字内容与秦统一度量衡法律文书完全相同，正是秦始皇廿六年诏书。诏书形式的40个文字是小篆体，字体清晰，书法风格自由，字体大小略有不同，笔画遒劲，随势生姿，疏密有致，为研究秦国文字和其他六国文字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说到科技价值，铁制品极易锈蚀腐烂，保存不易，但此权保存完整，器物表面光滑平整，未见有为调整重量而增减的痕迹，为研究秦代冶金技术提供了实证材料。
一权兼铭诏书是大秦帝国所独有，始皇帝推行新政的创举，在世界计量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始皇廿六年诏书权锈迹斑驳，静静地陈列在河南博物院，向每一位观众讲述大秦帝国辉煌的往昔，敦厚质朴的躯体和遒劲的诏书铭文彰显出衡器特有的威严。随着诸多现代衡器的普及，权作为衡器的实用性基本消失，但“权”的文化内涵延续至今，时刻警示我们统一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不易，须严以用权。（作者：林晓平）
“征草贡之材于泽民，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这是《周礼》中关于“权”的记载。大意是说周天子分封诸侯会发放相应的度量衡器。千百年来，从达权知变、应权变通、兼权尚计到比权量力、大权在握……，“权”从实用的衡器到地位的象征，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内涵丰富。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权堪称象征统一、标准、可以衡量天下的秦代文物。
河南省宝丰县城北12.5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叫古城村，村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战国时期，楚国大将曾在这里练兵，筑古城，名“讲武城”。1986年，村民在古城遗址发现一件沉甸甸的铁器，除去表面包裹着的泥土，器物上凸起的古拙符号让村民意识到，这并非寻常之物，便交县文化馆收藏，1997年调入河南博物院，这就是始皇廿六年诏书权。
我们把计量长短的器具称为度，如尺子；测定容积、体积的器皿称为量，如斛、斗、升；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衡，如天平和各种秤。这件铁权是度量衡中的衡器，重量相当于秦制120斤，也就是秦制1石的重量。中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词典《广雅》，成书于公元227-232年，即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其中的《释器》记载“锤谓之权”，《汉书·律历志上》记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秦权实际应用中所起的作用类似天平的砝码，或是现代称的秤砣。
作为文明古国，我国的度量衡制度形成较早。“度量衡”名词最早出现在《虞书》中有“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记载。《史记》载夏禹时有“声为律，身为杜度，衡以出”，最初的度量衡可能就是用人类身体的某些部分如手、足来计量。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不统一，度量衡器不相同，甚至一国之内单位量值也不统一，如齐国掌握实权的卿大夫曾创立五进位的“家量”新制，取代“公量”旧制。度量衡的混乱给民生、赋税、贸易以及文化的交流带来不便，阻碍着社会的经济发展。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秦国开始变法，并对统一度量衡制度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平斗桶、权衡、丈尺”。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灭齐，用10年时间先后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秦35代国君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国家。为维护统治地位，秦始皇在诸多领域采取了巩固措施，而在政治、经济上的举措最为突出，如书同文、车同轨，而经济与民生领域应该非货币和度量衡制度的统一莫属。
我国河南、陕西、山西、江苏、山东、辽宁、河北、甘肃等地均出土有秦权，分布地域广、数量多，而且上面均刻有秦始皇廿六年诏文，有的还加刻秦二世的诏文。这些秦权的陆续出土，传达着强烈的政治信号——统一。就是要用统一的政令，实现全国各地度量衡和规章制度的标准化管理，保证商品流通、交流贸易、收缴赋税的便捷与公平，最终达到加强帝国中央集权的目的。秦统一度量衡后，颁布衡制“五权法”，即铢、两、斤、钧、石。确立了一石为四钧、一钧为三十斤、一斤为十六两、一两为廿四铢的单位进制。
秦推行度量衡统一的措施相当严格。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简《效律》记载，衡石不准确，误差十六两以上，相当于今天的256克，罚一甲；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128克到256克之间）罚一盾。为保证衡器的精准，秦朝还设立了定期检校度量衡的制度。《吕氏春秋》记载“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可见人们甚至注意到气候、温度对度量衡标准器的影响，规定在寒暑适宜、昼夜均等的春分与秋分校验度量衡标准器。
河南博物院藏始皇廿六年诏书权用生铁铸成，半球状，平底，实心，顶部有圆拱形桥钮。高15.8厘米，直径25厘米，钮长15.5厘米，半球形一周自右向左铸有40字的铭文“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铭文为阳文篆体，共有20行，首行3字，末行1字，其余每行2字，字迹清晰可辨识，如“……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内容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的诏书完全一致。大意是：二十六年，始皇兼并各诸侯国，统一全国，百姓安居乐业，立皇帝称号，下诏书令丞相隗状、王绾制定统一度量衡的法令，将混乱的度量衡统一起来。铭文中的“廿六年”是指秦始皇嬴政执政秦国的第26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第一年，即公元前221年，说明秦统一中国后就立即颁发了统一度量衡器的命令。
此权涉及了度量衡发展史、考古学关于六国地理位置的界定、书法与篆刻艺术、冶金技术发展及应用等领域，具有重要价值。这枚秦代铁权虽然并非科学考古发掘，但有明确出土地——河南省宝丰县春秋战国时期的古城遗址。权上文字内容与秦统一度量衡法律文书完全相同，正是秦始皇廿六年诏书。诏书形式的40个文字是小篆体，字体清晰，书法风格自由，字体大小略有不同，笔画遒劲，随势生姿，疏密有致，为研究秦国文字和其他六国文字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说到科技价值，铁制品极易锈蚀腐烂，保存不易，但此权保存完整，器物表面光滑平整，未见有为调整重量而增减的痕迹，为研究秦代冶金技术提供了实证材料。
一权兼铭诏书是大秦帝国所独有，始皇帝推行新政的创举，在世界计量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始皇廿六年诏书权锈迹斑驳，静静地陈列在河南博物院，向每一位观众讲述大秦帝国辉煌的往昔，敦厚质朴的躯体和遒劲的诏书铭文彰显出衡器特有的威严。随着诸多现代衡器的普及，权作为衡器的实用性基本消失，但“权”的文化内涵延续至今，时刻警示我们统一来之不易，和平来之不易，须严以用权。（作者：林晓平）
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对魏启后先生书法的认识
.
我感到自己有时候非常矛盾。
在书法上，受魏启后先生影响的，我怕是比较多的一位。魏老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我本该尽快赶回济南和众人一起送魏老最后一程，但我却选择了独自一人的默默思念。直到第三天才写了篇文字——《魏启后不死》，算是给自己有了个交代。
我是不喜欢在热闹场合凑热闹的，因而才有了这种情感上的矛盾。
还有就是艺术上的矛盾。魏老那么多的书画作品，没有不想看的理由，但是，看多了又怕自己不能自拔。有朋友说：面对着魏老的五指关，且留意砚庄怎样去跳（孙悟空不就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嘛）。好歹，这几年我算是有了点自信心。这点自信心，是建立在个人对魏老书法艺术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个人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于魏老的艺术追求的基础之上的。
师从魏老后，我是充分认识了魏老的这样一个观点，亦即——
一、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从“中庸”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是所谓的“正格”，一是所谓的“破格”。
“正格”更多的是法度，个人情性受到抑制，帖派书法多有此弊。康有为说“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唐楷“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浇淳散朴、古意已漓”。因此，他推崇南北朝之碑，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甚至推崇民间造像墓志书法。
但“破格”的书法往往任意夸张、扭曲，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碑派书法多有此弊。实则“正格”和“破格”两者都是心灵的扭曲。
理想状态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这种状态最理想的描述词汇还应该是“中庸”，这个“中庸”不是世俗的“中庸”，而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的“中庸”。王羲之为“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提供了一个典型阐释。
好像人性从此就完全分裂了，再也回归不到“中庸”的理想状态了。
王羲之后的书法——
一是向法度与放达两极冲闯。
唐楷较之魏晋楷书更加收敛，馆阁体是其极端。明代大字书法更多的是情感宣泄。
二是向时间与空间两极冲闯。
王献之更多地注重笔画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唐代怀素推向极端。黄庭坚以及八大、金农、伊秉绶等清代碑派书法更倾向于拓展空间美感。
三是向雅化和丑化两极冲闯。
赵孟頫、董其昌是典型的雅化的代表。而傅山、八大、蒲华，还有更多的画家，他们的书法完全不在乎二王一系的典型运笔和结体。
四是出现碑帖之争。
碑帖之争的原由既有审美方面深化的需要，也有获得正确笔法的需要。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面看作矛盾的双方，那么，在王羲之以后，似乎很少出现矛盾双方新的调和。当然，调和不是回到王羲之的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冲突达到异常激烈状态下的新的平衡。
二、魏启后书法的形式分析
粗略说来，魏老深受汉简以及王羲之、米芾书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总地来说，汉简书法对魏老影响的是它的开放性，对魏老书法的总体气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米芾书法给魏老的启示主要是在笔画的丰富性和节奏感，它决定了书写过程的快感；如果说汉简和米芾书法给魏老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志，是一种推动性的能量，那么王羲之书法则是提供了约束性的力量，使得运笔和结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运笔的开放性使得作品更具宏伟的气象
不同于二王以及二王以后的书法笔画两端大多往字内收敛，汉简书法，由于常常将很多笔画向外延伸，因而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汉简书法具有开放性。在汉简书法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笔画具有一种召唤力和感应力，它们时时都在发送某种信号等待对方的接受，同时也在接受对方发出的信号。所以，在汉简书法的字外空间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场的存在。静静地注视着它们，你能听到一种声音，它们超越二维空间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价值。
吸收汉简书法这种开放性运笔，使得魏老不仅写大字书法时能有一种势的驱动力，而且，就是他的小字放大了，也同样气象宏伟。
2、主笔画和笔势对字形空间的调整起着关键作用
和汉简书法一样，魏老书法中多数字里都出现一个或两个主笔画。主笔画的出现，使得单字内部出现结构疏密（开合）的明显变化，或者说，单字内部易出现一个甚至多个较大的空白。由于主笔画的安排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空白在单字内部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有利于整幅作品样式的调整。
魏老一方面借鉴汉简的笔势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借鉴米芾的运笔节奏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
这样，魏老书法字形外廓是多样性的，没有什么方块的约束。内部空间性状对比强烈，随机应变。
这样的书法的个体特征更强，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智慧才能驾驭。驾驭得好，使得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笔画都表现得异常出色，更重要的是，所创造的意象能较二王为代表的传统书法更加鲜明、生动、感人！
如果说魏老书法有时代精神的话，那么，这应归功于他那化汉简和米芾书法的“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手段。无疑，现代人的空间审美需求较古人更为强烈。
3、边走边转的运笔使得笔画更加丰富而有质感
汉简书法、楼兰残纸书法、王羲之书法（唐摹本诸帖）、孙过庭书法、颜真卿行书，以及米芾书法，它们的运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个人称之为“边走边转”，魏老也是这种运笔。
这种运笔主要是针对笔画中段而言的，不是指笔画的两端或起落转折处。所谓转，是指笔毫相对于笔管的角度在行笔过程中的变化，笔毫整体转动造成笔画出现的形态特征是，笔画弯曲、粗细有变化、两边边缘线不对称。
相对于边走边转的运笔方式是两种，一种是中锋直行或中锋转笔；一种是侧锋直行。一般而言，侧锋转笔，再加上笔杆作垂直于纸面方向的起落，就是边走边转的运笔。
这种边走边转的运笔过程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其笔画关系也是机动性的。
中锋直行、中锋转笔和侧锋直行的书法，总的感觉比较直白、浅显、单调，而边走边转的书法，笔画更加丰富而富有质感。
4、运笔过程的合理性
康有为为了寻求正确的笔法，把目光投向了墓志、造像、摩崖等石刻书法。
魏老无疑比康有为幸运，他接触到了汉简、残纸等墨迹书法，把它们与王羲之、米芾等名家书法相结合，从狼毫硬笔运转的合理性出发，完成了向羊毫软笔的合理性运笔的转化。这样，运笔的自由度加大了，但运转的合理性又得到了继承。
如果没有这种运笔的合理性（因笔势造空间），那就是纯粹的安排了，过了份，就是造作。
5、书法作品的整体协调性
魏老书法作品整体协调性同样来自其对二王一脉书风的正确理解和继承发扬。
这样，运笔的天真浪漫和婀娜多姿丝毫没有成为一种炫耀，丝毫没有变得过分甚至多余。相反，在整体气息上，魏老的书法却表现出一种“老鱼跳波瘦蛟舞”的美感。
相比而言，汉简书法虽然在单字的笔势与空间上往往有奇特之处，但整幅作品的协调性较差。
三、“中庸之道”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总而言之，魏启后先生正确地继承了魏晋精神，因而它的哲学指归是“中庸”；
在空间造型上有独到之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字展为大字，既没有时人写大字造作的弊病，又与现代精神相合拍；
对于墨迹书法特别是汉简书法有超前意识，并成功运用。
我认为，魏启后书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在法度与放达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雅化与丑化之间、在碑和帖之间，把矛盾突出出来，而不是回避，并使之在冲突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表面上是空间的、视觉的，实质上是时间的、听觉的。这是“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分析虽然是静态的、形式的、技巧的，但归结到魏老书法的指向却是运动的、精神的，是哲学层面的。#弘耑纪录#
——对魏启后先生书法的认识
.
我感到自己有时候非常矛盾。
在书法上，受魏启后先生影响的，我怕是比较多的一位。魏老去世的时候，我在外地，我本该尽快赶回济南和众人一起送魏老最后一程，但我却选择了独自一人的默默思念。直到第三天才写了篇文字——《魏启后不死》，算是给自己有了个交代。
我是不喜欢在热闹场合凑热闹的，因而才有了这种情感上的矛盾。
还有就是艺术上的矛盾。魏老那么多的书画作品，没有不想看的理由，但是，看多了又怕自己不能自拔。有朋友说：面对着魏老的五指关，且留意砚庄怎样去跳（孙悟空不就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嘛）。好歹，这几年我算是有了点自信心。这点自信心，是建立在个人对魏老书法艺术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个人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于魏老的艺术追求的基础之上的。
师从魏老后，我是充分认识了魏老的这样一个观点，亦即——
一、王羲之以后的书法从“中庸”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是所谓的“正格”，一是所谓的“破格”。
“正格”更多的是法度，个人情性受到抑制，帖派书法多有此弊。康有为说“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又说唐楷“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浇淳散朴、古意已漓”。因此，他推崇南北朝之碑，说“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甚至推崇民间造像墓志书法。
但“破格”的书法往往任意夸张、扭曲，是一种逆反心理的表现，碑派书法多有此弊。实则“正格”和“破格”两者都是心灵的扭曲。
理想状态还是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这种状态最理想的描述词汇还应该是“中庸”，这个“中庸”不是世俗的“中庸”，而是“尽万物之理而不过”的“中庸”。王羲之为“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提供了一个典型阐释。
好像人性从此就完全分裂了，再也回归不到“中庸”的理想状态了。
王羲之后的书法——
一是向法度与放达两极冲闯。
唐楷较之魏晋楷书更加收敛，馆阁体是其极端。明代大字书法更多的是情感宣泄。
二是向时间与空间两极冲闯。
王献之更多地注重笔画时间上的因果关系，唐代怀素推向极端。黄庭坚以及八大、金农、伊秉绶等清代碑派书法更倾向于拓展空间美感。
三是向雅化和丑化两极冲闯。
赵孟頫、董其昌是典型的雅化的代表。而傅山、八大、蒲华，还有更多的画家，他们的书法完全不在乎二王一系的典型运笔和结体。
四是出现碑帖之争。
碑帖之争的原由既有审美方面深化的需要，也有获得正确笔法的需要。
如果把上述四个方面看作矛盾的双方，那么，在王羲之以后，似乎很少出现矛盾双方新的调和。当然，调和不是回到王羲之的调和，而是在于矛盾冲突达到异常激烈状态下的新的平衡。
二、魏启后书法的形式分析
粗略说来，魏老深受汉简以及王羲之、米芾书法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来的。总地来说，汉简书法对魏老影响的是它的开放性，对魏老书法的总体气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米芾书法给魏老的启示主要是在笔画的丰富性和节奏感，它决定了书写过程的快感；如果说汉简和米芾书法给魏老提供的是一种精神和意志，是一种推动性的能量，那么王羲之书法则是提供了约束性的力量，使得运笔和结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1、运笔的开放性使得作品更具宏伟的气象
不同于二王以及二王以后的书法笔画两端大多往字内收敛，汉简书法，由于常常将很多笔画向外延伸，因而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汉简书法具有开放性。在汉简书法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些笔画具有一种召唤力和感应力，它们时时都在发送某种信号等待对方的接受，同时也在接受对方发出的信号。所以，在汉简书法的字外空间里，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场的存在。静静地注视着它们，你能听到一种声音，它们超越二维空间的形式，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价值。
吸收汉简书法这种开放性运笔，使得魏老不仅写大字书法时能有一种势的驱动力，而且，就是他的小字放大了，也同样气象宏伟。
2、主笔画和笔势对字形空间的调整起着关键作用
和汉简书法一样，魏老书法中多数字里都出现一个或两个主笔画。主笔画的出现，使得单字内部出现结构疏密（开合）的明显变化，或者说，单字内部易出现一个甚至多个较大的空白。由于主笔画的安排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空白在单字内部的位置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有利于整幅作品样式的调整。
魏老一方面借鉴汉简的笔势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另一方面借鉴米芾的运笔节奏与空间关系处理手法。
这样，魏老书法字形外廓是多样性的，没有什么方块的约束。内部空间性状对比强烈，随机应变。
这样的书法的个体特征更强，这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智慧才能驾驭。驾驭得好，使得每一个字、甚至每一个笔画都表现得异常出色，更重要的是，所创造的意象能较二王为代表的传统书法更加鲜明、生动、感人！
如果说魏老书法有时代精神的话，那么，这应归功于他那化汉简和米芾书法的“腐朽”为“神奇”的高超手段。无疑，现代人的空间审美需求较古人更为强烈。
3、边走边转的运笔使得笔画更加丰富而有质感
汉简书法、楼兰残纸书法、王羲之书法（唐摹本诸帖）、孙过庭书法、颜真卿行书，以及米芾书法，它们的运笔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个人称之为“边走边转”，魏老也是这种运笔。
这种运笔主要是针对笔画中段而言的，不是指笔画的两端或起落转折处。所谓转，是指笔毫相对于笔管的角度在行笔过程中的变化，笔毫整体转动造成笔画出现的形态特征是，笔画弯曲、粗细有变化、两边边缘线不对称。
相对于边走边转的运笔方式是两种，一种是中锋直行或中锋转笔；一种是侧锋直行。一般而言，侧锋转笔，再加上笔杆作垂直于纸面方向的起落，就是边走边转的运笔。
这种边走边转的运笔过程具有很强的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其笔画关系也是机动性的。
中锋直行、中锋转笔和侧锋直行的书法，总的感觉比较直白、浅显、单调，而边走边转的书法，笔画更加丰富而富有质感。
4、运笔过程的合理性
康有为为了寻求正确的笔法，把目光投向了墓志、造像、摩崖等石刻书法。
魏老无疑比康有为幸运，他接触到了汉简、残纸等墨迹书法，把它们与王羲之、米芾等名家书法相结合，从狼毫硬笔运转的合理性出发，完成了向羊毫软笔的合理性运笔的转化。这样，运笔的自由度加大了，但运转的合理性又得到了继承。
如果没有这种运笔的合理性（因笔势造空间），那就是纯粹的安排了，过了份，就是造作。
5、书法作品的整体协调性
魏老书法作品整体协调性同样来自其对二王一脉书风的正确理解和继承发扬。
这样，运笔的天真浪漫和婀娜多姿丝毫没有成为一种炫耀，丝毫没有变得过分甚至多余。相反，在整体气息上，魏老的书法却表现出一种“老鱼跳波瘦蛟舞”的美感。
相比而言，汉简书法虽然在单字的笔势与空间上往往有奇特之处，但整幅作品的协调性较差。
三、“中庸之道”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总而言之，魏启后先生正确地继承了魏晋精神，因而它的哲学指归是“中庸”；
在空间造型上有独到之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小字展为大字，既没有时人写大字造作的弊病，又与现代精神相合拍；
对于墨迹书法特别是汉简书法有超前意识，并成功运用。
我认为，魏启后书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尝试。在法度与放达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之间、在雅化与丑化之间、在碑和帖之间，把矛盾突出出来，而不是回避，并使之在冲突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状态。表面上是空间的、视觉的，实质上是时间的、听觉的。这是“中庸之道”在书法领域的精神回归和全新阐释。
所以，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分析虽然是静态的、形式的、技巧的，但归结到魏老书法的指向却是运动的、精神的，是哲学层面的。#弘耑纪录#
#小诗游天下#【凤凰古城篇】
作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于清康熙四十三。2001年被授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4A级景区。
沱江从凤凰古城中穿流而过，清晨，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整个凤凰还笼罩在雾气当中，这个时候的凤凰静静地犹如幻境，没有人大声喧哗，怕惊醒了沉睡中的姑娘，失去了这美丽的图画。
傍晚，夕阳西下，一派祥和，古城被染了层金色，镜头下的美景显得越发通透，行人三三两两的走在大街上。
夜里的凤凰妩媚而多情，即使深夜也是光影璀璨的，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繁华如梦。
作为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于清康熙四十三。2001年被授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4A级景区。
沱江从凤凰古城中穿流而过，清晨，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整个凤凰还笼罩在雾气当中，这个时候的凤凰静静地犹如幻境，没有人大声喧哗，怕惊醒了沉睡中的姑娘，失去了这美丽的图画。
傍晚，夕阳西下，一派祥和，古城被染了层金色，镜头下的美景显得越发通透，行人三三两两的走在大街上。
夜里的凤凰妩媚而多情，即使深夜也是光影璀璨的，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繁华如梦。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