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历史文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文物商店收了一只毫不起眼的瓷碗，给了卖家八十元钱。谁能想到这只被农村老太太用来喂鸡的碗，竟然出自明朝皇室，而它真正的用途竟然是用来掷色子。
一天，一个老太太夹着一个布包走进了北京文物商店。她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瓷碗，声称想用这个碗换点钱花。她做梦都想不到，这个在她看来只配做鸡食盆子的大碗，最后竟成了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店里的工作人员拿着这个碗，翻来覆去看了又看，此碗呈蓝色，夹杂着一些点点的白色，胎体厚重，釉色均匀。碗的材质不错，但也不过就是一个碗而已，而且碗里面还有磨损的痕迹，甚至还有很厚的污垢。工作人员很好奇，这个碗看来在老太太家的待遇不咋地。于是问道：“大妈，您这个碗平时做什么用啊？”
老太太回答：“一开始用它来装盐，后来觉得用着不顺手，就拿它来喂鸡了。”工作人员恍然，看来，碗里面的磨损就是喂鸡造成的。工作人员再问：“那您想卖多少钱呢？”
老太太很坦率，她并没对这个碗有多大的期待，否则也不会拿它来喂鸡了。她说：“这个碗在我家有些年头了，应该是个古物，差就差在它的表面不够纯净，蓝色里面掺杂了白点，你们看着给吧。”
在场的几个工作人员一商量，给了她八十元钱。八十元钱在七几年也不算少了，那个时候可以抵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老太太没有想到这个碗能值这么多钱，对这个价钱很满意，拿着钱高兴地走了。
接下来，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开始对这个碗进行清理。当碗底的污垢被除掉之后，那几个清晰可见的字迹让在场的人们大吃一惊。“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青花年款，笔划规整细腻。而且奇怪的是，通常我们看到的瓷器的款识，一般会标记在器物外部的底部的位置，而这个大碗的款识却标记在了碗的内里。
“难道这是个真品？”如果真的是宣德年间的器物，那这就是个有着五六百年历史的宝贝。意识到这一点，几个人赶紧向有关部门汇报，很快文物商店的门口就停满了车，一些著名的瓷器专家闻风而至。专家们经过鉴定，一致认定这是一件明朝宣德年间，烧制于景德镇的瓷器。
而且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景德镇瓷器，它的工艺是属于极为罕见的“洒蓝釉”。做法是在烧制好的白釉器皿上，用竹管蘸蓝釉汁水，吹于器皿的表面，这样就会出现厚薄不均、深浅不同的斑点，于是形成了蓝色混杂着白点的釉面，这正是洒蓝釉的特点，也是这个大碗的珍贵之处，可笑卖碗的老太太自以为是地把珍贵之处当成了缺陷。
专家们根据大碗的形状特点，把它命名为“景德镇窑洒蓝釉钵”，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那么这只洒蓝釉钵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呢？这还要从宣德皇帝朱瞻基说起。
朱瞻基是明朝第五任皇帝，他在位期间，在政治上积极整顿吏治。在经济上，着重缓和社会矛盾，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对内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垦荒；对外实施安抚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百姓富足，社会经济繁荣，历史上，把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这一时期称为“仁宣之治”。
朱瞻基不仅在治理国家上很有作为，而且在书画上也很有造诣，诗文方面文采斐然，还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个文武全才的皇帝。
然而，人无完人，朱瞻基有个嗜好：贪玩。比如下棋、投壶、蹴鞠、斗蛐蛐……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玩不到的。后来他迷上了掷色子，为了得到最好的游戏体验，他责令景德镇的御窑厂专门烧制一种投色子的器具，要求瓷器的釉色独特，造型实用。
御窑厂根据朱瞻基的要求，选择最好的材料，用最好的匠人，经过反复的实验和烧制，终于制成了这款洒蓝釉瓷器。朱瞻基对这件作品非常满意，高兴之余，重赏了参与制做的人员。
这件洒蓝釉钵体高11.5厘米，直径25.3厘米，内里为纯净的白釉，外部吹洒蓝釉，浓处蓝釉色醇厚，薄处露出白地，如此釉面色彩艳丽又不失典雅，令人赏心悦目。
洒蓝釉工艺始于明朝宣德年间，工艺繁复，造价高昂，不易烧制。可惜的是，随着1435年宣德皇帝朱瞻基的薨逝，皇室对掷骰子的游戏也失去了兴趣。于是，洒蓝釉工艺也随着朱瞻基的离世而停止了，在明代只存在了十年的时间。所以现今存世的明代洒蓝釉瓷器相当稀少，每一件都是稀世之宝。
如今，这只洒蓝釉钵存放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不了解它的历史，谁会想到它的作用曾经只是一个掷骰子的器具，又有谁能想到它曾经一度被用作装鸡食的盆子呢？如今它历经六百年的沧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终于拥有了它真正的价值。
一天，一个老太太夹着一个布包走进了北京文物商店。她从布包里拿出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瓷碗，声称想用这个碗换点钱花。她做梦都想不到，这个在她看来只配做鸡食盆子的大碗，最后竟成了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店里的工作人员拿着这个碗，翻来覆去看了又看，此碗呈蓝色，夹杂着一些点点的白色，胎体厚重，釉色均匀。碗的材质不错，但也不过就是一个碗而已，而且碗里面还有磨损的痕迹，甚至还有很厚的污垢。工作人员很好奇，这个碗看来在老太太家的待遇不咋地。于是问道：“大妈，您这个碗平时做什么用啊？”
老太太回答：“一开始用它来装盐，后来觉得用着不顺手，就拿它来喂鸡了。”工作人员恍然，看来，碗里面的磨损就是喂鸡造成的。工作人员再问：“那您想卖多少钱呢？”
老太太很坦率，她并没对这个碗有多大的期待，否则也不会拿它来喂鸡了。她说：“这个碗在我家有些年头了，应该是个古物，差就差在它的表面不够纯净，蓝色里面掺杂了白点，你们看着给吧。”
在场的几个工作人员一商量，给了她八十元钱。八十元钱在七几年也不算少了，那个时候可以抵普通人几个月的工资。老太太没有想到这个碗能值这么多钱，对这个价钱很满意，拿着钱高兴地走了。
接下来，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开始对这个碗进行清理。当碗底的污垢被除掉之后，那几个清晰可见的字迹让在场的人们大吃一惊。“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青花年款，笔划规整细腻。而且奇怪的是，通常我们看到的瓷器的款识，一般会标记在器物外部的底部的位置，而这个大碗的款识却标记在了碗的内里。
“难道这是个真品？”如果真的是宣德年间的器物，那这就是个有着五六百年历史的宝贝。意识到这一点，几个人赶紧向有关部门汇报，很快文物商店的门口就停满了车，一些著名的瓷器专家闻风而至。专家们经过鉴定，一致认定这是一件明朝宣德年间，烧制于景德镇的瓷器。
而且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景德镇瓷器，它的工艺是属于极为罕见的“洒蓝釉”。做法是在烧制好的白釉器皿上，用竹管蘸蓝釉汁水，吹于器皿的表面，这样就会出现厚薄不均、深浅不同的斑点，于是形成了蓝色混杂着白点的釉面，这正是洒蓝釉的特点，也是这个大碗的珍贵之处，可笑卖碗的老太太自以为是地把珍贵之处当成了缺陷。
专家们根据大碗的形状特点，把它命名为“景德镇窑洒蓝釉钵”，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那么这只洒蓝釉钵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呢？这还要从宣德皇帝朱瞻基说起。
朱瞻基是明朝第五任皇帝，他在位期间，在政治上积极整顿吏治。在经济上，着重缓和社会矛盾，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对内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垦荒；对外实施安抚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百姓富足，社会经济繁荣，历史上，把朱瞻基和他的父亲朱高炽的这一时期称为“仁宣之治”。
朱瞻基不仅在治理国家上很有作为，而且在书画上也很有造诣，诗文方面文采斐然，还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个文武全才的皇帝。
然而，人无完人，朱瞻基有个嗜好：贪玩。比如下棋、投壶、蹴鞠、斗蛐蛐……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玩不到的。后来他迷上了掷色子，为了得到最好的游戏体验，他责令景德镇的御窑厂专门烧制一种投色子的器具，要求瓷器的釉色独特，造型实用。
御窑厂根据朱瞻基的要求，选择最好的材料，用最好的匠人，经过反复的实验和烧制，终于制成了这款洒蓝釉瓷器。朱瞻基对这件作品非常满意，高兴之余，重赏了参与制做的人员。
这件洒蓝釉钵体高11.5厘米，直径25.3厘米，内里为纯净的白釉，外部吹洒蓝釉，浓处蓝釉色醇厚，薄处露出白地，如此釉面色彩艳丽又不失典雅，令人赏心悦目。
洒蓝釉工艺始于明朝宣德年间，工艺繁复，造价高昂，不易烧制。可惜的是，随着1435年宣德皇帝朱瞻基的薨逝，皇室对掷骰子的游戏也失去了兴趣。于是，洒蓝釉工艺也随着朱瞻基的离世而停止了，在明代只存在了十年的时间。所以现今存世的明代洒蓝釉瓷器相当稀少，每一件都是稀世之宝。
如今，这只洒蓝釉钵存放在北京首都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不了解它的历史，谁会想到它的作用曾经只是一个掷骰子的器具，又有谁能想到它曾经一度被用作装鸡食的盆子呢？如今它历经六百年的沧桑，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终于拥有了它真正的价值。
【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看个朋友圈都在看月亮，那我也瞅瞅吧，看热闹怎么能少了我呢[污]。
都说今晚这月亮600年才遇一次，谁知道呢，人生不过百年，能跨越见证的是仙女姐姐。
想想600年前那应该是明朝吧，那时我是谁，是长得沉鱼落雁的郡主还是柴房烧火的丑丫头，是琴棋书画步步莲花的淑女还是行走江湖刀光剑影的女侠。抑或我是一位翩翩少年郎回眸一笑花满堂。电视剧里的镜头一个个在脑中切换，嗯，想多了。
当年苏格拉底也曾缓缓地抬起头望向天边，提出了号称哲学终极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
夜幕下的天空仿佛做了特效，浮想联翩后默默词穷：只会说：哦，月亮好亮。
我瞅瞅…
都说今晚这月亮600年才遇一次，谁知道呢，人生不过百年，能跨越见证的是仙女姐姐。
想想600年前那应该是明朝吧，那时我是谁，是长得沉鱼落雁的郡主还是柴房烧火的丑丫头，是琴棋书画步步莲花的淑女还是行走江湖刀光剑影的女侠。抑或我是一位翩翩少年郎回眸一笑花满堂。电视剧里的镜头一个个在脑中切换，嗯，想多了。
当年苏格拉底也曾缓缓地抬起头望向天边，提出了号称哲学终极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
夜幕下的天空仿佛做了特效，浮想联翩后默默词穷：只会说：哦，月亮好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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