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大周六的，我的闹钟是7:20，但是6:30被大雨叫醒了[二哈]
然后它就一直下雨，我觉得脑子开始进水了，所以【我要开始无理性输出了】。
好多时候，仔细回想，真正让我脱离年轻时候那种多愁善感过于呻吟的心理状态和糊里糊涂随心所欲的行走方式的拐点究竟在哪里？
也许，真的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拥有了一个女儿吧？
年轻的时候，我对自身以外世界的认知常常都是非常混沌的。毕业十年之后，还经常从同学们的聊天中才恍然自己有那么多当时不知道的八卦。例如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起策划写台本连带着排练演出了大半学期短剧，都不知道他俩一直在暧昧而我显然是一颗闪闪发亮的大电灯泡；又或者对门宿舍那个漂亮的湛江妹子大二出国之后，她的就读另一个系还住在另一栋宿舍楼的高中闺蜜依然每天去串门，是因为和她们宿舍的一个女孩成为了恋人；比如我的中学死党们、大学同寝姐妹们，她们恋爱了、失恋了、跟男朋友吵架了、和父母闹矛盾了、丢了手机、被人占便宜、本来应有的保研名额没有了、专八考不过……所有这些，我好像也时不时地后知后觉。
那些年真的是，活得非常自我吧？虽然不吝关心他人，但是也没有特别敞开自己。没有那么需要别人，也，不是特别想被需要。
严格来说，我骨子里也从不是一个主动理性的人，虽然也经常纠结，但是做决定的时候理性从来拗不过直觉，好像还有点排斥用一些可见的价值去左右判断的秤杆。我很了解自己，即使是被证明错误的决定，只要它是我在当时直觉应有的选择，我都很少后悔，也能放宽心量去接受那样的结果，在这方面我很擅长与自己和解。就算结果是“好”的，让我舒心的也只是，我就是想要这样而已。结果不那么好，也容易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不差。
巨蟹先生评价我说，虽然从不激烈，但是无比固执，根本不听劝告，专会一意孤行，他也的确算是，在将近三十年的相处中对我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了[允悲]
但是，自从拥有了一个女儿，似乎不去认识和思考外部环境，已经是不行的了，那种“我只不过是尊重我自己”的优越感在面对她的时候变成了一种很深的危机感。毕竟，无论如何，我不能代替她去感受和认识，无法替她思考和抉择，虽然我知道，迄今为止我为她做的一些决定，仍然还是“我不想那样所以我选择这样”，但是越来越多地，我也会去想，她会喜欢这样吗？以后她不满意我的选择还有后悔的余地吗？我和她会不会终究有一天走到，“你不懂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到世界上来”这样的境地呢？
当然我也会想，父母替我做的决定里，有多少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呢？也会想，我是不是因为看起来太有主意了，所以亲密的人们时常拿他们的纠结来咨询我的看法和建议？可是事实上，我能给出的意见基本上只有，“你想要这样还是那样？你要不要逼自己去接受不想要的道路呢”。
随着女儿长大，我的忧虑也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加，我会开始想，我和巨蟹先生的相处，不再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它会向孩子示范两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之前数年恋爱婚姻中的相处模式，很需要调整甚至颠覆。好比，我自己内心的想法要说出来，即使担心会引起争吵和冷战，也不能放弃沟通的努力，爱当然是包容，但不是迁就，以及，不能因为抗拒或者害怕冲突，就一味避免争吵。有时候，争吵也是一种教育，例如能不能就事论事，能不能不进行人身攻击，能不能道歉，等等等等。
没有女儿之前，我其实很少把自己是女性这个身份放在日常环境中去审视。我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里永远只是一个人，而女性的身份不会处于人的身份之前。我有时候也会因为养育孩子的疲惫觉得在家庭之中不是那么公平，但是归根结底，也不是家人强迫我去承受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女性所以要去承受这些，只不过是我想要这样选择。巨蟹先生和我在数不清的彻夜交谈里基本得到一个共识，是我对这个孩子的过分在意，以及来自自己童年的一些认知，使得别人有点插不进手，为了避免育儿过程里无穷尽的拉扯和矛盾，我们共同接受现状，我来承担日常的琐碎，而他承担一些遗憾和失落（这部分，我对他真的有很深的抱歉，我主观意愿上对他的一些教育观点的接受不代表我能拥有一个稳定的认知来平衡这件事，所以……）
在某一些时刻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那个看起来对自己的什么都不是很在意的我，却似乎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妈妈。这个认知令我惶恐了很久，因为我太知道自己是多么奇葩的人了，被这么奇葩的妈妈控制会不会是一件很绝望的事？可问题是我又没有真正足够稳定的理性，来确保我可以不控制，或只进行“正确”的控制。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只有保持惶恐，保持认识自身的不足。
这真是，一段无比拧巴的路程，我们两个人，当然都明白拧巴不会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氛围，但是如果能捋通顺，谁会想去真拧巴呢？
同时，也是这个过程里，外部环境中的女性处境，才真的进入我的视野，成为一件我会去主动了解和思考的事情。我会想知道，当我的女儿长大，需要在这个社会立身的时候，她在面对什么，而我能为她做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其实是非常庆幸我的女性身份的，因为这些东西，不见得是爸爸能够感知和引导的，女性天然会对女性的处境敏感。有时候大家会去质问一些男性——如果是你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遭遇了这些事呢？我想，要男性共情女性是不合逻辑的，反之亦然，在这个时候，讲道理确实比共情更有意义，以个体的人出发，而不仅仅强调性别身份，可能更利于达到相对共识。
其实，虽然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分歧而不愉快，但是我还是很感激巨蟹先生的接纳。我们用了十年来磨合并且认识到，想去改变对方的一些教育理念非常困难，但是这些一次一次并不轻松愉快的沟通和磨合，也都让我们看到彼此对孩子和家庭的在意。我也看得到，他不那么认可但是也渐渐接受，并试着在这样的模式下建立稳定关系的努力。
所以婚姻关系在亲子关系面前，也逐渐变成，我们或许都很顽固，或许即便都倾心交谈过无数次，仍然改变不了自己，但是如果你有回到自己既有模式中的反复，我也会接纳你，因为我也一样不可避免会回到自己的模式里去。而好在我们让彼此知道了不同模式的存在和各自的依据，知道，总比不知道要好。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还真是辞不达意[允悲]
我可能是要感谢万千机缘之中，拥有了一个女儿吧。
为什么会唠叨这么许多呢？是早上大雨滂沱里我躺在枕头上，忽然想通了一件事。所谓亲密关系的经营，永远都要拨开一切琐碎龃龉去看待对方的真心，父母子女伴侣，的确能够看见真心，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总要明白，大家付出真心的时候都是义无反顾的，做不了精确的计算，或者没有条件去做精确计算，不是任何人的错。
我的女儿是个十岁的女孩子，她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但是我更希望她立足在世界上，还是首先要当自己是一个人，作为人的独立先于作为女性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先于身份的独立，看待关系的时候能尽量摒除立场，以及，拥有一双慧眼，看得清人心向背。
嗯，就这样吧。
图源：①见水印
#我的娃娃#
然后它就一直下雨，我觉得脑子开始进水了，所以【我要开始无理性输出了】。
好多时候，仔细回想，真正让我脱离年轻时候那种多愁善感过于呻吟的心理状态和糊里糊涂随心所欲的行走方式的拐点究竟在哪里？
也许，真的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拥有了一个女儿吧？
年轻的时候，我对自身以外世界的认知常常都是非常混沌的。毕业十年之后，还经常从同学们的聊天中才恍然自己有那么多当时不知道的八卦。例如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起策划写台本连带着排练演出了大半学期短剧，都不知道他俩一直在暧昧而我显然是一颗闪闪发亮的大电灯泡；又或者对门宿舍那个漂亮的湛江妹子大二出国之后，她的就读另一个系还住在另一栋宿舍楼的高中闺蜜依然每天去串门，是因为和她们宿舍的一个女孩成为了恋人；比如我的中学死党们、大学同寝姐妹们，她们恋爱了、失恋了、跟男朋友吵架了、和父母闹矛盾了、丢了手机、被人占便宜、本来应有的保研名额没有了、专八考不过……所有这些，我好像也时不时地后知后觉。
那些年真的是，活得非常自我吧？虽然不吝关心他人，但是也没有特别敞开自己。没有那么需要别人，也，不是特别想被需要。
严格来说，我骨子里也从不是一个主动理性的人，虽然也经常纠结，但是做决定的时候理性从来拗不过直觉，好像还有点排斥用一些可见的价值去左右判断的秤杆。我很了解自己，即使是被证明错误的决定，只要它是我在当时直觉应有的选择，我都很少后悔，也能放宽心量去接受那样的结果，在这方面我很擅长与自己和解。就算结果是“好”的，让我舒心的也只是，我就是想要这样而已。结果不那么好，也容易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不差。
巨蟹先生评价我说，虽然从不激烈，但是无比固执，根本不听劝告，专会一意孤行，他也的确算是，在将近三十年的相处中对我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了[允悲]
但是，自从拥有了一个女儿，似乎不去认识和思考外部环境，已经是不行的了，那种“我只不过是尊重我自己”的优越感在面对她的时候变成了一种很深的危机感。毕竟，无论如何，我不能代替她去感受和认识，无法替她思考和抉择，虽然我知道，迄今为止我为她做的一些决定，仍然还是“我不想那样所以我选择这样”，但是越来越多地，我也会去想，她会喜欢这样吗？以后她不满意我的选择还有后悔的余地吗？我和她会不会终究有一天走到，“你不懂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到世界上来”这样的境地呢？
当然我也会想，父母替我做的决定里，有多少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呢？也会想，我是不是因为看起来太有主意了，所以亲密的人们时常拿他们的纠结来咨询我的看法和建议？可是事实上，我能给出的意见基本上只有，“你想要这样还是那样？你要不要逼自己去接受不想要的道路呢”。
随着女儿长大，我的忧虑也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加，我会开始想，我和巨蟹先生的相处，不再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它会向孩子示范两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之前数年恋爱婚姻中的相处模式，很需要调整甚至颠覆。好比，我自己内心的想法要说出来，即使担心会引起争吵和冷战，也不能放弃沟通的努力，爱当然是包容，但不是迁就，以及，不能因为抗拒或者害怕冲突，就一味避免争吵。有时候，争吵也是一种教育，例如能不能就事论事，能不能不进行人身攻击，能不能道歉，等等等等。
没有女儿之前，我其实很少把自己是女性这个身份放在日常环境中去审视。我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里永远只是一个人，而女性的身份不会处于人的身份之前。我有时候也会因为养育孩子的疲惫觉得在家庭之中不是那么公平，但是归根结底，也不是家人强迫我去承受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女性所以要去承受这些，只不过是我想要这样选择。巨蟹先生和我在数不清的彻夜交谈里基本得到一个共识，是我对这个孩子的过分在意，以及来自自己童年的一些认知，使得别人有点插不进手，为了避免育儿过程里无穷尽的拉扯和矛盾，我们共同接受现状，我来承担日常的琐碎，而他承担一些遗憾和失落（这部分，我对他真的有很深的抱歉，我主观意愿上对他的一些教育观点的接受不代表我能拥有一个稳定的认知来平衡这件事，所以……）
在某一些时刻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那个看起来对自己的什么都不是很在意的我，却似乎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妈妈。这个认知令我惶恐了很久，因为我太知道自己是多么奇葩的人了，被这么奇葩的妈妈控制会不会是一件很绝望的事？可问题是我又没有真正足够稳定的理性，来确保我可以不控制，或只进行“正确”的控制。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只有保持惶恐，保持认识自身的不足。
这真是，一段无比拧巴的路程，我们两个人，当然都明白拧巴不会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氛围，但是如果能捋通顺，谁会想去真拧巴呢？
同时，也是这个过程里，外部环境中的女性处境，才真的进入我的视野，成为一件我会去主动了解和思考的事情。我会想知道，当我的女儿长大，需要在这个社会立身的时候，她在面对什么，而我能为她做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其实是非常庆幸我的女性身份的，因为这些东西，不见得是爸爸能够感知和引导的，女性天然会对女性的处境敏感。有时候大家会去质问一些男性——如果是你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遭遇了这些事呢？我想，要男性共情女性是不合逻辑的，反之亦然，在这个时候，讲道理确实比共情更有意义，以个体的人出发，而不仅仅强调性别身份，可能更利于达到相对共识。
其实，虽然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分歧而不愉快，但是我还是很感激巨蟹先生的接纳。我们用了十年来磨合并且认识到，想去改变对方的一些教育理念非常困难，但是这些一次一次并不轻松愉快的沟通和磨合，也都让我们看到彼此对孩子和家庭的在意。我也看得到，他不那么认可但是也渐渐接受，并试着在这样的模式下建立稳定关系的努力。
所以婚姻关系在亲子关系面前，也逐渐变成，我们或许都很顽固，或许即便都倾心交谈过无数次，仍然改变不了自己，但是如果你有回到自己既有模式中的反复，我也会接纳你，因为我也一样不可避免会回到自己的模式里去。而好在我们让彼此知道了不同模式的存在和各自的依据，知道，总比不知道要好。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还真是辞不达意[允悲]
我可能是要感谢万千机缘之中，拥有了一个女儿吧。
为什么会唠叨这么许多呢？是早上大雨滂沱里我躺在枕头上，忽然想通了一件事。所谓亲密关系的经营，永远都要拨开一切琐碎龃龉去看待对方的真心，父母子女伴侣，的确能够看见真心，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总要明白，大家付出真心的时候都是义无反顾的，做不了精确的计算，或者没有条件去做精确计算，不是任何人的错。
我的女儿是个十岁的女孩子，她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但是我更希望她立足在世界上，还是首先要当自己是一个人，作为人的独立先于作为女性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先于身份的独立，看待关系的时候能尽量摒除立场，以及，拥有一双慧眼，看得清人心向背。
嗯，就这样吧。
图源：①见水印
#我的娃娃#
【曙光在前 #救援队员河南抗洪缺席妻子化疗#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河南险情不断，全国200多支民间救援队、3000多名队员自发来豫集结。我们今天要特别讲述的，是不远千里、星夜驰援郑州的“曙光救援”的故事。
20日晚上10点，他们连夜向郑州出发
7月20日，郑州暴雨肆虐、险情不断，城区一片汪洋，大面积断电断网，巩义、荥阳、新密等地山洪倾泻而下，沿路树倒屋塌，郑州市及周边县市进入紧急状态……
“丁零零……”21日凌晨0时38分，记者正在郑州报业集团融媒大厅紧张忙碌工作，电话突然响起，“你好，我是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我们正在连夜出发前往郑州的路上，希望你们能帮忙联系一下应急部门，我们的第一支救援队预计早上6点到郑州……”
对方言简意赅。情况紧急，记者立即与在郑州市防汛指挥中心的前方记者联系。很快，由曙光救援队主要负责同志和记者组建的“曙光救援郑州前线对接群”成立了。
就在此时，分散在福建厦门、河北邯郸、山东菏泽、安徽颍上……全国各地的19支曙光救援队紧急“云端”集结，迅速向中部郑州进发。
“如果我们出不来，请向曙光指挥长求援！”
21日凌晨4时50分，河北邯郸曙光救援队星夜疾驰，首先抵达郑州。根据途中收集的求救信息，他们直接投入救援一线。
“有孕妇羊水破裂，需紧急送往医院！”，队长张坤接到信息后，迅速调转车头，直奔求助点，车辆在积水的路面上破浪前行，直至把孕妇安全送到医院。
天色微明，雨还在下。
大雨中，河北永清、山东菏泽……一支支曙光救援队争分夺秒地到达。截至上午10时20分，已有11支曙光救援队在郑州完成集结。
“巩义米河告急，已到郑州和还未赶到的，立即向巩义进发！”作为此次救援的发起人，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担当了此次郑州暴雨救援的“曙光救援同盟团队总指挥”，紧急集结令通过指挥系统传至各个曙光救援队。
米河镇，郑州巩义的东大门，处在两河交汇之处，中间低洼。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河水陡涨。肆虐的洪水，围困了村镇，冲垮了道路、桥梁，大量房屋倒塌，断水、断网、断电，亟需救援。
首批抵达的曙光救援队兵分三路，分别向受灾最为严重的赵岭村、支石村和两河口村出发。
车辆缓慢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进，在大雨的冲击下，塌方随时可能发生，“你留在大路上，一旦我们没有出来，你想办法通知指挥长我们所处的位置！”面对不可预测的险情，安徽池州曙光救援队队长章鸿鹏留下一名队员值守，带领其他队员冲入支石村。
而此时，支石村的村民正在焦急地向外界求援！
“老人、孩子、孕妇先走！”章鸿鹏向村民简单了解情况后，迅速在村里展开救援。他们根据村民指引，将地处危险区域的人员一个个救出，并现场与村干部一起，将人员紧急分组，一组由部分村干部带队，轮班值守，一组负责转移老幼妇孺。
“担架，快打开担架！”冷沟村一名90多岁的老人行动不便，救援队立即用担架平稳地将老人转移到临时安置点……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转移，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与时间展开的竞赛中，曙光救援队员的铿锵话语格外令人安慰：
“村民转移完毕！”
“敬老院老人转移完毕！”
…………
21日上午，所有转战至巩义的曙光救援队挺进受灾严重的7个乡镇；当晚，全国已有19支曙光救援队集聚河南，当天完成灾区受伤人员转移17次、转移群众393名。
“等救援一结束，我就回来看爷爷！”
“新乡告急！”
22日中午，章鸿鹏接到新任务，顾不上休息，迅速集结小分队，立即奔赴新乡。
为了保证救援时间，救援队员每天早上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救援中不吃午饭，避免因如厕问题造成“麻烦”……
夜色深沉，在新乡卫辉救援转战途中，经过一处有通讯信号区域时，章鸿鹏看到手机上20多个未接电话提示。想到病危的爷爷，他心里咯噔一下，“但愿不是！”他默默地祈祷，但还是得到了爷爷去世的消息。
这个在风雨中铁一样刚毅的男子，蜷缩在车后座上，痛哭流涕。
虽然，参加郑州救援前，家人曾多次电话告知他爷爷病危，希望他能回来见最后一面；虽然，队友们都劝他不要参加这次救援，但看到新闻中郑州灾情严重、郑州救援刻不容缓，他还是带着内疚奔赴郑州：“等救援一结束，我就回去看爷爷。”
没想到，出发前与爷爷最后的通话，成了最后诀别。
“下一站，新乡市牧野区！”任眼泪横流，这名90后的救援队长继续指挥队员，开往新的救援现场。
“出发前妻子刚做了化疗”
“抚州曙光华队，请报告你们的搜索进展情况，是否需要增援？”
“成武曙光赵队，有一名老人需要转运出村，请你尽快找到！”
7月21日上午，巩义米河镇镇政府大院，曙光救援队调度指挥车上，一条条求助信息在此汇集，一条条救援指令在此发出。
指挥长王刚声音沙哑，一边紧张地收集反馈信息，一边迅速发出救援指令。
速度！速度！速度！
“得知郑州暴雨信息，我们不到十分钟研判，随后紧急集结、分头出发。”王刚告诉记者。自20日晚11时从厦门出发，到22日早上9时，王刚除了在车上眯了一会儿，已经30个小时没有睡觉。记者在巩义救援现场见到他时，王刚疲惫得令人心疼。但电话还在不停地响着，他根本没时间休息。
随后几天，本报记者数次跟随王刚和他的救援队“出征”，对王刚及其的团队的了解也进一步深入。
今年45岁的王刚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国内最早一批应急救援志愿者。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四川地震灾区一线。
2014年6月，王刚发起成立厦门曙光救援队，依靠社会捐赠，维持着捉襟见肘的运转。短短几年，执行救援救灾任务3000余起，除了国内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救援一线有王刚的身影；缅甸果敢战争难民救助、尼泊尔地震救援、厄瓜多尔地震救援、柬埔寨排雷等国际救援行动现场也有王刚洒下的汗水。专业、坚毅、拼命是王刚的救援准则，更使他成为圈内的“传奇”。
2016年，救灾任务频繁，经费严重不足，王刚与妻子红豆卖掉了家里两套房子，帮助队伍渡过难关。
“长期奔赴救援一线，你计算帮助过多少人脱离险境？”记者问。王刚摇摇头：“数不清楚！”
看到王刚全身心奔走在救援一线，几乎没有人知道，妻子正在家里期盼着王刚的陪伴——去年，结婚13年的妻子被确诊卵巢癌晚期。王刚妻子患病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向王刚转账捐款，加起来有数十万。王刚全部原路退回，说”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家里还有一套房！”
“你妻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好。我出发前她刚做了化疗……”
“是什么支撑你们一直从事救援工作？”记者问。
王刚没有正面回答，讲了两个在巩义救援中的小故事——
7月23日，在米河镇发放救灾物资。吃饭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大爷拿着4个鸡蛋硬塞到队员手中，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多吃点！”
7月24日，曙光救援队队员孝玉去巩义市区采购物资。看到孝玉一身曙光救援队服，便利店店主大哥怎么也不肯收钱，也只有一句话：“不能收钱、不能收钱，真心不能收！你们大老远赶来我们河南救援，天天那么辛苦、那么累，我咋能收你们钱呢！”
讲完这两个小故事，王刚微微动容：“我们看到河南老乡都很善良、乐观、坚强，自己受灾了仍继续帮助他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7月25日，曙光救援队在巩义的救援进入收尾，救援队募捐的发电机已经送到了各镇各村。当晚，断电5天的米河镇各村村委会和安置点亮了起来，灯火如同繁星，点亮了漫长的暗夜。
没有工资、费用自理、聚餐AA制……救援队的“收入”只有百姓的认可
7月23日，记者跟随曙光救援队员一同前往巩义市河洛镇发放救灾物资。
此次运送物资包括2000箱方便面、2000箱矿泉水、1000个家庭保障箱以及1000箱妇女用品，分别发放到河洛镇的源村村、石关村等4个村。
在运送难度最大的源村村，穿越泥泞的道路，救援物资车辆抵达村里。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村庄已经没有积水，但道路狭窄，路面坑洼不平，车辆无法进入村庄内部。救灾物资只能暂存在村口一村干部家中，然后人力转运至村委。
队员们扛起物资，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村内。记者也和江西抚顺曙光救援队的周志军攀谈了起来。
“你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参与救援，一天的工资是多少？”
“没有一分钱工资，都是志愿服务！”周志军说着指了指身上的救援服装：“别看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统一的，那也是自己出钱买的！”
“大家聚餐都是AA制！”另一位队友接过话头。
周志军告诉记者，救援队是在民政局注册的非盈利机构，有着严苛的财务规定，除救援设备和救援经费外，其他任何物资都不能接受捐赠，更不能用来发工资。
“义务救援？不会心里不平衡？”记者追问道。
“不会，加入第一天大家都知道，除了老百姓的认可，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记者继续追问。
“我们都是兼职的。比如我，在抚州开有酒店。”周志军指着另外几个队员解释：“杨红兵和李文进都是自己做企业的，华俊是一名小学数学教师，王华平在烟草局工作……”
如给人带来希望的“曙光”其名，这就是曙光救援队的故事，也是每一支奋战在一线救援队的故事。他们在灾情爆发时、在群众需要时，放下家庭、工作和安稳的生活，奔向灾情最严重的一线……
在这次郑州特大暴雨中，厦门、邯郸、永清、常州、马鞍山、金乡、成武、抚州、萍乡、龙岩、颖上、南京、池州、嵊州、山西（筹）、淮南等19支队伍共380余人组成的曙光救援同盟在河南开展救援。他们共携带51辆救援车、34艘救援艇，以及众多水域装备、救援装备、医疗装备千里驰援，救援范围涉及郑州，巩义，米河，新乡，卫辉，辉县等六个市级乡镇，52个村庄。10天夜以继日的紧急救援行动，转移被困人员、危重伤员，开展生命搜索营救，发放矿泉水、消毒水、面包、速食产品等救灾物资共数万件……截至7月29日，曙光同盟救援小组共转移受灾群众1327人，紧急采购100台发电机点亮32个受灾村庄。
7月30日凌晨2点16分，接到求助信息的曙光救援队，连夜集结5台车辆、4艘船艇，出动24名队员紧急驰援鹤壁浚县……10天来的不眠不休被他们抛之脑后，在救援的路上继续前行！
后记
正如登上微博热搜的合肥理发师余涛这般，“拿起剪刀是理发师，放下剪刀是英雄”；
正如“兼职”的曙光救援队员这般，“平时是老师、老板、公务员，集结号响就是冲锋在前的勇士”；
据统计，河南这次水灾，共有全国200多支民间救援队、3000多名救援队员紧急驰援，他们的动人故事，这一篇报道实在说不完……
谨以此文，向这些在中原大地上书写抗洪救灾动人故事的各方救援英雄致敬！（正观新闻记者 张子明 谢庆 王战龙）#洞见计划#
20日晚上10点，他们连夜向郑州出发
7月20日，郑州暴雨肆虐、险情不断，城区一片汪洋，大面积断电断网，巩义、荥阳、新密等地山洪倾泻而下，沿路树倒屋塌，郑州市及周边县市进入紧急状态……
“丁零零……”21日凌晨0时38分，记者正在郑州报业集团融媒大厅紧张忙碌工作，电话突然响起，“你好，我是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我们正在连夜出发前往郑州的路上，希望你们能帮忙联系一下应急部门，我们的第一支救援队预计早上6点到郑州……”
对方言简意赅。情况紧急，记者立即与在郑州市防汛指挥中心的前方记者联系。很快，由曙光救援队主要负责同志和记者组建的“曙光救援郑州前线对接群”成立了。
就在此时，分散在福建厦门、河北邯郸、山东菏泽、安徽颍上……全国各地的19支曙光救援队紧急“云端”集结，迅速向中部郑州进发。
“如果我们出不来，请向曙光指挥长求援！”
21日凌晨4时50分，河北邯郸曙光救援队星夜疾驰，首先抵达郑州。根据途中收集的求救信息，他们直接投入救援一线。
“有孕妇羊水破裂，需紧急送往医院！”，队长张坤接到信息后，迅速调转车头，直奔求助点，车辆在积水的路面上破浪前行，直至把孕妇安全送到医院。
天色微明，雨还在下。
大雨中，河北永清、山东菏泽……一支支曙光救援队争分夺秒地到达。截至上午10时20分，已有11支曙光救援队在郑州完成集结。
“巩义米河告急，已到郑州和还未赶到的，立即向巩义进发！”作为此次救援的发起人，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担当了此次郑州暴雨救援的“曙光救援同盟团队总指挥”，紧急集结令通过指挥系统传至各个曙光救援队。
米河镇，郑州巩义的东大门，处在两河交汇之处，中间低洼。突如其来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河水陡涨。肆虐的洪水，围困了村镇，冲垮了道路、桥梁，大量房屋倒塌，断水、断网、断电，亟需救援。
首批抵达的曙光救援队兵分三路，分别向受灾最为严重的赵岭村、支石村和两河口村出发。
车辆缓慢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进，在大雨的冲击下，塌方随时可能发生，“你留在大路上，一旦我们没有出来，你想办法通知指挥长我们所处的位置！”面对不可预测的险情，安徽池州曙光救援队队长章鸿鹏留下一名队员值守，带领其他队员冲入支石村。
而此时，支石村的村民正在焦急地向外界求援！
“老人、孩子、孕妇先走！”章鸿鹏向村民简单了解情况后，迅速在村里展开救援。他们根据村民指引，将地处危险区域的人员一个个救出，并现场与村干部一起，将人员紧急分组，一组由部分村干部带队，轮班值守，一组负责转移老幼妇孺。
“担架，快打开担架！”冷沟村一名90多岁的老人行动不便，救援队立即用担架平稳地将老人转移到临时安置点……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转移，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与时间展开的竞赛中，曙光救援队员的铿锵话语格外令人安慰：
“村民转移完毕！”
“敬老院老人转移完毕！”
…………
21日上午，所有转战至巩义的曙光救援队挺进受灾严重的7个乡镇；当晚，全国已有19支曙光救援队集聚河南，当天完成灾区受伤人员转移17次、转移群众393名。
“等救援一结束，我就回来看爷爷！”
“新乡告急！”
22日中午，章鸿鹏接到新任务，顾不上休息，迅速集结小分队，立即奔赴新乡。
为了保证救援时间，救援队员每天早上一瓶矿泉水、一个面包，救援中不吃午饭，避免因如厕问题造成“麻烦”……
夜色深沉，在新乡卫辉救援转战途中，经过一处有通讯信号区域时，章鸿鹏看到手机上20多个未接电话提示。想到病危的爷爷，他心里咯噔一下，“但愿不是！”他默默地祈祷，但还是得到了爷爷去世的消息。
这个在风雨中铁一样刚毅的男子，蜷缩在车后座上，痛哭流涕。
虽然，参加郑州救援前，家人曾多次电话告知他爷爷病危，希望他能回来见最后一面；虽然，队友们都劝他不要参加这次救援，但看到新闻中郑州灾情严重、郑州救援刻不容缓，他还是带着内疚奔赴郑州：“等救援一结束，我就回去看爷爷。”
没想到，出发前与爷爷最后的通话，成了最后诀别。
“下一站，新乡市牧野区！”任眼泪横流，这名90后的救援队长继续指挥队员，开往新的救援现场。
“出发前妻子刚做了化疗”
“抚州曙光华队，请报告你们的搜索进展情况，是否需要增援？”
“成武曙光赵队，有一名老人需要转运出村，请你尽快找到！”
7月21日上午，巩义米河镇镇政府大院，曙光救援队调度指挥车上，一条条求助信息在此汇集，一条条救援指令在此发出。
指挥长王刚声音沙哑，一边紧张地收集反馈信息，一边迅速发出救援指令。
速度！速度！速度！
“得知郑州暴雨信息，我们不到十分钟研判，随后紧急集结、分头出发。”王刚告诉记者。自20日晚11时从厦门出发，到22日早上9时，王刚除了在车上眯了一会儿，已经30个小时没有睡觉。记者在巩义救援现场见到他时，王刚疲惫得令人心疼。但电话还在不停地响着，他根本没时间休息。
随后几天，本报记者数次跟随王刚和他的救援队“出征”，对王刚及其的团队的了解也进一步深入。
今年45岁的王刚是一名退伍军人，也是国内最早一批应急救援志愿者。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四川地震灾区一线。
2014年6月，王刚发起成立厦门曙光救援队，依靠社会捐赠，维持着捉襟见肘的运转。短短几年，执行救援救灾任务3000余起，除了国内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救援一线有王刚的身影；缅甸果敢战争难民救助、尼泊尔地震救援、厄瓜多尔地震救援、柬埔寨排雷等国际救援行动现场也有王刚洒下的汗水。专业、坚毅、拼命是王刚的救援准则，更使他成为圈内的“传奇”。
2016年，救灾任务频繁，经费严重不足，王刚与妻子红豆卖掉了家里两套房子，帮助队伍渡过难关。
“长期奔赴救援一线，你计算帮助过多少人脱离险境？”记者问。王刚摇摇头：“数不清楚！”
看到王刚全身心奔走在救援一线，几乎没有人知道，妻子正在家里期盼着王刚的陪伴——去年，结婚13年的妻子被确诊卵巢癌晚期。王刚妻子患病的消息传开后，很多人向王刚转账捐款，加起来有数十万。王刚全部原路退回，说”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家里还有一套房！”
“你妻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好。我出发前她刚做了化疗……”
“是什么支撑你们一直从事救援工作？”记者问。
王刚没有正面回答，讲了两个在巩义救援中的小故事——
7月23日，在米河镇发放救灾物资。吃饭时，一位素不相识的大爷拿着4个鸡蛋硬塞到队员手中，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多吃点！”
7月24日，曙光救援队队员孝玉去巩义市区采购物资。看到孝玉一身曙光救援队服，便利店店主大哥怎么也不肯收钱，也只有一句话：“不能收钱、不能收钱，真心不能收！你们大老远赶来我们河南救援，天天那么辛苦、那么累，我咋能收你们钱呢！”
讲完这两个小故事，王刚微微动容：“我们看到河南老乡都很善良、乐观、坚强，自己受灾了仍继续帮助他人，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教育！”
7月25日，曙光救援队在巩义的救援进入收尾，救援队募捐的发电机已经送到了各镇各村。当晚，断电5天的米河镇各村村委会和安置点亮了起来，灯火如同繁星，点亮了漫长的暗夜。
没有工资、费用自理、聚餐AA制……救援队的“收入”只有百姓的认可
7月23日，记者跟随曙光救援队员一同前往巩义市河洛镇发放救灾物资。
此次运送物资包括2000箱方便面、2000箱矿泉水、1000个家庭保障箱以及1000箱妇女用品，分别发放到河洛镇的源村村、石关村等4个村。
在运送难度最大的源村村，穿越泥泞的道路，救援物资车辆抵达村里。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村庄已经没有积水，但道路狭窄，路面坑洼不平，车辆无法进入村庄内部。救灾物资只能暂存在村口一村干部家中，然后人力转运至村委。
队员们扛起物资，深一脚浅一脚走向村内。记者也和江西抚顺曙光救援队的周志军攀谈了起来。
“你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参与救援，一天的工资是多少？”
“没有一分钱工资，都是志愿服务！”周志军说着指了指身上的救援服装：“别看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统一的，那也是自己出钱买的！”
“大家聚餐都是AA制！”另一位队友接过话头。
周志军告诉记者，救援队是在民政局注册的非盈利机构，有着严苛的财务规定，除救援设备和救援经费外，其他任何物资都不能接受捐赠，更不能用来发工资。
“义务救援？不会心里不平衡？”记者追问道。
“不会，加入第一天大家都知道，除了老百姓的认可，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记者继续追问。
“我们都是兼职的。比如我，在抚州开有酒店。”周志军指着另外几个队员解释：“杨红兵和李文进都是自己做企业的，华俊是一名小学数学教师，王华平在烟草局工作……”
如给人带来希望的“曙光”其名，这就是曙光救援队的故事，也是每一支奋战在一线救援队的故事。他们在灾情爆发时、在群众需要时，放下家庭、工作和安稳的生活，奔向灾情最严重的一线……
在这次郑州特大暴雨中，厦门、邯郸、永清、常州、马鞍山、金乡、成武、抚州、萍乡、龙岩、颖上、南京、池州、嵊州、山西（筹）、淮南等19支队伍共380余人组成的曙光救援同盟在河南开展救援。他们共携带51辆救援车、34艘救援艇，以及众多水域装备、救援装备、医疗装备千里驰援，救援范围涉及郑州，巩义，米河，新乡，卫辉，辉县等六个市级乡镇，52个村庄。10天夜以继日的紧急救援行动，转移被困人员、危重伤员，开展生命搜索营救，发放矿泉水、消毒水、面包、速食产品等救灾物资共数万件……截至7月29日，曙光同盟救援小组共转移受灾群众1327人，紧急采购100台发电机点亮32个受灾村庄。
7月30日凌晨2点16分，接到求助信息的曙光救援队，连夜集结5台车辆、4艘船艇，出动24名队员紧急驰援鹤壁浚县……10天来的不眠不休被他们抛之脑后，在救援的路上继续前行！
后记
正如登上微博热搜的合肥理发师余涛这般，“拿起剪刀是理发师，放下剪刀是英雄”；
正如“兼职”的曙光救援队员这般，“平时是老师、老板、公务员，集结号响就是冲锋在前的勇士”；
据统计，河南这次水灾，共有全国200多支民间救援队、3000多名救援队员紧急驰援，他们的动人故事，这一篇报道实在说不完……
谨以此文，向这些在中原大地上书写抗洪救灾动人故事的各方救援英雄致敬！（正观新闻记者 张子明 谢庆 王战龙）#洞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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