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动态# 【12月进口冷链新冠病毒阳性事件频发，多地冻品下架、禁售】
12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规定，进口冷链食品没有检验检疫证明、没有核酸检测报告、没有消毒证明、没有追溯信息的，不得上市销售。
这背后是进口冷链食品“物传人”成为了中国局部疫情反弹的主要原因之一。截至11月23日，最近14天来全国四省(市)报告确诊18例、无症状感染2例，其中：天津确诊8例、上海确诊7例。这两地的疫情均起源于海外入境的货物。
据上官新闻数据统计显示，今年7-11月中国进口冷链货物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事件，至今共44起，11月单月就有28例，超过一半。
从种类来看，检测呈阳性的进口冷链产品种类已经从鱼虾等海产品，扩大到猪肉、牛肉等畜禽肉类产品。
12月刚刚开始，短短几天内，据不完全统计，在冷链环境中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案例已经涉及湖北、浙江、山东、河南、山西、安徽、辽宁、黑龙江等多个省份。
12月6日，武汉发现巴西进口冷冻猪小里脊肉和乌拉圭进口冷冻去骨牛肉包装样本上各有1份检测结果呈阳性;
12月5日，临汾尧都区在一份印度进口的冷冻带鱼外包装检测结果呈阳性;
12月5日，江苏省无锡市通报一公司库存的进口“冷冻去骨牛腩”外包装经检测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12月4日，辽宁营口市在开展进口冷链食品日常抽样检测过程中发现一批阿根廷牛肉外包装核酸检测阳性；
12月3日，山西侯马发现一份泰国进口的冷冻带鱼外包装核酸检测结果为弱阳性;
12月2日，浙江玉环发现一份巴西进口的冷冻猪后腿肉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12月2日，湖北荆门发现从上海洋山港海关入关的进口冷冻去骨牛前腱外包装样本，有1份检测结果呈阳性;
不断爆出的进口冷链食品被检测出新冠病毒，也让相关部门加强了对于进口食品的管控。近日，多地传出关闭冷库，下架进口冻肉等消息，无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的猪价的稳步上涨。
01
河南郑州：物流港暂时关闭，禁止出货
作为全国最大的冻品物流中转基地—郑州中原水产物流港冷库暂时关停排查存货，此前销往外地6份进口带鱼外包装阳性。12月12日，郑州中原水产物流港宣布，因疫情防控需要，物流港内所有商铺关停，所有冷库禁止出货，将再次对仓库存货进行核酸检测、消杀。13日， 新京报我们视频从该物流港公司获悉，港区商铺及冷库已完成关停，开市时间未定。
受此影响，据悉一夜间，该冻品市场炸开锅，郑州冷库全员加班，从11号晚上到12号早上7点前加急把货物运出， 可以说是一夜无眠。
02
西安农贸市场：禁售进口冻货，一斤罚一万
据陕视新闻报道，为了减少被感染进口冷链食品流入市场，西安采取了相应的举措，通过记者的走访发现，不少农贸市场已经全面禁售进口水产以及冻货，并与各经营户签订了相关承诺书。
西安市场管理部门发布通告，确保我市场疫情防控安全，承诺即日起不再购进;销售任何进口产品，如有违反，遵守执行市场处罚规定。
注意：若违反，一斤罚一万元!网友表示：这招太狠了。
03
湖北襄阳：下架封存所有进口冷链食品
近日，湖北襄阳政府发布《关于下架封存全市所有进口冷链食品进行核酸检测的紧急通知》。
通知要求，襄阳全市范围内所有的进口冷链食品全部下架，就地封存!襄阳各地防控升级，进口冷链货架贴上封条、组织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通知要求，对销售场所、冻库进行一次彻底消杀;对直接接触冷冻冷藏冷链食品的从业人员，以及所有进口冷链食品(包括产品、外包装、最小包装、环境等)，全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待进口冷链食品核酸检测合格，报经当地疫情防控部检查验收后，方可上市销售。
04
安徽合肥：多地进口冷冻食品已经下架
据中安在线报道，采访合肥多地进行冷冻冷藏食品风险隐患大排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表示，经过近期摸排，合肥大多数商超的进口冷冻肉和水产品基本都已下架。
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冷冻食品区是合肥最大的冷链食品批发地，有近500家冷链食品经营户。据了解，早在今年8月份很多商铺就不再从国外采购冷冻食品，现在冷冻食品绝大部分是国产。
05
北京：水屯市场关闭冷库，不再销售任何冷链食品
12月11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农贸市场环境卫生防疫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明确提出：入场商户和管理人员均须实行“绿码”上岗制，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不得带病工作。
昌平水屯市场严格落实，紧抓“人”和“物”两条防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员工健康管理工作，守护好百姓的“菜篮子”。
目前水屯市场冷库已关闭，市场不再进购和销售任何冷链食品，市面上售卖的生肉均为检疫合格后的鲜肉，且无冻肉。
目前中国已对进口冷链食品采取全方位的措施，尽最大可能可能去防控国外冷链食品风险。对于当前形势来看，各地禁止销售进口冷冻品、冷库关停，市场对进口冻品有排斥心理，加上港口严检出货慢，这对国内市场猪肉而言，也带来一定利好。
06
河北唐山：11月23日起，这些食品一律禁止销售!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进一步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河北省建立了统一的“河北冷链食品追溯管理系统”，以实现对进口冷链食品的追溯管理。自2020年11月23日起，凡是没有录入系统的进口冷链食品，一律不准上市销售。
2020年11月24日，我市路北区在对辖区内一家冷库开展常态化检测中，发现一份外地销往我市的进口冷冻牛肉制品外包装标本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12月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正式规定，进口冷链食品没有检验检疫证明、没有核酸检测报告、没有消毒证明、没有追溯信息的，不得上市销售。
这背后是进口冷链食品“物传人”成为了中国局部疫情反弹的主要原因之一。截至11月23日，最近14天来全国四省(市)报告确诊18例、无症状感染2例，其中：天津确诊8例、上海确诊7例。这两地的疫情均起源于海外入境的货物。
据上官新闻数据统计显示，今年7-11月中国进口冷链货物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事件，至今共44起，11月单月就有28例，超过一半。
从种类来看，检测呈阳性的进口冷链产品种类已经从鱼虾等海产品，扩大到猪肉、牛肉等畜禽肉类产品。
12月刚刚开始，短短几天内，据不完全统计，在冷链环境中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案例已经涉及湖北、浙江、山东、河南、山西、安徽、辽宁、黑龙江等多个省份。
12月6日，武汉发现巴西进口冷冻猪小里脊肉和乌拉圭进口冷冻去骨牛肉包装样本上各有1份检测结果呈阳性;
12月5日，临汾尧都区在一份印度进口的冷冻带鱼外包装检测结果呈阳性;
12月5日，江苏省无锡市通报一公司库存的进口“冷冻去骨牛腩”外包装经检测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
12月4日，辽宁营口市在开展进口冷链食品日常抽样检测过程中发现一批阿根廷牛肉外包装核酸检测阳性；
12月3日，山西侯马发现一份泰国进口的冷冻带鱼外包装核酸检测结果为弱阳性;
12月2日，浙江玉环发现一份巴西进口的冷冻猪后腿肉标本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12月2日，湖北荆门发现从上海洋山港海关入关的进口冷冻去骨牛前腱外包装样本，有1份检测结果呈阳性;
不断爆出的进口冷链食品被检测出新冠病毒，也让相关部门加强了对于进口食品的管控。近日，多地传出关闭冷库，下架进口冻肉等消息，无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的猪价的稳步上涨。
01
河南郑州：物流港暂时关闭，禁止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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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影响，据悉一夜间，该冻品市场炸开锅，郑州冷库全员加班，从11号晚上到12号早上7点前加急把货物运出， 可以说是一夜无眠。
02
西安农贸市场：禁售进口冻货，一斤罚一万
据陕视新闻报道，为了减少被感染进口冷链食品流入市场，西安采取了相应的举措，通过记者的走访发现，不少农贸市场已经全面禁售进口水产以及冻货，并与各经营户签订了相关承诺书。
西安市场管理部门发布通告，确保我市场疫情防控安全，承诺即日起不再购进;销售任何进口产品，如有违反，遵守执行市场处罚规定。
注意：若违反，一斤罚一万元!网友表示：这招太狠了。
03
湖北襄阳：下架封存所有进口冷链食品
近日，湖北襄阳政府发布《关于下架封存全市所有进口冷链食品进行核酸检测的紧急通知》。
通知要求，襄阳全市范围内所有的进口冷链食品全部下架，就地封存!襄阳各地防控升级，进口冷链货架贴上封条、组织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通知要求，对销售场所、冻库进行一次彻底消杀;对直接接触冷冻冷藏冷链食品的从业人员，以及所有进口冷链食品(包括产品、外包装、最小包装、环境等)，全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待进口冷链食品核酸检测合格，报经当地疫情防控部检查验收后，方可上市销售。
04
安徽合肥：多地进口冷冻食品已经下架
据中安在线报道，采访合肥多地进行冷冻冷藏食品风险隐患大排查，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表示，经过近期摸排，合肥大多数商超的进口冷冻肉和水产品基本都已下架。
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冷冻食品区是合肥最大的冷链食品批发地，有近500家冷链食品经营户。据了解，早在今年8月份很多商铺就不再从国外采购冷冻食品，现在冷冻食品绝大部分是国产。
05
北京：水屯市场关闭冷库，不再销售任何冷链食品
12月11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农贸市场环境卫生防疫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明确提出：入场商户和管理人员均须实行“绿码”上岗制，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不得带病工作。
昌平水屯市场严格落实，紧抓“人”和“物”两条防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员工健康管理工作，守护好百姓的“菜篮子”。
目前水屯市场冷库已关闭，市场不再进购和销售任何冷链食品，市面上售卖的生肉均为检疫合格后的鲜肉，且无冻肉。
目前中国已对进口冷链食品采取全方位的措施，尽最大可能可能去防控国外冷链食品风险。对于当前形势来看，各地禁止销售进口冷冻品、冷库关停，市场对进口冻品有排斥心理，加上港口严检出货慢，这对国内市场猪肉而言，也带来一定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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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唐山：11月23日起，这些食品一律禁止销售!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进一步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监管，河北省建立了统一的“河北冷链食品追溯管理系统”，以实现对进口冷链食品的追溯管理。自2020年11月23日起，凡是没有录入系统的进口冷链食品，一律不准上市销售。
2020年11月24日，我市路北区在对辖区内一家冷库开展常态化检测中，发现一份外地销往我市的进口冷冻牛肉制品外包装标本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https://weibo.com/u/3876373543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元青花凤首扁壸的出土经过】
1999年，新疆伊犁霍城县西宁庄村村民二沙建房子，左邻右舍都去帮忙。村民马忠和十几个人到自家的土包中取土时，谁也没料到马忠竟挖出一件精美的瓷器。“当时铁锹一下去，感觉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个白色的瓷壶。”马忠回忆，当时在现场就有人说，“原来是个旧壶”。
“我拿回家擦亮了一看，白色的壶身上有蓝色的花纹，只有把手损坏了，真的好看得很。”马忠说，随后他挖出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村里的人都来参观，紧接着收古董的人也来了。
随着来的人越来越多，马忠发现已经有人开始打歪主意，因为有天夜里，小偷光顾了他家，房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存在箱子里的800多元被偷走了。
好在从一开始，他就有了防范心理。每天晚上或者白天家里没人的时候，他把瓷壶埋在院子里，并且几乎每天都换地方。几个月后，院子里到处都是他挖的坑。因为频繁换地方，到后来，连家里人也不知道瓷器到底埋在哪里。
一个外地来的古董商出价10万，马忠没有动心。村里一个“跑买卖”的人提出带马忠到上海去找人鉴定卖掉瓷壶，他承担路费等所有费用，卖的钱他和马忠平分。马忠也拒绝了，他知道，出土的文物是不能卖的。
8个多月过去，马忠觉得瓷壶放在家里始终不是个事。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管它值钱不值钱，先交给国家，睡个安稳觉再说。
马忠来到镇上，经人指点，在邮局的电话黄页上找到了北京文物部门的电话。电话打通了，对方告诉他找伊犁州的文物部门。
在联系到当时的伊犁州文物管理所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99年6月18日这天，时任伊犁州文物管理所所长的安英新带着3人来了。当着大家的面，马忠从家里装麦子的麻袋里取出了瓷壶。
安英新拿在手里看了看说“可以卖好多钱”，还说了一堆表扬的话。马忠说：“不管怎样，交给你们，我也就放心了。”临走时，安英新拿出200元钱给马忠，马忠没要。“他为啥不要，我说了家里丢钱和给北京打长途电话，共花去1000多块钱的实情。”
为了感谢马忠的义举，新疆伊犁州博物馆给马忠特批奖励1000元钱和一本荣誉证书。证书落款为伊犁州文物管理所，并盖有公章，落款日期为1999年6月18日，该日期与伊犁州文物管理所拿走青花瓷的证明上的日期相同。
马忠挖出元青花瓷上交国家的事迹登上报纸，大家才知道元青花凤首扁壶国内目前仅两件，为鸾凤各一尊。一为凤，现存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一为鸾，现存北京首都博物馆。两件元代青花凤首扁壶交相辉映，鸾凤和鸣。
新疆伊犁州博物馆的这件元青花凤首扁壶，高18.5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8.2厘米、腹径17.2厘米、重660克、足径4.3×8.2厘米 。
这件青花凤首扁壶，壶体扁圆，直颈小唇口，浅圈足，底足在沙胎上挂一层很薄的护胎釉。胎骨洁白，釉质莹润，白色中闪青。该壶以昂起的凤首作流，以卷起的凤尾作柄，凤身绘在圆形壶体上部，双翅垂至壶体两侧，壶体下部则装饰盛开的牡丹，呈现一种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颇富情趣的情景。白地兰花，色彩鲜艳，清新雅致，主题突出。
2003年9月20 日，这尊青花凤首扁壶首次参加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在展览上不仅令观众叹为观止，还遇见了一尊同他相似的青花凤首扁壶，两尊壶共同亮相，专家戏称他们为情人，好似一鸾一凤。
两件凤首壶的最大区别在于凤的尾部，首博扁壶的凤尾为卷草状，两条卷草状尾分别绘于壶柄两侧。新疆扁壶的凤尾为散锯齿状，四条凤尾分布于壶柄两侧。从花纹看，凤身下面的莲花纹绘画于扁壶下面的空白处，莲枝、莲花、莲叶的起点和走势也各不相同。此外，两件扁壶底足上的花纹也不同，首博扁壶为覆莲装饰，大小莲瓣相间，新疆扁壶底足上的边饰是回文。
从绘画风格和青花色调看，两件扁壶的发色都很纯正，首博扁壶的青花发色更为稳定、清晰，而新疆扁壶的青花发色晕散。从两壶的尺寸看，两壶口径相同，首博扁壶高18.7厘米，略高于新疆的18.4厘米。首博扁壶底足宽度8.3厘米，略长于新疆的8.2厘米。整体来看，两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但因首博所藏凤首扁壶于1970年在北京市鼓楼窖藏出土时碎为48片，大如手掌，小如黄豆，另有17处缺“肉”。2003年，著名古陶瓷修复专家蒋道银先生受首博之托，对凤首扁壶进行修复。历经一年半，在蒋先生的精心修复下，凤首扁壶才重获完整之身，而且残缺的青花纹饰一一重现。
因此，伊犁州博物馆馆藏的这尊元青花凤首扁壶成为全国保存较完整的唯一一件，堪称“镇馆之宝”。
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很少，据不完全统计，国外有元青花藏品200余件，主要分布于土耳其和伊朗，少数分布在德国、英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国内收藏的元青花完整器件约100多件，可谓物以稀为贵。
这尊元代青花凤首扁壶，让我们领略了它圆润雅致的中国瓷的青花风采，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历史的符号下的文化底蕴。
#考古##考古发现##元青花#
1999年，新疆伊犁霍城县西宁庄村村民二沙建房子，左邻右舍都去帮忙。村民马忠和十几个人到自家的土包中取土时，谁也没料到马忠竟挖出一件精美的瓷器。“当时铁锹一下去，感觉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个白色的瓷壶。”马忠回忆，当时在现场就有人说，“原来是个旧壶”。
“我拿回家擦亮了一看，白色的壶身上有蓝色的花纹，只有把手损坏了，真的好看得很。”马忠说，随后他挖出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村里的人都来参观，紧接着收古董的人也来了。
随着来的人越来越多，马忠发现已经有人开始打歪主意，因为有天夜里，小偷光顾了他家，房子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存在箱子里的800多元被偷走了。
好在从一开始，他就有了防范心理。每天晚上或者白天家里没人的时候，他把瓷壶埋在院子里，并且几乎每天都换地方。几个月后，院子里到处都是他挖的坑。因为频繁换地方，到后来，连家里人也不知道瓷器到底埋在哪里。
一个外地来的古董商出价10万，马忠没有动心。村里一个“跑买卖”的人提出带马忠到上海去找人鉴定卖掉瓷壶，他承担路费等所有费用，卖的钱他和马忠平分。马忠也拒绝了，他知道，出土的文物是不能卖的。
8个多月过去，马忠觉得瓷壶放在家里始终不是个事。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管它值钱不值钱，先交给国家，睡个安稳觉再说。
马忠来到镇上，经人指点，在邮局的电话黄页上找到了北京文物部门的电话。电话打通了，对方告诉他找伊犁州的文物部门。
在联系到当时的伊犁州文物管理所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99年6月18日这天，时任伊犁州文物管理所所长的安英新带着3人来了。当着大家的面，马忠从家里装麦子的麻袋里取出了瓷壶。
安英新拿在手里看了看说“可以卖好多钱”，还说了一堆表扬的话。马忠说：“不管怎样，交给你们，我也就放心了。”临走时，安英新拿出200元钱给马忠，马忠没要。“他为啥不要，我说了家里丢钱和给北京打长途电话，共花去1000多块钱的实情。”
为了感谢马忠的义举，新疆伊犁州博物馆给马忠特批奖励1000元钱和一本荣誉证书。证书落款为伊犁州文物管理所，并盖有公章，落款日期为1999年6月18日，该日期与伊犁州文物管理所拿走青花瓷的证明上的日期相同。
马忠挖出元青花瓷上交国家的事迹登上报纸，大家才知道元青花凤首扁壶国内目前仅两件，为鸾凤各一尊。一为凤，现存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一为鸾，现存北京首都博物馆。两件元代青花凤首扁壶交相辉映，鸾凤和鸣。
新疆伊犁州博物馆的这件元青花凤首扁壶，高18.5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8.2厘米、腹径17.2厘米、重660克、足径4.3×8.2厘米 。
这件青花凤首扁壶，壶体扁圆，直颈小唇口，浅圈足，底足在沙胎上挂一层很薄的护胎釉。胎骨洁白，釉质莹润，白色中闪青。该壶以昂起的凤首作流，以卷起的凤尾作柄，凤身绘在圆形壶体上部，双翅垂至壶体两侧，壶体下部则装饰盛开的牡丹，呈现一种凤鸟飞翔于牡丹丛中颇富情趣的情景。白地兰花，色彩鲜艳，清新雅致，主题突出。
2003年9月20 日，这尊青花凤首扁壶首次参加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青花的记忆——元代青花瓷文化展》，在展览上不仅令观众叹为观止，还遇见了一尊同他相似的青花凤首扁壶，两尊壶共同亮相，专家戏称他们为情人，好似一鸾一凤。
两件凤首壶的最大区别在于凤的尾部，首博扁壶的凤尾为卷草状，两条卷草状尾分别绘于壶柄两侧。新疆扁壶的凤尾为散锯齿状，四条凤尾分布于壶柄两侧。从花纹看，凤身下面的莲花纹绘画于扁壶下面的空白处，莲枝、莲花、莲叶的起点和走势也各不相同。此外，两件扁壶底足上的花纹也不同，首博扁壶为覆莲装饰，大小莲瓣相间，新疆扁壶底足上的边饰是回文。
从绘画风格和青花色调看，两件扁壶的发色都很纯正，首博扁壶的青花发色更为稳定、清晰，而新疆扁壶的青花发色晕散。从两壶的尺寸看，两壶口径相同，首博扁壶高18.7厘米，略高于新疆的18.4厘米。首博扁壶底足宽度8.3厘米，略长于新疆的8.2厘米。整体来看，两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但因首博所藏凤首扁壶于1970年在北京市鼓楼窖藏出土时碎为48片，大如手掌，小如黄豆，另有17处缺“肉”。2003年，著名古陶瓷修复专家蒋道银先生受首博之托，对凤首扁壶进行修复。历经一年半，在蒋先生的精心修复下，凤首扁壶才重获完整之身，而且残缺的青花纹饰一一重现。
因此，伊犁州博物馆馆藏的这尊元青花凤首扁壶成为全国保存较完整的唯一一件，堪称“镇馆之宝”。
完整的元代青花瓷器很少，据不完全统计，国外有元青花藏品200余件，主要分布于土耳其和伊朗，少数分布在德国、英国、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国内收藏的元青花完整器件约100多件，可谓物以稀为贵。
这尊元代青花凤首扁壶，让我们领略了它圆润雅致的中国瓷的青花风采，看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历史的符号下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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