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找房回应上海研发全员被优化：行业环境变化 部分岗位调整
2021年10月12日 来源： 新京报
10月11日，新京报记者从多个独立信源处获悉，贝壳找房上海研发整个团队被优化，裁员补偿为“N+3”。
针对上述消息，贝壳找房独家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今年以来，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据此对上海地区部分业务岗位进行调整。对于此次调整涉及到的员工，公司将严格遵守国家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妥善安排，同时为其优先提供内部转岗机会。
行业动态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字节跳动收购经纪牌照 它的对手是贝壳找房
房中介领域闯入了一头“大象”贝壳找房，自去年8月上市以后，贝壳找房的股价表现屡屡刷新外界认知，市值最高时冲破900亿美元，远超房地产开发商三巨头“碧万恒”。
这是一个业内公认的“房产中介互联网化”的成功案例，然而，去年全年贝壳找房的市场占有率仅约15.7%。庞大的市场余量令众人垂涎，包括互联网公司，“谁会是下一个贝壳”也成为了市场关心的问题。
近日，北京福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福旺”)易主，母公司由北京金色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金色麦田”)，变更为北京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好房有幸”)。
股权穿透后可以发现，金色麦田为缪寿建创办的房产中介公司麦田房产所有，而好房有幸是张一鸣成立的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全资控股。字节跳动旗下房产信息平台幸福里向时代财经透露，好房有幸属于该平台旗下公司。
缪寿建和张一鸣是福建老乡，一个深耕北京，同时在北京、福州和厦门拥有900余家直营房产中介门店；一个是在北京创立了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和皮皮虾等，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巨头。
尽管这次交易的标是一家原本毫不起眼的子公司，但背后的用意却引发外界的极大揣摩。“我们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幸福里回应传言时表示。不过，时代财经从另外的途径获悉，字节跳动此举或是在为未来布局线下门店铺路。
“曲线救国”收购中介牌照
“字节跳动收购的其实是一个空壳公司”，知情人士向时代财经透露，“麦田应该根本没有(在福旺)投入过经营，里面也没有什么资产，字节跳动主要是为了获得资质，有了那个资产才可以从事房产经纪业务”。
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我国开展房地产经纪活动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必须拥有营业执照；二是必须拥有备案证明文件。
备案证明文件由相关机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取得。然而，在北京想要拿到备案证明文件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
时代财经了解到，2017年北京全市范围内暂停了房产中介机构的备案，这导致新的中介门店无法开店经营的状况。实际上在备案暂停后，市场上出现了买卖中介机构的行为，买家的目的是获取相关机构所拥有的经营资质。
不同的信源告诉时代财经，北京市已于近期放开了相关资质的申请，但北京市西城区和通州区有关部门回应称，目前仍然不接受中介机构的备案申请，其中西城区给出的理由是“政府不允许有些行业扩大规模”，而丰台区则表示“最近已经可以通过北京住建委官网申请备案”。
而资质获取之难或许是字节跳动最终采取 “曲线救国”策略的原因。时代财经了解到，字节跳动旗下的幸福里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提供新房和二手房买卖信息的平台，目前已进入北京、广州、长沙、合肥、南京、杭州、昆明、天津、西安等多座城市，二手房业务的合作对象包括我爱我家、麦田房产及其它小型中介机构。
实际上，幸福里是字节跳动介入房产中介业务的主要平台，早在2019年，字节跳动旗下主力产品今日头条原本的“房产频道”栏目就更名为“幸福里”。
知情人士告诉时代财经，目前幸福里还没到可以发展线下门店的阶段，“只能先让幸福里平台的资讯类内容丰富起来，重点仍在线上，但他们肯定想在战略上更进一步，至于未来会不会真的做线下就见仁见智了”。
另据时代财经获悉，幸福里的运营主体是北京无限光场科技公司，控股股东是字节跳动有限公司；而收购福旺的好房有幸由字节跳动(香港)有限公司100%持股。今年7月份，香港公司的经营范围新增“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并增设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合肥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亦包括“房地产经纪”。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里回应布局线下传言时表示 “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但知情人士透露，幸福里的确是想成为另一个贝壳找房，只不过目前更像房天下和安居客。
实际上，“成为贝壳找房”是互联网巨头们共同的梦想。早在2009年，张一鸣便创立过垂直房产搜索引擎“九九房”；2010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也曾与口碑网合作推出房产频道，此后在2020年上线了天猫好房；2014年京东亦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
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京东三家互联网巨头，是目前对房产中介领域有着较深渗透的互联网公司里，旗下的主力平台分别为幸福里、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不过，比起贝壳找房、安居客和房天下，业内人士、购房者和经纪人对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平台评价不高。
幸福里早在2020年便与麦田房产展开合作，此后相关房源和经纪人陆续接入幸福里平台，一名麦田房产的经纪人告诉时代财经，幸福里能够为他们导入来自于字节跳动其他平台的流量，比如抖音，“但不能说幸福里有多好，只是麦田房产自有的线上平台太差了”。
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的反响同样不理想。和天猫好房合作的一个广州新盘销售人员告诉时代财经，该楼盘从未接过一个来自于天猫好房的客户电话，“更别说成交了”。此外，时代财经通过天猫好房联系到的一名二手房中介表示，“说实话，你是第一个通过天猫好房打电话过来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天猫好房的二手房业务上线时间是今年的7月16日。
比起幸福里和天猫好房，京东房产网络平台上线的时间更早，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上线了新房和二手房业务。然而，京东房产的客服人员告诉时代财经，目前新房仅仅提供房源信息的页面展示。二手房方面，2020年京东房产在线下落地了“好房京选”，核心模式是为合作的中介机构提供品牌、流量、运营、系统等方面支持。目前，京东房产二手房板块主推好房京选，但当时代财经试图以购房者的身份通过京东房产联系二手房经纪人时，连续两名经纪人早已离职，但平台并未作出更新，导致无法获得有效信息。
在分析互联网平台介入房产中介领域后表现平庸的原因时，景晖智库首席经济学胡景晖表示，如果只是简单地流量生意，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基本已经走到尽头了，因为线上的流量成本已经非常高了，在北京获取一个有效的线下看房成本大概在3000元左右，互联网公司做线下，目的是保住已有的线上生意以及实现线上线下的打通”。
不过，胡景晖认为，房产交易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比如看房、签约、贷款、缴税、过户等购房流程基本都要在线下进行，而房产交易的复杂程度和非标准化，更是给互联网公司做好房产中介这一行设置了极高的门槛。
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房和二手房的宗交易规模达到了22.3万亿元，而身为“房产中介互联网化”成功案例的贝壳找房，去年实现的总交易额仅约3.5万亿元，占比15.7%。尽管互联网公司入局房产中介领域道阻且长，但庞大的市场余量，依然诱惑着它们追逐“下一个贝壳找房”的梦想
2021年10月12日 来源： 新京报
10月11日，新京报记者从多个独立信源处获悉，贝壳找房上海研发整个团队被优化，裁员补偿为“N+3”。
针对上述消息，贝壳找房独家回应新京报记者称，今年以来，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据此对上海地区部分业务岗位进行调整。对于此次调整涉及到的员工，公司将严格遵守国家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妥善安排，同时为其优先提供内部转岗机会。
行业动态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字节跳动收购经纪牌照 它的对手是贝壳找房
房中介领域闯入了一头“大象”贝壳找房，自去年8月上市以后，贝壳找房的股价表现屡屡刷新外界认知，市值最高时冲破900亿美元，远超房地产开发商三巨头“碧万恒”。
这是一个业内公认的“房产中介互联网化”的成功案例，然而，去年全年贝壳找房的市场占有率仅约15.7%。庞大的市场余量令众人垂涎，包括互联网公司，“谁会是下一个贝壳”也成为了市场关心的问题。
近日，北京福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福旺”)易主，母公司由北京金色麦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下称“金色麦田”)，变更为北京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好房有幸”)。
股权穿透后可以发现，金色麦田为缪寿建创办的房产中介公司麦田房产所有，而好房有幸是张一鸣成立的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全资控股。字节跳动旗下房产信息平台幸福里向时代财经透露，好房有幸属于该平台旗下公司。
缪寿建和张一鸣是福建老乡，一个深耕北京，同时在北京、福州和厦门拥有900余家直营房产中介门店；一个是在北京创立了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和皮皮虾等，是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巨头。
尽管这次交易的标是一家原本毫不起眼的子公司，但背后的用意却引发外界的极大揣摩。“我们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幸福里回应传言时表示。不过，时代财经从另外的途径获悉，字节跳动此举或是在为未来布局线下门店铺路。
“曲线救国”收购中介牌照
“字节跳动收购的其实是一个空壳公司”，知情人士向时代财经透露，“麦田应该根本没有(在福旺)投入过经营，里面也没有什么资产，字节跳动主要是为了获得资质，有了那个资产才可以从事房产经纪业务”。
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中介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我国开展房地产经纪活动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必须拥有营业执照；二是必须拥有备案证明文件。
备案证明文件由相关机构在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到所在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备案后即可取得。然而，在北京想要拿到备案证明文件是一件难度不小的事情。
时代财经了解到，2017年北京全市范围内暂停了房产中介机构的备案，这导致新的中介门店无法开店经营的状况。实际上在备案暂停后，市场上出现了买卖中介机构的行为，买家的目的是获取相关机构所拥有的经营资质。
不同的信源告诉时代财经，北京市已于近期放开了相关资质的申请，但北京市西城区和通州区有关部门回应称，目前仍然不接受中介机构的备案申请，其中西城区给出的理由是“政府不允许有些行业扩大规模”，而丰台区则表示“最近已经可以通过北京住建委官网申请备案”。
而资质获取之难或许是字节跳动最终采取 “曲线救国”策略的原因。时代财经了解到，字节跳动旗下的幸福里成立于2018年，是一个提供新房和二手房买卖信息的平台，目前已进入北京、广州、长沙、合肥、南京、杭州、昆明、天津、西安等多座城市，二手房业务的合作对象包括我爱我家、麦田房产及其它小型中介机构。
实际上，幸福里是字节跳动介入房产中介业务的主要平台，早在2019年，字节跳动旗下主力产品今日头条原本的“房产频道”栏目就更名为“幸福里”。
知情人士告诉时代财经，目前幸福里还没到可以发展线下门店的阶段，“只能先让幸福里平台的资讯类内容丰富起来，重点仍在线上，但他们肯定想在战略上更进一步，至于未来会不会真的做线下就见仁见智了”。
另据时代财经获悉，幸福里的运营主体是北京无限光场科技公司，控股股东是字节跳动有限公司；而收购福旺的好房有幸由字节跳动(香港)有限公司100%持股。今年7月份，香港公司的经营范围新增“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并增设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合肥好房有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亦包括“房地产经纪”。
互联网的尽头是房产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幸福里回应布局线下传言时表示 “没有直接布局线下门店的打算”。但知情人士透露，幸福里的确是想成为另一个贝壳找房，只不过目前更像房天下和安居客。
实际上，“成为贝壳找房”是互联网巨头们共同的梦想。早在2009年，张一鸣便创立过垂直房产搜索引擎“九九房”；2010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也曾与口碑网合作推出房产频道，此后在2020年上线了天猫好房；2014年京东亦开始进入房地产领域。
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和京东三家互联网巨头，是目前对房产中介领域有着较深渗透的互联网公司里，旗下的主力平台分别为幸福里、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不过，比起贝壳找房、安居客和房天下，业内人士、购房者和经纪人对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平台评价不高。
幸福里早在2020年便与麦田房产展开合作，此后相关房源和经纪人陆续接入幸福里平台，一名麦田房产的经纪人告诉时代财经，幸福里能够为他们导入来自于字节跳动其他平台的流量，比如抖音，“但不能说幸福里有多好，只是麦田房产自有的线上平台太差了”。
天猫好房和京东房产的反响同样不理想。和天猫好房合作的一个广州新盘销售人员告诉时代财经，该楼盘从未接过一个来自于天猫好房的客户电话，“更别说成交了”。此外，时代财经通过天猫好房联系到的一名二手房中介表示，“说实话，你是第一个通过天猫好房打电话过来的人”。值得一提的是，天猫好房的二手房业务上线时间是今年的7月16日。
比起幸福里和天猫好房，京东房产网络平台上线的时间更早，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上线了新房和二手房业务。然而，京东房产的客服人员告诉时代财经，目前新房仅仅提供房源信息的页面展示。二手房方面，2020年京东房产在线下落地了“好房京选”，核心模式是为合作的中介机构提供品牌、流量、运营、系统等方面支持。目前，京东房产二手房板块主推好房京选，但当时代财经试图以购房者的身份通过京东房产联系二手房经纪人时，连续两名经纪人早已离职，但平台并未作出更新，导致无法获得有效信息。
在分析互联网平台介入房产中介领域后表现平庸的原因时，景晖智库首席经济学胡景晖表示，如果只是简单地流量生意，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基本已经走到尽头了，因为线上的流量成本已经非常高了，在北京获取一个有效的线下看房成本大概在3000元左右，互联网公司做线下，目的是保住已有的线上生意以及实现线上线下的打通”。
不过，胡景晖认为，房产交易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比如看房、签约、贷款、缴税、过户等购房流程基本都要在线下进行，而房产交易的复杂程度和非标准化，更是给互联网公司做好房产中介这一行设置了极高的门槛。
贝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房和二手房的宗交易规模达到了22.3万亿元，而身为“房产中介互联网化”成功案例的贝壳找房，去年实现的总交易额仅约3.5万亿元，占比15.7%。尽管互联网公司入局房产中介领域道阻且长，但庞大的市场余量，依然诱惑着它们追逐“下一个贝壳找房”的梦想
【广州选筹，必须同时研究佛山】
广州跟深圳还不一样
深圳的主中心离临深的惠州和东莞都很远，目前也没有地铁接驳，所以对深圳的房价体系影响不大。
但广州不一样，珠江新城离佛山比广州市内很多区域都要近。并且将来有多条地铁接驳，广佛边界随着地铁开通而消弭，房价跟随地铁梯度变化。
所以，研究广州的选筹，需要同时了解佛山。
#广州楼市#
广州跟深圳还不一样
深圳的主中心离临深的惠州和东莞都很远，目前也没有地铁接驳，所以对深圳的房价体系影响不大。
但广州不一样，珠江新城离佛山比广州市内很多区域都要近。并且将来有多条地铁接驳，广佛边界随着地铁开通而消弭，房价跟随地铁梯度变化。
所以，研究广州的选筹，需要同时了解佛山。
#广州楼市#
民航三方圆桌对话 让更多航班运行更顺畅
从“双十一”变成购物节开始，每年这之后的几天，天空中的货机航班都会得到更多优待，毕竟大家都想自己的快递收的更快一点。今年，货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一方面货机在疫情暴发后运送了很多疫区急需的各种物资设备；另一方面在国际客运航线大幅缩减之时，货机航班逆势而上，成为航企提高经营效益的重要保障。
因此，10月30日在厦门召开的第三届航空公司 空管系统 民用机场圆桌对话会首次把客货运航班的运行协同一起提到了会议议程上。来自国内主要航空公司、机场和空管系统的代表在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中国民用机场协会、民航局空管局的召集下坐到了一起，谈过去的成果，谈磨合中的收获，更谈依然存在的问题和亟需提升的空间。
有了协同运行 航班保障效率上去了
今年8月11日，6号台风“米克拉”登陆厦门。厦门、泉州等机场先后迎来大风和降雨天气。作为厦门机场第二大基地航空公司，山东航空的飞机是否要调离厦门、如何补班及航班调减？关键时刻，厦门机场运管委启动的防台风应急处置响应程序发挥了作用。山航运行风险控制中心总经理金鑫说，厦门机场运管委、民航局监控中心高效运作，仅用了38分钟就批复了山航的航班调整计划，为其后续运行保障工作留下了充足时间，他们应对台风的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得安全平稳。
山航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山航在主运营基地青岛、厦门、北京、重庆等地的机场运管委均逐步派驻席位，其他机场也有营业部人员积极参与运管委协调机制。“三年下来，公司航班正常率稳步提升，今年1月~9月达到90.59%。”金鑫说。
受惠于运管委协同机制作用的不仅山航一家。1月~9月，春秋航空在运行的航站中，得益于运管委协同机制所带来的即时管控和协调干预，设立运管委的航站平均离港航班准点率89.86%，未设立运管委的航站平均离港航班准点率86.53%，设立运管委的航站运行品质相较于未设立运管委的航站，准点率高3.33个点。
各地运管委基本都以机场为主导，航空公司、空管等运行单位积极参与，但它能发挥成效是各方协同的结果，机场也需要得到航空公司的支持。在率先建立运管委的首都机场，过去一年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多次调整，特别是南航的全部、东航的大部分航班已经转场大兴机场后，首都机场东西区地面停机位、跑道、滑行道等核心资源不能得到均衡有效的应用，出港航班运行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中跑道以东区域的航班占比达到70%以上。为此，首都机场联合主要基地航空公司，先行试点东区西线航班跨越中跑道停放西区远机位，克服出港航班摆渡时间长和进港航班滑行时间长的保障困难，以缓解东区运行压力，提高西跑道利用率和航班正常水平。
各地的运管委也都在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变革。在广州，白云机场运管委于去年5月完成重构，新运管委借鉴欧控航班运行协调体系经验、全国流量管理系统建设思路、以TOBT统筹为核心，开展空管、航空公司、机场三大运行主体的精密协同研究。今年上半年白云机场国内航班恢复期与雷雨季重叠，他们开始了大范围时刻调整的尝试，使得出港航班调时成功率达到85%以上。在南京，南京机场运管委今年初以来制定并进一步完善了《南京机场运管委章程》、《南京机场运管委协同运行手册》、《南京机场运管委航班计划调减预案》、《南京机场运管委补班飞行计划处理程序》、《关于进一步完善运管委雷雨季节运行保障机制的意见》等规范化程序，完善雷雨、大雪、低能见度等特殊天气条件下的协同体系与协同流程。
各具特色背后存在各自为战的风险
在肯定三方协同运行机制带来的成效的同时，与会各方代表不回避问题，把发言的更多时间留给了提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的建议上。
白云机场运行控制中心主任潘健介绍说，他们的进港航班调时成功率不足50%，“究其原因，白云机场运管委作为单点，无法获知前序航班的状态和预计起飞时间，进港航班容流匹配分析基础不足。”与之类似，因为各地运管委之间缺乏协同，各单体运管委在进行航班计划调整时很难统筹兼顾到后续航班，进而就会出现后续航班荡延的现象。
这也得到了与会航空公司、机场代表的普遍认同。东航航班正常专家王梓权说，他们公司内的三级生产指挥体系，即总部、分子公司、航站/基地可以全部与空管系统的民航局空管局、地区空管局和各空管分局/站及机场进行对接，但是目前运管委的协调联动模式对区域内的机场需求没有统一的协调职能，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发挥三级联动的优势。在实际运行中，他们也注意到，虽然各机场都相继成立运管委，但各地机场采取的管理手段和措施不尽相同，对MDRS(大面积延误应急响应机制)的处理不同，处置方式不一。
南航和山航还把目光投射到运管委自身建设上。南航提交的书面材料则指出，各机场运管委普遍存在运行信息共享不足，协同平台缺乏系统支撑的情况，影响整体协同效率。南航还注意到，就目前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部分机场航班时刻安排和航班运行需求的匹配性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存在同方向同航线时刻临近等情况，航班计划抗干扰能力不足，公司之间缺乏统筹，需要根据运行情况对现存的航班时刻结构进行统筹优化。山航代表则认为运管委的权力不够，应该充分授予运管委航班动态调整权力，更好地发挥它的协同决策平台、资源协调平台、信息传递平台作用，解决制约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的瓶颈问题，激发全系统组织合力。
各方谈论的不仅有宏观层面，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对多名与会代表提到的南京飞西安等多条航线航班正常率持续走低的问题，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主任马辉回应说，为什么在沪兰空中大通道开通后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各家航空公司在大通道开通后增加了比较多的航班，加上各地机场之间在放行上还存在一些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在他看来，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南京和相关机场平衡的问题做好。
对有的航空公司代表反映的，个别机场在国际货运航班机组防疫要求上没有执行八部委检验检疫相关要求的问题，机场协会理事长王瑞萍当场表态，可以把具体哪些机场执行的不好告诉他们，他们会去加以协调解决。
加紧推进更高层面更深程度的协同运行
今年的圆桌对话会和前两年不同的是，货运航班运行也成为讨论的议题。在大多数人看来，与客运航班相比，货运航班应该对时间要求没那么严格，因而也没有对它的正常率进行考核。但顺丰航空董事长刘良浩在会上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他看来，货运航班对时间的要求比客运航班还要“刚性”，因为货机运送的绝大多数是快件，有很具体的时间要求，一旦货运航班发生延误，相关地面环节要付出更多努力来抢出时效，否则就可能对客户造成违约。
虽然民航局新近在航班时刻、地面设施等方面出台了不少扶持航空货运发展的政策，但由于航空客运的加速恢复以及保障资源的限制，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南航方面对今年3月~9月执行的8828班货机航班进行的统计显示，正常率仅为62.5%，跑道维修、流量控制分别为货机航班的第三和第四大不正常原因。天津机场副总经理徐焕然则提出了货机保障的另一个问题，相比其他机场的紧张局面，被明确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该机场存在的问题是“吃不饱”，应该在机场群中进一步明确差异化分工，在时刻上更多地向货运航班倾斜。
除了希望能够拿到主要机场更多时刻用于执行货机航班外，与会的货运航空公司代表还普遍希望在跑道维修上对货航有所关照。即在考虑机场关闭、跑道维护等计划性工作时，尽量避开货机航班运行时段（0时~6时）、快递运输高峰（5月~7月为水果时令运输高峰，9月~次年春节为快递传统运输高峰）。
而对于如何从整体上提高客货运航班的运行保障效率，马辉在会上发布了一条好消息。“目前，全国流量管理系统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自11月起陆续在各地区开展试运行，预计2021年4月将完成40家航空公司、69家机场的系统终端布设及数据交互工作，基本实现国内各主要航空公司、重点机场系统全覆盖”。他介绍，该系统将通过接入航班时刻、预先飞行计划、雷达综合航迹、ADS-B数据、ACARS数据、运行环境数据、气象信息以及机场和航空公司各类运行数据，致力于打造最全面、实时和准确的行业运行数据平台，为流量管理部门有效评估动态通行能力、科学开展流量预测、准确推算航班计划起飞时间（CTOT）、合理发布流量管理措施提供数据支撑。此外，系统也可通过数据交互的方式将运行数据推送至其他系统，实现数据的共通共享。
首都机场副总经理赵莹介绍，他们的日常办事机构运管委秘书处已经由原来的各成员单位轮值承担变为每年向成员单位招募挂职人员，以便将协同做的更“实”更“深”，让航司、空管、机场等各成员单位不但在运行保障中协同到位、衔接顺畅，在平台建设和日常管理中也能“协同”起来。她还建议两家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共同推动全国运管委平台的管理机制和标准化运作。
中国航协常务副理事长潘亿新表示，他们从这次会议开始，会把与会各位代表的意见建议收集整理，与机场协会一道进行分头落实，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使对话会真正开出压力和动力，开出干劲和成效，切实推动解决民航运行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共促行业安全协同发展。(《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许晓泓)
从“双十一”变成购物节开始，每年这之后的几天，天空中的货机航班都会得到更多优待，毕竟大家都想自己的快递收的更快一点。今年，货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一方面货机在疫情暴发后运送了很多疫区急需的各种物资设备；另一方面在国际客运航线大幅缩减之时，货机航班逆势而上，成为航企提高经营效益的重要保障。
因此，10月30日在厦门召开的第三届航空公司 空管系统 民用机场圆桌对话会首次把客货运航班的运行协同一起提到了会议议程上。来自国内主要航空公司、机场和空管系统的代表在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中国民用机场协会、民航局空管局的召集下坐到了一起，谈过去的成果，谈磨合中的收获，更谈依然存在的问题和亟需提升的空间。
有了协同运行 航班保障效率上去了
今年8月11日，6号台风“米克拉”登陆厦门。厦门、泉州等机场先后迎来大风和降雨天气。作为厦门机场第二大基地航空公司，山东航空的飞机是否要调离厦门、如何补班及航班调减？关键时刻，厦门机场运管委启动的防台风应急处置响应程序发挥了作用。山航运行风险控制中心总经理金鑫说，厦门机场运管委、民航局监控中心高效运作，仅用了38分钟就批复了山航的航班调整计划，为其后续运行保障工作留下了充足时间，他们应对台风的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得安全平稳。
山航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山航在主运营基地青岛、厦门、北京、重庆等地的机场运管委均逐步派驻席位，其他机场也有营业部人员积极参与运管委协调机制。“三年下来，公司航班正常率稳步提升，今年1月~9月达到90.59%。”金鑫说。
受惠于运管委协同机制作用的不仅山航一家。1月~9月，春秋航空在运行的航站中，得益于运管委协同机制所带来的即时管控和协调干预，设立运管委的航站平均离港航班准点率89.86%，未设立运管委的航站平均离港航班准点率86.53%，设立运管委的航站运行品质相较于未设立运管委的航站，准点率高3.33个点。
各地运管委基本都以机场为主导，航空公司、空管等运行单位积极参与，但它能发挥成效是各方协同的结果，机场也需要得到航空公司的支持。在率先建立运管委的首都机场，过去一年的运行环境发生了多次调整，特别是南航的全部、东航的大部分航班已经转场大兴机场后，首都机场东西区地面停机位、跑道、滑行道等核心资源不能得到均衡有效的应用，出港航班运行出现“一边倒”的情况，中跑道以东区域的航班占比达到70%以上。为此，首都机场联合主要基地航空公司，先行试点东区西线航班跨越中跑道停放西区远机位，克服出港航班摆渡时间长和进港航班滑行时间长的保障困难，以缓解东区运行压力，提高西跑道利用率和航班正常水平。
各地的运管委也都在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变革。在广州，白云机场运管委于去年5月完成重构，新运管委借鉴欧控航班运行协调体系经验、全国流量管理系统建设思路、以TOBT统筹为核心，开展空管、航空公司、机场三大运行主体的精密协同研究。今年上半年白云机场国内航班恢复期与雷雨季重叠，他们开始了大范围时刻调整的尝试，使得出港航班调时成功率达到85%以上。在南京，南京机场运管委今年初以来制定并进一步完善了《南京机场运管委章程》、《南京机场运管委协同运行手册》、《南京机场运管委航班计划调减预案》、《南京机场运管委补班飞行计划处理程序》、《关于进一步完善运管委雷雨季节运行保障机制的意见》等规范化程序，完善雷雨、大雪、低能见度等特殊天气条件下的协同体系与协同流程。
各具特色背后存在各自为战的风险
在肯定三方协同运行机制带来的成效的同时，与会各方代表不回避问题，把发言的更多时间留给了提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的建议上。
白云机场运行控制中心主任潘健介绍说，他们的进港航班调时成功率不足50%，“究其原因，白云机场运管委作为单点，无法获知前序航班的状态和预计起飞时间，进港航班容流匹配分析基础不足。”与之类似，因为各地运管委之间缺乏协同，各单体运管委在进行航班计划调整时很难统筹兼顾到后续航班，进而就会出现后续航班荡延的现象。
这也得到了与会航空公司、机场代表的普遍认同。东航航班正常专家王梓权说，他们公司内的三级生产指挥体系，即总部、分子公司、航站/基地可以全部与空管系统的民航局空管局、地区空管局和各空管分局/站及机场进行对接，但是目前运管委的协调联动模式对区域内的机场需求没有统一的协调职能，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发挥三级联动的优势。在实际运行中，他们也注意到，虽然各机场都相继成立运管委，但各地机场采取的管理手段和措施不尽相同，对MDRS(大面积延误应急响应机制)的处理不同，处置方式不一。
南航和山航还把目光投射到运管委自身建设上。南航提交的书面材料则指出，各机场运管委普遍存在运行信息共享不足，协同平台缺乏系统支撑的情况，影响整体协同效率。南航还注意到，就目前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部分机场航班时刻安排和航班运行需求的匹配性仍有一定提升空间，存在同方向同航线时刻临近等情况，航班计划抗干扰能力不足，公司之间缺乏统筹，需要根据运行情况对现存的航班时刻结构进行统筹优化。山航代表则认为运管委的权力不够，应该充分授予运管委航班动态调整权力，更好地发挥它的协同决策平台、资源协调平台、信息传递平台作用，解决制约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的瓶颈问题，激发全系统组织合力。
各方谈论的不仅有宏观层面，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对多名与会代表提到的南京飞西安等多条航线航班正常率持续走低的问题，民航局空管局运行管理中心主任马辉回应说，为什么在沪兰空中大通道开通后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各家航空公司在大通道开通后增加了比较多的航班，加上各地机场之间在放行上还存在一些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在他看来，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南京和相关机场平衡的问题做好。
对有的航空公司代表反映的，个别机场在国际货运航班机组防疫要求上没有执行八部委检验检疫相关要求的问题，机场协会理事长王瑞萍当场表态，可以把具体哪些机场执行的不好告诉他们，他们会去加以协调解决。
加紧推进更高层面更深程度的协同运行
今年的圆桌对话会和前两年不同的是，货运航班运行也成为讨论的议题。在大多数人看来，与客运航班相比，货运航班应该对时间要求没那么严格，因而也没有对它的正常率进行考核。但顺丰航空董事长刘良浩在会上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他看来，货运航班对时间的要求比客运航班还要“刚性”，因为货机运送的绝大多数是快件，有很具体的时间要求，一旦货运航班发生延误，相关地面环节要付出更多努力来抢出时效，否则就可能对客户造成违约。
虽然民航局新近在航班时刻、地面设施等方面出台了不少扶持航空货运发展的政策，但由于航空客运的加速恢复以及保障资源的限制，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南航方面对今年3月~9月执行的8828班货机航班进行的统计显示，正常率仅为62.5%，跑道维修、流量控制分别为货机航班的第三和第四大不正常原因。天津机场副总经理徐焕然则提出了货机保障的另一个问题，相比其他机场的紧张局面，被明确为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该机场存在的问题是“吃不饱”，应该在机场群中进一步明确差异化分工，在时刻上更多地向货运航班倾斜。
除了希望能够拿到主要机场更多时刻用于执行货机航班外，与会的货运航空公司代表还普遍希望在跑道维修上对货航有所关照。即在考虑机场关闭、跑道维护等计划性工作时，尽量避开货机航班运行时段（0时~6时）、快递运输高峰（5月~7月为水果时令运输高峰，9月~次年春节为快递传统运输高峰）。
而对于如何从整体上提高客货运航班的运行保障效率，马辉在会上发布了一条好消息。“目前，全国流量管理系统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自11月起陆续在各地区开展试运行，预计2021年4月将完成40家航空公司、69家机场的系统终端布设及数据交互工作，基本实现国内各主要航空公司、重点机场系统全覆盖”。他介绍，该系统将通过接入航班时刻、预先飞行计划、雷达综合航迹、ADS-B数据、ACARS数据、运行环境数据、气象信息以及机场和航空公司各类运行数据，致力于打造最全面、实时和准确的行业运行数据平台，为流量管理部门有效评估动态通行能力、科学开展流量预测、准确推算航班计划起飞时间（CTOT）、合理发布流量管理措施提供数据支撑。此外，系统也可通过数据交互的方式将运行数据推送至其他系统，实现数据的共通共享。
首都机场副总经理赵莹介绍，他们的日常办事机构运管委秘书处已经由原来的各成员单位轮值承担变为每年向成员单位招募挂职人员，以便将协同做的更“实”更“深”，让航司、空管、机场等各成员单位不但在运行保障中协同到位、衔接顺畅，在平台建设和日常管理中也能“协同”起来。她还建议两家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共同推动全国运管委平台的管理机制和标准化运作。
中国航协常务副理事长潘亿新表示，他们从这次会议开始，会把与会各位代表的意见建议收集整理，与机场协会一道进行分头落实，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使对话会真正开出压力和动力，开出干劲和成效，切实推动解决民航运行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共促行业安全协同发展。(《中国民航报》、中国民航网 记者许晓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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