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岚：坚决削减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贵阳市白云区第十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步岚在会上作《中共贵阳市白云区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报告提出，要绷紧纪律规矩之弦，让风清气正成为鲜明底色。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从严从重整肃作风顽疾。驰而不息纠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力整治“慵、懒、散、浮、拖、推”等作风突出问题，大力发扬“严、快、实、勤”的工作作风，持续为基层减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深化常态化政治性警示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带头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更严更实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常态化开展党内政治生态研判，紧盯“强省会”工作和全区中心工作中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重点领域问题，精准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决削减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做深做实“政治体检”。充分发挥巡视巡察“显微镜”“探照灯”作用，主动谋划好新一届区委巡察全覆盖工作，不断提升巡察规范化水平，扎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精准落实政治巡视巡察要求，健全完善监督体系，紧盯“关键少数”，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切实提升监督治理效能。#聚焦贵阳白云区党代会#（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奕璇）
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报告提出，要绷紧纪律规矩之弦，让风清气正成为鲜明底色。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从严从重整肃作风顽疾。驰而不息纠治“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力整治“慵、懒、散、浮、拖、推”等作风突出问题，大力发扬“严、快、实、勤”的工作作风，持续为基层减负，深入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深化常态化政治性警示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带头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更严更实保持反腐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常态化开展党内政治生态研判，紧盯“强省会”工作和全区中心工作中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资产聚集的重点领域问题，精准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决削减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做深做实“政治体检”。充分发挥巡视巡察“显微镜”“探照灯”作用，主动谋划好新一届区委巡察全覆盖工作，不断提升巡察规范化水平，扎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精准落实政治巡视巡察要求，健全完善监督体系，紧盯“关键少数”，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做实做细日常监督，切实提升监督治理效能。#聚焦贵阳白云区党代会#（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奕璇）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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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会百人讲百年】山西省测绘学会：测量经天纬地 描绘大美山河
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前期性、公益性事业，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测绘成果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政府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发展、自然资源管理、城乡建设规划、资源调查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综合治理、重大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地理信息支撑。
山西省测绘学会成立于1964年，已经度过了57个春秋，作为全省测绘事业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助推者，伴随着山西测绘事业一同成长。
年湮代远的测绘历史
早在西晋时期，山西闻喜县人裴秀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创立“制图六体”，以“计里画方”方法绘制地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为中国明代以前制图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末清初，西方测绘技术传入中国。在全国测量天文点时，在山西实测8个点，为实测地图开创了门径。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山西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各军分区作战参谋部门，相继增设测绘人员，除收集、翻印和修测山西省1:50000地形图外，还绘制部队行军路线图、行政区划图。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随营学校（即晋中公学，驻太谷县）曾讲授测量学课程，培养测绘人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测绘事业百废待兴。1950年开始在交通、城建、煤炭等部门组建了各自的专业测绘队伍。9年后，山西省测绘管理处成立，山西省有了统一的测绘管理机构。1969年，山西省完成全省第一代1:50000地形图，开始采用航测方法测绘1:10000地形图。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成立后，编制出版了《山西省普通地图集》《山西省自然地图集》等，开创了山西地图编制的新阶段。
与时俱进的测绘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山西省各行业的快速发展，对测绘事业的保障服务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省测绘事业发展步入快车道，建成全国领先的数字化测绘生产基地，实现传统测绘体系向数字化测绘体系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2001年，山西省加快实施“数字山西”战略，启动了数字山西地理空间框架建设。2009年，建成了全国首家地级市地理空间框架——数字太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该项目建立了全覆盖、多尺度、多类型、多时态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成了数字太原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依托数字太原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搭建的环保、药监、基准地价、人防、公共服务5个应用示范系统取得明显成效。此后，全省各市、县的数字城市（县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陆续启动。数字山西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地理信息资源共享，推进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社会化应用，为市、县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地理信息支撑。
2013年4月，山西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正式启动，历时3年，完成了普查数据采集、标准时点核准、数据库建设和数据统计分析等工作，首次全面查清了全省各类地表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现状、空间分布，准确掌握了全省“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禀赋和空间特征，掌握了山西省地理国情“家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之撑。从2016年开始，按年度开展地理国情常态化监测工作。地理国情监测通过对地理国情进行动态测绘、统计，从地理的角度来综合分析和研究国情，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提供真实可靠和准确权威的地理国情信息。进入2021年，围绕自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履行，适当调整地理国情监测技术方案，以保证监测成果满足山西省国土变更调查、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用途管制、权益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督察执法、林草湿保护等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在全面推进测绘科技进步、加强测绘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技术、装备、人才和海量基础地理信息等优势，在应对突发事件、重大灾害监测和处置等方面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测绘保障服务。”学会理事长王喜瑞介绍道，“2003年、2020年面对肆虐的非典、新冠疫情，省测绘地理信息单位每天向省政府提供疫情趋势图，建成了《山西省防治非典（新冠）信息通信系统》《山西省防治非典（新冠）应急指挥系统》，为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在山西考察赶制了英文版《山西省地图》，为省交警部门制作了《山西省防非典交警警力分布图》等测绘成果，辅助省疫情防控部门科学应对疫情，保证防控工作及时到位。另外，分别在2008年山西襄汾溃坝事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09年古交屯兰煤矿矿难、2010年青海省玉树县地震、2010年乡宁县王家岭煤矿特大透水事故、2012年长治市天脊化工厂苯胺泄露事故、2013年2月临汾市曲亭水库溃坝事故、2013吕梁市交口县山体滑坡等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后，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单位第一时间派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数字航空摄影装备赶往灾区，完成航空摄影和数据处理，为灾情处置、灾后重建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技术支撑。”
勇于担当的测绘助手
学会突出学术性、技术性的办会特点，围绕模拟化、数字化及向智能化转型的各个技术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和业务特点，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通过培训交流，在隧道测量、地面沉陷观测、《山西省地名数据库》与《山西省大地成果数据库》建设、新型测距仪的检测以及触觉地图研制等各时期的前沿或关键技术方面均取得‘山西经验与构想’，为国内同行所汲取借鉴。”学会理事长王喜瑞告诉记者，“学会组织技术人员赴北京、西安、青岛，对全国的测绘新技术进行全面考察，制定测绘行业发展规划；组团赴英国等境外进行采矿沉陷损害及防治等学术考察，向我省有关部门提出相关的合理化建议。”在开展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九届理事会坚持工作创新，于2020年11月24日采取“线下研讨+线上直播”的形式，组织2000余人开展“党建+学术”研讨活动,丰富了研讨内容，创新了活动形式，增强了活动效果。
学会通过开展论文评选活动，促进测绘新理论、新技术的萌生与交流。学会秘书长李朝新告诉记者：“历届学会评选出的论文曾有5篇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57篇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数篇论文在中国测绘学会学术年会上进行了交流分享，一篇论文被列入莫斯科国际矿山测量会议上的专题报告，数篇论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有力地促进了测绘新理论、新技术的发展。”
据了解，学会在及时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宣传活动的同时，立足测绘行业的特点，曾先后在四川峨眉山、广西南宁、太原市迎泽公园、海南三亚以及榆社县云竹湖等多地组织开展了定向越野活动，增强了参赛者的读图识图技能，提高了测绘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学会还在太原科技馆开展了《我国卫星导航技术发展态势》《新一代卫星导航系统》等测绘新技术讲座，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热点技术的关注。除此之外，学会还摄制了《航空摄影测量》《保护测量标志》两部测绘科普电视片，组织开展了“8.29”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宣传日等多项活动。2021年，根据中共山西省科技类社会组织行业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百场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的有关精神要求，学会推选山西省测绘学会专职副秘书长赵卫平，学会理事、中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斌两名同志入选省科协科学家精神宣讲团。两名同志分别深入山西省能源学院、山西金瓯土地矿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宣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起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为测绘工作明确了“两支撑一提升”的工作定位，即“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各行业需求，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能力和水平”。山西省测绘学会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党的建设为统领，认真履职、扎实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思想库、学术交流主渠道、科技创新催化剂、测绘文化传播者的重要作用。坚持“四服务一加强”的工作定位，不断增强学会凝聚力和影响力，为山西省测绘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科学导报
测绘地理信息工作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前期性、公益性事业，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测绘成果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资源，是政府宏观调控、区域协调发展、自然资源管理、城乡建设规划、资源调查开发、生态环境保护、社会综合治理、重大灾害防治等各项工作不可或缺的基础地理信息支撑。
山西省测绘学会成立于1964年，已经度过了57个春秋，作为全省测绘事业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和助推者，伴随着山西测绘事业一同成长。
年湮代远的测绘历史
早在西晋时期，山西闻喜县人裴秀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创立“制图六体”，以“计里画方”方法绘制地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为中国明代以前制图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明末清初，西方测绘技术传入中国。在全国测量天文点时，在山西实测8个点，为实测地图开创了门径。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以山西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各军分区作战参谋部门，相继增设测绘人员，除收集、翻印和修测山西省1:50000地形图外，还绘制部队行军路线图、行政区划图。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随营学校（即晋中公学，驻太谷县）曾讲授测量学课程，培养测绘人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山西测绘事业百废待兴。1950年开始在交通、城建、煤炭等部门组建了各自的专业测绘队伍。9年后，山西省测绘管理处成立，山西省有了统一的测绘管理机构。1969年，山西省完成全省第一代1:50000地形图，开始采用航测方法测绘1:10000地形图。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成立后，编制出版了《山西省普通地图集》《山西省自然地图集》等，开创了山西地图编制的新阶段。
与时俱进的测绘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山西省各行业的快速发展，对测绘事业的保障服务提出了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省测绘事业发展步入快车道，建成全国领先的数字化测绘生产基地，实现传统测绘体系向数字化测绘体系转变的历史性跨越。
2001年，山西省加快实施“数字山西”战略，启动了数字山西地理空间框架建设。2009年，建成了全国首家地级市地理空间框架——数字太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该项目建立了全覆盖、多尺度、多类型、多时态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成了数字太原地理信息公共平台。依托数字太原地理信息公共平台搭建的环保、药监、基准地价、人防、公共服务5个应用示范系统取得明显成效。此后，全省各市、县的数字城市（县域）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陆续启动。数字山西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地理信息资源共享，推进了测绘地理信息成果的社会化应用，为市、县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地理信息支撑。
2013年4月，山西省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正式启动，历时3年，完成了普查数据采集、标准时点核准、数据库建设和数据统计分析等工作，首次全面查清了全省各类地表自然和人文地理要素现状、空间分布，准确掌握了全省“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禀赋和空间特征，掌握了山西省地理国情“家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之撑。从2016年开始，按年度开展地理国情常态化监测工作。地理国情监测通过对地理国情进行动态测绘、统计，从地理的角度来综合分析和研究国情，为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提供真实可靠和准确权威的地理国情信息。进入2021年，围绕自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履行，适当调整地理国情监测技术方案，以保证监测成果满足山西省国土变更调查、耕地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用途管制、权益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督察执法、林草湿保护等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在全面推进测绘科技进步、加强测绘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充分发挥技术、装备、人才和海量基础地理信息等优势，在应对突发事件、重大灾害监测和处置等方面提供了卓有成效的测绘保障服务。”学会理事长王喜瑞介绍道，“2003年、2020年面对肆虐的非典、新冠疫情，省测绘地理信息单位每天向省政府提供疫情趋势图，建成了《山西省防治非典（新冠）信息通信系统》《山西省防治非典（新冠）应急指挥系统》，为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组成的联合考察组在山西考察赶制了英文版《山西省地图》，为省交警部门制作了《山西省防非典交警警力分布图》等测绘成果，辅助省疫情防控部门科学应对疫情，保证防控工作及时到位。另外，分别在2008年山西襄汾溃坝事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2009年古交屯兰煤矿矿难、2010年青海省玉树县地震、2010年乡宁县王家岭煤矿特大透水事故、2012年长治市天脊化工厂苯胺泄露事故、2013年2月临汾市曲亭水库溃坝事故、2013吕梁市交口县山体滑坡等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后，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单位第一时间派专业技术人员携带数字航空摄影装备赶往灾区，完成航空摄影和数据处理，为灾情处置、灾后重建提供了及时、可靠的技术支撑。”
勇于担当的测绘助手
学会突出学术性、技术性的办会特点，围绕模拟化、数字化及向智能化转型的各个技术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和业务特点，广泛开展技术培训和学术交流。“通过培训交流，在隧道测量、地面沉陷观测、《山西省地名数据库》与《山西省大地成果数据库》建设、新型测距仪的检测以及触觉地图研制等各时期的前沿或关键技术方面均取得‘山西经验与构想’，为国内同行所汲取借鉴。”学会理事长王喜瑞告诉记者，“学会组织技术人员赴北京、西安、青岛，对全国的测绘新技术进行全面考察，制定测绘行业发展规划；组团赴英国等境外进行采矿沉陷损害及防治等学术考察，向我省有关部门提出相关的合理化建议。”在开展技术交流的同时，第九届理事会坚持工作创新，于2020年11月24日采取“线下研讨+线上直播”的形式，组织2000余人开展“党建+学术”研讨活动,丰富了研讨内容，创新了活动形式，增强了活动效果。
学会通过开展论文评选活动，促进测绘新理论、新技术的萌生与交流。学会秘书长李朝新告诉记者：“历届学会评选出的论文曾有5篇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57篇荣获山西省科技进步三等奖，数篇论文在中国测绘学会学术年会上进行了交流分享，一篇论文被列入莫斯科国际矿山测量会议上的专题报告，数篇论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有力地促进了测绘新理论、新技术的发展。”
据了解，学会在及时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宣传活动的同时，立足测绘行业的特点，曾先后在四川峨眉山、广西南宁、太原市迎泽公园、海南三亚以及榆社县云竹湖等多地组织开展了定向越野活动，增强了参赛者的读图识图技能，提高了测绘行业的社会影响力。学会还在太原科技馆开展了《我国卫星导航技术发展态势》《新一代卫星导航系统》等测绘新技术讲座，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热点技术的关注。除此之外，学会还摄制了《航空摄影测量》《保护测量标志》两部测绘科普电视片，组织开展了“8.29”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宣传日等多项活动。2021年，根据中共山西省科技类社会组织行业委员会关于组织开展百场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的有关精神要求，学会推选山西省测绘学会专职副秘书长赵卫平，学会理事、中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斌两名同志入选省科协科学家精神宣讲团。两名同志分别深入山西省能源学院、山西金瓯土地矿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开展宣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起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为测绘工作明确了“两支撑一提升”的工作定位，即“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各行业需求，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升测绘地理信息工作能力和水平”。山西省测绘学会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党的建设为统领，认真履职、扎实工作，充分发挥科技创新思想库、学术交流主渠道、科技创新催化剂、测绘文化传播者的重要作用。坚持“四服务一加强”的工作定位，不断增强学会凝聚力和影响力，为山西省测绘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来源：科学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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