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图书《气候创造历史（新知文库）》，我的评分：★★★☆☆ 相较其他气候历史学专著，这本写得比较好读，相对也比较浅显，给的都是结论，论据忽略了。有很多个人看法和个人经历的描述，占掉了3/5的篇幅，因此整体来说，干货较少，当线索读比较适合，相应的深度内容再去找其他专著。(来自… https://t.cn/A6xUm4cd
【西周利簋，为西周做过哪些贡献？】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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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提到国之重器的青铜器，不知大家脑海中首先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司母戊鼎”，现在叫“后母戊鼎”。这件上了中学历史课本的青铜器高133厘米、鼎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公斤，绝对是国之重器。当然了，评价一件青铜器的重要程度还与它的铭文数量，历史价值等等因素有关。我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件青铜器，叫“利簋”，它体型不大、重量很轻，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铭文也不多，内底铸铭文4行33字。但是也被称之为国之重器。
“利簋”
那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地位，拥有如此重大的价值呢？这还要从它的铭文说起。这四行33个字，经专家辩论，全文如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著名学者张政烺先生用现代话翻译一下铭文，就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
这段话很好理解，记载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在利簋发现之前，有文献记载“‘牧野之战’发生在甲子日清晨。”如《尚书·牧誓》中说：“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效牧野”；《逸周书·世俘》中写：“甲子朝，至接于商。”但不少人仍有疑惑。利簋及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不仅澄清了大家的疑虑，还让专家结合《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最终确定这一天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利簋上短短的33个字，破解了一个历史学的著名悬案，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它又被称为“武王征商簋”。
牧野之战
簋在西周时期是另外一种比较重要的食器/礼器，常与鼎成套出现，往往代表了主人的身份等级，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簋里面一般装的是黍稷稻粱等粮食，类似的还有簠，其中簋为圆口，簠为方口。这和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是紧密结合的。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独邀九位考古以及文博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分别是：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青铜器“西周利簋”、石刻壁画“秦石鼓文”、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书法：《平复帖》、绘画：《五牛图》、工艺品“真珠舍利宝幢”、陶瓷“定窑孩儿枕”和玉器“渎山大玉海”。其中利簋是1976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西段村村民在打井时发掘的。村民们发现的是一个西周窖藏，一共出土了151件青铜器。
所谓西周窖藏，就是西周中晚期，由于不断受到西方犬戎的威胁，不少王公贵族被迫迁徙，而家中一些贵重的物品，特别是青铜器无法带走，就挖坑埋掉，期待有朝一日能回来，再把它们挖出来，但这一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这个簋叫“利簋”的原因是制作者叫“利”，这在铭文中已有说明，他铸这个簋是为了纪念先祖檀公。那么，利是什么人呢？
据学者唐兰分析：利就是周初名臣檀伯达，达可能是字、利是名，名字相应。利簋的造型也很优美。深腹，双耳有珥，作兽首口衔鸟头状，圈足下有方座。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簋一周；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线条流畅清晰，共同给这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
现在，利簋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一。利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将赏赐的青铜制成簋，并刻下铭文留存的小小举动，为后世带来了非凡的意义。通过这件簋，今人破解了牧野之战的时间之迷，并推演出夏商周断代的时间。利簋还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铜器断代提供了实物见证。
西周中期开始，铭文体例出现了变化，记载的内容除了和王有关活动之外，还包括其他很多社会事件，例如大篇幅的册命金文，例如裘卫器上的土地交易、五年琱生鼎上的土地交易、散氏盘上的土地争端等等，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不为专门事件而作的铭文也出现了，如史墙盘，超长篇幅的铭文讲述了微氏史官家族史上列位先祖的丰功伟绩。
史墙盘
这和之前的铭文形成了鲜明的区别，西周早中期的铭文记录是讲给先祖们听的，而西周中晚期的这些和早期迥异的铭文实际上是给大家看的——封官赐土、土地交易、契约给所有人看到，让所有人作见证；先祖的丰功伟绩让所有人看到，炫耀自己家族的高贵。
换句话说，铭文记录在西周中晚期已经逐渐褪去了其宗教功能，转向一种向世俗社会开放的公开历史记录的性质，这个时候被后世称为“史料”的记录才开始符合一般历史研究的逻辑。从商到西周晚期，随着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演变，历史纪录经历了从鬼神领域走向人间的过程，所以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个进程基本完成，并随着列国政府的成熟化，历史记录开始爆发，形成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记录体例。看来利簋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利簋历史上也有这样的记载，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傣）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利簋
所以这时候，周人交流历史的对象就是死去的祖先，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大篇幅、较为客观的历史记录。周人通过铭刻在青铜彝器上的铭文和祖先交流，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的荣耀，而这些青铜器也被保存下来，作为这些作器者后代们重温祖先光荣的最好物证。虽然这些历史人物会随着时间的变迁逐渐被抹淡，但是这些历史文物却永久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永远的经典。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去国家博物馆亲自参观一下西周利簋的真实面貌。相信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和感受，这种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切实体现。西周利簋记录着西周时期的风雨，像我们娓娓道来那个时代的故事和沧桑，他仿佛就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历史的使者！
#千年前的兵马俑是什么颜色##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小子说老子##道德经#
《小子说老子》第五章•尧舜禅让的真正原因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
从前舜帝作小人之时，亲自在历丘那个地方耕种、劳作。
（“小人”，一般人乃至于许多专家学者都当作是“无耻小人”之小人解，或是当作“品德低下者”解，这是莫大的错误。对我而言，古人说的“小人”，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普通人、一般人”。
“小人”是相对“大人”而说，“君子”与“小人”相对，“大人”、“君子”、“小人”可以说思想格局与思想境界的深度与广度全责，也是为了方便探讨而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人”、“君子”、“小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统一体，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人”、“君子”、“小人”之分。
那么，具体来说，什么是“大人”呢？中国古代文化的“大人”可不同我们今天的“大人”表示什么“成年人”或“官员张大人、李大人”，中国文化中的“大人”是一种圣人境界，可以说“大人即圣人”。
好比《易经》中就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是圣人才有的境界。
又好比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可以说，与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与《中庸》中所说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与《大学》中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一贯、一体的内涵。
故后世许多人很难读懂孔子与《论语》的道理，也在于此。再来看看，这里对舜帝所描述的“小人”二字，完全就没有“无耻小人”或传统意义上的“品德低下者”的意思。因我们都知道，历史记载，舜从小都一直很有品德，不可能他“从前”是个“品德低下”的“小人”。像《二十四孝》中第一则便是舜帝的《孝感动天》的故事。）
“恐求中，自稽厥志。”
舜帝他当时恐求中，自稽厥志，
（据所查资料，“恐”，廖名春先生认为当读为“工”，意思为擅长、善于；李锐先生疑读为“恭”。可见古文不甚明确。但大意可翻译成“认真地、恭敬地、一心地希望寻求中道”。“自稽厥志”，自己认真查考（反省）自己、尽量降低固有的志向标准来适应大众。
如《史记》有载：“舜在假典，顾省厥遗。”这里的“厥”有短，缺之意，有降低标准之意。而“顾省”与前者的“自稽”都有自我稽查、自我反省之意。这都是我的个人理解，不作硬性标准决断。不强求别人也接受我的个人观点。）
“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
不违背于普通百姓以及百姓的诸多欲望心。
（“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此话很不易令人理解。金代的进士王特起有词句说“但愿此心如旧，天也不违人愿”，圣人行天道不违人愿，不强求别人必须做什么。若那样就成了逼迫，不是行天道。
不违人愿，是好愿望不违背，坏愿望也不违背。这话说出来大家也许不理解，会反问“好愿望不违背容易理解，但为什么坏愿望也不违背呢？这就不能接受了。”这就如禅宗的六祖惠能大师所说——“自性自度”，“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大致相似。
又如可从宋代的汾阳无德禅师在《楚圆集》中所说“佛不违众生愿”、“佛不脱众生愿”之开示中可感受得到这里的一部分道理。同样，圣人寻求中道，也一样不违众生愿，不违百姓愿。都是尽量地去开化、引导世人。
从这里而说，《保训》的中道道理实在非常高明，实在让人敬佩不已。古圣先贤虽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但思想境界都趋于一致。真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不假。）
“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
因此施设于上下远近之诸人，就变更所处的位置（“易位”，近似于现代话“换位思考”），来接近心思考察思辨，测度（推测研究）于普天之下阴阳二道的种种事物，都是顺应而不逆道而为。
（这里用的是“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有的说法是“乃易位设仪，测阴阳之物”。若是那样，“易位设仪”可能就《易经》设立“阴阳二仪”有关，这样也可以与后面的“测阴阳之物”贯通起来。具体文字难辨，我这里不作死句判断，而硬下结论，还有待研究。）
“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
等到舜即得到中道之后（“舜既得中”言意即是，舜已经明白懂得“中道”，即得道），说“不易”之道实际上只是“变名”而已。
（“言不易实变名”，变名，可理解为：只是表面“变化一下名称而已，内涵并不改变。主要原因是利于大众接受，而行出的一个方便法。”也可理解为：以变化之名行不变之事。二者皆可，二者皆具。此道理如同禅宗临济义玄禅师的“四料简”之法：“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正的“道”即是一切道与一切法，当然包括了以上的所有道理，何况只是“变名”而已呢。同样，这个道理，也符合、阐明、运用于老子的《道德经》中。）
“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
舜从此身体力行，合理、公正、诚心地信奉它，小心翼翼地为人做事，永不懈怠，以用它来作为“三降”之厚德，承载万事万物。
（“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身兹备惟允”，此句合于《尚书》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之理。也可窥见孔子的见地相当精确、独到。
“三降之德”之“三降”不知何意。《礼记·孔子闲居》有说：“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
这里可以作为对“三降”理解的一个参考。另外，此“三降”会不会类似于佛家的“降服其心”，又如降服贪、嗔、痴三毒呢？一笑！但无论如何，这“三降”不是什么坏事，应指向道之途，是崇高且难得的德行。）
“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由此，尧帝嘉赏、称赞于舜，任用授命于他来完成前人未完成的事业，传位于他，并传承于后代人。
（“帝尧嘉之，用受厥绪”。“绪”，绪业，如继未竟之绪，是指继承前人未完成的事业。同样地如“情绪”、“思绪”也有“连绵不断的情思”之意。故，此“绪”字当指代传承未竟事业，同时“绪”也有“传位”之意。由此，也可以说，正因为舜“得中”，即得了“中道”，尧才传位于舜。
我们一般史学上说尧舜禹的“禅让制”，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舜，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的人。这一点，如果能引起历史学家与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恐怕都要重新改写我们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当然，只怕专家、学者们可能不愿接受，也不敢接受。一笑！正如老子所说：“不笑，不足以为道！”）
“呜呼！发，祗之哉！”
啊！我儿姬发啊！你要恭敬传承这个“中道”啊！
（“呜呼！发，祗之哉！”“祗”，有恭敬、祗承、祗奉、传承信奉之意。。《说文》：“祗，敬也。”《周礼·春官·大司乐》有句“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也是敬之意。此“祗” 意合于前文“钦哉”，同合意于后文“敬哉”。这里也可见周文王对此“中道”传承于后世的重视。其重要性实在是不言而喻，何况“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小子说老子》第五章•尧舜禅让的真正原因
“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
从前舜帝作小人之时，亲自在历丘那个地方耕种、劳作。
（“小人”，一般人乃至于许多专家学者都当作是“无耻小人”之小人解，或是当作“品德低下者”解，这是莫大的错误。对我而言，古人说的“小人”，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普通人、一般人”。
“小人”是相对“大人”而说，“君子”与“小人”相对，“大人”、“君子”、“小人”可以说思想格局与思想境界的深度与广度全责，也是为了方便探讨而立。真正意义上的“大人”、“君子”、“小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统一体，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大人”、“君子”、“小人”之分。
那么，具体来说，什么是“大人”呢？中国古代文化的“大人”可不同我们今天的“大人”表示什么“成年人”或“官员张大人、李大人”，中国文化中的“大人”是一种圣人境界，可以说“大人即圣人”。
好比《易经》中就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是圣人才有的境界。
又好比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可以说，与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与《中庸》中所说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与《大学》中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是一贯、一体的内涵。
故后世许多人很难读懂孔子与《论语》的道理，也在于此。再来看看，这里对舜帝所描述的“小人”二字，完全就没有“无耻小人”或传统意义上的“品德低下者”的意思。因我们都知道，历史记载，舜从小都一直很有品德，不可能他“从前”是个“品德低下”的“小人”。像《二十四孝》中第一则便是舜帝的《孝感动天》的故事。）
“恐求中，自稽厥志。”
舜帝他当时恐求中，自稽厥志，
（据所查资料，“恐”，廖名春先生认为当读为“工”，意思为擅长、善于；李锐先生疑读为“恭”。可见古文不甚明确。但大意可翻译成“认真地、恭敬地、一心地希望寻求中道”。“自稽厥志”，自己认真查考（反省）自己、尽量降低固有的志向标准来适应大众。
如《史记》有载：“舜在假典，顾省厥遗。”这里的“厥”有短，缺之意，有降低标准之意。而“顾省”与前者的“自稽”都有自我稽查、自我反省之意。这都是我的个人理解，不作硬性标准决断。不强求别人也接受我的个人观点。）
“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
不违背于普通百姓以及百姓的诸多欲望心。
（“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此话很不易令人理解。金代的进士王特起有词句说“但愿此心如旧，天也不违人愿”，圣人行天道不违人愿，不强求别人必须做什么。若那样就成了逼迫，不是行天道。
不违人愿，是好愿望不违背，坏愿望也不违背。这话说出来大家也许不理解，会反问“好愿望不违背容易理解，但为什么坏愿望也不违背呢？这就不能接受了。”这就如禅宗的六祖惠能大师所说——“自性自度”，“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大致相似。
又如可从宋代的汾阳无德禅师在《楚圆集》中所说“佛不违众生愿”、“佛不脱众生愿”之开示中可感受得到这里的一部分道理。同样，圣人寻求中道，也一样不违众生愿，不违百姓愿。都是尽量地去开化、引导世人。
从这里而说，《保训》的中道道理实在非常高明，实在让人敬佩不已。古圣先贤虽地域不同，文化不同，但思想境界都趋于一致。真是“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不假。）
“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
因此施设于上下远近之诸人，就变更所处的位置（“易位”，近似于现代话“换位思考”），来接近心思考察思辨，测度（推测研究）于普天之下阴阳二道的种种事物，都是顺应而不逆道而为。
（这里用的是“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有的说法是“乃易位设仪，测阴阳之物”。若是那样，“易位设仪”可能就《易经》设立“阴阳二仪”有关，这样也可以与后面的“测阴阳之物”贯通起来。具体文字难辨，我这里不作死句判断，而硬下结论，还有待研究。）
“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
等到舜即得到中道之后（“舜既得中”言意即是，舜已经明白懂得“中道”，即得道），说“不易”之道实际上只是“变名”而已。
（“言不易实变名”，变名，可理解为：只是表面“变化一下名称而已，内涵并不改变。主要原因是利于大众接受，而行出的一个方便法。”也可理解为：以变化之名行不变之事。二者皆可，二者皆具。此道理如同禅宗临济义玄禅师的“四料简”之法：“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真正的“道”即是一切道与一切法，当然包括了以上的所有道理，何况只是“变名”而已呢。同样，这个道理，也符合、阐明、运用于老子的《道德经》中。）
“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
舜从此身体力行，合理、公正、诚心地信奉它，小心翼翼地为人做事，永不懈怠，以用它来作为“三降”之厚德，承载万事万物。
（“身兹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身兹备惟允”，此句合于《尚书》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唯精惟一，允执厥中”之理。也可窥见孔子的见地相当精确、独到。
“三降之德”之“三降”不知何意。《礼记·孔子闲居》有说：“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
这里可以作为对“三降”理解的一个参考。另外，此“三降”会不会类似于佛家的“降服其心”，又如降服贪、嗔、痴三毒呢？一笑！但无论如何，这“三降”不是什么坏事，应指向道之途，是崇高且难得的德行。）
“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由此，尧帝嘉赏、称赞于舜，任用授命于他来完成前人未完成的事业，传位于他，并传承于后代人。
（“帝尧嘉之，用受厥绪”。“绪”，绪业，如继未竟之绪，是指继承前人未完成的事业。同样地如“情绪”、“思绪”也有“连绵不断的情思”之意。故，此“绪”字当指代传承未竟事业，同时“绪”也有“传位”之意。由此，也可以说，正因为舜“得中”，即得了“中道”，尧才传位于舜。
我们一般史学上说尧舜禹的“禅让制”，尧把帝位禅让给了舜，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的人。这一点，如果能引起历史学家与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恐怕都要重新改写我们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当然，只怕专家、学者们可能不愿接受，也不敢接受。一笑！正如老子所说：“不笑，不足以为道！”）
“呜呼！发，祗之哉！”
啊！我儿姬发啊！你要恭敬传承这个“中道”啊！
（“呜呼！发，祗之哉！”“祗”，有恭敬、祗承、祗奉、传承信奉之意。。《说文》：“祗，敬也。”《周礼·春官·大司乐》有句“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也是敬之意。此“祗” 意合于前文“钦哉”，同合意于后文“敬哉”。这里也可见周文王对此“中道”传承于后世的重视。其重要性实在是不言而喻，何况“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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