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青年钢琴家李云迪被抓的事情，惹来不少人的讨论，觉得表面上看起来“贵气十足”的“钢琴王子”，其实在私下也可能是很龌龊的。
很多人以为“钢琴家”，或者从事高雅艺术的人，也一定拥有高尚的品德，如今看来并不是这样的。而且，其实钢琴圈出事儿，李云迪并不是第一位。
01李元玲
这段时间，因为李云迪出事，所以和他相关的节目、机构也纷纷撇清关系。而一位叫李元玲的女钢琴家也出面发声。
李元玲1987年7月17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演过电视剧《原生之罪》，同时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钢琴演奏家。
李元玲身材火辣，曾经还接受过李云迪一段时间的指导，所以她也常常用“李云迪美女徒弟”的名号在娱乐圈行走。
在李云迪被抓后，之前一直抱李云迪大腿的李元玲也赶忙表明态度，说她和李云迪是“从来没有越界的师生关系”。不知道算不算最后再蹭李云迪一波热度呢。
其实，李元玲今年也闹出过热点。当时，她被导演李建兴爆料经常在拍摄工作时迟到，并且性格太过以自我为中心，所以遭到公司的封杀。
李元玲则哭诉自己是冤枉的，背后原因是导演想让她与自己进行私下的男女关系，以此换取角色，遭到李元玲拒绝后，李建兴才会污蔑她。
但没想到，在重重压力下，她又有了寻死的念头，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说自己本想用一根电线了解自己，但电线太细被扯断，所以她没有成功。
而后她又为自己的情绪失控道歉，表示自己也有错，并感谢大家的支持。看来李元玲的经历也是比较曲折的。
02刘诗昆
去年年底，在81岁的高龄喜得千金，再当爸爸的刘诗昆被誉为是“中国钢琴家五圣手”之一。
最近，82岁的刘诗昆也被曝出为1岁女儿存了5亿基金，而且上面还可以再追加2个小朋友的名字，让人怀疑刘诗昆还有再追生孩子的计划。刘诗昆的现任老婆是女钢琴家孙颖。
刘诗昆在钢琴上的造诣非常高，17岁获得过在匈牙利举行的“李斯特钢琴比赛”特别奖，早在1958年的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上，19岁的他就获得了亚军。
但他在生活方面也是闹出过不少闹剧。他至今经历过3次婚姻，在1967年和执导过电影《原野》的女导演叶向真离婚。
之后他认识了比自己小21岁的报幕员盖燕，两人维持了近20年的婚姻后，夫妻却大打出手，甚至闹进了局子。
据悉，夫妻二人因为盖燕在逐渐控制刘诗昆财务后，私自购买了价值2600万的豪宅，夫妻之间也因财失义。
同时，盖燕还怀疑刘诗昆出轨，于是与之互殴，盖燕则称自己头部、背部和手臂受伤，刘诗昆脸被打伤，还表示自己身体不适，叫了救护车。
结果，两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被当作第三者的有“钢琴公主”之称的女钢琴家孙颖则表示：“我不是第三者，是正义者，要维护老师尊严到底，老师是我尊敬的人，老师声誉最紧要，我遇有闲言闲语，不会因为这样而不去帮他。”
没想到，最后刘诗昆和盖燕不欢而散，而他还真就娶了比自己小37岁的孙颖回家，让人不得不再次怀疑当年孙颖是不是真做“小三”的事情。
03柴琼妍
柴琼妍是一位年轻华裔女钢琴家，而她的事件中，她是一位受害者。她指出，国际知名的瑞士指挥大师、英国皇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夏尔·迪图瓦曾对她有过非常过分的行为。
1936年10月7日出生的迪图瓦，和李云迪是同月同日生。他获得过无数项国际大奖，被法国授予艺术与文学勋位，被称为是20世纪指挥法国音乐经典曲目的最后一位大师。
柴琼妍却爆料她还是音乐学院学生期间，就在与迪图瓦合作的时候，在后台被他强吻，当时很多男学生在场，只是大笑。
而在柴琼妍发声之际，也先后有6名女性音乐家、歌唱家指出被迪图瓦强吻、推到墙上，或者遭遇他的咸猪手。
事情一经爆料，迪图瓦也被8个国际知名乐团停止合作，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也指出不让迪图瓦在之后的演出指挥。
但迪图瓦不仅没有给涉事的女性道歉，还表示自己不记得自己有做过那些事情，但如今他的处境也算是晚节不保了。
04伊丽娜
伊丽娜是一位俄罗斯的年轻女钢琴家，2015年毕业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曾获得过3项国际大奖。
但她却在27岁的年龄裸身客死他乡。在2019年，她与男友前往匈牙利度假，没想到在浴室里遭遇天然气泄漏，男友发现后叫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但最后伊丽娜还是不治身亡。
她的老师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的尤里·博格达诺夫教授也心痛表示：“我的毕业生，一位伟大的钢琴家和一个很棒的人，伊丽娜·瓦列耶娃在匈牙利去世。安息。”
没想到，事后伊丽娜的家人希望将她的尸体送回国内，可匈牙利方面却表示因为国内在举办瞻礼节，所以拒绝了要求，一时之间也让伊丽娜的死多了一丝扑朔迷离的感觉。
除了以上说到的事件之外，在钢琴圈还发生过首届巴西维拉·罗伯斯钢琴大赛曝出内定丑闻，评委用不正当的手段干涉评委选举结果的事件，当时有“中国神童”之称的沈文裕也被迫出局。
还有已故钢琴家Liberace立波瑞斯，曾被曝出用掠夺式的方式追求同性，甚至公开折磨一位帅气的公共关系代理人。
看来，在钢琴圈里出过的事情也是不少的。对于受侵害的和意外去世的钢琴家表示遗憾，而对于主动犯错的人也不可轻易原谅。
有人说艺术和私生活要分开来看，不过“这个世界的确不止黑白两色，但一定要分清和划清黑与白”。在钢琴家里真的有触及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的问题也不应该姑息。
很多人以为“钢琴家”，或者从事高雅艺术的人，也一定拥有高尚的品德，如今看来并不是这样的。而且，其实钢琴圈出事儿，李云迪并不是第一位。
01李元玲
这段时间，因为李云迪出事，所以和他相关的节目、机构也纷纷撇清关系。而一位叫李元玲的女钢琴家也出面发声。
李元玲1987年7月17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演过电视剧《原生之罪》，同时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钢琴演奏家。
李元玲身材火辣，曾经还接受过李云迪一段时间的指导，所以她也常常用“李云迪美女徒弟”的名号在娱乐圈行走。
在李云迪被抓后，之前一直抱李云迪大腿的李元玲也赶忙表明态度，说她和李云迪是“从来没有越界的师生关系”。不知道算不算最后再蹭李云迪一波热度呢。
其实，李元玲今年也闹出过热点。当时，她被导演李建兴爆料经常在拍摄工作时迟到，并且性格太过以自我为中心，所以遭到公司的封杀。
李元玲则哭诉自己是冤枉的，背后原因是导演想让她与自己进行私下的男女关系，以此换取角色，遭到李元玲拒绝后，李建兴才会污蔑她。
但没想到，在重重压力下，她又有了寻死的念头，在社交平台发布照片，说自己本想用一根电线了解自己，但电线太细被扯断，所以她没有成功。
而后她又为自己的情绪失控道歉，表示自己也有错，并感谢大家的支持。看来李元玲的经历也是比较曲折的。
02刘诗昆
去年年底，在81岁的高龄喜得千金，再当爸爸的刘诗昆被誉为是“中国钢琴家五圣手”之一。
最近，82岁的刘诗昆也被曝出为1岁女儿存了5亿基金，而且上面还可以再追加2个小朋友的名字，让人怀疑刘诗昆还有再追生孩子的计划。刘诗昆的现任老婆是女钢琴家孙颖。
刘诗昆在钢琴上的造诣非常高，17岁获得过在匈牙利举行的“李斯特钢琴比赛”特别奖，早在1958年的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上，19岁的他就获得了亚军。
但他在生活方面也是闹出过不少闹剧。他至今经历过3次婚姻，在1967年和执导过电影《原野》的女导演叶向真离婚。
之后他认识了比自己小21岁的报幕员盖燕，两人维持了近20年的婚姻后，夫妻却大打出手，甚至闹进了局子。
据悉，夫妻二人因为盖燕在逐渐控制刘诗昆财务后，私自购买了价值2600万的豪宅，夫妻之间也因财失义。
同时，盖燕还怀疑刘诗昆出轨，于是与之互殴，盖燕则称自己头部、背部和手臂受伤，刘诗昆脸被打伤，还表示自己身体不适，叫了救护车。
结果，两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被当作第三者的有“钢琴公主”之称的女钢琴家孙颖则表示：“我不是第三者，是正义者，要维护老师尊严到底，老师是我尊敬的人，老师声誉最紧要，我遇有闲言闲语，不会因为这样而不去帮他。”
没想到，最后刘诗昆和盖燕不欢而散，而他还真就娶了比自己小37岁的孙颖回家，让人不得不再次怀疑当年孙颖是不是真做“小三”的事情。
03柴琼妍
柴琼妍是一位年轻华裔女钢琴家，而她的事件中，她是一位受害者。她指出，国际知名的瑞士指挥大师、英国皇家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夏尔·迪图瓦曾对她有过非常过分的行为。
1936年10月7日出生的迪图瓦，和李云迪是同月同日生。他获得过无数项国际大奖，被法国授予艺术与文学勋位，被称为是20世纪指挥法国音乐经典曲目的最后一位大师。
柴琼妍却爆料她还是音乐学院学生期间，就在与迪图瓦合作的时候，在后台被他强吻，当时很多男学生在场，只是大笑。
而在柴琼妍发声之际，也先后有6名女性音乐家、歌唱家指出被迪图瓦强吻、推到墙上，或者遭遇他的咸猪手。
事情一经爆料，迪图瓦也被8个国际知名乐团停止合作，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也指出不让迪图瓦在之后的演出指挥。
但迪图瓦不仅没有给涉事的女性道歉，还表示自己不记得自己有做过那些事情，但如今他的处境也算是晚节不保了。
04伊丽娜
伊丽娜是一位俄罗斯的年轻女钢琴家，2015年毕业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曾获得过3项国际大奖。
但她却在27岁的年龄裸身客死他乡。在2019年，她与男友前往匈牙利度假，没想到在浴室里遭遇天然气泄漏，男友发现后叫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但最后伊丽娜还是不治身亡。
她的老师俄罗斯格涅辛音乐学院的尤里·博格达诺夫教授也心痛表示：“我的毕业生，一位伟大的钢琴家和一个很棒的人，伊丽娜·瓦列耶娃在匈牙利去世。安息。”
没想到，事后伊丽娜的家人希望将她的尸体送回国内，可匈牙利方面却表示因为国内在举办瞻礼节，所以拒绝了要求，一时之间也让伊丽娜的死多了一丝扑朔迷离的感觉。
除了以上说到的事件之外，在钢琴圈还发生过首届巴西维拉·罗伯斯钢琴大赛曝出内定丑闻，评委用不正当的手段干涉评委选举结果的事件，当时有“中国神童”之称的沈文裕也被迫出局。
还有已故钢琴家Liberace立波瑞斯，曾被曝出用掠夺式的方式追求同性，甚至公开折磨一位帅气的公共关系代理人。
看来，在钢琴圈里出过的事情也是不少的。对于受侵害的和意外去世的钢琴家表示遗憾，而对于主动犯错的人也不可轻易原谅。
有人说艺术和私生活要分开来看，不过“这个世界的确不止黑白两色，但一定要分清和划清黑与白”。在钢琴家里真的有触及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的问题也不应该姑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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