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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刷《金陵十三钗》，比第一次看更难受
第一次看，被小日本的畜生行为恶心到，但更多的是被倪妮惊艳到，被这群乱世佳人美到。
这次看，她们依旧很美，就像剧里教堂的玻璃那样，是五彩斑斓的美。
而它们连畜生都不如，它们不承认不正视不道歉不忏悔，我们不忘记不理解不原谅不和解。
“商女亦知亡国恨，此恨无关风与月。” https://t.cn/R2WxQ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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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君的赠书# 第6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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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中国话剧舞台上莎士比亚戏剧演出进行科学化、系统化的梳理，
突破前人或话剧戏曲兼重或侧重于戏曲莎演的研究局限，
专以话剧莎演为研究对象，
秉承莎氏戏剧文本与话剧表演手法相结合、学术研究与舞台实践相结合的宗旨，
以时间为主线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层面对莎剧演出进行横向分析纵向对比，
厘清不同历史时段国人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接受态度与方式之异同，
归纳演绎出话剧莎演政治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特征，
建构起中国话剧舞台上莎剧演出体系，
拓展了中国莎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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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宣传孝道文化是林纾翻译莎士比亚故事文本中体现出的一大特征。兰姆在《哈姆雷特》（Hamlet，Prince of Denmark）中如此描写痛失父王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But upon no one did this unadvised action of the queen make such impression as upon this young prince，who loved and venerated the memory of his dead father almost to idolatry，and being of a nice sense of honour，and a most exquisite practiser of propriety himself，did sorely take to heart this unworthy conduct of his mother Gertrude。此句中loved 和venerated非常关键，蕴含着哈姆雷特对突然暴毙身亡父亲的深切思念。萧乾对此句的翻译如下：“可是最受王后这个轻率举动刺激的是年轻的王子。他爱他已故的父亲，差不多把他当作偶象来崇拜。哈姆莱特自己为人正派，讲究体面，一举一动都非常端重，他为母亲葛楚德的可耻行为感到十分难过。”而林纾则只一句带过：“而前王有子以孝行称于国人”。从两者的翻译对比之中可以看出萧乾的翻译是忠实于原文的，把loved 和venerated译为爱和崇拜，且采用白话文翻译，念起来也顺口一些。林纾的文言翻译简短，仅有数十来字，着重彰显哈姆雷特的“孝行”，其他细节描写却全部省略不译。
对于he still appeared in court in a suit of deep black，as mourning for the king his father’s death，which mode of dress he had never laid aside一句，萧乾的译文是：“他在宫里仍然穿着深黑色的衣服来哀悼他父王的死。他从来也不肯脱去丧服”；而林译却是：“盖太子挚孝之心，实根天性，长年黑衣，用志哀慕”，再次强调“挚孝之心，实根天性”。
对照原文之后必须承认，林纾的译文之中确实犯有钱钟书指责的错误：“漏译误译随处都是”。但同时，钱钟书对林氏“讹”译的肯定也是不容忽视的：“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不由我们不联想起他崇拜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对过去记传的润色或增饰。……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作为古文功底深厚的大师，林纾在翻译西洋小说之时进行文学叙述和描写方面的改笔、润笔也是情理之中的必然，其目的为使外来作品更符合中国的“古文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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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莎士比亚与文明戏（1899～1918）：文化转译 001
第一节话剧在中国的肇始005
第二节莎士比亚初入中国008
第三节莎士比亚翻译家林纾012
第四节莎士比亚在文明戏舞台上的演出019
第二章莎士比亚与初期话剧（1919～1930）：文化模仿 031
第一节胡适与莎士比亚034
第二节田汉与莎士比亚044
第三节上海戏剧协社与1930年《威尼斯商人》演出051
第三章莎士比亚与战时话剧（1931～1948）：文化武器 059
第一节1937年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062
第二节余上沅与国立剧校的莎剧演出070
第三节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的莎士比亚戏剧改编084
第四节黄佐临与《乱世英雄》演出101
第四章莎士比亚与“十七年”话剧（1949～1966）：文化写实 111
第一节“十七年”期间的话剧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115
第二节胡导与莎士比亚演出122
第三节张奇虹与1961版《罗密欧与朱丽叶》132
第五章莎士比亚与新时期话剧（1977～1989）：文化探索 141
第一节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146
第二节张奇虹的《威尼斯商人》演出152
第三节徐晓钟与1980版《马克白斯》164
第四节徐企平与莎士比亚戏剧演出178
第六章莎士比亚与多元化话剧（1990至现今）：文化改编 197
第一节1994年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204
第二节林兆华与莎士比亚戏剧演出209
第三节田沁鑫的莎士比亚话剧演出224
结语243
参考文献 250
@乔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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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间为主线从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层面对莎剧演出进行横向分析纵向对比，
厘清不同历史时段国人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接受态度与方式之异同，
归纳演绎出话剧莎演政治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特征，
建构起中国话剧舞台上莎剧演出体系，
拓展了中国莎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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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宣传孝道文化是林纾翻译莎士比亚故事文本中体现出的一大特征。兰姆在《哈姆雷特》（Hamlet，Prince of Denmark）中如此描写痛失父王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But upon no one did this unadvised action of the queen make such impression as upon this young prince，who loved and venerated the memory of his dead father almost to idolatry，and being of a nice sense of honour，and a most exquisite practiser of propriety himself，did sorely take to heart this unworthy conduct of his mother Gertrude。此句中loved 和venerated非常关键，蕴含着哈姆雷特对突然暴毙身亡父亲的深切思念。萧乾对此句的翻译如下：“可是最受王后这个轻率举动刺激的是年轻的王子。他爱他已故的父亲，差不多把他当作偶象来崇拜。哈姆莱特自己为人正派，讲究体面，一举一动都非常端重，他为母亲葛楚德的可耻行为感到十分难过。”而林纾则只一句带过：“而前王有子以孝行称于国人”。从两者的翻译对比之中可以看出萧乾的翻译是忠实于原文的，把loved 和venerated译为爱和崇拜，且采用白话文翻译，念起来也顺口一些。林纾的文言翻译简短，仅有数十来字，着重彰显哈姆雷特的“孝行”，其他细节描写却全部省略不译。
对于he still appeared in court in a suit of deep black，as mourning for the king his father’s death，which mode of dress he had never laid aside一句，萧乾的译文是：“他在宫里仍然穿着深黑色的衣服来哀悼他父王的死。他从来也不肯脱去丧服”；而林译却是：“盖太子挚孝之心，实根天性，长年黑衣，用志哀慕”，再次强调“挚孝之心，实根天性”。
对照原文之后必须承认，林纾的译文之中确实犯有钱钟书指责的错误：“漏译误译随处都是”。但同时，钱钟书对林氏“讹”译的肯定也是不容忽视的：“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不由我们不联想起他崇拜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对过去记传的润色或增饰。……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作为古文功底深厚的大师，林纾在翻译西洋小说之时进行文学叙述和描写方面的改笔、润笔也是情理之中的必然，其目的为使外来作品更符合中国的“古文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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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莎士比亚与文明戏（1899～1918）：文化转译 001
第一节话剧在中国的肇始005
第二节莎士比亚初入中国008
第三节莎士比亚翻译家林纾012
第四节莎士比亚在文明戏舞台上的演出019
第二章莎士比亚与初期话剧（1919～1930）：文化模仿 031
第一节胡适与莎士比亚034
第二节田汉与莎士比亚044
第三节上海戏剧协社与1930年《威尼斯商人》演出051
第三章莎士比亚与战时话剧（1931～1948）：文化武器 059
第一节1937年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062
第二节余上沅与国立剧校的莎剧演出070
第三节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的莎士比亚戏剧改编084
第四节黄佐临与《乱世英雄》演出101
第四章莎士比亚与“十七年”话剧（1949～1966）：文化写实 111
第一节“十七年”期间的话剧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115
第二节胡导与莎士比亚演出122
第三节张奇虹与1961版《罗密欧与朱丽叶》132
第五章莎士比亚与新时期话剧（1977～1989）：文化探索 141
第一节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146
第二节张奇虹的《威尼斯商人》演出152
第三节徐晓钟与1980版《马克白斯》164
第四节徐企平与莎士比亚戏剧演出178
第六章莎士比亚与多元化话剧（1990至现今）：文化改编 197
第一节1994年上海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204
第二节林兆华与莎士比亚戏剧演出209
第三节田沁鑫的莎士比亚话剧演出224
结语243
参考文献 250
@乔伊君
历史上，凡是人口衰退的时期，都是经济低谷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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