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一体 条抓块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浙江实践】（本报记者 施力维 于山）“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过去常用来形容基层治理的千头万绪。“条”“块”分割、县乡权责不对等、“看得见、管不着”、基层干部负担重等，是长期以来困扰基层的老大难问题。
如何将“千条线，拧成一股绳”？2020年10月以来，浙江在衢州全市域6个县（市、区）以及杭州余杭区等14个试点县（市、区），部署开展“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省委改革办牵头，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省大数据局等统筹推进改革试点，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差异化探索，推出了“一张事项责任清单”“一网智治指挥体系”“基层治理一件事”“一支队伍管执法”“一套县乡干部管理考评机制”“一个‘四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一年多来，以县域为单元，以事项为切入口，县级各部门“条”的权责关系被逐步理顺，乡镇（街道）“块”的统筹能力得到增强，“条”“块”更加协同。在数字化改革强大动能的推动下，试点地区的基层治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全省上下贯通、县乡一体的整体智治格局正在形成。
理顺“千条线” 厘清县乡权责界面
“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扎根于基层，创新于基层。一些基层“想管却管不好，想治却治不了”的难题，通过县级各部门与乡镇（街道）间“条”“块”协作的模式，迎刃而解。
为了理顺各部门“千条线”，各试点地区首先明晰了县乡事项责任边界，做到“一张清单明权责”。各地围绕“属地管理”还编制了事项责任清单，并同步建立配套的准入、调整和评估机制。目前，全省各试点单位梳理了67项“属地管理”事项。
在明确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全省各地在监管执法、应急管理、纠纷化解、平安建设等重点领域，谋划推出一批重要、高频、急迫、多跨的基层治理“一件事”集成改革项目。据统计，各试点县平均推出13件基层治理“一件事”。这为基层减负的同时，也解决了一些基层治理事项“处置难、办理慢”的问题。
河道非法采砂，威胁水利安全，让衢州市衢江沿线的乡镇（街道）备感压力。由于该事项涉及水利、公安、林业、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多个部门，过去乡镇（街道）发现非法采砂制砂后，需要协调各部门处置。“我们有属地责任，但是‘看得见、管不了’，部门则是‘管得了、看不见’。”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相关负责人说，针对非法采砂也搞过联合执法，但部门间职责不清、联而不合，不能形成长效机制。
如何根治病症？衢州以“事项”为切入口，打破条块壁垒，促进县乡协同，推动基层治理“一件事”改革。衢江区进一步明确事项权责，再造事件处置流程，并开发数字化应用系统，一旦发现非法采砂行为，只要乡镇（街道）吹哨，区水利局即负责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协同处理，行政效率大幅提高。通过此机制，当地实现非法采砂和违规制砂动态清零。
像非法采砂这样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基层治理难事还有很多。通过“一件事”集成改革，明确由“条”上的部门来牵头抓一件事的落实，减轻“块”上因属地责任带来的压力。
“这体现的是‘整体政府’的理念。”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说，属地责任不能无限放大。明确县级各部门及乡镇（街道）的职责，是基层减负、基层善治的关键。
拧成“一股绳” 推动各类资源下沉
改革，明确了“条抓”，还要加强“块统”，这样才能让“千条线”拧成一股绳。
“‘块’能不能统起来，关键在于能否为其赋能、赋权，并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杭州市临平区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说，对基层来说，这是一个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过程。
金华市婺城区通过“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将执法权下沉到基层。区综合行政执法队集中行使27个管理领域2511项行政处罚权，并根据需要,向乡镇（街道）赋权。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消防救援等专业执法队以及15支乡镇综合执法队，构成了基层执法队伍体系。
行政执法力量下沉到乡镇（街道），是一次突破性的改革。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蔡宁说，推动执法事项下放，赋予乡镇（街道）更大的权力，提高乡镇（街道）统筹协调能力，这对长期以来以县级为基层治理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次突破。
“执法事项和配套力量下沉到乡镇（街道），实现了基层行政执法从碎片化向一体化加快转变。”衢州市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说。衢州市在35个中心镇整合8个部门派驻力量，组建乡镇（街道）综合执法队，采取大镇带小乡的“1+X”模式，实现103个乡镇（街道）全覆盖，大大集约了执法资源。
嘉兴则通过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现了“综合查一次”，将执法对企业、群众的影响程度降到了最低。
改革，还进一步配强乡镇（街道）的人员力量。各试点县（市、区）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基于政务服务事项和“属地管理”事项责任等清单，推动人员编制资源向乡镇（街道）下沉。如人口众多、基层治理事务繁杂的瑞安市，已向乡镇（街道）下沉人员和编制近800名，约占机关人员总数的20%。
针对部门下沉干部，各地还优化了考核机制。在衢州，各县（市、区）根据干部所属的“岗位、模块、组团、专班”，对所有乡镇（街道）干部和部门派驻乡镇（街道）干部实行“四维考评”。年底县级部门和乡镇（街道）展开“双向互评”，对表现优秀的部门派驻人员实行正向激励，反之则可申请派驻部门召回，这将影响该人员的评先评优及职级晋升。
行政执法权下放，部门人员下沉，改革考评机制，调动起了乡镇（街道）干部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了基层治理的活力，提升了乡镇（街道）“统”的能力。
穿针引线 数字化改革助力整体智治
当前，浙江数字化改革正稳步推进，一系列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重大应用成果纷纷涌现。
数字化改革穿针引线，为“千条线拧成一股绳”形成整体智治的格局，提供了有效路径。
打造“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五大系统”、构建“制度和理论两大体系”的数字化改革“152”体系，如何向县以下延伸，更多惠及基层治理，这是浙江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课题。
推动“152”体系向县以下延伸，加快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浙江有基础也有潜力。2016年以来，浙江建设了“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的“141”基层治理体系。
推动“152”与“141”衔接贯通，衢州正在开展一系列探索。
当地把“县级矛调中心”迭代升级为功能更加齐全的“县级社会治理中心”。为对接“152”，该中心新增了重大应急管理、监管执法协调指挥、基层社会治理业务指导等功能，提升了承接任务时的过滤分拨、分析研判、预测预警能力。
当地还将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四平台”做了进一步的迭代完善，形成了“综治工作、监管执法、应急管理、公共服务”4个模块+“党建统领”“经济生态”2个模块的架构。这六大模块基本涵盖了乡镇（街道）的核心业务，基本具备了承接“152”的能力。同时，围绕迭代后的“基层治理四平台”，建强做实乡镇（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赋予其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指挥权、督导权、考核权。
杭州市临平区依托“基层治理四平台”，构建镇街、村社、网格“防控、执法、共治”三级联动圈，实现90%以上事件在镇街、村社化解处置。
“推动‘152’与‘141’衔接贯通，不是向下“甩锅”，而是要给基层减负赋能增效。要通过衔接贯通，逐步解决县乡基层治理中指挥体系不够集成、不够顺畅、不够高效的问题。”省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说。
在“141”体系的最末梢，“一个全科网格”的建设中，省委政法委明确“事务进网格要经过准入审查”，不能大事小事都往网格里扔。
不久前，杭州市试点上线“社区智治在线·一表通”场景应用，整合辖区网格内“人、房、企、事”数据，率先实现高频报表信息“一键生成、零录入”，数字化改革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填表格、做台账”的负担。
在数字化改革的牵引下，通过“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一个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基层治理格局正在浙江大地形成。（来源：浙江日报）
如何将“千条线，拧成一股绳”？2020年10月以来，浙江在衢州全市域6个县（市、区）以及杭州余杭区等14个试点县（市、区），部署开展“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省委改革办牵头，会同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委编办、省司法厅、省大数据局等统筹推进改革试点，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差异化探索，推出了“一张事项责任清单”“一网智治指挥体系”“基层治理一件事”“一支队伍管执法”“一套县乡干部管理考评机制”“一个‘四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等一系列改革举措。
一年多来，以县域为单元，以事项为切入口，县级各部门“条”的权责关系被逐步理顺，乡镇（街道）“块”的统筹能力得到增强，“条”“块”更加协同。在数字化改革强大动能的推动下，试点地区的基层治理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全省上下贯通、县乡一体的整体智治格局正在形成。
理顺“千条线” 厘清县乡权责界面
“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扎根于基层，创新于基层。一些基层“想管却管不好，想治却治不了”的难题，通过县级各部门与乡镇（街道）间“条”“块”协作的模式，迎刃而解。
为了理顺各部门“千条线”，各试点地区首先明晰了县乡事项责任边界，做到“一张清单明权责”。各地围绕“属地管理”还编制了事项责任清单，并同步建立配套的准入、调整和评估机制。目前，全省各试点单位梳理了67项“属地管理”事项。
在明确责任边界的基础上，全省各地在监管执法、应急管理、纠纷化解、平安建设等重点领域，谋划推出一批重要、高频、急迫、多跨的基层治理“一件事”集成改革项目。据统计，各试点县平均推出13件基层治理“一件事”。这为基层减负的同时，也解决了一些基层治理事项“处置难、办理慢”的问题。
河道非法采砂，威胁水利安全，让衢州市衢江沿线的乡镇（街道）备感压力。由于该事项涉及水利、公安、林业、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多个部门，过去乡镇（街道）发现非法采砂制砂后，需要协调各部门处置。“我们有属地责任，但是‘看得见、管不了’，部门则是‘管得了、看不见’。”衢州市衢江区高家镇相关负责人说，针对非法采砂也搞过联合执法，但部门间职责不清、联而不合，不能形成长效机制。
如何根治病症？衢州以“事项”为切入口，打破条块壁垒，促进县乡协同，推动基层治理“一件事”改革。衢江区进一步明确事项权责，再造事件处置流程，并开发数字化应用系统，一旦发现非法采砂行为，只要乡镇（街道）吹哨，区水利局即负责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协同处理，行政效率大幅提高。通过此机制，当地实现非法采砂和违规制砂动态清零。
像非法采砂这样跨领域、跨部门、跨层级的基层治理难事还有很多。通过“一件事”集成改革，明确由“条”上的部门来牵头抓一件事的落实，减轻“块”上因属地责任带来的压力。
“这体现的是‘整体政府’的理念。”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说，属地责任不能无限放大。明确县级各部门及乡镇（街道）的职责，是基层减负、基层善治的关键。
拧成“一股绳” 推动各类资源下沉
改革，明确了“条抓”，还要加强“块统”，这样才能让“千条线”拧成一股绳。
“‘块’能不能统起来，关键在于能否为其赋能、赋权，并提供制度性的保障。”杭州市临平区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说，对基层来说，这是一个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的过程。
金华市婺城区通过“一支队伍管执法”改革，将执法权下沉到基层。区综合行政执法队集中行使27个管理领域2511项行政处罚权，并根据需要,向乡镇（街道）赋权。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消防救援等专业执法队以及15支乡镇综合执法队，构成了基层执法队伍体系。
行政执法力量下沉到乡镇（街道），是一次突破性的改革。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蔡宁说，推动执法事项下放，赋予乡镇（街道）更大的权力，提高乡镇（街道）统筹协调能力，这对长期以来以县级为基层治理中心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次突破。
“执法事项和配套力量下沉到乡镇（街道），实现了基层行政执法从碎片化向一体化加快转变。”衢州市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说。衢州市在35个中心镇整合8个部门派驻力量，组建乡镇（街道）综合执法队，采取大镇带小乡的“1+X”模式，实现103个乡镇（街道）全覆盖，大大集约了执法资源。
嘉兴则通过大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现了“综合查一次”，将执法对企业、群众的影响程度降到了最低。
改革，还进一步配强乡镇（街道）的人员力量。各试点县（市、区）按照“编随事走、人随编走”，基于政务服务事项和“属地管理”事项责任等清单，推动人员编制资源向乡镇（街道）下沉。如人口众多、基层治理事务繁杂的瑞安市，已向乡镇（街道）下沉人员和编制近800名，约占机关人员总数的20%。
针对部门下沉干部，各地还优化了考核机制。在衢州，各县（市、区）根据干部所属的“岗位、模块、组团、专班”，对所有乡镇（街道）干部和部门派驻乡镇（街道）干部实行“四维考评”。年底县级部门和乡镇（街道）展开“双向互评”，对表现优秀的部门派驻人员实行正向激励，反之则可申请派驻部门召回，这将影响该人员的评先评优及职级晋升。
行政执法权下放，部门人员下沉，改革考评机制，调动起了乡镇（街道）干部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了基层治理的活力，提升了乡镇（街道）“统”的能力。
穿针引线 数字化改革助力整体智治
当前，浙江数字化改革正稳步推进，一系列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重大应用成果纷纷涌现。
数字化改革穿针引线，为“千条线拧成一股绳”形成整体智治的格局，提供了有效路径。
打造“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五大系统”、构建“制度和理论两大体系”的数字化改革“152”体系，如何向县以下延伸，更多惠及基层治理，这是浙江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课题。
推动“152”体系向县以下延伸，加快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改革，浙江有基础也有潜力。2016年以来，浙江建设了“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的“141”基层治理体系。
推动“152”与“141”衔接贯通，衢州正在开展一系列探索。
当地把“县级矛调中心”迭代升级为功能更加齐全的“县级社会治理中心”。为对接“152”，该中心新增了重大应急管理、监管执法协调指挥、基层社会治理业务指导等功能，提升了承接任务时的过滤分拨、分析研判、预测预警能力。
当地还将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四平台”做了进一步的迭代完善，形成了“综治工作、监管执法、应急管理、公共服务”4个模块+“党建统领”“经济生态”2个模块的架构。这六大模块基本涵盖了乡镇（街道）的核心业务，基本具备了承接“152”的能力。同时，围绕迭代后的“基层治理四平台”，建强做实乡镇（街道）综合信息指挥室，赋予其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指挥权、督导权、考核权。
杭州市临平区依托“基层治理四平台”，构建镇街、村社、网格“防控、执法、共治”三级联动圈，实现90%以上事件在镇街、村社化解处置。
“推动‘152’与‘141’衔接贯通，不是向下“甩锅”，而是要给基层减负赋能增效。要通过衔接贯通，逐步解决县乡基层治理中指挥体系不够集成、不够顺畅、不够高效的问题。”省委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说。
在“141”体系的最末梢，“一个全科网格”的建设中，省委政法委明确“事务进网格要经过准入审查”，不能大事小事都往网格里扔。
不久前，杭州市试点上线“社区智治在线·一表通”场景应用，整合辖区网格内“人、房、企、事”数据，率先实现高频报表信息“一键生成、零录入”，数字化改革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填表格、做台账”的负担。
在数字化改革的牵引下，通过“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一个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基层治理格局正在浙江大地形成。（来源：浙江日报）
#司法前沿# 成都：释放诉讼程序效能 全面提升案件质效
不断提升案件质效无疑是人民法院最好的“办实事”行动。四川省成都市两级法院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深度聚焦新时代人民群众司法新需求，以提升办案效能为目标，坚持数量、质量、效率、效果“四位一体”，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价值取向，加快释放诉讼程序效能，增强司法便民实效，全力提升司法作品质量，让司法便民可体验、让改革红利可感知、让司法公信看得见。
截至今年8月，成都法院在案件总量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案件质效不断攀升——结案率达75.03%，同比上升4.56%；改发率为0.98%，同比下降0.16%；人均结案数270.87件，同比增加102.08件；平均审理天数60.88天，同比减少16.55天。
解纷多渠道 群众诉讼更高效便捷
今年8月9日，梁某、吴某通过成都市“劳动纠纷一站式联处中心信息管理系统”申请劳动仲裁。8月24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并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完成司法确认。这起矛盾纠纷得以化解，用时仅15天。
据介绍，今年1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人社局、市总工会联合建设“劳动纠纷一站式联处中心信息管理系统”。3月22日，“劳动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该程序具备申请仲裁、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司法确认、财产保全等功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指尖上的服务”。截至8月31日，该程序已受理线上案件登记4248件。
这是成都市两级法院探索多元解纷工作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成都中院推进诉源治理改革以来，成都法院诉源治理实现由“法院主推”转变为“党政主抓”，形成党政主导下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大格局。
据了解，成都法院已与市总工会、房管局等部门共建涵盖道交、劳动等十二个领域的一站式联调平台，以多元解纷保障人民权益；在地方党政机构挂牌运行诉源治理中心，缓解诉讼增量；在全市范围内启动“特邀调解倍增计划”，壮大特邀调解队伍；搭建司法确认绿色通道，实现司法确认裁定书最快“1小时立等可取”；配套推广“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推动“线上+线下”全方位解纷……截至8月，成都法院累计通过诉前委派调解成功化解纠纷28142件，同比上升65.08%；成都市22家基层法院中，已有16家法院在地方党政机构挂牌运行诉源治理中心。
“现在，执行法官直接通过法院内部系统输入审判案号就能查询案件是否已生效，并对已经生效且符合执行立案条件的案件直接立案移送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立案只用跑一次。”成都中院诉讼服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减轻群众在执行程序中的负担，成都中院印发《关于停止执行立案要求出具法律文书生效证明的通知》，自今年1月1日起，在全市法院范围内免除申请执行人开具生效证明手续。
此前，因生效证明开具归口不统一，有的法院需要当事人直接联系承办法官开具证明，如遇承办法官在开庭、谈话或请假，当事人可能要等上大半天、一天，甚至往返法院数次才能开出证明。生效证明取消后，当事人申请执行立案只用“跑一趟”，法院的法律文书生效证明开具量也大幅减少。今年1至8月，成都中院仅开具法律文书生效证明1477件，同比减少81.09%。
此外，成都中院还着力推进全市法院诉讼服务“同城同质”一体化建设，已制定“成都法院诉讼便民十条”措施、推出法院热线12368智能语音服务、加快推进司法释明中心一体化建设等多项“一站式”便民诉讼服务举措。
未来，成都法院将在持续做好多元解纷的同时，兼顾传统和在线诉讼服务，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改革再发力 诉讼程序更公正高效
“多亏这些新规定，我们少跑了很多趟，节约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彭州市某劳务公司负责人感叹道。
今年6月，李某因逾期未还借款被彭州市某劳务公司诉至彭州市人民法院。庭前调解结束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李某居于外省，若为开庭而多次往返两地确实不便，经当事人同意，承办法官按照《小额诉讼程序便民诉讼十条规定》决定当即开庭。利用“门诊式”庭审，法官15分钟后便当庭宣判，且双方皆对判决结果表示认可。
自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成都法院对5万元以下标的额的案件全面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对5万元至10万元的案件充分引导当事人合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跟进执行端口配置，建立小额诉讼再审绿色通道，推动小额诉讼“高效立案、优质审理、自动履行、有效监督”；同步建议银行、物业等行业在格式合同中引入约定适用小额诉讼条款，确保小额诉讼能用尽用。今年1至8月，成都法院累计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受理案件66170件，审结47184件，同比分别上升100.41%、109.56%。
不久前，一批业主将某地产开发公司诉至新都区人民法院，要求某地产开发公司赔偿业主实际装修价格与合同约定装修价格间的差价。经当事人同意，新都区法院运用“示范诉讼+”审理模式，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便妥善处理了该批72件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
“示范诉讼+”审理模式是成都法院探索推广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成果。针对劳动人事、商品房买卖等民商事群体性纠纷，成都法院推广类型化案件“示范诉讼+”审理机制，先选取代表性案件优审、裁判，再通过个案示范处理带动批量类案高效化解，与普通程序相比极大减轻了当事人诉累。为保障简易程序顺利运行，成都法院配套推行要素式审理方式，并由办案服务保障中心分担审判辅助性事务、由办案质效管理中心严控案件质量。截至8月底，成都法院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含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比例已达九成以上。
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等制度，有效释放诉讼程序效能，提升案件审理速度，使群众在进行诉讼时有更多选择，享受到更公正、高效、便捷的解纷程序。截至8月31日，成都法院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平均审理期限已由原来的35.11天下降至32.11天；简易程序案件平均审理期限为52.56天，较法定审限90天缩短37.44天。
成都法院于3月10日上线自主研发的“蓉易诉”电子诉讼平台。当事人可足不出户进行在线立案、在线调解、“5G参审室”预约、在线庭审、电子送达等诉讼事务的全流程线上办理。截至8月底，该平台在线注册用户已达12099人。目前，成都中院已与律协、律师事务所建成14家“5G智慧参审室”并投入使用。
监管再优化 司法作品更优质公信
如何在收案量增加的情况下保障办案质效不下降？成都中院不断完善静默化流程监管机制，通过前端延展触手、中端充实流程、后端严控标准，努力提升案件质效。
在前端延展触手环节，成都中院针对审判执行工作中的“超审限”问题，将审限变更“关口前移”。原来直接到达院庭长手中的审限变更申请，在实行“关口前移”后，要先经过审判管理人员的把关。经审核相关变更事由、材料，符合规定的申请才能流转至院庭长，管理流程更加严密。
“由审管办先对申请变更审限案件的申请事由、佐证材料等进行初审，审核后进入‘初核通过’或‘待审示’的变更申请才能流转至院庭长审批；认为申请延长审限依据不足的，则退回申请部门。”成都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8月31日，成都法院审查审限变更申请案件数64640件，退回案件3645件。
此外，针对诉前调解异化成为“蓄水池”问题，成都中院将该类案件也纳入静默化流程监管，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立案工作的通知》，开展“诉前调”案件专项督察清理，现已清理“诉前调”系统中案件超过3万件。
在中端充实流程环节，成都中院增加临近审限监管规定，督促提升办案效率。对临近审限一个月的案件，纳入庭长监管；对审理期限达9个月及以上的案件，纳入分管院领导监管；基层法院一年以上的未结案件，纳入院长监管。截至今年8月，成都法院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60.88天，同比下降16.55天。
为了保障案件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办好，成都中院形成“双目标管理模式”，由审判管理办公室定期通报目标进度，并督办重点指标落后的法院、部门和个人。
另外，为扩大长期未结案清理范围，成都中院制定《清理化解长期未结案的实施方案》，建立长期未结案件台账，定期召开督办会，归纳防范与化解长期未结案件的长效机制。截至8月，成都法院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量同比下降四成，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化解率达59.46%，清积工作成效显著。
在后端严控标准环节，成都中院通过完善归档结案规定，保证办案质效。出台《深化归档结案标准的规定》，明确法官结案需由审判管理部门档案管理人员审查案件是否符合结案条件，杜绝结案“不真实”、归档“不及时”；通过制定《判后答疑工作实施细则》细化标准，将判后释疑工作纳入流程监管，将质量管理作为流程节点控制标准，并每月发布文书质检通报，保证办案质效。今年1至8月，成都全市法院服判息诉率达93.41%，同比上升了0.64个百分点，发改率同比下降0.16%，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均同比提升。
不断提升案件质效无疑是人民法院最好的“办实事”行动。四川省成都市两级法院在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深度聚焦新时代人民群众司法新需求，以提升办案效能为目标，坚持数量、质量、效率、效果“四位一体”，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价值取向，加快释放诉讼程序效能，增强司法便民实效，全力提升司法作品质量，让司法便民可体验、让改革红利可感知、让司法公信看得见。
截至今年8月，成都法院在案件总量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案件质效不断攀升——结案率达75.03%，同比上升4.56%；改发率为0.98%，同比下降0.16%；人均结案数270.87件，同比增加102.08件；平均审理天数60.88天，同比减少16.55天。
解纷多渠道 群众诉讼更高效便捷
今年8月9日，梁某、吴某通过成都市“劳动纠纷一站式联处中心信息管理系统”申请劳动仲裁。8月24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经调解达成协议，并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完成司法确认。这起矛盾纠纷得以化解，用时仅15天。
据介绍，今年1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市人社局、市总工会联合建设“劳动纠纷一站式联处中心信息管理系统”。3月22日，“劳动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该程序具备申请仲裁、人民调解、法律服务、司法确认、财产保全等功能，为人民群众提供“指尖上的服务”。截至8月31日，该程序已受理线上案件登记4248件。
这是成都市两级法院探索多元解纷工作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成都中院推进诉源治理改革以来，成都法院诉源治理实现由“法院主推”转变为“党政主抓”，形成党政主导下的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大格局。
据了解，成都法院已与市总工会、房管局等部门共建涵盖道交、劳动等十二个领域的一站式联调平台，以多元解纷保障人民权益；在地方党政机构挂牌运行诉源治理中心，缓解诉讼增量；在全市范围内启动“特邀调解倍增计划”，壮大特邀调解队伍；搭建司法确认绿色通道，实现司法确认裁定书最快“1小时立等可取”；配套推广“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推动“线上+线下”全方位解纷……截至8月，成都法院累计通过诉前委派调解成功化解纠纷28142件，同比上升65.08%；成都市22家基层法院中，已有16家法院在地方党政机构挂牌运行诉源治理中心。
“现在，执行法官直接通过法院内部系统输入审判案号就能查询案件是否已生效，并对已经生效且符合执行立案条件的案件直接立案移送执行，当事人申请执行立案只用跑一次。”成都中院诉讼服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减轻群众在执行程序中的负担，成都中院印发《关于停止执行立案要求出具法律文书生效证明的通知》，自今年1月1日起，在全市法院范围内免除申请执行人开具生效证明手续。
此前，因生效证明开具归口不统一，有的法院需要当事人直接联系承办法官开具证明，如遇承办法官在开庭、谈话或请假，当事人可能要等上大半天、一天，甚至往返法院数次才能开出证明。生效证明取消后，当事人申请执行立案只用“跑一趟”，法院的法律文书生效证明开具量也大幅减少。今年1至8月，成都中院仅开具法律文书生效证明1477件，同比减少81.09%。
此外，成都中院还着力推进全市法院诉讼服务“同城同质”一体化建设，已制定“成都法院诉讼便民十条”措施、推出法院热线12368智能语音服务、加快推进司法释明中心一体化建设等多项“一站式”便民诉讼服务举措。
未来，成都法院将在持续做好多元解纷的同时，兼顾传统和在线诉讼服务，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改革再发力 诉讼程序更公正高效
“多亏这些新规定，我们少跑了很多趟，节约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彭州市某劳务公司负责人感叹道。
今年6月，李某因逾期未还借款被彭州市某劳务公司诉至彭州市人民法院。庭前调解结束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考虑到李某居于外省，若为开庭而多次往返两地确实不便，经当事人同意，承办法官按照《小额诉讼程序便民诉讼十条规定》决定当即开庭。利用“门诊式”庭审，法官15分钟后便当庭宣判，且双方皆对判决结果表示认可。
自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成都法院对5万元以下标的额的案件全面依法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对5万元至10万元的案件充分引导当事人合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跟进执行端口配置，建立小额诉讼再审绿色通道，推动小额诉讼“高效立案、优质审理、自动履行、有效监督”；同步建议银行、物业等行业在格式合同中引入约定适用小额诉讼条款，确保小额诉讼能用尽用。今年1至8月，成都法院累计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受理案件66170件，审结47184件，同比分别上升100.41%、109.56%。
不久前，一批业主将某地产开发公司诉至新都区人民法院，要求某地产开发公司赔偿业主实际装修价格与合同约定装修价格间的差价。经当事人同意，新都区法院运用“示范诉讼+”审理模式，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便妥善处理了该批72件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件。
“示范诉讼+”审理模式是成都法院探索推广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成果。针对劳动人事、商品房买卖等民商事群体性纠纷，成都法院推广类型化案件“示范诉讼+”审理机制，先选取代表性案件优审、裁判，再通过个案示范处理带动批量类案高效化解，与普通程序相比极大减轻了当事人诉累。为保障简易程序顺利运行，成都法院配套推行要素式审理方式，并由办案服务保障中心分担审判辅助性事务、由办案质效管理中心严控案件质量。截至8月底，成都法院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含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比例已达九成以上。
小额诉讼、简易程序等制度，有效释放诉讼程序效能，提升案件审理速度，使群众在进行诉讼时有更多选择，享受到更公正、高效、便捷的解纷程序。截至8月31日，成都法院小额诉讼程序案件平均审理期限已由原来的35.11天下降至32.11天；简易程序案件平均审理期限为52.56天，较法定审限90天缩短37.44天。
成都法院于3月10日上线自主研发的“蓉易诉”电子诉讼平台。当事人可足不出户进行在线立案、在线调解、“5G参审室”预约、在线庭审、电子送达等诉讼事务的全流程线上办理。截至8月底，该平台在线注册用户已达12099人。目前，成都中院已与律协、律师事务所建成14家“5G智慧参审室”并投入使用。
监管再优化 司法作品更优质公信
如何在收案量增加的情况下保障办案质效不下降？成都中院不断完善静默化流程监管机制，通过前端延展触手、中端充实流程、后端严控标准，努力提升案件质效。
在前端延展触手环节，成都中院针对审判执行工作中的“超审限”问题，将审限变更“关口前移”。原来直接到达院庭长手中的审限变更申请，在实行“关口前移”后，要先经过审判管理人员的把关。经审核相关变更事由、材料，符合规定的申请才能流转至院庭长，管理流程更加严密。
“由审管办先对申请变更审限案件的申请事由、佐证材料等进行初审，审核后进入‘初核通过’或‘待审示’的变更申请才能流转至院庭长审批；认为申请延长审限依据不足的，则退回申请部门。”成都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8月31日，成都法院审查审限变更申请案件数64640件，退回案件3645件。
此外，针对诉前调解异化成为“蓄水池”问题，成都中院将该类案件也纳入静默化流程监管，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立案工作的通知》，开展“诉前调”案件专项督察清理，现已清理“诉前调”系统中案件超过3万件。
在中端充实流程环节，成都中院增加临近审限监管规定，督促提升办案效率。对临近审限一个月的案件，纳入庭长监管；对审理期限达9个月及以上的案件，纳入分管院领导监管；基层法院一年以上的未结案件，纳入院长监管。截至今年8月，成都法院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为60.88天，同比下降16.55天。
为了保障案件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办好，成都中院形成“双目标管理模式”，由审判管理办公室定期通报目标进度，并督办重点指标落后的法院、部门和个人。
另外，为扩大长期未结案清理范围，成都中院制定《清理化解长期未结案的实施方案》，建立长期未结案件台账，定期召开督办会，归纳防范与化解长期未结案件的长效机制。截至8月，成都法院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量同比下降四成，一年以上长期未结案件化解率达59.46%，清积工作成效显著。
在后端严控标准环节，成都中院通过完善归档结案规定，保证办案质效。出台《深化归档结案标准的规定》，明确法官结案需由审判管理部门档案管理人员审查案件是否符合结案条件，杜绝结案“不真实”、归档“不及时”；通过制定《判后答疑工作实施细则》细化标准，将判后释疑工作纳入流程监管，将质量管理作为流程节点控制标准，并每月发布文书质检通报，保证办案质效。今年1至8月，成都全市法院服判息诉率达93.41%，同比上升了0.64个百分点，发改率同比下降0.16%，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均同比提升。
北京一“二房东”跑路，阿里、华为等大厂员工受骗，有人凌晨被恐吓退房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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