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顾诵芬：白首心尤坚 青云志益远】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联考倒计时了家人们！
最近一整个被奶茶给围住
bb又又又谈爱了看起来很辛福的样子[鼓掌][傻眼]
变天了➕训练膝盖经常会痛
已经一个星期没有上剧目课了 师哥也没来[泪][泪]
每天撕胯感觉软开有进步
下次去望一要拍拍立得放在手机后面 就很想她们啊
这周很想谭珺婷
最近一整个被diandian球给迷住 https://t.cn/Rz111yH
最近一整个被奶茶给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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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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