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话想说，但不知从何说起，以前的好多回忆涌上心头，大概是你对我太好了，以至于后来遇到的人总觉得差点意思，我总在想，我只是运气差了一点而已，但是又何止差了一点，人真的很奇怪，昨天明明想通了，今天又不行了，总是陷入想通和想不通的死循环，所以我该用什么语气，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杂七杂八的心情呢，最后附上最近最爱的自拍
【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顾诵芬：白首心尤坚 青云志益远】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法？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做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缘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遭遇的这一幕幕，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 艰难岁月 粹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办公条件极其简陋，试验室甚至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也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震痛了顾诵芬夫妇。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新年的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只算走出万里长征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如今，顾诵芬已是九旬高龄，他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
但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https://t.cn/A6xzMlZe
花钱找心理咨询师聊了一小时后，我想退钱
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受到一些心理问题的困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想追求个人成长，要么想缓解症状，要么想提高生活质量，所以我们就去找心理咨询师帮忙。
然而，来访者在咨询中往往发现心理咨询师从不告诉自己“该做什么”，很少或不愿意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或意见。
因此，许多来访者会对心理咨询感到“无效”、“不满”、“失望”，觉得咨询师不能给他们“想要的”，而自己的状态似乎停留在原地，对心理咨询师群体产生怀疑。
在心理咨询的初期阶段，“这种情况”确实难以接受。
更何况我们平时跟朋友聊天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建议”。为什么花钱跟心理咨询师“聊天”，却毫无效果而变成“白白浪费时间”？
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咨询师不直接给来访者提供建议，这是不是很不正常？
让我们从结论开始：事实上，这是正常的。
在心理咨询中，一些被情感或人际问题困扰的来访者总是希望心理咨询师能立即给出一个清晰、快速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只要心理咨询师给出一个方法，然后照做就能摆脱麻烦。
然而，这只能解决表面问题。
在大多数咨询中，来访者咨询的内容常常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如情感问题、职场问题、婚姻问题等，这些问题其实是多年形成的，是内心长期积累的。
这些情绪在很早之前通常不会被表达、梳理，甚至压抑。
从来访者的角度看，这些情绪以各种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只注重尽快消除症状，就很难发现症状背后的成因，更难进行日后长期的预防。
只消除症状，而不去探究和面对症状产生的原因，本质上问题根本还没有解决，当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时，问题思维仍然占主导地位。
被心理问题长期困扰的来访者，不是简单的处理症状就能解决问题。仅仅经过几次咨询，几乎不可能改变和扭转来访者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更何况，个人的经历千差万别，个案在咨询过程中的目标也大相径庭。
不给来访者提供建议也源于心理咨询的经典理论。
然而，如果心理咨询师不给出具体建议，如何改变和解决来访者的情绪问题、烦恼和创伤？
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是“潜意识”。
心理咨询师运用自由联想、释梦、移情分析等手段，引导当事人将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内心冲突浮现到意识中。
当潜意识被看见时，改变、成长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心理咨询本身就类似于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不断探索那些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真实内心和情感冲突。
在咨询过程中，来访者会与咨询师“合作”，找出目前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咨询师不会像普通医生那样给出明确的诊断和治疗药物，而是会慢慢帮助当事人探索自己。这更像是一个从不自知到自知的过程，来访者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
人们问题的根源往往在潜意识层面。
当咨询师直接给出建议时，可能会扼杀来访者对潜意识层面问题的探索，剥夺来访者自我发展的机会，来访者的自我觉察力和自我意识会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咨询的过程也是重塑来访者人格的过程。
心理咨询师的作用不仅是指导者、教育者，更是探索自我的“合作伙伴”。来访者的每一个决定必须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心理咨询师的选择。
那么，心理咨询师难道永远不会给来访者提供建议吗？给来访者提供建议的心理咨询师是否一定会对来访者造成伤害？
答案是否定的。
认知行为理论框架下的心理咨询经常给来访者提供建议。
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患者在每次咨询结束时感觉良好，并使他们在下周变得更好。
在咨询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将帮助来访者针对未来一周可能遇到的问题协商制定解决方案，通过谈话赋予来访者能量，让他们找到自己拥有的资源，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可能有点困惑。在上一段中，还说不能给来访者提供建议。这一段怎么会互相矛盾呢？
事实上，不是。它关系到咨询过程的目标和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方式。
在这个层面上，建议与否也是一种反馈最终目标的行为。如果没有必要，就不给。如有必要，将给予适当的建议。
在咨询工作模式上，有的心理咨询师喜欢“先了解足够的信息，再引导来访者”，有的心理咨询师喜欢“先引导来访者采取一系列的行动，然后在咨询过程中不断调整”。
当然，无论是哪种工作模式，都是以心理咨询的最终目的为导向的。因此，咨询师是否需要提供相应的建议，取决于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咨询目的。
从“心理咨询师是否会给来访者提供建议”的角度来看，你可能会发现，在咨询关系中，心理咨询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拐杖”，但你早晚都要离开拐杖的，否则，你永远都不能自己走，当有一天你离开拐杖，即使摔倒，你也会发现原来摔倒没那么可怕，摔倒了还能爬起来。
所以，心理咨询始终是助人自助的一个过程。
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受到一些心理问题的困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想追求个人成长，要么想缓解症状，要么想提高生活质量，所以我们就去找心理咨询师帮忙。
然而，来访者在咨询中往往发现心理咨询师从不告诉自己“该做什么”，很少或不愿意给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或意见。
因此，许多来访者会对心理咨询感到“无效”、“不满”、“失望”，觉得咨询师不能给他们“想要的”，而自己的状态似乎停留在原地，对心理咨询师群体产生怀疑。
在心理咨询的初期阶段，“这种情况”确实难以接受。
更何况我们平时跟朋友聊天可以得到很多有用的“建议”。为什么花钱跟心理咨询师“聊天”，却毫无效果而变成“白白浪费时间”？
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咨询师不直接给来访者提供建议，这是不是很不正常？
让我们从结论开始：事实上，这是正常的。
在心理咨询中，一些被情感或人际问题困扰的来访者总是希望心理咨询师能立即给出一个清晰、快速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只要心理咨询师给出一个方法，然后照做就能摆脱麻烦。
然而，这只能解决表面问题。
在大多数咨询中，来访者咨询的内容常常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如情感问题、职场问题、婚姻问题等，这些问题其实是多年形成的，是内心长期积累的。
这些情绪在很早之前通常不会被表达、梳理，甚至压抑。
从来访者的角度看，这些情绪以各种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只注重尽快消除症状，就很难发现症状背后的成因，更难进行日后长期的预防。
只消除症状，而不去探究和面对症状产生的原因，本质上问题根本还没有解决，当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时，问题思维仍然占主导地位。
被心理问题长期困扰的来访者，不是简单的处理症状就能解决问题。仅仅经过几次咨询，几乎不可能改变和扭转来访者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更何况，个人的经历千差万别，个案在咨询过程中的目标也大相径庭。
不给来访者提供建议也源于心理咨询的经典理论。
然而，如果心理咨询师不给出具体建议，如何改变和解决来访者的情绪问题、烦恼和创伤？
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是“潜意识”。
心理咨询师运用自由联想、释梦、移情分析等手段，引导当事人将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内心冲突浮现到意识中。
当潜意识被看见时，改变、成长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心理咨询本身就类似于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不断探索那些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真实内心和情感冲突。
在咨询过程中，来访者会与咨询师“合作”，找出目前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
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咨询师不会像普通医生那样给出明确的诊断和治疗药物，而是会慢慢帮助当事人探索自己。这更像是一个从不自知到自知的过程，来访者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成长。
人们问题的根源往往在潜意识层面。
当咨询师直接给出建议时，可能会扼杀来访者对潜意识层面问题的探索，剥夺来访者自我发展的机会，来访者的自我觉察力和自我意识会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咨询的过程也是重塑来访者人格的过程。
心理咨询师的作用不仅是指导者、教育者，更是探索自我的“合作伙伴”。来访者的每一个决定必须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心理咨询师的选择。
那么，心理咨询师难道永远不会给来访者提供建议吗？给来访者提供建议的心理咨询师是否一定会对来访者造成伤害？
答案是否定的。
认知行为理论框架下的心理咨询经常给来访者提供建议。
认知行为疗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患者在每次咨询结束时感觉良好，并使他们在下周变得更好。
在咨询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将帮助来访者针对未来一周可能遇到的问题协商制定解决方案，通过谈话赋予来访者能量，让他们找到自己拥有的资源，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你可能有点困惑。在上一段中，还说不能给来访者提供建议。这一段怎么会互相矛盾呢？
事实上，不是。它关系到咨询过程的目标和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方式。
在这个层面上，建议与否也是一种反馈最终目标的行为。如果没有必要，就不给。如有必要，将给予适当的建议。
在咨询工作模式上，有的心理咨询师喜欢“先了解足够的信息，再引导来访者”，有的心理咨询师喜欢“先引导来访者采取一系列的行动，然后在咨询过程中不断调整”。
当然，无论是哪种工作模式，都是以心理咨询的最终目的为导向的。因此，咨询师是否需要提供相应的建议，取决于咨询对象的特点和咨询目的。
从“心理咨询师是否会给来访者提供建议”的角度来看，你可能会发现，在咨询关系中，心理咨询师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拐杖”，但你早晚都要离开拐杖的，否则，你永远都不能自己走，当有一天你离开拐杖，即使摔倒，你也会发现原来摔倒没那么可怕，摔倒了还能爬起来。
所以，心理咨询始终是助人自助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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