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即全人类文明普世的原动力】
多元思想2021-03-17 20:14:33
作者:黎鸣
作者简介:黎鸣:男,中国哲学家。南昌人,1944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物理系,后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控制论与系统工程专业。长期进行逻辑学、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把哲学的基础从二元论转化为三元论。创立了以“三”为基础的运算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逻辑学,从而完成了逻辑学的三元论和多元论转向,以及哲学的第四次转型——人学的转型。他被称为 “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人性与命运》、《人生的求索》、《人类的新生》、《人性的外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黎鸣:普世价值即全人类文明普世的原动力——兼谈改造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
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普适于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最基本、最不可忽视的实然和应然的需求、利益和权利。换言之,从社会实然需求的角度看是人的普世价值,而从社会应然制度的角度看即人的普世权利。从全面的意义看,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全世界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普世原动力(实然社会需求的普 世价值原动力和应然制度权利的普世价值原动力),当然也应该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发展,乃至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基本的原动力。认识清楚了这一点,实际上也 就等于认识清楚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真正的出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从美国传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有关人的需求的七层次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爱、自我实现、超越的高峰体验。这些不断由低向高、层层递进的人的普遍的需求,事实上即是人类在生存中毕生积极进取的全部价值,也即全部生命和精神发展的原动力。实际上,在我看来,今天人们所说到的普 世价值的内涵,与上述人类需求的各种层次应基本上相同,只是给予了不同的说法。正是基于此,我重新概定普世价值如下:
普世价值共分三层:
第一层,人类自然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自然的普世权利;
第二层,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社会的普世权利;
第三层,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精神的普世权利。 什么是人类自然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生存权利。
人类自然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自然地(不能不然的)“拥有”,所以:
第一层,要有饭吃;
第二层,要有工作;
第三层,要有异性伴侣。
什么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存权利。
人类社会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社会中人格(天赋、先验、本体、必要)的“平等”,所以:
第一层,必要政治上人人平等(政治选举和被选举、结社、批评等等的平等权利);
第二层,必要经济上人人自主(民主)(人人自己养活自己的自主权利);
第三层,必要文化上人人自由(人人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文化表达的自由权利)。
什么是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发展权利,也可转称之人类道德应然的终极,或真正道德的“人”、精神的“人”的不可忽缺的底线。 人类精神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精神上信、知、爱的“自由”,所以:
第一层,应有信仰(真理)的意志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在人格上应有平等看待他人的道德感(因为人人平等是人类最基本的天赋、先验、本体的真理);
第二层,应有追求知识(真实职业)的兴趣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应有对职业(知识)责任的道德感;
第三层,应有追求爱(真诚)的情感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应有同情他人的完全义务的道德感。
把 上述的全部普世价值或权利的观念与中国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我们将可立即发现,基本上从第二层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开始,包括第三层的 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在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之中竟然几乎全都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之 中,之所以会长期地处于严重停滞发展的状态之中的几乎全部关键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社会之中,几乎完全地缺乏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和人类精神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对于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寻求因果的解说而言,这应该可以认为是非常贴切、非常雄辩的证辞。
再说,中国人为什么会缺失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呢?中国人为什么会缺失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呢?其根源不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惟一只坚持“独尊儒术”的中国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的根本原因么?其症结不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惟一地只生活在这样一个仅由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且根本无可选择的人治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中的根本原因么?
尽力消除上述错误历史的“根源”和“症结”,正视并努力改造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体制,这不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能够真正走向光明未来的完全正确的出路么?此外,上面所述,也同样反证,那些直至今天还在一味呼唤要“回归传统”,要“尊孔读经”的人们,如果不是愚昧之极,那就只能认为是,别有维护传统人治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卑鄙用心了。
多元思想2021-03-17 20:14:33
作者:黎鸣
作者简介:黎鸣:男,中国哲学家。南昌人,1944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江西大学物理系,后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控制论与系统工程专业。长期进行逻辑学、控制论、文化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把哲学的基础从二元论转化为三元论。创立了以“三”为基础的运算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逻辑学,从而完成了逻辑学的三元论和多元论转向,以及哲学的第四次转型——人学的转型。他被称为 “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著有《信息哲学论》、《中国的危机》、《人性与命运》、《人生的求索》、《人类的新生》、《人性的外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等。黎鸣:普世价值即全人类文明普世的原动力——兼谈改造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
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其实就是普适于全人类及其文明的最基本、最不可忽视的实然和应然的需求、利益和权利。换言之,从社会实然需求的角度看是人的普世价值,而从社会应然制度的角度看即人的普世权利。从全面的意义看,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全世界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普世原动力(实然社会需求的普 世价值原动力和应然制度权利的普世价值原动力),当然也应该是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发展,乃至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基本的原动力。认识清楚了这一点,实际上也 就等于认识清楚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真正的出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从美国传来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有关人的需求的七层次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爱、自我实现、超越的高峰体验。这些不断由低向高、层层递进的人的普遍的需求,事实上即是人类在生存中毕生积极进取的全部价值,也即全部生命和精神发展的原动力。实际上,在我看来,今天人们所说到的普 世价值的内涵,与上述人类需求的各种层次应基本上相同,只是给予了不同的说法。正是基于此,我重新概定普世价值如下:
普世价值共分三层:
第一层,人类自然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自然的普世权利;
第二层,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社会的普世权利;
第三层,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又可称人类精神的普世权利。 什么是人类自然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然生存权利。
人类自然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自然地(不能不然的)“拥有”,所以:
第一层,要有饭吃;
第二层,要有工作;
第三层,要有异性伴侣。
什么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存权利。
人类社会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社会中人格(天赋、先验、本体、必要)的“平等”,所以:
第一层,必要政治上人人平等(政治选举和被选举、结社、批评等等的平等权利);
第二层,必要经济上人人自主(民主)(人人自己养活自己的自主权利);
第三层,必要文化上人人自由(人人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文化表达的自由权利)。
什么是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一层也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发展权利,也可转称之人类道德应然的终极,或真正道德的“人”、精神的“人”的不可忽缺的底线。 人类精神需求价值或权利的本质在于精神上信、知、爱的“自由”,所以:
第一层,应有信仰(真理)的意志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在人格上应有平等看待他人的道德感(因为人人平等是人类最基本的天赋、先验、本体的真理);
第二层,应有追求知识(真实职业)的兴趣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应有对职业(知识)责任的道德感;
第三层,应有追求爱(真诚)的情感自由,也可以转看成人人应有同情他人的完全义务的道德感。
把 上述的全部普世价值或权利的观念与中国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我们将可立即发现,基本上从第二层的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开始,包括第三层的 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在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之中竟然几乎全都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由此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两千多年以来的历史之 中,之所以会长期地处于严重停滞发展的状态之中的几乎全部关键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因为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社会之中,几乎完全地缺乏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和人类精神发展的原动力(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对于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发展之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寻求因果的解说而言,这应该可以认为是非常贴切、非常雄辩的证辞。
再说,中国人为什么会缺失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呢?中国人为什么会缺失人类精神的普世价值或权利呢?其根源不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惟一只坚持“独尊儒术”的中国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的根本原因么?其症结不正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惟一地只生活在这样一个仅由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且根本无可选择的人治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之中的根本原因么?
尽力消除上述错误历史的“根源”和“症结”,正视并努力改造中国社会的传统和体制,这不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能够真正走向光明未来的完全正确的出路么?此外,上面所述,也同样反证,那些直至今天还在一味呼唤要“回归传统”,要“尊孔读经”的人们,如果不是愚昧之极,那就只能认为是,别有维护传统人治专制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卑鄙用心了。
复旦大学|借鉴以色列经验,上海可建立科技人才特区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拥有世界第二、仅次于硅谷的创业生态系统。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驱动器、观察病人身体内部位的摄像机、GPS导航技术、治疗帕金森与多发性硬化症的药物、帮助瘫痪在床病人的机械腿等技术,无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资源禀赋是人的创新思想(即企业家层出不穷)。他们既缺资本,也缺本国规模化的商业应用场景(需求端)与供应链优势(生产端)。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经营策略是:要么将技术应用场景放到全球市场,寻求大的市场规模进行项目落地,如合资建设江苏常州市“中以产业园”,在上海建设“中以(上海)创新园”;要么将高科技项目孵化做大后卖给跨国科技巨头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个国家参与了以色列高科技项目的孵化投资,共计282个项目,投资总额为39亿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资总额的70%。其中,美国投资137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0.48亿美元;中国投资21个项目,投资金额为2.66亿美元。
以色列科技创新能力的初始来源
1、以往对以色列科创能力的认识
为什么以色列拥有这么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从以往的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中通常归纳为:
第一、研发投入。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国民受过大学教育、12%的国民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约40%的工业从业人员从事研发工作,特别是在科技研发领域,每万人中工程师、科学家拥有量达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国与日本这一数据分别是80名与75名)。这是以色列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创项目。1991 年以色列实施“国家科技孵化器计划”,在全国建立了 24 个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对通过筛选的每个科技项目资助30万美元;政府不从中获利,孵化成功后,项目企业按其产品销售额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还款,直到政府资助款还清为止。同时,以色列政府主导孵化器发展,但不干预孵化器具体运作,而是遵循市场规律,保障孵化器良好运营。
第三、科技研发人员的激励得当充足。作为大学知识产权资产经营的主要平台,以色列高校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机构,专司创新成果与应用技术的商业化开发,代表高校全权负责与企业进行关于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谈判,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技术成果转化机构注重对各相关主体的激励,既给予发明人相对较高的奖励比例,又保证院系、大学和转移机构能获得一定收入,对研发人员予以充足的激励保障。一般来讲,以色列技术成果转化机构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转化后,收益的40%用于奖励科学家和团队,40%用于大学科研机构发展,20%用于技术转移公司的运营。
我们认为,上述见解仅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创新活力的表现,没有挖掘到其内在、初始的创新活力源头。
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1年实施科技孵化器计划和创建科技成果转化机构?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资金比例投入研发?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发方向定格于电子通信与医疗方向?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源头与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廊清前进的方向。
2、天赐良才来自前苏联
众所周知,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世界上唯一一个移民数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国家。建国之初,以色列人口数量仅为80.8万人,到1990年代初,已达到600万,到2019年8月,达到900万。在以色列的移民结构中,俄裔犹太移民份额最大,在1990年代末总数达到120多万,约占以色列移民总数的1/5,以色列总人口数的16%,以色列选民的15%。众多史料证明,大规模俄裔犹太移民活动发生在1989年到21世纪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分别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为18.52万人,1991年也在15万人左右,移民运动直至21世纪初才告一段落,数量达到100万人左右。整个1990年代,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占当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为苏联政府(即之后的俄罗斯政府)于1989年开放边境,允许境内犹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苏联犹太人数量虽然仅占苏联总人口的2%,但是,犹太工程师与犹太医生数量分别占苏联工程师队伍与医生队伍的20%与30%。据资料显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犹太人中,多数在苏联就处于中产阶级,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过硬的专业背景。他们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过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5年;且70%的年龄不超过50岁,俄裔犹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间以色列劳动力人口增加近1/3。
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1985-2006年期间,前苏联给以色列带去了1.5万名科学家、10万名工程师;在这批科学家中,物理学家、程序设计师、数学家占52%,生物技术学家占27%,化学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犹太人到来之前,以色列的科学家与研究人员仅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犹太移民的到来,使得以色列劳动力中近四分之一为科技人员和专业人员,远高于美国16%与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对俄裔犹太科技移民的吸收与扶持
对于这一期间的俄裔犹太移民,以色列工贸部投资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评价说:虽然俄裔犹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销与业务,但是非常懂科技。对于刚刚从濒临崩溃边缘脱离出来的以色列经济来说,难于为大量讲俄语的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专业人才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这一状况促使以色列出台一系列方案,帮助这一部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如半年的生活津贴、短期免费住房、语言培训、市场知识灌输、移民工资的大头由政府承担、医疗与养老保险等。同时,也提供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相关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学吸收中心(CAN)发挥着重要作用。该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为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在就业市场上览得工作。事实上,该中心的主要工作对象是俄裔科学家与研究人员,已完成13275名俄裔犹太科学家找到工作。据1998年统计数据,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学家或研究人员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帮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学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实施高科技孵化器计划。这一计划旨在科研项目创业的初始阶段进行资金扶持、协助公司进行科学规划与研发产品。首期28个项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员,其中80%是移民,当然,以色列政府规定每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过这一计划,逐步解决了科技移民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计划激发了移民对高新技术的研发热情,也极大地推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前进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数是物理学、程序员、生物技术与医生等,因此孵化的项目也主要集中在电脑软件、光电技术、电子通信、生物制药与医疗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策,间接促成了1995-2001年间在高技术领域就业数量从10.84万人增长到19.75万人,高技术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增长了25%,同期美国仅增长16%。
4、对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
以色列经济体制转轨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总理发布经济改革计划),在1985-1989年间经济仍处于转型期,并没有出现高速增长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来,俄裔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使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好转,1990-199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1%。从行业发展来看,1987-1995年期间,约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从事电子行业,推动了以色列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其工业产值在这8年间增长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产品出口成为以色列经济增长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别以出口钻石与农产品为主的局面。西方比较公认的结论是,以色列每吸收10万高素质俄裔犹太移民,能推动GDP增长6%。目前,高科技技术与产品占全部出口产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国防技术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头,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的涌入,没有俄裔犹太移民,则没有现在的以色列高科技产业。
对上海的启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区,以更开放视野吸纳海外优秀人才
1、启示意义
第一,上海建设全球科创中心,需要一个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资本涌入。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在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犹太移民为主的以色列人口构成中,俄裔犹太移民数量最多,素质最高,这一部分天赐良才成为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资本门槛值和最初主要推动力,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对上海建设全球有影响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而言,人力资本数量还没有积累到科创生态系统竞争力发生质变的高度。
第二,强大的、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是高科技发展的必要条件。俄裔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创造条件、有意识地将这部分科技移民引导到电子通信、医疗等行业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这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制定强大的激励机制,将大部分收益留给研发人员,将风险留给自己。这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必要条件。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而言,同样的必要条件也是必须的,让收益留在高科技产品的创业者,将风险留给政府自己,不与民争利。
第三,将本国创新思想与外部资本的完美结合是以色列高科技发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学家、工程师大量涌入的基础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并持续鼓励吸纳全球犹太人回归,使高科技人才与创新思想成为以色列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以色列政府不断吸引外国资本投资、孵化本国高科技项目,达到开放、共荣的双赢局面。
限于人力资本没有达到相应高度,上海还无法做到类似以色列那样依靠创新思想来吸引国外资本进行风险投资。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项目多数是属于从0到1的原创性创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规模巨大的市场应用场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细致丰富的上下游产业链(生产端),但是,上海如果发展高科技项目,则更有可能是从1到N的市场推广型技术创新,因为长三角地区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工程度高,且中国需求端的市场规模也足够大。从这一意义上讲,上海发展高科技项目的难度远低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2、政策建议
第一,设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区”。一个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取决于其在全球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维夫市创造了全球诸多的、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对上海创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个高度。也就是说,应借鉴当年深圳建设经济特区经验,以闯寻对外开放路子的气魄来试验、寻求“全球人才回归、集聚的特区之路”,这一新特区建设需要国家放权,大胆地试,只要对上海科技创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帮助、有贡献,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区应保留国外的生活方式与信仰自由。在新特区内,国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国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与生活配套设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医疗等设施完全参照国外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争取上海进行华裔卡的试点、降低外国科技人才的中国绿卡申请门槛。针对大量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经在试行华裔卡,只要证明你是海外华人的后代(类似犹太回归民),就可以在国内申请华裔卡,享受与中国居民相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同时,中国绿卡申请的门槛较高,非顶级专家或没有做出重大贡献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发放8000张左右的中国绿卡。这对于吸纳全球科技人才极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早晨華記正能量
Don’t worry Be Happy
香港五窮六絕七翻身
黑暴從去年6月開始影響內地旅客到港消費,今年新型官狀病毒襲港,影響全世界人士來港,經濟雪上加霜!從今年1月30日開始每天衞生署會公佈最新確診人數,直至近日,好消息出現香港終於單日零感染,不用開記招,就像近日香港樓市,3月份香港樓價下跌,上車盤600萬以下出現減價潮,比市價低5-10%二手樓迅速被市場消化,3月的樓宇買賣成交量創半年新高,而豪宅市場就有市冇價,4月份市場上的平盤大部份被消化,回到去年底的價錢,即將踏入五月份,全世界期望可以復工復課及通關,市場累積大量嘅消費能力即將在6月爆發出來,近呢幾個月市民安在家中抗疫,心中實在納悶,只要新型冠狀病毒可以控制下來,市面馬上回復車水馬龍,過去半年以來抑壓大量嘅市民的消費意欲,五月份局部城市回復正常,香港的限聚令到5月7日,希望5月8日開始回復正常。市民可以正常上班或正常消費,七月暑假出門旅行更是人人夢寐以求,更加珍惜,加上亞洲各地旅遊景點優惠爭相出籠,很多人想出門旅行坐飛機,相信人人內心都想飛。
近期很多人內心有疑慮,好奇問「香港受到雙重打擊」黑暴及疫情,為什麼二手住宅樓價那麼強硬,下跌幅度那麼少?對比起上次2003沙士大爆發(樓價急速跌一倍)及2008年金融海嘯(樓價急速跌三成)。2020年香港住宅特別是上車盤價格抗跌能力那麼高?反而係工商鋪價格就大幅下降,平時熙來攘往的大街出現空置鋪位,到處湧現龍頭旺鋪出來。筆者告訴大家答案好簡單,上車盤自住剛性需求大。而商用鋪冇租客承接,長期空置一定會影響價格。所謂有危就有機,香港人應變速度快,希望大家共同抗疫,這段時間保持社交距離,勤洗手戴口罩,所謂五窮六絕七翻身,寄望香港今年下半年經濟各行各業可以回復正常。
作者:楊官華「華記正能量」
林肯大學榮譽管理學博士
2017年世界傑出青年華商
亞洲知識管理學院院士
香港專業地產顧問商會副會長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顧主委員會委員
香港僱員再培訓局地產代理界別-技術顧問
世紀21中華物業(香港、日本、澳門)創辦人
香港華記茶餐廳(日本)創辨人 https://t.cn/RJycf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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