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发现了我的本命香水！！！
这支Diptyque无界之行威尼斯淡香水
我太喜欢了！！[憧憬]
柑橘、青椒、罗勒和番茄味道
像是置身于一座青青绿植草坪～
带一点儿酸涩调调，太清新了！
我整个一个疯狂爱住✅
一盒三支，配一个棉质香水套
很方便带出门去～
推荐！
香薰蜡烛是这个系列的另一款：巴黎
也是很食草系的感觉
喜欢绿植感觉的女生一定会喜欢
等我用了再分享它！
#双十一种草大会##全民种草季##这是什么神仙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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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革命》列宁# 】#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和会！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了第6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人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
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缓和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
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
,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十分明确地得出来的。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忘记”和歪曲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要详细地证明。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在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常有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灵魂。他们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觉得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可不是说着玩的!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剿灭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似乎马克思培育出了为进行掠夺战争而组织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联和会！
在这种情况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同时也是为了确凿地证明并清楚地揭示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已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出了第6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作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人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
这一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这一问题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
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正是从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点上开始的,这种歪曲来自两个主要方面。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缓和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当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显得极为重要,即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出来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这种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
的政治家写的无数决议和文章,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一直都在这样证明),而是唱着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论上”,它既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不仅非
,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异化”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在理论上不言而喻的结论,下面我们会看到,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十分明确地得出来的。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忘记”和歪曲了,这一点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还要详细地证明。
不为人知的明缅战争：500明军击破4万缅军，却仍丢失大量国土
热眼观历史
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东南沿海和朝鲜战场上剿灭倭寇，二是于辽东地区对抗蒙古人和逐渐崛起的后金势力。不论是当时的明帝国，还是后世的人们，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而忽略了位于帝国西南边陲的战争。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统一天下后，派大将沐英出击云南，剿灭蒙古的残余势力，并让沐英世代镇守云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朝廷在云南外围设置了六个宣慰司。除此以外，明朝还授予当地土司宣慰使的官职，他们接受明朝的册封，服从于朝廷位于云南的行政机构。
在这种制度构建下，东南的大量地区纳入明朝版图，当地土司们尊奉朝廷为最高统治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明朝不需要重兵镇守云南边疆，就可以通过土司们的势力形成屏障，即“外御贼寇，内固门庭”。
不过，这种制度并非没有坏处，土司们名义上接受朝廷的领导，但当地的势力结构和文化传统则全部保留下来，各地土司统治的地区只算是明朝的藩属，而非真正的领土。明朝强盛时，在西南地区能够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一旦明朝衰弱，东南亚地区出现新的霸主，就可以轻易脱离明朝的统治。
早在嘉靖年间，明朝与云南边地的土司关系就已经出现了隐患。缅甸南部的东吁王朝与大航海而来的葡萄牙人相互勾结，扩大势力，逐渐蚕食缅甸地区，并开始入侵明朝西南的土司领地。
在东吁王朝还不强大时，它的国王被周边的势力杀掉，其子向朝廷上诉，但官员认为这乃是土司内部事务，没有必要上报，因而扣留不发。所以，当东吁王朝占据大部分缅甸成为东南亚的一支崛起势力后，开始屡次侵犯明朝边境，以报当年不救其父之仇。
万历初年，东吁王朝实际上已成为影响明朝边境安危的重要隐患，但远在北京的朝廷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位于边陲的小国，给了它不断扩大势力的机会。
其实，这个时候的明朝并非没有灭掉东吁王朝的能力，光是云南边防土司的力量，就足以和东吁王朝的军队对抗。其中孟养土司思个以一己之力就抵御住了东吁军，只等明军援兵到来，将东吁军一举歼灭。可是云南巡抚王凝“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他不懂边防，给位于前线的明军将领发令，让他们不得增援思个。结果思个打赢了东吁军，但东吁军并未全军覆没，很快就卷土重来。
第一阶段的明缅战争，明军基本上没有参与，只是臣服于明朝的土司们和东吁军争斗。明廷本可以利用东吁军还没有强大，土司们尊奉明廷命令的机会，帮助他们攻打进犯的东吁军，但由于上层对于西南边防态势的漠视，导致局势一步步糜烂。
明朝对东吁势力采取绥靖政策，让云南边境抵抗东吁军的土司陷于孤立无援的处境，导致东吁军不断坐大。不久后，东吁军击败思个，占据了孟养、木邦等大片地区。然而即便如此，明朝仍没有积极行动，云南的主政官员想要招抚东吁，遭到了东吁王莽应龙的拒绝。莽应龙死后，其子莽应里继承王位后，更加疯狂地向北扩张。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东吁军已经不再局限于占领云南边防的土司领地，他们杀入云南境内，烧杀抢掠，屠戮明朝百姓。直到这时，朝廷才终于认识到云南形势的严重，云南当局开始积极地采取行动。
事实证明，只要明军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东吁军是没有对抗的力量的。明廷尚没有调动其他地方的军队，只让将领刘綎和邓子龙率领云南守军，就掌握了主动权。
明军和土司各部联兵于攀枝花攻打东吁军，东吁王调来数万军马，其中还有大量的战象。明军的火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拥有战象的东吁军仍不是明军的对手，在攀枝花一役扔下大量尸体迅速撤回缅甸。
万历十二年（1584年），明军再一次大捷。东吁军围攻五章，明军把总高国春只率领五百明军支援五章，将东吁军先锋击败。四万东吁军溃不成军，土司们也集结兵力，攻打东吁军，东吁军损失上万人。
从这几次战绩来看，明军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东吁军的战力完全不是明军的对手。可是，明廷采取的是被动防御的政策，朝廷的注意力完全没有放在云南边境地区，对于东吁王朝并没有一个长久的规划。这导致东吁军战败后只要退回，就能休养生息，再一次卷土重来。
就在攀枝花大捷和五章大捷后没几年，东吁军就再一次集结三十万大军攻打云南。云南巡抚陈用宾深谙兵事，他亲自率军前往征讨，大破东吁军，并收复了大量失地。然而不断的胜利让明军产生了轻敌的思想，贪功冒进的明军被东吁军伏击，损失不小，只得再一次退回，和东吁军形成对峙。
陈用宾主持云南军政时，他内修堡垒，外联蛮莫土司，有力地打击了东吁王朝的势力，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到三十年（1602年）期间，边境很少再出现战事。
可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一个太监打破了这个局势。皇帝派来采购宝石和挖矿的太监杨荣因为蛮莫影响到了他的利益，竟然授权给东吁王朝，让东吁军联合各土司攻打蛮莫。东吁军占据蛮莫后，乘势攻打毫无防备的明军城池。为了让东吁军退兵，明军杀了蛮莫首领思正。
杨荣乱滇导致陈用宾数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抗击东吁军的蛮莫灭亡，缅军不断进攻云南边防各土司的领地。明朝因为北方的战事，无暇顾及云南事务，所以未对土司施以援手，思正的死也让各部落首领们寒了心，认为“内附不保首领、土地，而附缅得安全”。最终，东吁军占领了云南外围的大部分领地，明朝初年打下的东南疆土全部落入敌手。
明缅战争旷日持久，两方进行了数十年的拉锯战。在军事上，明军以强大的战斗力屡次击败数倍于已的东吁军。然而由于战略上的巨大失误，明朝失去了大量的外围藩属地，只能依靠云南的边防进行防御，这实在是巨大的损失。
热眼观历史
明朝嘉靖和万历年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东南沿海和朝鲜战场上剿灭倭寇，二是于辽东地区对抗蒙古人和逐渐崛起的后金势力。不论是当时的明帝国，还是后世的人们，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而忽略了位于帝国西南边陲的战争。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统一天下后，派大将沐英出击云南，剿灭蒙古的残余势力，并让沐英世代镇守云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朝廷在云南外围设置了六个宣慰司。除此以外，明朝还授予当地土司宣慰使的官职，他们接受明朝的册封，服从于朝廷位于云南的行政机构。
在这种制度构建下，东南的大量地区纳入明朝版图，当地土司们尊奉朝廷为最高统治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明朝不需要重兵镇守云南边疆，就可以通过土司们的势力形成屏障，即“外御贼寇，内固门庭”。
不过，这种制度并非没有坏处，土司们名义上接受朝廷的领导，但当地的势力结构和文化传统则全部保留下来，各地土司统治的地区只算是明朝的藩属，而非真正的领土。明朝强盛时，在西南地区能够有巨大的影响力，但一旦明朝衰弱，东南亚地区出现新的霸主，就可以轻易脱离明朝的统治。
早在嘉靖年间，明朝与云南边地的土司关系就已经出现了隐患。缅甸南部的东吁王朝与大航海而来的葡萄牙人相互勾结，扩大势力，逐渐蚕食缅甸地区，并开始入侵明朝西南的土司领地。
在东吁王朝还不强大时，它的国王被周边的势力杀掉，其子向朝廷上诉，但官员认为这乃是土司内部事务，没有必要上报，因而扣留不发。所以，当东吁王朝占据大部分缅甸成为东南亚的一支崛起势力后，开始屡次侵犯明朝边境，以报当年不救其父之仇。
万历初年，东吁王朝实际上已成为影响明朝边境安危的重要隐患，但远在北京的朝廷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位于边陲的小国，给了它不断扩大势力的机会。
其实，这个时候的明朝并非没有灭掉东吁王朝的能力，光是云南边防土司的力量，就足以和东吁王朝的军队对抗。其中孟养土司思个以一己之力就抵御住了东吁军，只等明军援兵到来，将东吁军一举歼灭。可是云南巡抚王凝“防边将喜事，遂一切以镇静待之”，他不懂边防，给位于前线的明军将领发令，让他们不得增援思个。结果思个打赢了东吁军，但东吁军并未全军覆没，很快就卷土重来。
第一阶段的明缅战争，明军基本上没有参与，只是臣服于明朝的土司们和东吁军争斗。明廷本可以利用东吁军还没有强大，土司们尊奉明廷命令的机会，帮助他们攻打进犯的东吁军，但由于上层对于西南边防态势的漠视，导致局势一步步糜烂。
明朝对东吁势力采取绥靖政策，让云南边境抵抗东吁军的土司陷于孤立无援的处境，导致东吁军不断坐大。不久后，东吁军击败思个，占据了孟养、木邦等大片地区。然而即便如此，明朝仍没有积极行动，云南的主政官员想要招抚东吁，遭到了东吁王莽应龙的拒绝。莽应龙死后，其子莽应里继承王位后，更加疯狂地向北扩张。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东吁军已经不再局限于占领云南边防的土司领地，他们杀入云南境内，烧杀抢掠，屠戮明朝百姓。直到这时，朝廷才终于认识到云南形势的严重，云南当局开始积极地采取行动。
事实证明，只要明军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东吁军是没有对抗的力量的。明廷尚没有调动其他地方的军队，只让将领刘綎和邓子龙率领云南守军，就掌握了主动权。
明军和土司各部联兵于攀枝花攻打东吁军，东吁王调来数万军马，其中还有大量的战象。明军的火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拥有战象的东吁军仍不是明军的对手，在攀枝花一役扔下大量尸体迅速撤回缅甸。
万历十二年（1584年），明军再一次大捷。东吁军围攻五章，明军把总高国春只率领五百明军支援五章，将东吁军先锋击败。四万东吁军溃不成军，土司们也集结兵力，攻打东吁军，东吁军损失上万人。
从这几次战绩来看，明军都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东吁军的战力完全不是明军的对手。可是，明廷采取的是被动防御的政策，朝廷的注意力完全没有放在云南边境地区，对于东吁王朝并没有一个长久的规划。这导致东吁军战败后只要退回，就能休养生息，再一次卷土重来。
就在攀枝花大捷和五章大捷后没几年，东吁军就再一次集结三十万大军攻打云南。云南巡抚陈用宾深谙兵事，他亲自率军前往征讨，大破东吁军，并收复了大量失地。然而不断的胜利让明军产生了轻敌的思想，贪功冒进的明军被东吁军伏击，损失不小，只得再一次退回，和东吁军形成对峙。
陈用宾主持云南军政时，他内修堡垒，外联蛮莫土司，有力地打击了东吁王朝的势力，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到三十年（1602年）期间，边境很少再出现战事。
可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一个太监打破了这个局势。皇帝派来采购宝石和挖矿的太监杨荣因为蛮莫影响到了他的利益，竟然授权给东吁王朝，让东吁军联合各土司攻打蛮莫。东吁军占据蛮莫后，乘势攻打毫无防备的明军城池。为了让东吁军退兵，明军杀了蛮莫首领思正。
杨荣乱滇导致陈用宾数年的经营毁于一旦，抗击东吁军的蛮莫灭亡，缅军不断进攻云南边防各土司的领地。明朝因为北方的战事，无暇顾及云南事务，所以未对土司施以援手，思正的死也让各部落首领们寒了心，认为“内附不保首领、土地，而附缅得安全”。最终，东吁军占领了云南外围的大部分领地，明朝初年打下的东南疆土全部落入敌手。
明缅战争旷日持久，两方进行了数十年的拉锯战。在军事上，明军以强大的战斗力屡次击败数倍于已的东吁军。然而由于战略上的巨大失误，明朝失去了大量的外围藩属地，只能依靠云南的边防进行防御，这实在是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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