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下真假掺着卖 线上贴假冒商标销售，12人制售冒牌商委红肠获刑】#哈尔滨12人制售冒牌商委红肠获刑# 红肠是哈尔滨人喜爱的地方特色美食，有些不法分子竟试图假冒知名品牌制假售假，以此牟利。25日，哈市道外区法院对孟某、杨某等12名参与制售假冒商委等知名品牌红肠的被告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进行公开宣判，分别以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处孟某等12名被告人二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3万元至105万元不等罚金。
一家三口合伙制假售假
据道外法院介绍，被告人孟某国与被告人杨某云系夫妻，被告人孟某龙系二人之子。孟某国自2015年起从事红肠销售业务，2018年3月与张某国（另案处理）合伙共同经营哈尔滨鑫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红肠，张某国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孟某龙、司某平担任该公司司机。
自2015年起，被告人孟某国以商委红肠等知名品牌的名义，将自制红肠进行包装或与知名品牌红肠一起包装，一同对外销售。杨某云负责帮助其通过微信收取货款、租赁塑封包装红肠场地、塑封红肠等工作，孟某龙负责为孟某国向被告人董某超、被告人麻某良、侯某、段某送货并代收货款，司某平负责为孟某国向邢某送货并代收货款。
经鉴定，截至案发期间，孟某国、杨某云销售假冒商委商标食品13万斤，销售假冒商委商标的食品及包装袋共计149.5万元；销售假冒某品牌商标食品3.8万斤，销售假冒某品牌的食品及包装袋共计56.9万元。孟某龙帮助其销售假冒某品牌商标、商委商标的食品及包装袋共计98万元，司某平帮助销售假冒某品牌商标、商委商标的食品及包装袋共计26.6万元。
购买假冒商标 塑封包装后网售
据道外法院主审法官介绍，“这次制售假冒红肠的被告人主要是通过网上销售，他们发动亲朋好友，每人都注册4、5个账户，专门卖假冒红肠。”
记者从道外法院了解到，2018年初，被告人麻某良与被告人孟某国相识后，麻某良低价从孟某国处购进假冒商委商标的食品及包装袋，对食品进行塑封包装后，在自己经营的网店上以商委商标食品名义，通过物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
销售过程中，麻某良雇佣被告人刘某波帮助其塑封假冒商委商标食品并按照其指示通过快递发货。2018年4月，麻某良将被告人刘某翼发展为下线，由麻某良为刘某翼提供假冒商委商标食品，刘某翼又在其经营的网店上以商委商标食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
经鉴定，孟某国向麻某良销售假冒商委食品及包装材料共计63.4万元，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麻某良涉及网店销售假冒商委商标食品145.3万元；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刘某翼涉及网店销售假冒商委商标食品141.1万元；刘某波协助麻某良销售假冒商委商标食品126.9万元。
2018年8月，被告人董某超与孟某龙相识后，通过孟某龙从孟某国处低价购进假冒商委商标、某品牌商标食品及包装袋，对该食品进行塑封包装后，在自己经营的网店上以知名红肠品牌的名义，通过物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经鉴定，孟某国向董某超销售假冒商委、某品牌食品及包装材料共计12.8万元；自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董某超涉及网店销售假冒商委商标、某品牌商标的食品共计103.5万元。综上，董某超获利共计90.6万元。
龙头新闻·生活报记者从道外法院了解到，2018年4月，被告人孟某国委托被告人吴某帮助其联系制作假冒商委商标的塑料袋十万余个。吴某遂联系到被告人安某青，并按照安某青的要求，指示孟某国向安某青邮寄印有商委商标塑料袋的样品，以每个0.4元的价格委托安某青制作印有商委商标标识塑料袋十万余个，事后安某青给付吴某价值2000元的白色塑料袋。安某青接受委托后，联系到被告人张某刚，以每个0.25元的价格委托张某刚制作印有商委商标标识塑料袋十万余个。为此，安某青向张某刚支付货款2.6万元。
张某刚接受委托后，联系到被告人王某强，以每个0.21元的价格委托王某强制作印有商委商标标识塑料袋十万余个。张某刚向王某强支付货款2.1万元。王某强将其制作完成的十万余个印有商委商标标识塑料袋邮寄给张某刚后，由张某刚邮寄给安某青，安某青收到后，再邮寄给吴某，由孟某国取货，并支付给安某青货款4万余元。
版权声明：未经许可禁止以任何形式转载
记者：栾德谦
一家三口合伙制假售假
据道外法院介绍，被告人孟某国与被告人杨某云系夫妻，被告人孟某龙系二人之子。孟某国自2015年起从事红肠销售业务，2018年3月与张某国（另案处理）合伙共同经营哈尔滨鑫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红肠，张某国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孟某龙、司某平担任该公司司机。
自2015年起，被告人孟某国以商委红肠等知名品牌的名义，将自制红肠进行包装或与知名品牌红肠一起包装，一同对外销售。杨某云负责帮助其通过微信收取货款、租赁塑封包装红肠场地、塑封红肠等工作，孟某龙负责为孟某国向被告人董某超、被告人麻某良、侯某、段某送货并代收货款，司某平负责为孟某国向邢某送货并代收货款。
经鉴定，截至案发期间，孟某国、杨某云销售假冒商委商标食品13万斤，销售假冒商委商标的食品及包装袋共计149.5万元；销售假冒某品牌商标食品3.8万斤，销售假冒某品牌的食品及包装袋共计56.9万元。孟某龙帮助其销售假冒某品牌商标、商委商标的食品及包装袋共计98万元，司某平帮助销售假冒某品牌商标、商委商标的食品及包装袋共计26.6万元。
购买假冒商标 塑封包装后网售
据道外法院主审法官介绍，“这次制售假冒红肠的被告人主要是通过网上销售，他们发动亲朋好友，每人都注册4、5个账户，专门卖假冒红肠。”
记者从道外法院了解到，2018年初，被告人麻某良与被告人孟某国相识后，麻某良低价从孟某国处购进假冒商委商标的食品及包装袋，对食品进行塑封包装后，在自己经营的网店上以商委商标食品名义，通过物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
销售过程中，麻某良雇佣被告人刘某波帮助其塑封假冒商委商标食品并按照其指示通过快递发货。2018年4月，麻某良将被告人刘某翼发展为下线，由麻某良为刘某翼提供假冒商委商标食品，刘某翼又在其经营的网店上以商委商标食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
经鉴定，孟某国向麻某良销售假冒商委食品及包装材料共计63.4万元，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麻某良涉及网店销售假冒商委商标食品145.3万元；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刘某翼涉及网店销售假冒商委商标食品141.1万元；刘某波协助麻某良销售假冒商委商标食品126.9万元。
2018年8月，被告人董某超与孟某龙相识后，通过孟某龙从孟某国处低价购进假冒商委商标、某品牌商标食品及包装袋，对该食品进行塑封包装后，在自己经营的网店上以知名红肠品牌的名义，通过物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经鉴定，孟某国向董某超销售假冒商委、某品牌食品及包装材料共计12.8万元；自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董某超涉及网店销售假冒商委商标、某品牌商标的食品共计103.5万元。综上，董某超获利共计90.6万元。
龙头新闻·生活报记者从道外法院了解到，2018年4月，被告人孟某国委托被告人吴某帮助其联系制作假冒商委商标的塑料袋十万余个。吴某遂联系到被告人安某青，并按照安某青的要求，指示孟某国向安某青邮寄印有商委商标塑料袋的样品，以每个0.4元的价格委托安某青制作印有商委商标标识塑料袋十万余个，事后安某青给付吴某价值2000元的白色塑料袋。安某青接受委托后，联系到被告人张某刚，以每个0.25元的价格委托张某刚制作印有商委商标标识塑料袋十万余个。为此，安某青向张某刚支付货款2.6万元。
张某刚接受委托后，联系到被告人王某强，以每个0.21元的价格委托王某强制作印有商委商标标识塑料袋十万余个。张某刚向王某强支付货款2.1万元。王某强将其制作完成的十万余个印有商委商标标识塑料袋邮寄给张某刚后，由张某刚邮寄给安某青，安某青收到后，再邮寄给吴某，由孟某国取货，并支付给安某青货款4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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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栾德谦
人活在自己的感觉体验之中。所以，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心理体验就成了宿命，命运，命数等等的文化传统。反正躲不过，发发牢骚，只有接受，忍耐，在坚持中左冲右突，试图破局，破不了，自认头撞南墙，命该如此，认了。冲出去了，天不灭曹，给佛祖敬上一炉香。走到哪一步都有自我安慰，自我疗伤，或者自我欺骗，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等保驾护航。其实都是想让你放弃你的在意。给自己一个不要太痛苦活法。历史上活成人物的，埋藏在血肉中神经系统都堪比钢丝绳，对部分事物的敏感下，都掩藏着对大多体验的麻木，于是看上去都活的很潇洒。 https://t.cn/R2WxdDX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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