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德贵人和月德贵人吉神用法知多少？命中遇到大吉大利富贵荣昌
《子平静言》说：“人命值此二德，多多益善，吉者增吉，凶者减凶，临于财、官、印、食、福力倍增，即临于嘉(偏印)、杀、劫、伤，暴横可化。若二德自遭冲刑，则亦无力”。幽微赋说：“酒色猖狂，只是桃花带煞；慈祥敏慧，天月二德聚来”。心镜歌说；广大凡行运逢禄马，发迹为官也；天月二德为救解，百灾不为害”。大体言之，天德是仁慈祥和之物，能化暴戾之气，然人命得带天德，亦需本性具有仁义慈和之德操，才能在紧要关头获得天助；而月德是勤勉敏慧之物，能逢凶化吉，去灾招祥，然人命若带月德，亦需本身勤勉自助，才能在紧要关头获得天助。
在断命时候如何使用神煞参断？二德以天德为重, 月德次之, 临财官印绶, 加一倍福力, 日干就是尤吉. 大抵天月二德, 关于人之性情居多, 谨慎诫惧, 带人诚厚, 凶险之事自少.古诗云:"天德原来大吉昌, 若逢日时更为良, 修文必定登科甲, 庶俗营谋百事强...人命若逢天月德, 百事所求多利益, 士农工商各相宜, 兄弟妻儿无克破...阴阳二命煞星通, 化煞为权德在中, 日时若逢天月德, 男当一品女褒封. 天月二德喜重逢, 贵比汾阳富石崇, 祖荫丰肥承厚, 不然少年步蟾宫."
四柱中有天月二德，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天月二德是逢凶化吉的之星，是四柱中最为吉利、作用最大、最好的吉星，它超过四柱其他任何一个好星宿的作用和力量
命局有天月或者二德、或者天月二德都有的人，一生中大的凶灾不犯，一生也少病，或很少有大的手术。若命局天月二德只占一个，则减少其吉的力量和福分。若命局中二者均有，有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化险为夷的功效。
在实际的预测中，发现有天月二德的人，即使上战场打仗，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有的受了重伤或者残疾，而带有天月二德的人们既不会受伤，更不会被打死，有的连皮毛都未伤者。还有的在地方工作的，尤其是汽车司机或者经常外出的业务人员、销售人员、采购人员，命局有天月二德的，即使遇上翻车、火车出轨、汽车摔下悬崖，绝大多数的人都很少受重伤或者残疾，都可以死里逃生、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命局有天月二德的人，即使犯了牢役之灾，应判大刑、坐牢，也会有人从中周旋，把大刑化小，小刑化无，或关几个月；或以钱财抵罪而得以从轻处罚、或逍遥法外。#生辰八字命理感情##算八字看婚姻感情##生辰八字命理姻缘##婚姻感情##事业财运#
《子平静言》说：“人命值此二德，多多益善，吉者增吉，凶者减凶，临于财、官、印、食、福力倍增，即临于嘉(偏印)、杀、劫、伤，暴横可化。若二德自遭冲刑，则亦无力”。幽微赋说：“酒色猖狂，只是桃花带煞；慈祥敏慧，天月二德聚来”。心镜歌说；广大凡行运逢禄马，发迹为官也；天月二德为救解，百灾不为害”。大体言之，天德是仁慈祥和之物，能化暴戾之气，然人命得带天德，亦需本性具有仁义慈和之德操，才能在紧要关头获得天助；而月德是勤勉敏慧之物，能逢凶化吉，去灾招祥，然人命若带月德，亦需本身勤勉自助，才能在紧要关头获得天助。
在断命时候如何使用神煞参断？二德以天德为重, 月德次之, 临财官印绶, 加一倍福力, 日干就是尤吉. 大抵天月二德, 关于人之性情居多, 谨慎诫惧, 带人诚厚, 凶险之事自少.古诗云:"天德原来大吉昌, 若逢日时更为良, 修文必定登科甲, 庶俗营谋百事强...人命若逢天月德, 百事所求多利益, 士农工商各相宜, 兄弟妻儿无克破...阴阳二命煞星通, 化煞为权德在中, 日时若逢天月德, 男当一品女褒封. 天月二德喜重逢, 贵比汾阳富石崇, 祖荫丰肥承厚, 不然少年步蟾宫."
四柱中有天月二德，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因天月二德是逢凶化吉的之星，是四柱中最为吉利、作用最大、最好的吉星，它超过四柱其他任何一个好星宿的作用和力量
命局有天月或者二德、或者天月二德都有的人，一生中大的凶灾不犯，一生也少病，或很少有大的手术。若命局天月二德只占一个，则减少其吉的力量和福分。若命局中二者均有，有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化险为夷的功效。
在实际的预测中，发现有天月二德的人，即使上战场打仗，在炮火连天的战斗中，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有的受了重伤或者残疾，而带有天月二德的人们既不会受伤，更不会被打死，有的连皮毛都未伤者。还有的在地方工作的，尤其是汽车司机或者经常外出的业务人员、销售人员、采购人员，命局有天月二德的，即使遇上翻车、火车出轨、汽车摔下悬崖，绝大多数的人都很少受重伤或者残疾，都可以死里逃生、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命局有天月二德的人，即使犯了牢役之灾，应判大刑、坐牢，也会有人从中周旋，把大刑化小，小刑化无，或关几个月；或以钱财抵罪而得以从轻处罚、或逍遥法外。#生辰八字命理感情##算八字看婚姻感情##生辰八字命理姻缘##婚姻感情##事业财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禅门的十六字心要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达磨大师《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1、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传统教派以外的特别的传授。“别传”不是不传，而是“特别的传授”的意思。
禅宗传法，最注重的就是机锋，是心心相映。禅的“机锋”，就是具有智慧之眼的禅门大师，通过独特的言语、动作来勘验学人的见地功夫。禅的机锋，犹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掣电之机，不劳伫思。”一有思索，就立即错过、落败了。
禅门经常用“箭锋相拄”来表示禅机的迅捷激烈。禅师们非常注意训练门徒的论辩功夫。有两座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名小沙弥负责采购。其中的一个每天早上到市场买菜时，总会与另一个碰面。
其中的一个问：“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脚到哪里，我到哪里。”
这个小沙弥感到难以回答，就向他的师父求教应对之术。师父说：“明天早晨，你遇见他时，如果他再这样答你，你就问：‘如果没有脚，你到哪里去？’这样你必胜无疑。”
次日清晨，两个小沙弥又相见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风到哪里，我到哪里。”这句话又难倒了他，他又向师父求教。师父说：“明天你问他：‘假如没有风，你到哪里？’”
第三天早晨，这两个小沙弥又相遇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我到市场去！”这下子，第一个小沙弥彻底傻眼了。
禅门在接引学人时，注重机锋棒喝，所谓“棒如雨点，喝似雷奔”。来果禅师说：“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开万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息狂心。”又：“香板头上出祖师，大喝声内出菩萨。”“禅堂棒喝，其为母也；见性成佛，其为子也。”（《来果禅师语录》）
当头棒喝是禅宗祖师接化弟子的特殊方式。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在接引学人时，师家为了粉碎学人的迷情，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相传棒的施用始于唐代的德山，喝的施用始于马祖道一，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百丈曾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参马祖，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景德传灯录》卷六）
有理无理三顿棒，是禅的独特的教学法之一。
古时候，有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出外参访求学。一天，他来到一座寺院想挂单。他来到客堂，拜见负责客堂的知客法师。知客师问：“谁叫你来的？” 挂单僧回答：“我自己来的。”知客师说：“不经师父允许就擅自出来。”拿起香板就打了过来，问：“到底是谁叫你来的？”挂单僧马上改口说：“师父叫我来的。”知客师说：“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参学吗？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再吃我三香板！”
2、不立文字
与教外别传紧相联系的，是不立文字。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二说：
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岂使人执其教迹耶？又经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谓也。然此极其奥密，虽载于经，亦但说耳。圣人验此，故命以心相传。而禅者所谓教外别传，乃此也。
这段话中上半部分引的是《圆觉经》中的文字。“修多罗”就是华译契经。契是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根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经如同指示月亮的手指，如果见到了月亮，就要清楚指月的手指的本身，并非月亮。由此告诫学禅的人，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着《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不立文字”是禅在传承、语言方面的显着特色，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禅不可说”。于是，一提起禅，首先浮现于我们意识中的，就是禅不可说。但是，当我们翻开禅的历史，就会发现禅师们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这说明，禅既不可说，又必须要说。那么如何来说这不可说的禅？这就意味着，禅师们不是通过一般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来描绘他的思想，而是通过一则则象征、譬喻来进行呈现。
禅宗注重的是以心传心，批评拘泥于语言文字而不解实义者，是“守株待兔”。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因为真理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古尊宿语录》卷四十）
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参透活句而开悟，才会有真正的受用。
3、直指人心
《圆悟录》卷十四：“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妙明，含吐十方，独脱根尘。”禅宗初祖达摩来到中土，用的就是“直指人心”的法门。
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主要依据就是达摩的“理入”学说。达摩的“理入”学说认为，凭借佛经的启示，深信众生都具有共同的真如本性，只是由于被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通过禅修，舍妄归真，修行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除一切差别相，就可与真如本性相符。这种学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六祖慧能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坛经》）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只要认识了这个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
4、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达磨大师《血脉论》：“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禅宗认为，见到了人人本具的佛性，当下就与诸佛无异，这就是“见性成佛”。
当我们见到了本心本性，当下就可以获得觉悟。“悟”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吾的心”。“吾”就是“我”，但它不是被妄想遮蔽的那个“我”，而是不受污染的原真的“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颗心，认识了本心本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觉悟的生命！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达磨大师《悟性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禅门的十六字心要，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禅的特质。
1、教外别传
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传统教派以外的特别的传授。“别传”不是不传，而是“特别的传授”的意思。
禅宗传法，最注重的就是机锋，是心心相映。禅的“机锋”，就是具有智慧之眼的禅门大师，通过独特的言语、动作来勘验学人的见地功夫。禅的机锋，犹如上阵交锋，短兵相接，当机不让，犀利无比。“掣电之机，不劳伫思。”一有思索，就立即错过、落败了。
禅门经常用“箭锋相拄”来表示禅机的迅捷激烈。禅师们非常注意训练门徒的论辩功夫。有两座禅院比邻而居，各有一名小沙弥负责采购。其中的一个每天早上到市场买菜时，总会与另一个碰面。
其中的一个问：“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脚到哪里，我到哪里。”
这个小沙弥感到难以回答，就向他的师父求教应对之术。师父说：“明天早晨，你遇见他时，如果他再这样答你，你就问：‘如果没有脚，你到哪里去？’这样你必胜无疑。”
次日清晨，两个小沙弥又相见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风到哪里，我到哪里。”这句话又难倒了他，他又向师父求教。师父说：“明天你问他：‘假如没有风，你到哪里？’”
第三天早晨，这两个小沙弥又相遇了。前一个问道：“你到哪里去？”另一个回答：“我到市场去！”这下子，第一个小沙弥彻底傻眼了。
禅门在接引学人时，注重机锋棒喝，所谓“棒如雨点，喝似雷奔”。来果禅师说：“欲修用心之法，必求棒喝加持。……要知毒棒之疼，打落千生重障；猛喝之痛，吼开万劫痴迷。故古云：七尺棒头开正眼，一声喝下息狂心。”又：“香板头上出祖师，大喝声内出菩萨。”“禅堂棒喝，其为母也；见性成佛，其为子也。”（《来果禅师语录》）
当头棒喝是禅宗祖师接化弟子的特殊方式。禅宗认为佛法不可思议，开口即错，动念即乖。在接引学人时，师家为了粉碎学人的迷情，或考验其悟境，或用棒打，或大喝一声，以暗示与启悟对方。相传棒的施用始于唐代的德山，喝的施用始于马祖道一，故有“德山棒，临济喝”之称。百丈曾说：“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参马祖，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眼暗。”（《景德传灯录》卷六）
有理无理三顿棒，是禅的独特的教学法之一。
古时候，有一位刚出家不久的僧人出外参访求学。一天，他来到一座寺院想挂单。他来到客堂，拜见负责客堂的知客法师。知客师问：“谁叫你来的？” 挂单僧回答：“我自己来的。”知客师说：“不经师父允许就擅自出来。”拿起香板就打了过来，问：“到底是谁叫你来的？”挂单僧马上改口说：“师父叫我来的。”知客师说：“师父叫你来你就来，师父不叫你来你就不来参学吗？大丈夫一点主见都没有，再吃我三香板！”
2、不立文字
与教外别传紧相联系的，是不立文字。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二说：
经云：“修多罗教如标月指，若复见月，了知所标，毕竟非月。”是岂使人执其教迹耶？又经曰：“始从鹿野苑，终至跋提河。中间五十年，未曾说一字。”斯固其教外之谓也。然此极其奥密，虽载于经，亦但说耳。圣人验此，故命以心相传。而禅者所谓教外别传，乃此也。
这段话中上半部分引的是《圆觉经》中的文字。“修多罗”就是华译契经。契是上契诸佛妙理，下契众生根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佛经如同指示月亮的手指，如果见到了月亮，就要清楚指月的手指的本身，并非月亮。由此告诫学禅的人，不能执着于语言文字。
佛教用“指”比喻语言文字，用“月”喻佛法真谛。《楞严经》卷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唯亡失月轮，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标指为明月故。”运用语言宣说佛法，如同用手指指月亮。手指是语言，月亮是真理。痴迷的人，却把手指当成了月亮的本身，岂非大谬不然。明代瞿汝稷曾搜集了大量禅宗的公案、语录，汇编成巨着《指月录》，至今仍是了解禅风禅法的重要参考书。
“不立文字”是禅在传承、语言方面的显着特色，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禅不可说”。于是，一提起禅，首先浮现于我们意识中的，就是禅不可说。但是，当我们翻开禅的历史，就会发现禅师们留下的语录浩如烟海！这说明，禅既不可说，又必须要说。那么如何来说这不可说的禅？这就意味着，禅师们不是通过一般的、概念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来描绘他的思想，而是通过一则则象征、譬喻来进行呈现。
禅宗注重的是以心传心，批评拘泥于语言文字而不解实义者，是“守株待兔”。
禅宗认为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仅凭语言文字不能圆满地领悟真理，因为真理存在于用语言文字去表达之前。为了避免“口是祸门”的危险，禅师在回答学人时往往说：“叮咛损君德，无言最有功。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古尊宿语录》卷四十）
禅宗主张参活句而不要参死句。参透活句而开悟，才会有真正的受用。
3、直指人心
《圆悟录》卷十四：“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妙明，含吐十方，独脱根尘。”禅宗初祖达摩来到中土，用的就是“直指人心”的法门。
禅宗主张心性本净、见性成佛，主要依据就是达摩的“理入”学说。达摩的“理入”学说认为，凭借佛经的启示，深信众生都具有共同的真如本性，只是由于被客尘妄想所覆盖，不能显露，所以要通过禅修，舍妄归真，修行心如墙壁坚定不移的观法，扫除一切差别相，就可与真如本性相符。这种学说，是禅宗的理论基础。
六祖慧能继承了这一观点，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坛经》）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只要认识了这个自性，“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这就是“即身成佛”的“顿悟”思想。
4、见性成佛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原本具有的佛性。黄檗禅师《传心法要》说：“即心是佛，上至诸佛，下至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同一心体。所以达摩从西天来，唯传一法。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识取自心，见自本性，更莫别求。”达磨大师《血脉论》：“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若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亦无益处。”禅宗认为，见到了人人本具的佛性，当下就与诸佛无异，这就是“见性成佛”。
当我们见到了本心本性，当下就可以获得觉悟。“悟”这个字，从字形上看，就是“吾的心”。“吾”就是“我”，但它不是被妄想遮蔽的那个“我”，而是不受污染的原真的“我”。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认识了这颗心，认识了本心本性，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智慧的生命，觉悟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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