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山东 | 极速高铁，青岛造！】2021年7月20日，由中国中车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成功下线。这是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标志着中国高速磁浮成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获得新突破。“车厢内科技感强烈，有一种科幻的视觉冲击，启动时感觉不到起浮晃动，非常平稳、安静，几乎没有噪音。”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产业发展部部长范子龙，这样描述试乘时的感受。
这已经不是青岛第一次见证中国铁路的历史时刻。
1952年7月26日，四方铁路机车厂南广场沸腾的人群曾目睹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火车头“八一号”的成功试车。
从“八一号”、“和谐号”、“复兴号”，再到此次落地的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青岛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中举足轻重作用不容忽视：青岛生产的高铁动车占全国运营动车组约60%，地铁车辆约占25%。
换言之，在21世纪前20年中国建成的全球最大高速铁路网上，奔跑的高铁列车，往往是青岛造；青岛的高铁产业集群，成为这个城市新时代又一耀眼的经济新势能。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四方”）方面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青岛拥有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一批世界知名的制造业企业。青岛在推动创新方面，充分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依靠企业主导的规模化、产业化、自主化的创新，不断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青岛持续打造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四链合一”加优质高效政务服务环境的“4+1”发展生态，把城市的优势转化为促进创新、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轨道交通产业也为青岛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成立于2018年的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是这种产业和城市互动的典型：青岛90%轨道交通产业聚集于此，这里坐落着中车四方等三家主机厂，以及127家高新技术企业、13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省级以上高端研发平台——其中包括由中车集团和青岛市共建的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
创新力量随着轨道交通的供应链，在产业和城市间流动、交互，“一方面龙头企业为周边的产业配套企业提供了订单，也为产品创新和企业发展带来了机会。另一方面产业的配套企业，能够为轨道交通发展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另外，其中一些围绕轨道交通供应链诞生的技术，可以拓展应用于其他产业领域，形成良性互动。”范子龙说。
范子龙介绍，接下来示范区将突出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及关联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到2035年，示范区进入成熟发展期，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0亿元，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规模与竞争力全国大幅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领航型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
产业基因
青岛是一座拥有“火车基因”的城市。
1900年，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即四方机车车辆厂在青岛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四方机车厂又成为共和国机车车辆的摇篮。
20世纪80年代，四方车辆厂投入近亿元，在棘洪滩制造基地开始了其自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技术改造。这一举措让青岛的轨道交通产业从市北区转移至城阳区，也让棘洪滩从原有的一片盐碱地逐渐发展成轨道交通产业的聚集地。
作为中国中车的核心公司，中车四方在中国高铁时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里诞生了中国首列时速20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38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首列“复兴号”动车组和首列城际动车组。
据中车四方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从中车四方驶出了1600多组（标准组）高速动车组，是中国在线运营高速动车组数量最多的企业。
伴随着中车四方等主机厂的发展，青岛轨道交通产业规模也迎来了快速增长。2020年，示范区的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0亿元，青岛生产的高铁动车占全国运营动车组约60%，地铁车辆约25%。按照赛迪研究院预测，2035年，青岛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总规模将达到7800亿元。
产城互动
截至2020年底，全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4.6万公里，其中高铁近3.8万公里。2021年国家发改委等4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见》，对新建高速铁路提出了客流密度等标准要求。此后，在国家发改委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回答记者上述文件是否意味着“铁路建设全面收紧”时表示，“铁路建设中也暴露出片面追求高标准、重高速轻普速、重客运轻货运、重投入轻产出等问题，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在这一背景下，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在哪？
围绕整车厂和关键零部件制造厂，长春、成都、株洲等多个城市形成了比较优势不同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其中，青岛拥有扎实的产业链基础，但与其他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相比，仍存在一些短板。比如在动车九大关键技术方面，落地青岛主要有五项；主变流器、制动系统、牵引变压器等方面，青岛尚未形成大规模量产配套，部分产业环节薄弱或缺失。
此外，轨道交通拥有一个漫长的产业链，从上游的技术研究、设计开发、设计咨询，到中游的建设施工、装备制造，再到下游的运营维护、增值服务等，青岛目前的轨道交通产业链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环节，即利用主机集成商的地位与影响力，以及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产业发展具有极大的扩展空间与潜力。
如何与产业形成更有有效的互动，如何在产业的周期波动中寻找到下一步的技术方向，是青岛以及每一个轨道交通产业聚集城市需要思考的问题。
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即是青岛给出的应对方案之一。
为推动轨道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青岛市于2013年成立青岛城阳工业园区（挂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牌子），于2018年将其由城阳区政府直属单位升级为市政府派出机构，正式成立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这是一个以轨道交通产业为主导的新型工业园区，也是青岛市唯一一个先有产业、后有园区的功能区。
“如果放由产业自然发展，可能会遭遇发展瓶颈，多年后就会遇到‘天花板’，青岛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示范区成立的一个初衷”，范子龙说。
示范区成立后，内设部门瘦身精简，在人事、薪酬管理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调整，优化了营商环境，同时实行了市场化、专业化的“双招双引”，以纵向拉长产业链、横向拓宽产业宽度为目标，引导示范区轨道交通产业发展。
“纵向拉长产业链条”，即以一辆动车整车为蓝本，分解零部件组成，以这些组成逐一进行精准招商，实现补链、延链、强链；“横向拓宽产业宽度”，就是围绕中车配套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拓展关联产业链。
范子龙介绍，在产业方面，示范区将突出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及关联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其中，新能源包括突破高能量密度储能装置和能量管理策略关键技术，开发锂电池、燃料电池、超级电容、超导储能等产品；新材料重点发展以碳纤维为代表的复合材料、钛合金材料、半导体材料、石墨烯复合材料，以及新型涂料、环保材料、减振降噪材料等。
“轨道交通产业包括两个范围，一个是装备制造核心圈层，另一个是延伸圈层，而后者将会是示范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等，这个圈层的产业外溢作用强，对青岛本地其他产业发展也能带来很好的推动作用”，范子龙说。
创新底座
创新是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和这座城市共同的底座，并正在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车四方方面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创新”是驱动中车四方发展的第一动力。而青岛是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气候条件适宜，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企业、大学、科研院所落户创业，聚集了丰富的科创资源，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9月5日，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推动建设的第一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在青岛设立，是集政府、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构建的国际化、专业化创新平台。
如今，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正在成为央地、产研等不同创新力量汇集的平台。
范子龙介绍，中车、青岛双方已累计投入65亿元用于该中心的载体建设，布局建设高端实验平台、产业化研究院等产业项目15个。其中，高速磁浮实验中心、高速磁浮试制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交付使用，中车大数据中心等12个产业项目开工在建。
此外，青岛市政府和中车联合设立总规模40亿元的中国（青岛）转型升级基金，重点支持轨道交通产业相关的新材料、关键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发展。
中车四方方面介绍，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以青岛为核心区域，充分发挥中国中车的行业引领作用，具有“聚智、协同、转移、辐射、合作”功能，打造轨道交通科技创新“火车头”，对突破国家高端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关键技术，面向全球竞争抢占高铁产业发展机遇，形成引领产业发展的新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7月20日在青岛成功下线的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也有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的贡献。范子龙介绍，高速列车创新中心与航材国创(青岛)高铁材料研究院合作研发的悬浮架托臂和电气ASG箱已完成研制，填补了国内大型薄壁铸造技术空白，为600公里时速高速磁悬浮列车工程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尽管目前高速磁浮列车仍在调试线阶段，产业化尚有距离，但围绕中车四方和高速列车创新中心，青岛轨交产业在经历了“高铁时代”的迅猛发展后，依然在新的产业方向上有先发之势，有望迎来高速磁悬浮列车从工程技术到产业的跨越。
在这一领域，目前多个轨道交通产业聚集城市均有所准备，而首条试验线的落地将成为竞争的关键，多地在交通规划或相关政府文件中均提及了建设磁悬浮线的意向。
在这方面，山东也有所布局。2018年10月，山东省政府网站公布的《山东省沿海城镇带规划(2018-2035年)》批复中即提及，先期谋划在青岛、烟台间建设磁悬浮线路，并考虑预留青岛、日照间磁悬浮研究线位。（经济观察网）
这已经不是青岛第一次见证中国铁路的历史时刻。
1952年7月26日，四方铁路机车厂南广场沸腾的人群曾目睹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火车头“八一号”的成功试车。
从“八一号”、“和谐号”、“复兴号”，再到此次落地的高速磁悬浮交通系统，青岛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中举足轻重作用不容忽视：青岛生产的高铁动车占全国运营动车组约60%，地铁车辆约占25%。
换言之，在21世纪前20年中国建成的全球最大高速铁路网上，奔跑的高铁列车，往往是青岛造；青岛的高铁产业集群，成为这个城市新时代又一耀眼的经济新势能。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四方”）方面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青岛拥有门类齐全、结构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一批世界知名的制造业企业。青岛在推动创新方面，充分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依靠企业主导的规模化、产业化、自主化的创新，不断培育和形成新的增长点。青岛持续打造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技术链“四链合一”加优质高效政务服务环境的“4+1”发展生态，把城市的优势转化为促进创新、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另一方面，轨道交通产业也为青岛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成立于2018年的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是这种产业和城市互动的典型：青岛90%轨道交通产业聚集于此，这里坐落着中车四方等三家主机厂，以及127家高新技术企业、13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省级以上高端研发平台——其中包括由中车集团和青岛市共建的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
创新力量随着轨道交通的供应链，在产业和城市间流动、交互，“一方面龙头企业为周边的产业配套企业提供了订单，也为产品创新和企业发展带来了机会。另一方面产业的配套企业，能够为轨道交通发展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另外，其中一些围绕轨道交通供应链诞生的技术，可以拓展应用于其他产业领域，形成良性互动。”范子龙说。
范子龙介绍，接下来示范区将突出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及关联产业、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到2035年，示范区进入成熟发展期，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0亿元，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规模与竞争力全国大幅领先，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打造一批领航型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
产业基因
青岛是一座拥有“火车基因”的城市。
1900年，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即四方机车车辆厂在青岛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四方机车厂又成为共和国机车车辆的摇篮。
20世纪80年代，四方车辆厂投入近亿元，在棘洪滩制造基地开始了其自194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技术改造。这一举措让青岛的轨道交通产业从市北区转移至城阳区，也让棘洪滩从原有的一片盐碱地逐渐发展成轨道交通产业的聚集地。
作为中国中车的核心公司，中车四方在中国高铁时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里诞生了中国首列时速20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首列时速380公里的高速动车组、首列“复兴号”动车组和首列城际动车组。
据中车四方相关人士介绍，目前从中车四方驶出了1600多组（标准组）高速动车组，是中国在线运营高速动车组数量最多的企业。
伴随着中车四方等主机厂的发展，青岛轨道交通产业规模也迎来了快速增长。2020年，示范区的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0亿元，青岛生产的高铁动车占全国运营动车组约60%，地铁车辆约25%。按照赛迪研究院预测，2035年，青岛轨道交通产业集群总规模将达到7800亿元。
产城互动
截至2020年底，全国铁路运营里程已达14.6万公里，其中高铁近3.8万公里。2021年国家发改委等4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见》，对新建高速铁路提出了客流密度等标准要求。此后，在国家发改委一季度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回答记者上述文件是否意味着“铁路建设全面收紧”时表示，“铁路建设中也暴露出片面追求高标准、重高速轻普速、重客运轻货运、重投入轻产出等问题，亟待得到妥善解决”。
在这一背景下，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在哪？
围绕整车厂和关键零部件制造厂，长春、成都、株洲等多个城市形成了比较优势不同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其中，青岛拥有扎实的产业链基础，但与其他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相比，仍存在一些短板。比如在动车九大关键技术方面，落地青岛主要有五项；主变流器、制动系统、牵引变压器等方面，青岛尚未形成大规模量产配套，部分产业环节薄弱或缺失。
此外，轨道交通拥有一个漫长的产业链，从上游的技术研究、设计开发、设计咨询，到中游的建设施工、装备制造，再到下游的运营维护、增值服务等，青岛目前的轨道交通产业链主要集中于装备制造环节，即利用主机集成商的地位与影响力，以及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产业发展具有极大的扩展空间与潜力。
如何与产业形成更有有效的互动，如何在产业的周期波动中寻找到下一步的技术方向，是青岛以及每一个轨道交通产业聚集城市需要思考的问题。
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即是青岛给出的应对方案之一。
为推动轨道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青岛市于2013年成立青岛城阳工业园区（挂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牌子），于2018年将其由城阳区政府直属单位升级为市政府派出机构，正式成立青岛轨道交通产业示范区。这是一个以轨道交通产业为主导的新型工业园区，也是青岛市唯一一个先有产业、后有园区的功能区。
“如果放由产业自然发展，可能会遭遇发展瓶颈，多年后就会遇到‘天花板’，青岛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是示范区成立的一个初衷”，范子龙说。
示范区成立后，内设部门瘦身精简，在人事、薪酬管理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调整，优化了营商环境，同时实行了市场化、专业化的“双招双引”，以纵向拉长产业链、横向拓宽产业宽度为目标，引导示范区轨道交通产业发展。
“纵向拉长产业链条”，即以一辆动车整车为蓝本，分解零部件组成，以这些组成逐一进行精准招商，实现补链、延链、强链；“横向拓宽产业宽度”，就是围绕中车配套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拓展关联产业链。
范子龙介绍，在产业方面，示范区将突出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及关联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其中，新能源包括突破高能量密度储能装置和能量管理策略关键技术，开发锂电池、燃料电池、超级电容、超导储能等产品；新材料重点发展以碳纤维为代表的复合材料、钛合金材料、半导体材料、石墨烯复合材料，以及新型涂料、环保材料、减振降噪材料等。
“轨道交通产业包括两个范围，一个是装备制造核心圈层，另一个是延伸圈层，而后者将会是示范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等，这个圈层的产业外溢作用强，对青岛本地其他产业发展也能带来很好的推动作用”，范子龙说。
创新底座
创新是青岛轨道交通产业和这座城市共同的底座，并正在产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车四方方面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创新”是驱动中车四方发展的第一动力。而青岛是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和创新型城市，区位优势明显，气候条件适宜，吸引了海内外众多企业、大学、科研院所落户创业，聚集了丰富的科创资源，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年9月5日，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推动建设的第一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在青岛设立，是集政府、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构建的国际化、专业化创新平台。
如今，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正在成为央地、产研等不同创新力量汇集的平台。
范子龙介绍，中车、青岛双方已累计投入65亿元用于该中心的载体建设，布局建设高端实验平台、产业化研究院等产业项目15个。其中，高速磁浮实验中心、高速磁浮试制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交付使用，中车大数据中心等12个产业项目开工在建。
此外，青岛市政府和中车联合设立总规模40亿元的中国（青岛）转型升级基金，重点支持轨道交通产业相关的新材料、关键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发展。
中车四方方面介绍，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以青岛为核心区域，充分发挥中国中车的行业引领作用，具有“聚智、协同、转移、辐射、合作”功能，打造轨道交通科技创新“火车头”，对突破国家高端轨道交通装备领域关键技术，面向全球竞争抢占高铁产业发展机遇，形成引领产业发展的新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7月20日在青岛成功下线的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也有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的贡献。范子龙介绍，高速列车创新中心与航材国创(青岛)高铁材料研究院合作研发的悬浮架托臂和电气ASG箱已完成研制，填补了国内大型薄壁铸造技术空白，为600公里时速高速磁悬浮列车工程化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尽管目前高速磁浮列车仍在调试线阶段，产业化尚有距离，但围绕中车四方和高速列车创新中心，青岛轨交产业在经历了“高铁时代”的迅猛发展后，依然在新的产业方向上有先发之势，有望迎来高速磁悬浮列车从工程技术到产业的跨越。
在这一领域，目前多个轨道交通产业聚集城市均有所准备，而首条试验线的落地将成为竞争的关键，多地在交通规划或相关政府文件中均提及了建设磁悬浮线的意向。
在这方面，山东也有所布局。2018年10月，山东省政府网站公布的《山东省沿海城镇带规划(2018-2035年)》批复中即提及，先期谋划在青岛、烟台间建设磁悬浮线路，并考虑预留青岛、日照间磁悬浮研究线位。（经济观察网）
#方志动态# 一百年前那些人、事、地 | 中国奥委会组织成立之地——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跑马场举行。参赛运动员约140人，比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等。运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影响很大，观摩者达数万人。在运动会召开期间，张伯苓、王正廷、伍廷芳、唐绍仪等一批有识之士，发起筹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成为后来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国西式体育发展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后来西式体育发展的加速器，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现代新式体育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中国人决心奋起直追、融入现代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梦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体育本身。可以说，中国百年奥运之梦，由此开始。
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体育事业虽然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类体育组织纷纷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立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机构。直到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但这个机构并不能完全统辖当时全国的相关机构，在是否具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资格的问题上也存疑。1924年5月，武昌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赴会的体育界人士张伯苓、王正廷等一致认为要组建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以统筹全民体育之推进，举办全国性运动会，并组织参与奥运会等国际竞技活动。
1924年7月4日20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924年7月6日《申报》的新闻《中华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记载：“中华体育联合会于七月四日下午八时，假南京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开成立大会。” 5日16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继续召开，在讨论了组织架构等问题后，选举“张伯苓、郭秉文、陈时、聂云台、方小川、沈嗣良、郝伯阳、卢炜昌、穆藕初等九人当选为董事。”担任会议主席的张伯苓宣布“中华民国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即于今日正式成立”，机构暂定名为“中华体育联合会”，《申报》在1924年7月7日对此进行了报道。该会成立9天后，7月14日出刊的《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第39期的体育版刊登了蒋湘青的《国人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具有的态度》一文，文中写道：“筹备一年轰动全国的体育总机关，已于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五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产生了。”可见，此时“中华体育联合会”已改称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申报》同版还刊登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一文，详细记载了会议召开的全过程。1925年10月，张伯苓在呈报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备案登记申请中附录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录》与《申报》刊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完全一致，进一步明确了该机构的成立之处为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于当年发布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国内外体育工作之范围》。其中的“国际关系”第一条即“奥伦匹克运动会会员”（奥伦匹克是当时对奥林匹克的一种音译），在“国内工作”的职责里有“中华代表参加世界运动会”。由此可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就开始承担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际奥委会的记录发布，1916年至1925年之间没有发行公报，造成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详细日期无法确定。一战后，在1926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第一份公报里，明确记载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1927年6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组委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邀请我国运动代表团加入”（《世界运动会邀请我国加入》，《申报》1927年6月25日，第十一版），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首次接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192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启了中国人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大门。其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先后以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身份，组织代表团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举行的奥运会比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新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52年7月14日，为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权问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新中国奥委会“系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通过决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继续承认。
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毁于1937年侵华日军的空袭，现已不存。后经考证，其原址范围在今天东南大学校园建筑金陵院的西半部分位置上。2014年5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旧址”纪念碑在东南大学金陵院西畔草坪落成，成为南京与奥林匹克渊源的一份独特纪念。
（文章内容选编自《百年缘——近现代南京与奥林匹克》）
拟稿：李唐海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1910年10月18日至22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南洋劝业会跑马场举行。参赛运动员约140人，比赛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篮球等。运动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影响很大，观摩者达数万人。在运动会召开期间，张伯苓、王正廷、伍廷芳、唐绍仪等一批有识之士，发起筹建“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全国性体育组织，成为后来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前身。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中国近现代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其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国西式体育发展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后来西式体育发展的加速器，标志着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现代新式体育的重要价值，体现了中国人决心奋起直追、融入现代国际体育大家庭的梦想，其意义远远超出体育本身。可以说，中国百年奥运之梦，由此开始。
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体育事业虽然得到进一步发展，各类体育组织纷纷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立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机构。直到1922年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但这个机构并不能完全统辖当时全国的相关机构，在是否具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资格的问题上也存疑。1924年5月，武昌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赴会的体育界人士张伯苓、王正廷等一致认为要组建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以统筹全民体育之推进，举办全国性运动会，并组织参与奥运会等国际竞技活动。
1924年7月4日20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924年7月6日《申报》的新闻《中华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纪》记载：“中华体育联合会于七月四日下午八时，假南京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开成立大会。” 5日16时，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继续召开，在讨论了组织架构等问题后，选举“张伯苓、郭秉文、陈时、聂云台、方小川、沈嗣良、郝伯阳、卢炜昌、穆藕初等九人当选为董事。”担任会议主席的张伯苓宣布“中华民国全国合法之体育总机关，即于今日正式成立”，机构暂定名为“中华体育联合会”，《申报》在1924年7月7日对此进行了报道。该会成立9天后，7月14日出刊的《申报》副刊《教育与人生》第39期的体育版刊登了蒋湘青的《国人对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应具有的态度》一文，文中写道：“筹备一年轰动全国的体育总机关，已于中华民国十三年七月五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产生了。”可见，此时“中华体育联合会”已改称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申报》同版还刊登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一文，详细记载了会议召开的全过程。1925年10月，张伯苓在呈报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备案登记申请中附录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录》与《申报》刊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纪》完全一致，进一步明确了该机构的成立之处为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于当年发布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于国内外体育工作之范围》。其中的“国际关系”第一条即“奥伦匹克运动会会员”（奥伦匹克是当时对奥林匹克的一种音译），在“国内工作”的职责里有“中华代表参加世界运动会”。由此可见，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就开始承担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了国际奥委会的记录发布，1916年至1925年之间没有发行公报，造成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详细日期无法确定。一战后，在1926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第一份公报里，明确记载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1927年6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九届奥运会组委会致函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正式邀请我国运动代表团加入”（《世界运动会邀请我国加入》，《申报》1927年6月25日，第十一版），是有历史记录的，中国首次接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1928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代表出席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开启了中国人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大门。其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先后以中国国家奥委会的身份，组织代表团参加了1932年、1936年和1948年举行的奥运会比赛。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将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即新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52年7月14日，为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参赛权问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长荣高棠致电国际奥委会，严正声明新中国奥委会“系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之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组而成”。1954年5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上通过决议，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被继续承认。
国立东南大学化学教室毁于1937年侵华日军的空袭，现已不存。后经考证，其原址范围在今天东南大学校园建筑金陵院的西半部分位置上。2014年5月7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旧址”纪念碑在东南大学金陵院西畔草坪落成，成为南京与奥林匹克渊源的一份独特纪念。
（文章内容选编自《百年缘——近现代南京与奥林匹克》）
拟稿：李唐海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美好辽宁欢迎您##好网民礼赞建党百年# 【辽宁丹东老品牌重生记】孔雀表、黄海汽车、康齿灵牙膏……在辽宁丹东，不少老字号、老品牌曾红极一时，不过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成就大多停留在记忆中，有些品牌如今“半死不活”甚至销声匿迹。丹东老字号、老品牌为何“沉寂”了，又将如何“重生”？
孔雀表、黄海汽车、康齿灵……辽宁省丹东市的老字号、老品牌曾经辉煌过，但也一度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如今，凭借技术创新、产业链升级、体制机制改革，老字号企业正在破茧重生。
跌宕起伏多沉寂
“孔雀好，孔雀好，孔雀飞来不落脚”。上世纪80年代，孔雀表在大江南北可谓家喻户晓，曾经“一表难求”。
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前身是辽宁手表厂，始建于1957年。1973年生产了“红旗”牌统一机芯手表，此款手表后来更名为“孔雀”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丹东手表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享有“孔雀飞来不落脚”的美誉，与上海、天津并称为国内三大手表生产基地。1986年，辽宁手表厂手表产量达到385万只，位居全国第二位，当年利税1.2亿元，在册职工1.2万人。
今年65岁的武志荣是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工具厂职工。1978年刚刚下乡回城的他来到表厂工作。“当时厂里工作环境干净，手表生产技术高超，能在这里工作让人羡慕。可是后来，唉……”面对记者，武志荣连发感叹。如其所言：乐也手表，悲也手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电子表发展势头迅猛，对全国机械手表行业形成巨大冲击。然而辽表的产品却没能跟上市场变化，丹东手表工业不断衰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为重振丹东手表产业，2008年7月，辽宁天赐集团收购辽宁手表厂，成立了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然而这条改制之路并不好走。
不只是“老孔雀”，丹东还有不少老字号企业同样几经起落。
今年3月18日，首批6台黄海新能源客车在丹东港装船发往韩国，这是继2020年黄海客车销往韩国34台客车后的又一次成功交付。目前，在韩国首尔、釜山等地都有黄海客车的身影。
曾经的黄海客车一直走在汽车市场的前端。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轻型车工厂总装车间主任高明回忆，改革开放初期，从城市到乡村，从崇山峻岭到大漠戈壁，都曾遍布“黄海”的足迹。几十年来，黄海客车、黄海皮卡、黄海特种车辆等穿梭于旅游景区、机场码头、工地厂区。
然而，面对全球汽车制造变化新格局，曙光汽车在新能源、智慧互联等潮流趋势面前，却失去了嗅觉，放慢了脚步。
“曾经令曙光人引以为傲的技术积累、产品优势以及品牌美誉，正在或即将被其他车企赶超，这是曙光必须正视的问题。”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春庆坦言，一方面受高铁迅速发展影响，近年来整个客车行业都在下滑；另一方面，公司自身股权重组，发展客车的相关战略几经调整，企业发展相对缓慢。
与孔雀表、黄海客车相似，知名老品牌康齿灵也经历了辉煌与低谷。
丹东康齿灵牙膏有限公司前身为丹东化学厂，始建于1952年，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该公司总经理王宏伟介绍，1967年康齿灵成功研制出第一支中草药牙膏，1971年正式批量生产，产品质量在当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但上世纪90年代，外资日化品牌强势进驻中国市场，由于产量大、价格低、注重推广营销等，外资企业快速抢占了牙膏市场份额。一时间国产品牌难于招架，不少牙膏厂家陷入经营困局。
丹东康齿灵牙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宁直言，当时康齿灵和大多数国产品牌牙膏一样，只专注于产品研发与生产，在营销方面几乎是空白的，原有的经营模式也无法适应市场变化。同时，由于体制不够灵活，固有模式难以打破，企业经营频频陷入僵局，从2004年开始的10年时间里康齿灵先后四次被转让。
盘活资源再出发
孔雀表、黄海客车、康齿灵的“沉寂”，一直是企业老员工们难以释怀的心结。如何破茧重生，找回丹东老字号、老品牌的昔日辉煌？
老品牌振兴，离不开企业自我革新，找准目标定位是关键一步。
近年来，孔雀表业专注于陀飞轮手表制造工艺，从“芯”出发，再度“开屏”。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威告诉记者，围绕市场需求，孔雀表确立了“精密制造”的核心理念和“柔性、定制、品牌化”发展战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品牌手表都跳动中国‘芯’。”
有了目标就有了发力方向。“我们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价值，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控股境内外相关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团队，拓展国内外市场；通过与知名外观设计、外观制造企业的战略合作，创新产业链，创建了服务于全球成表市场的运作体系。”杨威对孔雀表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老孔雀”终于迎来了再度开屏。2012年，孔雀表业的机芯产量首次突破10万只，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过亿元，结束了企业长达20年的亏损。2015年至2020年，企业销售收入以每年不低于20%的增速不断攀升。2020年孔雀表业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税后净利润5000万元。
老品牌的振兴，须以提升产品竞争力为前提。
王宏伟告诉记者，在经营过程中，康齿灵将产品精准定位在“牙龈专效护理产品”，坚持功效型牙膏产品开发理念，并不断加大对产品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集合了各方面优势资源，与相关科研院所及国内外技术前沿科技公司共同开发合作，产品向高品质、专业化领域发展。”王宏伟说。此外，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企业也要顺应市场需求，打破以往的单一模式，实现多元化经营。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为了让康齿灵这一老品牌得以焕发新生机，经营者为其量身定制了品牌发展规划，通过精准对接优质的销售渠道、平台资源，形成日益完善的研发、生产、销售经营链条，提升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谈到如何再次擦亮曙光汽车的品牌，张春庆说，“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曙光股份如此量级的汽车制造企业，开展一场变革绝非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就可以‘药到病除’”。张春庆告诉记者，一方面，要不断满足市场需求，把产品做好，“2020年，我们将运营总部迁至北京，成立了北京研发中心，招募了数十名业内顶尖人才，组成北京研发团队，打造更优质的产品，提升黄海汽车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刀刃向内自我革新，在组织架构和营销模式上寻求变革。曙光将皮卡、客车等业务的研发、采购、销售整合到一起，握指成拳，聚合发力。
“此外，作为擦亮曙光品牌行动的核心举措之一，我们还在营销和宣发方式上不断创新，曙光品牌在‘两微一抖’和众多媒体平台高频曝光，品牌影响力正在大幅提升。”张春庆说。
擦亮品牌向未来
让丹东老字号、老品牌发新芽，盘活资源仅是第一步。不少企业依然面临着东北企业振兴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如很多企业面临产业链条缺失，创新能力不足，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以及“孔雀东南飞”后如何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等问题。
记者调研发现，丹东老字号企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仪器仪表产业、专通用装备产业、纺织服装产业4条主产业链上，但在这些传统优势产业领域，仍存在产业链条缺失的短板。
以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为例，丹东在汽车核心零部件及关键系统研制生产方面仍存空白。发动机、变速箱、系统总成等核心部件及系统生产能力缺失，亟须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压器产业缺乏设计能力，基本处于来图、来样加工和测绘仿造阶段，燃料电池汽车研制仍处于规划阶段。
而在仪器仪表产业链领域，虽然丹东已拥有核仪表、煤气表及卡表、高档手表机芯等一批高水平产品，但也同样面临产业链条缺失情况。比如，大型成套装备研制生产能力不足，对完善产业链的带动作用不强，多为细分领域的小型装备，难以形成链式发展；高频高压发生器、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无法自主生产，仍然需要对外采购等。
丹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朱江认为，加快推动老字号改造升级，振兴传统优势产业，必须要补齐产业链缺失的短板。首先要建立健全组织架构，保障责任落实到位。通过建立“专班班长+产业链链长+分产业链链长”的工作推进架构，推动“老字号”4条主产业链和15条分产业链快速发展。其次，要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整合全市优质资源和要素，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详细的扶持计划，多角度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此外，还要加强老字号改造升级项目载体建设，推动全市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主导产业发展。例如，围绕建设国家级测控仪器产业基地，大力推动仪器仪表产业发展；围绕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和增压器产业基地，进一步完善汽车及零部件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等。
科技创新在丹东振兴发展全局中的核心战略地位愈发突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建议，要集合资源建设创新设施，高起点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深化产学研合作，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共性技术难题部署创新链，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
人才储备不足的现实也阻碍着丹东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脚步。以仪器仪表产业为例，作为多种基础学科高度综合的产物，仪器仪表对技术的要求很高。缺乏优秀科技人才队伍，将制约仪器仪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擦亮老品牌、改造升级老字号，用好人才这一“第一资源”是关键。在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永冀看来，梧桐花开凤自来，要通过股权激励、住房生活补贴等提高福利待遇，改良“土壤”环境，为人才发展搭建平台。通过集聚“人才力量”，推动丹东老字号、老品牌振兴发展实现新突破。
“此外，开放度低、开放滞后也是制约丹东老字号、老品牌发展的突出因素之一，丹东既沿海又沿边，是拥有边境口岸、机场、高铁、河港、海港、高速公路的城市，要用好这些区位优势，全力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张永冀说。（来源：经济日报）
孔雀表、黄海汽车、康齿灵……辽宁省丹东市的老字号、老品牌曾经辉煌过，但也一度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如今，凭借技术创新、产业链升级、体制机制改革，老字号企业正在破茧重生。
跌宕起伏多沉寂
“孔雀好，孔雀好，孔雀飞来不落脚”。上世纪80年代，孔雀表在大江南北可谓家喻户晓，曾经“一表难求”。
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前身是辽宁手表厂，始建于1957年。1973年生产了“红旗”牌统一机芯手表，此款手表后来更名为“孔雀”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丹东手表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享有“孔雀飞来不落脚”的美誉，与上海、天津并称为国内三大手表生产基地。1986年，辽宁手表厂手表产量达到385万只，位居全国第二位，当年利税1.2亿元，在册职工1.2万人。
今年65岁的武志荣是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工具厂职工。1978年刚刚下乡回城的他来到表厂工作。“当时厂里工作环境干净，手表生产技术高超，能在这里工作让人羡慕。可是后来，唉……”面对记者，武志荣连发感叹。如其所言：乐也手表，悲也手表。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电子表发展势头迅猛，对全国机械手表行业形成巨大冲击。然而辽表的产品却没能跟上市场变化，丹东手表工业不断衰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为重振丹东手表产业，2008年7月，辽宁天赐集团收购辽宁手表厂，成立了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然而这条改制之路并不好走。
不只是“老孔雀”，丹东还有不少老字号企业同样几经起落。
今年3月18日，首批6台黄海新能源客车在丹东港装船发往韩国，这是继2020年黄海客车销往韩国34台客车后的又一次成功交付。目前，在韩国首尔、釜山等地都有黄海客车的身影。
曾经的黄海客车一直走在汽车市场的前端。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轻型车工厂总装车间主任高明回忆，改革开放初期，从城市到乡村，从崇山峻岭到大漠戈壁，都曾遍布“黄海”的足迹。几十年来，黄海客车、黄海皮卡、黄海特种车辆等穿梭于旅游景区、机场码头、工地厂区。
然而，面对全球汽车制造变化新格局，曙光汽车在新能源、智慧互联等潮流趋势面前，却失去了嗅觉，放慢了脚步。
“曾经令曙光人引以为傲的技术积累、产品优势以及品牌美誉，正在或即将被其他车企赶超，这是曙光必须正视的问题。”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春庆坦言，一方面受高铁迅速发展影响，近年来整个客车行业都在下滑；另一方面，公司自身股权重组，发展客车的相关战略几经调整，企业发展相对缓慢。
与孔雀表、黄海客车相似，知名老品牌康齿灵也经历了辉煌与低谷。
丹东康齿灵牙膏有限公司前身为丹东化学厂，始建于1952年，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该公司总经理王宏伟介绍，1967年康齿灵成功研制出第一支中草药牙膏，1971年正式批量生产，产品质量在当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但上世纪90年代，外资日化品牌强势进驻中国市场，由于产量大、价格低、注重推广营销等，外资企业快速抢占了牙膏市场份额。一时间国产品牌难于招架，不少牙膏厂家陷入经营困局。
丹东康齿灵牙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宁直言，当时康齿灵和大多数国产品牌牙膏一样，只专注于产品研发与生产，在营销方面几乎是空白的，原有的经营模式也无法适应市场变化。同时，由于体制不够灵活，固有模式难以打破，企业经营频频陷入僵局，从2004年开始的10年时间里康齿灵先后四次被转让。
盘活资源再出发
孔雀表、黄海客车、康齿灵的“沉寂”，一直是企业老员工们难以释怀的心结。如何破茧重生，找回丹东老字号、老品牌的昔日辉煌？
老品牌振兴，离不开企业自我革新，找准目标定位是关键一步。
近年来，孔雀表业专注于陀飞轮手表制造工艺，从“芯”出发，再度“开屏”。辽宁孔雀表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威告诉记者，围绕市场需求，孔雀表确立了“精密制造”的核心理念和“柔性、定制、品牌化”发展战略。“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品牌手表都跳动中国‘芯’。”
有了目标就有了发力方向。“我们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价值，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品牌影响力；通过控股境内外相关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团队，拓展国内外市场；通过与知名外观设计、外观制造企业的战略合作，创新产业链，创建了服务于全球成表市场的运作体系。”杨威对孔雀表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老孔雀”终于迎来了再度开屏。2012年，孔雀表业的机芯产量首次突破10万只，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过亿元，结束了企业长达20年的亏损。2015年至2020年，企业销售收入以每年不低于20%的增速不断攀升。2020年孔雀表业实现销售收入3亿元，税后净利润5000万元。
老品牌的振兴，须以提升产品竞争力为前提。
王宏伟告诉记者，在经营过程中，康齿灵将产品精准定位在“牙龈专效护理产品”，坚持功效型牙膏产品开发理念，并不断加大对产品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我们集合了各方面优势资源，与相关科研院所及国内外技术前沿科技公司共同开发合作，产品向高品质、专业化领域发展。”王宏伟说。此外，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越来越高，企业也要顺应市场需求，打破以往的单一模式，实现多元化经营。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为了让康齿灵这一老品牌得以焕发新生机，经营者为其量身定制了品牌发展规划，通过精准对接优质的销售渠道、平台资源，形成日益完善的研发、生产、销售经营链条，提升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谈到如何再次擦亮曙光汽车的品牌，张春庆说，“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对于曙光股份如此量级的汽车制造企业，开展一场变革绝非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就可以‘药到病除’”。张春庆告诉记者，一方面，要不断满足市场需求，把产品做好，“2020年，我们将运营总部迁至北京，成立了北京研发中心，招募了数十名业内顶尖人才，组成北京研发团队，打造更优质的产品，提升黄海汽车在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刀刃向内自我革新，在组织架构和营销模式上寻求变革。曙光将皮卡、客车等业务的研发、采购、销售整合到一起，握指成拳，聚合发力。
“此外，作为擦亮曙光品牌行动的核心举措之一，我们还在营销和宣发方式上不断创新，曙光品牌在‘两微一抖’和众多媒体平台高频曝光，品牌影响力正在大幅提升。”张春庆说。
擦亮品牌向未来
让丹东老字号、老品牌发新芽，盘活资源仅是第一步。不少企业依然面临着东北企业振兴过程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如很多企业面临产业链条缺失，创新能力不足，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以及“孔雀东南飞”后如何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等问题。
记者调研发现，丹东老字号企业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仪器仪表产业、专通用装备产业、纺织服装产业4条主产业链上，但在这些传统优势产业领域，仍存在产业链条缺失的短板。
以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为例，丹东在汽车核心零部件及关键系统研制生产方面仍存空白。发动机、变速箱、系统总成等核心部件及系统生产能力缺失，亟须补齐产业链短板；增压器产业缺乏设计能力，基本处于来图、来样加工和测绘仿造阶段，燃料电池汽车研制仍处于规划阶段。
而在仪器仪表产业链领域，虽然丹东已拥有核仪表、煤气表及卡表、高档手表机芯等一批高水平产品，但也同样面临产业链条缺失情况。比如，大型成套装备研制生产能力不足，对完善产业链的带动作用不强，多为细分领域的小型装备，难以形成链式发展；高频高压发生器、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无法自主生产，仍然需要对外采购等。
丹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朱江认为，加快推动老字号改造升级，振兴传统优势产业，必须要补齐产业链缺失的短板。首先要建立健全组织架构，保障责任落实到位。通过建立“专班班长+产业链链长+分产业链链长”的工作推进架构，推动“老字号”4条主产业链和15条分产业链快速发展。其次，要加大对企业的服务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整合全市优质资源和要素，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详细的扶持计划，多角度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提质升级。此外，还要加强老字号改造升级项目载体建设，推动全市开发区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软硬件配套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主导产业发展。例如，围绕建设国家级测控仪器产业基地，大力推动仪器仪表产业发展；围绕国家汽车整车出口基地和增压器产业基地，进一步完善汽车及零部件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等。
科技创新在丹东振兴发展全局中的核心战略地位愈发突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建议，要集合资源建设创新设施，高起点打造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深化产学研合作，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瞄准产业链、供应链关键共性技术难题部署创新链，不断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
人才储备不足的现实也阻碍着丹东传统优势产业升级的脚步。以仪器仪表产业为例，作为多种基础学科高度综合的产物，仪器仪表对技术的要求很高。缺乏优秀科技人才队伍，将制约仪器仪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擦亮老品牌、改造升级老字号，用好人才这一“第一资源”是关键。在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永冀看来，梧桐花开凤自来，要通过股权激励、住房生活补贴等提高福利待遇，改良“土壤”环境，为人才发展搭建平台。通过集聚“人才力量”，推动丹东老字号、老品牌振兴发展实现新突破。
“此外，开放度低、开放滞后也是制约丹东老字号、老品牌发展的突出因素之一，丹东既沿海又沿边，是拥有边境口岸、机场、高铁、河港、海港、高速公路的城市，要用好这些区位优势，全力打造东北对外开放新前沿。”张永冀说。（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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