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刷b站视频，看到了一个up主记录自己和对象的视频，提及了江西，我立马就点进去看了，吃了狗粮顺便投币随了份子钱。
但由于视频标题是提及了江西，评论区少不了对江西彩礼的看法，就是很普通的一些话，像彩礼高，重男轻女这样的，我已经看了很多次了，还有一些男生说谈对象的话知道对方是江西的就不谈了，如果知道女生是江西的又有一个弟弟更是“敬而远之”。江西的彩礼让他们“提及江西就色变”，身为江西的女生，觉得辛酸，可又不得不承认是个事实，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我出生那段时间也有点重男轻女，真是一边无奈一边又改变不了现状。
最近的事是，我赣州室友的堂哥找了个抚州的女朋友，彩礼要38.8万！！！！不知道女方那边随什么，也不知道男方这边家庭条件是什么，但光是看这个钱，真的很难相信我抚州的彩礼钱竟然要这么高。[允悲]
彩礼高，房价高，真的绝了！[伤心]
以后的路，慢慢来吧[失望]
但由于视频标题是提及了江西，评论区少不了对江西彩礼的看法，就是很普通的一些话，像彩礼高，重男轻女这样的，我已经看了很多次了，还有一些男生说谈对象的话知道对方是江西的就不谈了，如果知道女生是江西的又有一个弟弟更是“敬而远之”。江西的彩礼让他们“提及江西就色变”，身为江西的女生，觉得辛酸，可又不得不承认是个事实，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我出生那段时间也有点重男轻女，真是一边无奈一边又改变不了现状。
最近的事是，我赣州室友的堂哥找了个抚州的女朋友，彩礼要38.8万！！！！不知道女方那边随什么，也不知道男方这边家庭条件是什么，但光是看这个钱，真的很难相信我抚州的彩礼钱竟然要这么高。[允悲]
彩礼高，房价高，真的绝了！[伤心]
以后的路，慢慢来吧[失望]
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加速 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发展新引擎
先是天长大米、龙岗芡实的火爆，然后是休闲旅游业的兴起——通过文旅撬动、农业升级、三产共进，天长市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成为现代农业的探路者。未来，这里将打造安徽农业产业园的“天长模式”，形成现代农业示范样板工程，促进安徽农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1
90后大学老师踩准农业风口
90后平东林曾经是一名大学老师，现在则是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的一名“新型农民”。
早年在菲律宾留学时，他首次见识了现代农业，植保无人机施肥、自走式育秧、生态餐厅、农业物联网颠覆了他对农业的认知。
带着对现代农业的热爱，2017年，他回到家乡天长，牵头成立了一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是围绕秸秆做文章，利用秸秆加工后的产品，种双孢菇，做育秧基质，搞鱼菜共生，等等。”这条现代生态农业产业链集种植和养殖、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采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发家致富。
2019年，安徽省滁州天长市以水稻和芡实为主导产业，获批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两年来，面积19.8万亩的产业园围绕两大主导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形成了水稻、芡实两大产业互融互促、效益高端高效的种植结构。
目前，与五常大米齐名的天长大米产品在广东、福建、海南、浙江等地区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产品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天长的另一大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龙岗芡实”也在山东、江西、湖北、河南、江苏等省份落地。“可以说在部分品类上，天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头部效应已经出现了，区域公共品牌已经形成。”平东林告诉记者。
2
“产地天长”渐成农产品金字招牌
“产地天长”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一是科技。天长市白塔湖莲藕芡实专业合作社种植芡实1000余亩，这两年从育苗、移栽到管护均采用标准化方式。“芡实日常管护关键是要控制水质水温，保证水体无污染，在气温升高时及时注水降温。”合作社负责人邵美林说。
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带动下，合作社近两年还开展了芡实和黑鱼的混合种养试验。而这也将成为合作社在市场上未来的“技术储备”。
通过产业园创建，天长市2020年建成2140亩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示范基地，进行水稻机插同步侧深施肥等籼稻生产优质化调控技术试验示范，并集成示范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技术等多项技术模式，实施水稻产业竞争力提升行动。
二是绿色。“绿色农业”也成为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发展方向。禾禾生态合作社的平东林告诉记者：产业园一直在绿色生态生产中严控投入品。“合作社采用的高效有机肥和生物农药，成本虽然高了不少，但效益显著，还可一田双收，稻米加工后出售，每斤比普通大米贵2-3元。”
“园区水稻、芡实两大主导产业已经形成了以品种选育、良繁、绿色栽培、精深加工、物流商务为主导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实现了种植规模化、加工集群化、科技集成化、营销品牌化的全产业链开发。”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叶恒田说。
3
多种模式融合集聚产业链
叶恒田所言非虚。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探索的是一条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天长大米和龙岗芡实都是该模式的受益者。
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拓展农业产业链——发展订单农业，通过推广大地联合社“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模式，链接不同类型农业服务主体，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
以芡实种植为例，目前天长市共有芡实种植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126家，从业人员9800多人，芡实种植成为沿湖库区渔民致富增收的一个新途径。2020年种植面积15万多亩，其中市内种植5.5万多亩，是安徽省乃至全国最大的芡实种植、加工、销售和消费的县市。
除了订单生产模式，园区带动农民增收的模式还有多种，比如股份合作模式，群众自愿以土地入股，集约经营收益分红；土地托管模式，2020年园区内托管面积达1.35万亩，涉及农户1326户；村社联建模式，探索多元主体联合经营共同发展之路。
“总的来说，就是要依托产业园内农业龙头企业，以水稻、芡实特色产业为重点，建立‘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紧密型产业化联合体，带动农民增收，让农民分享产业园发展成果。”叶恒田总结。
在产业化联合体的带动下，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实现产业集聚，资源调配愈加合理。与此同时，产业集聚既为延长产业链提供了条件，也必然要求产业融合发展，让不同类型的主体都能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并享受发展的果实。
4
三产融合正催热网红城市
在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带动下，天长，这座安徽小城正在全国获取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抖音上，“永丰水杉大道”、“龙岗抗大八分校”、“高邮湖十里长堤”等网红景点常常凭借实力出境，#天长#话题下足足有4.2亿关注，人们来到这里旅行、休憩，把这里看成是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化身。
这里的很多人也藉由一座产业园，“转行”做了导游、导购、创业者，卖农产品、卖生态、卖生活，打开了参与社会分工的窗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旅游行业在天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火爆令人惊喜。叶恒田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信号。“说明在天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一二三产正协同发展，实现从“卖原粮”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变。”
在农产品加工园，入驻企业雪里香食品公司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已建成一期全自动糯米生产线并实现投产，并正在建设二期速冻汤圆、水饺等深加工生产线。“车间糯米粉日产能为150吨，厂区全部建成后将可辐射周边20万亩耕地。”公司管理人员姚鹏说。
同时，产业园以“融合建园”为理念，将促进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建设提升了线上线下融合的交易营销体系，重点聚焦新业态，建成芡实交易大市场，搭建起“旅邮站”“家邮站”电子商务平台，入驻企业（合作社）31家，2020年芡实实现销售5亿元以上，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经营态势。
通过订单农业延伸产业链，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升价值链，结合“互联网+”新业态，打造供应链——文旅撬动、农业升级、三产共进——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成为现代农业的探路者。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孙如银表示：“我们希望产业园发展成为长江城市群特色农产品物流商贸产业集聚区，通过打造安徽农业产业园的“天长模式”，形成现代农业示范样板工程，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发展新引擎
先是天长大米、龙岗芡实的火爆，然后是休闲旅游业的兴起——通过文旅撬动、农业升级、三产共进，天长市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成为现代农业的探路者。未来，这里将打造安徽农业产业园的“天长模式”，形成现代农业示范样板工程，促进安徽农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 1
90后大学老师踩准农业风口
90后平东林曾经是一名大学老师，现在则是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的一名“新型农民”。
早年在菲律宾留学时，他首次见识了现代农业，植保无人机施肥、自走式育秧、生态餐厅、农业物联网颠覆了他对农业的认知。
带着对现代农业的热爱，2017年，他回到家乡天长，牵头成立了一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是围绕秸秆做文章，利用秸秆加工后的产品，种双孢菇，做育秧基质，搞鱼菜共生，等等。”这条现代生态农业产业链集种植和养殖、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采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发家致富。
2019年，安徽省滁州天长市以水稻和芡实为主导产业，获批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两年来，面积19.8万亩的产业园围绕两大主导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形成了水稻、芡实两大产业互融互促、效益高端高效的种植结构。
目前，与五常大米齐名的天长大米产品在广东、福建、海南、浙江等地区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产品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天长的另一大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龙岗芡实”也在山东、江西、湖北、河南、江苏等省份落地。“可以说在部分品类上，天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头部效应已经出现了，区域公共品牌已经形成。”平东林告诉记者。
2
“产地天长”渐成农产品金字招牌
“产地天长”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
一是科技。天长市白塔湖莲藕芡实专业合作社种植芡实1000余亩，这两年从育苗、移栽到管护均采用标准化方式。“芡实日常管护关键是要控制水质水温，保证水体无污染，在气温升高时及时注水降温。”合作社负责人邵美林说。
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的带动下，合作社近两年还开展了芡实和黑鱼的混合种养试验。而这也将成为合作社在市场上未来的“技术储备”。
通过产业园创建，天长市2020年建成2140亩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示范基地，进行水稻机插同步侧深施肥等籼稻生产优质化调控技术试验示范，并集成示范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技术等多项技术模式，实施水稻产业竞争力提升行动。
二是绿色。“绿色农业”也成为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发展方向。禾禾生态合作社的平东林告诉记者：产业园一直在绿色生态生产中严控投入品。“合作社采用的高效有机肥和生物农药，成本虽然高了不少，但效益显著，还可一田双收，稻米加工后出售，每斤比普通大米贵2-3元。”
“园区水稻、芡实两大主导产业已经形成了以品种选育、良繁、绿色栽培、精深加工、物流商务为主导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实现了种植规模化、加工集群化、科技集成化、营销品牌化的全产业链开发。”天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叶恒田说。
3
多种模式融合集聚产业链
叶恒田所言非虚。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探索的是一条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天长大米和龙岗芡实都是该模式的受益者。
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拓展农业产业链——发展订单农业，通过推广大地联合社“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模式，链接不同类型农业服务主体，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体系。
以芡实种植为例，目前天长市共有芡实种植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126家，从业人员9800多人，芡实种植成为沿湖库区渔民致富增收的一个新途径。2020年种植面积15万多亩，其中市内种植5.5万多亩，是安徽省乃至全国最大的芡实种植、加工、销售和消费的县市。
除了订单生产模式，园区带动农民增收的模式还有多种，比如股份合作模式，群众自愿以土地入股，集约经营收益分红；土地托管模式，2020年园区内托管面积达1.35万亩，涉及农户1326户；村社联建模式，探索多元主体联合经营共同发展之路。
“总的来说，就是要依托产业园内农业龙头企业，以水稻、芡实特色产业为重点，建立‘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等紧密型产业化联合体，带动农民增收，让农民分享产业园发展成果。”叶恒田总结。
在产业化联合体的带动下，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实现产业集聚，资源调配愈加合理。与此同时，产业集聚既为延长产业链提供了条件，也必然要求产业融合发展，让不同类型的主体都能参与到产业发展中，并享受发展的果实。
4
三产融合正催热网红城市
在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带动下，天长，这座安徽小城正在全国获取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抖音上，“永丰水杉大道”、“龙岗抗大八分校”、“高邮湖十里长堤”等网红景点常常凭借实力出境，#天长#话题下足足有4.2亿关注，人们来到这里旅行、休憩，把这里看成是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化身。
这里的很多人也藉由一座产业园，“转行”做了导游、导购、创业者，卖农产品、卖生态、卖生活，打开了参与社会分工的窗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旅游行业在天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火爆令人惊喜。叶恒田认为：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信号。“说明在天长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一二三产正协同发展，实现从“卖原粮”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变。”
在农产品加工园，入驻企业雪里香食品公司用了短短一年时间，已建成一期全自动糯米生产线并实现投产，并正在建设二期速冻汤圆、水饺等深加工生产线。“车间糯米粉日产能为150吨，厂区全部建成后将可辐射周边20万亩耕地。”公司管理人员姚鹏说。
同时，产业园以“融合建园”为理念，将促进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建设提升了线上线下融合的交易营销体系，重点聚焦新业态，建成芡实交易大市场，搭建起“旅邮站”“家邮站”电子商务平台，入驻企业（合作社）31家，2020年芡实实现销售5亿元以上，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经营态势。
通过订单农业延伸产业链，通过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升价值链，结合“互联网+”新业态，打造供应链——文旅撬动、农业升级、三产共进——天长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在成为现代农业的探路者。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孙如银表示：“我们希望产业园发展成为长江城市群特色农产品物流商贸产业集聚区，通过打造安徽农业产业园的“天长模式”，形成现代农业示范样板工程，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转）嘉庆是一位节俭的皇帝，对瓷器烧造的兴趣不大，自嘉庆十六年起，就停烧了大运瓷器。道光即位时，景德镇御窑厂已停烧大运瓷器将近十年。道光元年，随着宫廷用瓷更换年款的需要， 大运瓷器又恢复了烧造，按照嘉庆四年的标准，每年用银以5000两为度。直至道光二十八年，始将每年制瓷用银减少为2000两，由此道光大运瓷器的数量大为减少，娇黄瓷器和御茶膳房等用瓷也不再单列，全部融入普通大运瓷器烧造和奏报。
道光一朝30年，几乎每年御窑厂烧造瓷器的数量都有记载。据清宫档案中所存总管内务府历年呈报督陶官报销瓷务费用情况的奏折统计，道光年间总共制坯大约51万件，其中烧坏破损大约10万件，解京的上色瓷器和次色娇黄瓷器大约16万件，就地（景德镇）变卖的次色圆器和琢器大约25万件。这就是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大运和传办瓷器的总数量，其中绝大部分是大运瓷器。
我们虽然得见道光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每年烧造瓷器的总数，但遗存至今的完整的报销册档，仅见两份。一份是道光二十八年督陶官士魁呈进皇帝的《制造圆琢瓷器呈样黄册》，列举了大运琢器14项，大运圆器65项（道光二十七年尚有广储司瓷库札复九江关监督关于减成烧造瓷器事，实为道光二十八年烧造圆器的依据，清单内容相同）。道光皇帝在这份册档上勾除了16项圆器，并朱批：“勾除者十六项自本年永停烧造，此册发往九江关监督衙门作为交代。”另一份是道光二十九年大运和传办瓷器烧造的《工料细册》，共计大运琢器8项，大运圆器49项，实际即道光勾除14项大运圆器后的烧造情况，同时大运琢器也有所调整。
另有涉及大运瓷器部分名目的清单四份。第一份是《广储司瓷库知会九江关监督烧造道光二年大运瓷器事》，内将大运琢器减烧为29项100件，并将道光元年传办的御茶房、御膳房、寿康宫等用瓷按年随大运瓷器烧造。第二份是道光十年《广储司瓷库咨行九江关监督减烧五彩、改烧花样呈进事》，内列50种“大运瓷器内红地五彩艳色者”减成烧造，并增烧14种圆器。第三份是道光二十二年大运琢器和传办瓷器的《工料细册》，内计大运琢器29项（该《工料细册》中列31项，其中2项为斗彩半成品，实际品种计29项），名目同道光二年。最后一份是九江关监督图璧的《呈缴道光二十六年分大运内娇黄次色单》，内计大运并御茶膳房次色娇黄圆器51项。
这些档案是我们现在研究道光大运瓷器名目的主要依据：
由上述统计可知，道光大运琢器自道光元年的37项、至二年的29项、至二十五年的14项、至二十九年的8项，其名目逐年递减情况是完全清晰的。而大运圆器则仅道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有完整的名目清单。其中道光二十九年的《工料细册》，详细列举了8项大运琢器、49项大运圆器的尺寸、烧造数量、烧造工序和成本，为道光大运瓷器的名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咸丰以后直至清朝覆灭，大运瓷器的烧造基本都是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基础上作细微的调整。因此道光二十九年大运瓷器的名物研究，既是开启清晚期大运瓷器研究的钥匙，也是回溯研究道光乃至乾嘉大运瓷器的依据，其重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
按照这一概念的理解，清代御窑大运瓷器的烧造应始于康熙二十年，即后来所谓的臧窑。据雍正十年《江西通志》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另据年希尧雍正五年三月的奏折：“臣查（康熙）十九年烧造瓷器，至二十五年工竣，已逾五载之久，而烧成瓷器共得一十五万二千余件。”（本文清宫档案均引自铁源、李国荣《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臧窑每年烧成瓷器应在3万件左右，陆续解京进呈，算是名副其实的“大运”了。
臧窑之后，康熙一朝再无明确的大规模御窑烧造记载。直至雍正五年，始正式恢复景德镇御窑厂的年例烧造，由年希尧任督陶官，是为年窑。唐英后来在《陶成纪事》中回忆：“每岁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箱。岁例盘、碗、盅、碟等上色圆器，由二、三寸口面以及三、四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选落之次色尚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赏用。其瓶、罍、尊、彝等上色琢器，由三、四寸高以及三、四尺高大者，亦岁例二千余件。尚有选落次色二、三千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这数量庞大的解京瓷器中，绝大部分是大运瓷器，雍正时期大运瓷器的烧造及解运已经步入常态化。
但是直至乾隆初期，御窑厂瓷器烧造的奏销制度仍未形成常例。乾隆六年五月，皇帝在批复唐英的奏章中颇有责怪：“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旨到可将雍正十、十一、二、三等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一一查明，造册奏闻备查。”唐英虽然根据乾隆的旨意马上对相关年份的烧瓷用银情况予以奏报，然而直至乾隆十二年唐英编写的《制造瓷器则例章程》付诸实施，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https://t.cn/A6MKgF8b
道光一朝30年，几乎每年御窑厂烧造瓷器的数量都有记载。据清宫档案中所存总管内务府历年呈报督陶官报销瓷务费用情况的奏折统计，道光年间总共制坯大约51万件，其中烧坏破损大约10万件，解京的上色瓷器和次色娇黄瓷器大约16万件，就地（景德镇）变卖的次色圆器和琢器大约25万件。这就是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大运和传办瓷器的总数量，其中绝大部分是大运瓷器。
我们虽然得见道光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每年烧造瓷器的总数，但遗存至今的完整的报销册档，仅见两份。一份是道光二十八年督陶官士魁呈进皇帝的《制造圆琢瓷器呈样黄册》，列举了大运琢器14项，大运圆器65项（道光二十七年尚有广储司瓷库札复九江关监督关于减成烧造瓷器事，实为道光二十八年烧造圆器的依据，清单内容相同）。道光皇帝在这份册档上勾除了16项圆器，并朱批：“勾除者十六项自本年永停烧造，此册发往九江关监督衙门作为交代。”另一份是道光二十九年大运和传办瓷器烧造的《工料细册》，共计大运琢器8项，大运圆器49项，实际即道光勾除14项大运圆器后的烧造情况，同时大运琢器也有所调整。
另有涉及大运瓷器部分名目的清单四份。第一份是《广储司瓷库知会九江关监督烧造道光二年大运瓷器事》，内将大运琢器减烧为29项100件，并将道光元年传办的御茶房、御膳房、寿康宫等用瓷按年随大运瓷器烧造。第二份是道光十年《广储司瓷库咨行九江关监督减烧五彩、改烧花样呈进事》，内列50种“大运瓷器内红地五彩艳色者”减成烧造，并增烧14种圆器。第三份是道光二十二年大运琢器和传办瓷器的《工料细册》，内计大运琢器29项（该《工料细册》中列31项，其中2项为斗彩半成品，实际品种计29项），名目同道光二年。最后一份是九江关监督图璧的《呈缴道光二十六年分大运内娇黄次色单》，内计大运并御茶膳房次色娇黄圆器51项。
这些档案是我们现在研究道光大运瓷器名目的主要依据：
由上述统计可知，道光大运琢器自道光元年的37项、至二年的29项、至二十五年的14项、至二十九年的8项，其名目逐年递减情况是完全清晰的。而大运圆器则仅道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有完整的名目清单。其中道光二十九年的《工料细册》，详细列举了8项大运琢器、49项大运圆器的尺寸、烧造数量、烧造工序和成本，为道光大运瓷器的名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咸丰以后直至清朝覆灭，大运瓷器的烧造基本都是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基础上作细微的调整。因此道光二十九年大运瓷器的名物研究，既是开启清晚期大运瓷器研究的钥匙，也是回溯研究道光乃至乾嘉大运瓷器的依据，其重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
按照这一概念的理解，清代御窑大运瓷器的烧造应始于康熙二十年，即后来所谓的臧窑。据雍正十年《江西通志》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另据年希尧雍正五年三月的奏折：“臣查（康熙）十九年烧造瓷器，至二十五年工竣，已逾五载之久，而烧成瓷器共得一十五万二千余件。”（本文清宫档案均引自铁源、李国荣《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臧窑每年烧成瓷器应在3万件左右，陆续解京进呈，算是名副其实的“大运”了。
臧窑之后，康熙一朝再无明确的大规模御窑烧造记载。直至雍正五年，始正式恢复景德镇御窑厂的年例烧造，由年希尧任督陶官，是为年窑。唐英后来在《陶成纪事》中回忆：“每岁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箱。岁例盘、碗、盅、碟等上色圆器，由二、三寸口面以及三、四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选落之次色尚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赏用。其瓶、罍、尊、彝等上色琢器，由三、四寸高以及三、四尺高大者，亦岁例二千余件。尚有选落次色二、三千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这数量庞大的解京瓷器中，绝大部分是大运瓷器，雍正时期大运瓷器的烧造及解运已经步入常态化。
但是直至乾隆初期，御窑厂瓷器烧造的奏销制度仍未形成常例。乾隆六年五月，皇帝在批复唐英的奏章中颇有责怪：“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旨到可将雍正十、十一、二、三等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一一查明，造册奏闻备查。”唐英虽然根据乾隆的旨意马上对相关年份的烧瓷用银情况予以奏报，然而直至乾隆十二年唐英编写的《制造瓷器则例章程》付诸实施，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https://t.cn/A6MKgF8b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