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推荐##我与地坛# 《我与地坛》这部作品在中学时代时我们便已从教科书上读过了，那个时候作为学生的我们可能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作家本人身残志坚，以顽强的生命力坚持写作这件事上，而忽视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这其实是很可惜的。作者史铁生并不回避他的痛苦，而是勇敢地面对人生，用坚定而又细腻的笔触向读者展示出生命的广阔画卷，就如他自己所说，“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比如CBD地区，以前就没有这个概念。”北京民俗学会会长、民俗文化专家高巍表示，地名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不意味着就不保护了，老地名的变迁应该被记录下来，建立包含地名名称、来历、沿革、含义、地理信息在内的完整数据库，方便后人了解区域发展的历史沿革。

高巍认为，北京的老地名与北京的老居民、老建筑一样，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北京地名的变化，就像看到北京的发展史。“这和人口变迁是一个道理，随着城市的变化，不断有老人淡出，也有新人加入，这是一个城市有生命力的体现。但是老地名保留下来，作为历史的传承或积淀，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地名有相对稳定性，但变化也是必然的。”孙冬虎认为，应该强调“能不改就不改”，保护地名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



9月24日，史家胡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留住城市历史文化的命脉

早在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地名会议就提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首都功能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东城区府学胡同名列其中。这条胡同的63号，是宋末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其旧址是文天祥被囚于大都时的土牢。这座四合院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几经修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在“文天祥祠”这一名称下传承至今。

翻看名录，会发现被列入其中的胡同、街巷大多分布在中轴线沿线。“对照北京文化遗产保护设置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北京老城里的33个片区跟首批发布的名字基本能对得上。”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理事胡新宇说。

“我曾提出一个观点——地名或许是北京留住历史文化命脉的最后一个希望。”在孙冬虎看来，一座城市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必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资源，地名也应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受到重视。他认为，发布保护名录是北京推进地名保护工作的“重要一步”，也是延续北京城历史文化名城文脉的一部分。

今年发布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强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大重点保护对象便是地名。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还将传统地名的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2021年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很多城市都会经历地名的变化，中外皆然，古今皆然。建筑会消失，但地名会留下。”胡新宇认为，地名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脉络，告诉后代人这座城市经历了什么。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有益补充，让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遗产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和传承。这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锦上添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雪中送炭。

承载城市乡愁

1980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涉及地名的来源、含义、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普查发现，一些地方的地名消失得非常快，这也让很多学者意识到，对待传统地名，要像对待其他历史文化遗产一样保护起来。”孙冬虎说。

看到地名保护重要性的不仅是学者。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60年代前，北京没有专门的地名管理机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北京建设事业的发展，加强地名管理已日益迫切。

1978年，北京市地名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立，对全市地名进行全面整顿，制定《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使地名管理工作步入法治化。1988年，原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成立地名规划管理处，专门负责地名工作。

地名于一个城市有何意义？作家冯骥才曾写道：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老地名作为特色文化遗留与传承载体，也是留住历史文化记忆与城市乡愁的重要组成。”京文创研究院院长、北京东城文化发展研究院专家顾问奚大龙说，老地名承载着浓厚的文化归属感，是基于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对土地的深情、故土的情结、国家的热爱，成为每一个时代吸引人、凝聚人的独有精神资源。

2000年以来，我国制定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制度，推进“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和保护名录、保护规划等工作。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印发，提出“推进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对传统地名，不能竖个牌子了事”

“老地名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文化符号，也是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有效路径。”奚大龙认为，老城区的地名是地域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可借此进行对外宣传、提升文化软实力，还可依托老地名的文化内在价值，积极赋能城市发展。

2016年，一项名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活动启动，项目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并进行培训，让志愿者去胡同遛弯儿，进行拍照、访谈、记录等，记录老城区的细微变化。

作为“老北京遛弯儿计划”的联合发起人，胡新宇对老北京地名的保护和利用有独到的观察。

近几年，北京开始推广文化探访路活动。通过挖掘历史街区的文化内涵，串联散落的历史街区、文物古迹、名人故居等，提炼文化价值，设计特色主题，对线路进行整体推介。

胡新宇认为，文化探访路是个好创意，但也有需要改进的环节。比如，文化探访路上有的点位目前仅遗存一间房或一个门楼，对这种历史信息展示过少的情况，他建议通过竖牌等方式增加说明。另一方面，一些介绍用的是篆书，他建议把字体改为当代人能看懂的字体。“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对传统地名的阐释和展示，就是要以公众便于理解的方式去传达。”

“对传统地名，也不能竖个牌子了事。”胡新宇说，传统地名的介绍方式可以多元化，各有特点。对居民，要有社区自豪感；对游客，要有获取新知的好奇感。如果能让公众有参与感，就更好了。对地名的保护，要能让人们对老城增加了解，增加感情。

传统地名要保护，更要多运用。胡新宇建议，今后公共交通站点的设置，可以考虑多用传统地名，一来约定俗成，便于认知，二来体现历史文化内涵，利于传播。“保护传统文化，重点是要推动公众关注和参与，这也适用于传统地名的保护和利用。”

新京报记者 徐美慧 沙雪良 陈琳

摄影记者 王子诚 https://t.cn/RI7nYAL

【他是谁？“我为杨振宁先生塑像”】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对象。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