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同不相为谋，鲁迅与周作人虽同为周家人，但在行为处事的观念上总有分歧，这大概是也是

首页发布

#历史是一本书[超话]#1926年7月，鲁迅和同事们正在翻译作品，旁边有人说：“今天补发薪水”。听到这个消息，鲁迅连忙丢下手头的工作，直奔教育部……
当时的街头小报记者写过这样一段话：鲁迅为了讨要薪水，和人动起手来。这里可能有夸张成份，但也侧面说明，鲁迅这位大文豪，是位爱钱的人。
鲁迅的日记没有国仇家恨，也没有思想总结，更像一个账本。他写道：“从十三年二月到是十五年六月，已经欠我三年多薪水，大概9200多元。”
童年时，鲁迅家境颇丰，及至年少，家道已经中落。小小年纪的鲁迅，一度还不相信家里没钱了，一次次翻看抽屉和柜子，以为钱在里面藏着呢。
这时，亲戚邻居们又散播流言：“周家不行了，得靠变卖家当过日子了”。
那几年，鲁迅深刻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也深知“没钱寸步难行”的艰难，所以鲁迅对钱特别敏感，自己过日子也很仔细。
因此，他经常告诫年轻人：平常要学着攒点钱，以备不时之需。
但是，鲁迅的这种消费理财观，到自己家中却行不通了。
1919年，已经是顶流作家的鲁迅，在北京买了一套四合院，并把母亲及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等一大家子人十几口人都接到了一起。
当时，底层工人的工资最多才2块大洋，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加起来每月能有600块大洋，可这么多钱都交到周家二夫人那里，还是不够花。
周作人的妻子信子是日本人，对生活品质要求高，花起钱来大手大脚。饭菜稍微不合口味，就全部倒掉；所有穿的、用的、甚至孩子的玩具，非得到日本商店购买；出入坐汽车，大人孩子无论大病小病一律都请日本医生……
钱没了，就找鲁迅想办法。为了多挣钱，鲁迅最多的时候曾经在8个学校兼职讲课。
鲁迅曾和朋友抱怨：“我虽然挣得不少，但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有钱，还得经常出去借钱。”
信子又捎信给鲁迅，说家里又没钱了，鲁迅为了家族和睦，连忙跟朋友去借钱。当鲁迅拿着借来的钱回家时，却看见一辆汽车，拉着一名日本医生从八道湾出去了。
鲁迅愤愤不平地说道：“我用黄包车拉进来的钱，人家用汽车拉了出去。”即使这样，信子也并不感激鲁迅。
鲁迅的学生增田涉说：先生很喜欢小孩，经常买零食糖果给小侄儿。可是二夫人对孩子说：“东西不干净，不能吃。”所以，经常是先生前脚给孩子拿完零食，后脚信子就把零食给扔了。
鲁迅也挺伤感：“唉，穷人买的东西，在她眼里也是脏的。”
三弟周建人也曾在回忆道，信子对孩子们说：“以后不要到大爹房里去，让他一个人呆着好了。”
由于双方消费理念不同，鲁迅曾找到周作人，让他劝劝自己的妻子，花钱要节制。可是周作人是个妻奴，什么都顺着自己的妻子，兄弟俩由此渐生间隙。
最终，鲁迅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小，搬出了四合院，从此与周作人一家不相往来。
道不同不相为谋，鲁迅与周作人虽同为周家人，但在行为处事的观念上总有分歧，这大概是也是周家两兄弟及他们的后人分道扬镳的原因之一吧。

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三观不合，不相为友」。三观就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这「三观」不合的人是不太可能做朋友的，勉强不来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观，才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古人结婚前必须来个八字合婚，八字合就少了很多麻烦，多了更多幸福。那时人们结婚几乎都是媒妁之言，婚前，面都没见上可一旦结了就是一生啊。但古人相对于现代人的婚姻，可以说是稳定了好多倍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得知，婚前的“八字合婚”对于现实婚姻是多么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