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六的，我的闹钟是7:20，但是6:30被大雨叫醒了[二哈]
然后它就一直下雨，我觉得脑子开始进水了，所以【我要开始无理性输出了】。
好多时候，仔细回想，真正让我脱离年轻时候那种多愁善感过于呻吟的心理状态和糊里糊涂随心所欲的行走方式的拐点究竟在哪里？
也许，真的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拥有了一个女儿吧？
年轻的时候，我对自身以外世界的认知常常都是非常混沌的。毕业十年之后，还经常从同学们的聊天中才恍然自己有那么多当时不知道的八卦。例如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起策划写台本连带着排练演出了大半学期短剧，都不知道他俩一直在暧昧而我显然是一颗闪闪发亮的大电灯泡；又或者对门宿舍那个漂亮的湛江妹子大二出国之后，她的就读另一个系还住在另一栋宿舍楼的高中闺蜜依然每天去串门，是因为和她们宿舍的一个女孩成为了恋人；比如我的中学死党们、大学同寝姐妹们，她们恋爱了、失恋了、跟男朋友吵架了、和父母闹矛盾了、丢了手机、被人占便宜、本来应有的保研名额没有了、专八考不过……所有这些，我好像也时不时地后知后觉。
那些年真的是，活得非常自我吧？虽然不吝关心他人，但是也没有特别敞开自己。没有那么需要别人，也，不是特别想被需要。
严格来说，我骨子里也从不是一个主动理性的人，虽然也经常纠结，但是做决定的时候理性从来拗不过直觉，好像还有点排斥用一些可见的价值去左右判断的秤杆。我很了解自己，即使是被证明错误的决定，只要它是我在当时直觉应有的选择，我都很少后悔，也能放宽心量去接受那样的结果，在这方面我很擅长与自己和解。就算结果是“好”的，让我舒心的也只是，我就是想要这样而已。结果不那么好，也容易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不差。
巨蟹先生评价我说，虽然从不激烈，但是无比固执，根本不听劝告，专会一意孤行，他也的确算是，在将近三十年的相处中对我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了[允悲]
但是，自从拥有了一个女儿，似乎不去认识和思考外部环境，已经是不行的了，那种“我只不过是尊重我自己”的优越感在面对她的时候变成了一种很深的危机感。毕竟，无论如何，我不能代替她去感受和认识，无法替她思考和抉择，虽然我知道，迄今为止我为她做的一些决定，仍然还是“我不想那样所以我选择这样”，但是越来越多地，我也会去想，她会喜欢这样吗？以后她不满意我的选择还有后悔的余地吗？我和她会不会终究有一天走到，“你不懂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到世界上来”这样的境地呢？
当然我也会想，父母替我做的决定里，有多少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呢？也会想，我是不是因为看起来太有主意了，所以亲密的人们时常拿他们的纠结来咨询我的看法和建议？可是事实上，我能给出的意见基本上只有，“你想要这样还是那样？你要不要逼自己去接受不想要的道路呢”。
随着女儿长大，我的忧虑也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加，我会开始想，我和巨蟹先生的相处，不再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它会向孩子示范两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之前数年恋爱婚姻中的相处模式，很需要调整甚至颠覆。好比，我自己内心的想法要说出来，即使担心会引起争吵和冷战，也不能放弃沟通的努力，爱当然是包容，但不是迁就，以及，不能因为抗拒或者害怕冲突，就一味避免争吵。有时候，争吵也是一种教育，例如能不能就事论事，能不能不进行人身攻击，能不能道歉，等等等等。
没有女儿之前，我其实很少把自己是女性这个身份放在日常环境中去审视。我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里永远只是一个人，而女性的身份不会处于人的身份之前。我有时候也会因为养育孩子的疲惫觉得在家庭之中不是那么公平，但是归根结底，也不是家人强迫我去承受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女性所以要去承受这些，只不过是我想要这样选择。巨蟹先生和我在数不清的彻夜交谈里基本得到一个共识，是我对这个孩子的过分在意，以及来自自己童年的一些认知，使得别人有点插不进手，为了避免育儿过程里无穷尽的拉扯和矛盾，我们共同接受现状，我来承担日常的琐碎，而他承担一些遗憾和失落（这部分，我对他真的有很深的抱歉，我主观意愿上对他的一些教育观点的接受不代表我能拥有一个稳定的认知来平衡这件事，所以……）
在某一些时刻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那个看起来对自己的什么都不是很在意的我，却似乎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妈妈。这个认知令我惶恐了很久，因为我太知道自己是多么奇葩的人了，被这么奇葩的妈妈控制会不会是一件很绝望的事？可问题是我又没有真正足够稳定的理性，来确保我可以不控制，或只进行“正确”的控制。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只有保持惶恐，保持认识自身的不足。
这真是，一段无比拧巴的路程，我们两个人，当然都明白拧巴不会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氛围，但是如果能捋通顺，谁会想去真拧巴呢？
同时，也是这个过程里，外部环境中的女性处境，才真的进入我的视野，成为一件我会去主动了解和思考的事情。我会想知道，当我的女儿长大，需要在这个社会立身的时候，她在面对什么，而我能为她做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其实是非常庆幸我的女性身份的，因为这些东西，不见得是爸爸能够感知和引导的，女性天然会对女性的处境敏感。有时候大家会去质问一些男性——如果是你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遭遇了这些事呢？我想，要男性共情女性是不合逻辑的，反之亦然，在这个时候，讲道理确实比共情更有意义，以个体的人出发，而不仅仅强调性别身份，可能更利于达到相对共识。
其实，虽然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分歧而不愉快，但是我还是很感激巨蟹先生的接纳。我们用了十年来磨合并且认识到，想去改变对方的一些教育理念非常困难，但是这些一次一次并不轻松愉快的沟通和磨合，也都让我们看到彼此对孩子和家庭的在意。我也看得到，他不那么认可但是也渐渐接受，并试着在这样的模式下建立稳定关系的努力。
所以婚姻关系在亲子关系面前，也逐渐变成，我们或许都很顽固，或许即便都倾心交谈过无数次，仍然改变不了自己，但是如果你有回到自己既有模式中的反复，我也会接纳你，因为我也一样不可避免会回到自己的模式里去。而好在我们让彼此知道了不同模式的存在和各自的依据，知道，总比不知道要好。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还真是辞不达意[允悲]
我可能是要感谢万千机缘之中，拥有了一个女儿吧。
为什么会唠叨这么许多呢？是早上大雨滂沱里我躺在枕头上，忽然想通了一件事。所谓亲密关系的经营，永远都要拨开一切琐碎龃龉去看待对方的真心，父母子女伴侣，的确能够看见真心，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总要明白，大家付出真心的时候都是义无反顾的，做不了精确的计算，或者没有条件去做精确计算，不是任何人的错。
我的女儿是个十岁的女孩子，她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但是我更希望她立足在世界上，还是首先要当自己是一个人，作为人的独立先于作为女性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先于身份的独立，看待关系的时候能尽量摒除立场，以及，拥有一双慧眼，看得清人心向背。
嗯，就这样吧。
图源：①见水印
#我的娃娃#
然后它就一直下雨，我觉得脑子开始进水了，所以【我要开始无理性输出了】。
好多时候，仔细回想，真正让我脱离年轻时候那种多愁善感过于呻吟的心理状态和糊里糊涂随心所欲的行走方式的拐点究竟在哪里？
也许，真的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拥有了一个女儿吧？
年轻的时候，我对自身以外世界的认知常常都是非常混沌的。毕业十年之后，还经常从同学们的聊天中才恍然自己有那么多当时不知道的八卦。例如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起策划写台本连带着排练演出了大半学期短剧，都不知道他俩一直在暧昧而我显然是一颗闪闪发亮的大电灯泡；又或者对门宿舍那个漂亮的湛江妹子大二出国之后，她的就读另一个系还住在另一栋宿舍楼的高中闺蜜依然每天去串门，是因为和她们宿舍的一个女孩成为了恋人；比如我的中学死党们、大学同寝姐妹们，她们恋爱了、失恋了、跟男朋友吵架了、和父母闹矛盾了、丢了手机、被人占便宜、本来应有的保研名额没有了、专八考不过……所有这些，我好像也时不时地后知后觉。
那些年真的是，活得非常自我吧？虽然不吝关心他人，但是也没有特别敞开自己。没有那么需要别人，也，不是特别想被需要。
严格来说，我骨子里也从不是一个主动理性的人，虽然也经常纠结，但是做决定的时候理性从来拗不过直觉，好像还有点排斥用一些可见的价值去左右判断的秤杆。我很了解自己，即使是被证明错误的决定，只要它是我在当时直觉应有的选择，我都很少后悔，也能放宽心量去接受那样的结果，在这方面我很擅长与自己和解。就算结果是“好”的，让我舒心的也只是，我就是想要这样而已。结果不那么好，也容易说服自己，其实这样也不差。
巨蟹先生评价我说，虽然从不激烈，但是无比固执，根本不听劝告，专会一意孤行，他也的确算是，在将近三十年的相处中对我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了[允悲]
但是，自从拥有了一个女儿，似乎不去认识和思考外部环境，已经是不行的了，那种“我只不过是尊重我自己”的优越感在面对她的时候变成了一种很深的危机感。毕竟，无论如何，我不能代替她去感受和认识，无法替她思考和抉择，虽然我知道，迄今为止我为她做的一些决定，仍然还是“我不想那样所以我选择这样”，但是越来越多地，我也会去想，她会喜欢这样吗？以后她不满意我的选择还有后悔的余地吗？我和她会不会终究有一天走到，“你不懂我为什么要把我带到世界上来”这样的境地呢？
当然我也会想，父母替我做的决定里，有多少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呢？也会想，我是不是因为看起来太有主意了，所以亲密的人们时常拿他们的纠结来咨询我的看法和建议？可是事实上，我能给出的意见基本上只有，“你想要这样还是那样？你要不要逼自己去接受不想要的道路呢”。
随着女儿长大，我的忧虑也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加，我会开始想，我和巨蟹先生的相处，不再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它会向孩子示范两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关系，所以我们在之前数年恋爱婚姻中的相处模式，很需要调整甚至颠覆。好比，我自己内心的想法要说出来，即使担心会引起争吵和冷战，也不能放弃沟通的努力，爱当然是包容，但不是迁就，以及，不能因为抗拒或者害怕冲突，就一味避免争吵。有时候，争吵也是一种教育，例如能不能就事论事，能不能不进行人身攻击，能不能道歉，等等等等。
没有女儿之前，我其实很少把自己是女性这个身份放在日常环境中去审视。我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里永远只是一个人，而女性的身份不会处于人的身份之前。我有时候也会因为养育孩子的疲惫觉得在家庭之中不是那么公平，但是归根结底，也不是家人强迫我去承受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女性所以要去承受这些，只不过是我想要这样选择。巨蟹先生和我在数不清的彻夜交谈里基本得到一个共识，是我对这个孩子的过分在意，以及来自自己童年的一些认知，使得别人有点插不进手，为了避免育儿过程里无穷尽的拉扯和矛盾，我们共同接受现状，我来承担日常的琐碎，而他承担一些遗憾和失落（这部分，我对他真的有很深的抱歉，我主观意愿上对他的一些教育观点的接受不代表我能拥有一个稳定的认知来平衡这件事，所以……）
在某一些时刻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那个看起来对自己的什么都不是很在意的我，却似乎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妈妈。这个认知令我惶恐了很久，因为我太知道自己是多么奇葩的人了，被这么奇葩的妈妈控制会不会是一件很绝望的事？可问题是我又没有真正足够稳定的理性，来确保我可以不控制，或只进行“正确”的控制。我唯一能做的，可能只有保持惶恐，保持认识自身的不足。
这真是，一段无比拧巴的路程，我们两个人，当然都明白拧巴不会是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氛围，但是如果能捋通顺，谁会想去真拧巴呢？
同时，也是这个过程里，外部环境中的女性处境，才真的进入我的视野，成为一件我会去主动了解和思考的事情。我会想知道，当我的女儿长大，需要在这个社会立身的时候，她在面对什么，而我能为她做些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其实是非常庆幸我的女性身份的，因为这些东西，不见得是爸爸能够感知和引导的，女性天然会对女性的处境敏感。有时候大家会去质问一些男性——如果是你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遭遇了这些事呢？我想，要男性共情女性是不合逻辑的，反之亦然，在这个时候，讲道理确实比共情更有意义，以个体的人出发，而不仅仅强调性别身份，可能更利于达到相对共识。
其实，虽然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分歧而不愉快，但是我还是很感激巨蟹先生的接纳。我们用了十年来磨合并且认识到，想去改变对方的一些教育理念非常困难，但是这些一次一次并不轻松愉快的沟通和磨合，也都让我们看到彼此对孩子和家庭的在意。我也看得到，他不那么认可但是也渐渐接受，并试着在这样的模式下建立稳定关系的努力。
所以婚姻关系在亲子关系面前，也逐渐变成，我们或许都很顽固，或许即便都倾心交谈过无数次，仍然改变不了自己，但是如果你有回到自己既有模式中的反复，我也会接纳你，因为我也一样不可避免会回到自己的模式里去。而好在我们让彼此知道了不同模式的存在和各自的依据，知道，总比不知道要好。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还真是辞不达意[允悲]
我可能是要感谢万千机缘之中，拥有了一个女儿吧。
为什么会唠叨这么许多呢？是早上大雨滂沱里我躺在枕头上，忽然想通了一件事。所谓亲密关系的经营，永远都要拨开一切琐碎龃龉去看待对方的真心，父母子女伴侣，的确能够看见真心，并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总要明白，大家付出真心的时候都是义无反顾的，做不了精确的计算，或者没有条件去做精确计算，不是任何人的错。
我的女儿是个十岁的女孩子，她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女性。但是我更希望她立足在世界上，还是首先要当自己是一个人，作为人的独立先于作为女性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先于身份的独立，看待关系的时候能尽量摒除立场，以及，拥有一双慧眼，看得清人心向背。
嗯，就这样吧。
图源：①见水印
#我的娃娃#
【“知识分子”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小孩如何看待“#小镇做题家# ”】随着大学逐年扩招，大学毕业生的招牌所象征的含金量也在不断降低。但子女进入清华北大仍然是望子成龙的父母们所骄傲的。尤其是在家属院，一个单位制形成的熟人社会中，每年高考后社区内的居民都会对各家孩子的成绩与录取情况津津乐道，更别提家在由于背靠垄断资源国企而经济条件较好，高度重视后代教育的地方。（via 湃客工坊）#如何看待小镇做题家# 详情戳链接：https://t.cn/A6cx1l7D
有多少职场内卷以绩效考核之名？
文｜读者：小渔
风起于青萍之末。年前，不知从哪个角落就冒出了公司要进行绩效改革的传闻。一时之间，同事之间开始互相探口风，打听消息的真实性。在茶水间打开水，在楼道等电梯、在食堂打饭菜的间隙，总能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讨论绩效怎么改、什么时候开始改。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笼罩着所有人。
果然，绩效改革的大锤在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完年后，终于落了地。简单而言，绩效改革取消了基础绩效，采用按照工作量“计件算分”、“按分算绩效工资”的原则。分给每个部门池子里的钱不变，但每个人拿到手的数量有了较大差别。如果你拿的工资少了，说明必然有人“拿走”了你的部分。
这只锤子打在不同人身上，作用力是不同的。比如我所在的部门业务性质特殊，同一级别的人被指派的工作量大体一致，因此没有感受到改革切肤的阵痛。但与我相熟的其他几个部门的同事却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他们说，绩效改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彻底扭转了工作状态，还让职场心态、同事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一个同事说，她亲眼看着一个职场前辈跑到领导面前，问是否能将一个项目交给他做。那是一个又苦又累、没什么营养的常规性差事。放在过去，大家一般都心照不宣地假装不闻不问，避之唯恐不及。如今，同事们却像被集体赶入了丛林里的野兽，这里闻闻，那里嗅嗅，抓紧时间抢占地盘和资源。
同事说，她看着那位前辈，就像看着一只饥饿的狮子，对着一块不剩多少肉的骨头，还啃得津津有味。一阵寒意从她的脚底冒出，一股脑蹿上了脊背，让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绩效改革是残酷的，它板着一张严肃的脸，挥舞手中的长鞭，驱策大家使劲向前跑。在这个过程中，想维持好看的吃相就变得比较困难了。前几天下班时在电梯碰到同事，问她去哪儿。她无奈地说下楼吃个饭，之后得回办公室加班——她正费尽心思地研究有哪些新项目，手上还有一摞资料要看。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中，用爪哇岛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内卷”的概念。爪哇岛位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在资源有限，人口又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勤奋的爪哇人民不断增加在每一亩土地上投放的劳动力，精耕细作，却未能得到与之匹配的农业产出。
农业的内卷化的概念引申到今日的职场，指代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白热化竞争。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人们只能在一个系统中内耗，不断提高工作时长与强度，并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大量精力，找不到职业的价值与意义。
有媒体曾在网上发起过一项职场内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职场内卷的受访者竟超过了96%。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工作重复无意义、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加班严重是职场内卷中最常见的现象。我的同事就抱怨，工作强度高了不少，但大家争来争去，体现在工资上也就一两千块的差别，挺没劲的。
事实上，绩效考核并不见得都不好，毕竟这体现了多劳多得和奖勤罚懒的初衷。一个兢兢业业的职场“老黄牛”和只会甩锅的“摸鱼族”，待遇当然要有所区分。但是，当绩效考核到达某种极致，对人的负面压迫高于正向激励时，它的味道就变质了。
比如，在内卷重灾区的互联网行业，KPI、OKR等耳熟能详的绩效考核制度，让无数大厂社畜不得不接受“996”常态化，生活被工作无情绑架。我们单位的绩效改革已经算温和了，因为绩效只是影响工资多寡。在某些实行末尾淘汰制的企业，绩效改革直接决定饭碗和生存。大家可不得铆足了劲，让自己卷起来么？
为什么绩效考核就像洪水猛兽，让人既畏惧又无法不在意？首先，直接原因是绩效与钱袋子、晋升通道绑定了，而且这种绑定是单一的。在高度内卷化的职场中，人们疲于奔命，鲜少有人还有精力去从事副业，因此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
绩效高，不仅意味着当前收入更可观，也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收入预期也更高。因此，人们又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绩效这片贫瘠的土壤中，希望能再多种出几斤米来。这是一个不断变本加厉的死循环，无数人在这一亩三分田中绕来绕去，像走不出去的迷宫。
薛兆丰曾经说，“让你996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996的人。”只要生活在人群当中，人似乎就永远逃不开同辈压力。读书时，每次月考放榜，学校便在公告栏里贴一张大红纸，按照分数依次往下排。工作后，绩效考核就像每月的放榜时刻。大家盯着工资条上浮动的数字，有人喜笑颜开，就有人愁云惨淡。
吊车尾的感觉，永远是令人不舒服的。在自然界，跑得最慢的羊，似乎都能嗅到狮子在身后张开血盆大口的危险气息。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自然进化，“恐惧落后于人”依然深深地写在人类的基因里，时刻在耳边提醒着，“太慢了”，“跑快点”，“再快点”……
面对内卷化的职场，要么顽强加入，要么选择退出，似乎很难找到第三个通道。前阵子，有媒体报道了“城市蹲族”，引发许多讨论。“城市蹲族”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家庭出身也不错，但却选择宅在家里。他们控制自己的消费，维持低欲望的生活，打零工一两个月，赚够了钱就辞职，继续家里蹲。
这让我想起了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在《不服从》里的观点，即面对不合理的制度，除了违法、造反等暴力途径，“懈怠”也是不服从的一种重要表现。书里提到，“坚持不懈的懒惰也需要决心：要尽全部力量去抵抗社会要求人人工作的命令。”当蹲族、躺族、三和大神等群体开始引起社会注意，也正说明，“不工作”已成为一些人抵抗内卷、修复心灵的选择。
正如日剧《凪的新生活》里，28岁的大岛凪曾经是一个典型的社畜，谨言慎行，不抱怨工作，竭力讨好同事。终于，在一次晕倒住院后，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她辞了工作，退了房，扔掉所有家具，租住在乡下的一间小房子里，过极简主义的生活。她只带了一床被子过去，日用品选最便宜的，领最低保险金生活，每天精打细算，却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了风平浪静的快乐。
剧中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大岛凪从外头捡回来一个风扇，并精心地给它刷上鲜艳的明黄色颜料。炎炎夏日，这只风扇就像一朵开在室内的向日葵，陪她说话，给她勇气。看来，获得快乐似乎并不难，有充足的闲暇、足够低的欲望，一把旧风扇也可以很珍贵。
但是“退出”这个选项，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奢侈的。有房贷要付、父母赡养要花钱、子女教育支出水涨船高……每一项都让人对“退出”望而却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卷。有调查就显示，上班族们普遍认为，只有存款达到了10万元，才敢裸辞。
去年，我有一个朋友潇洒地选择了裸辞，逃离那个让她身心俱疲的公司，跟凌晨一点还给她打夺命连环call的老板说了再见。她宅在家中，读想看很久的书，补一直没时间追的剧，偶尔参加旅行兴趣小组，和驴友一起爬山玩水。无数次加班赶材料的我，刷到她的朋友圈，都感到满心的羡慕。
但她也跟我说，自己过去工作几年攒了一笔钱，能够支撑一年半载游手好闲的生活。同时，她的父母极度宽容，能够理解她，并放手让她去探索自我。显然，裸辞是有门槛的，需要一定的实力、足够的勇气、亲人的支持。但这几个要素，又有多少人能同时满足呢？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文｜读者：小渔
风起于青萍之末。年前，不知从哪个角落就冒出了公司要进行绩效改革的传闻。一时之间，同事之间开始互相探口风，打听消息的真实性。在茶水间打开水，在楼道等电梯、在食堂打饭菜的间隙，总能听到一些窃窃私语，讨论绩效怎么改、什么时候开始改。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安感，笼罩着所有人。
果然，绩效改革的大锤在大家欢欢喜喜地过完年后，终于落了地。简单而言，绩效改革取消了基础绩效，采用按照工作量“计件算分”、“按分算绩效工资”的原则。分给每个部门池子里的钱不变，但每个人拿到手的数量有了较大差别。如果你拿的工资少了，说明必然有人“拿走”了你的部分。
这只锤子打在不同人身上，作用力是不同的。比如我所在的部门业务性质特殊，同一级别的人被指派的工作量大体一致，因此没有感受到改革切肤的阵痛。但与我相熟的其他几个部门的同事却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他们说，绩效改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彻底扭转了工作状态，还让职场心态、同事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一个同事说，她亲眼看着一个职场前辈跑到领导面前，问是否能将一个项目交给他做。那是一个又苦又累、没什么营养的常规性差事。放在过去，大家一般都心照不宣地假装不闻不问，避之唯恐不及。如今，同事们却像被集体赶入了丛林里的野兽，这里闻闻，那里嗅嗅，抓紧时间抢占地盘和资源。
同事说，她看着那位前辈，就像看着一只饥饿的狮子，对着一块不剩多少肉的骨头，还啃得津津有味。一阵寒意从她的脚底冒出，一股脑蹿上了脊背，让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绩效改革是残酷的，它板着一张严肃的脸，挥舞手中的长鞭，驱策大家使劲向前跑。在这个过程中，想维持好看的吃相就变得比较困难了。前几天下班时在电梯碰到同事，问她去哪儿。她无奈地说下楼吃个饭，之后得回办公室加班——她正费尽心思地研究有哪些新项目，手上还有一摞资料要看。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中，用爪哇岛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内卷”的概念。爪哇岛位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海岛。在资源有限，人口又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勤奋的爪哇人民不断增加在每一亩土地上投放的劳动力，精耕细作，却未能得到与之匹配的农业产出。
农业的内卷化的概念引申到今日的职场，指代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白热化竞争。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人们只能在一个系统中内耗，不断提高工作时长与强度，并在不必要的事情上耗费大量精力，找不到职业的价值与意义。
有媒体曾在网上发起过一项职场内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程度上感受到职场内卷的受访者竟超过了96%。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工作重复无意义、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加班严重是职场内卷中最常见的现象。我的同事就抱怨，工作强度高了不少，但大家争来争去，体现在工资上也就一两千块的差别，挺没劲的。
事实上，绩效考核并不见得都不好，毕竟这体现了多劳多得和奖勤罚懒的初衷。一个兢兢业业的职场“老黄牛”和只会甩锅的“摸鱼族”，待遇当然要有所区分。但是，当绩效考核到达某种极致，对人的负面压迫高于正向激励时，它的味道就变质了。
比如，在内卷重灾区的互联网行业，KPI、OKR等耳熟能详的绩效考核制度，让无数大厂社畜不得不接受“996”常态化，生活被工作无情绑架。我们单位的绩效改革已经算温和了，因为绩效只是影响工资多寡。在某些实行末尾淘汰制的企业，绩效改革直接决定饭碗和生存。大家可不得铆足了劲，让自己卷起来么？
为什么绩效考核就像洪水猛兽，让人既畏惧又无法不在意？首先，直接原因是绩效与钱袋子、晋升通道绑定了，而且这种绑定是单一的。在高度内卷化的职场中，人们疲于奔命，鲜少有人还有精力去从事副业，因此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
绩效高，不仅意味着当前收入更可观，也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性更大，未来的收入预期也更高。因此，人们又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绩效这片贫瘠的土壤中，希望能再多种出几斤米来。这是一个不断变本加厉的死循环，无数人在这一亩三分田中绕来绕去，像走不出去的迷宫。
薛兆丰曾经说，“让你996的不是你的老板，而是其他愿意996的人。”只要生活在人群当中，人似乎就永远逃不开同辈压力。读书时，每次月考放榜，学校便在公告栏里贴一张大红纸，按照分数依次往下排。工作后，绩效考核就像每月的放榜时刻。大家盯着工资条上浮动的数字，有人喜笑颜开，就有人愁云惨淡。
吊车尾的感觉，永远是令人不舒服的。在自然界，跑得最慢的羊，似乎都能嗅到狮子在身后张开血盆大口的危险气息。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自然进化，“恐惧落后于人”依然深深地写在人类的基因里，时刻在耳边提醒着，“太慢了”，“跑快点”，“再快点”……
面对内卷化的职场，要么顽强加入，要么选择退出，似乎很难找到第三个通道。前阵子，有媒体报道了“城市蹲族”，引发许多讨论。“城市蹲族”大多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家庭出身也不错，但却选择宅在家里。他们控制自己的消费，维持低欲望的生活，打零工一两个月，赚够了钱就辞职，继续家里蹲。
这让我想起了玛丽-法郎士·阿兹布鲁克在《不服从》里的观点，即面对不合理的制度，除了违法、造反等暴力途径，“懈怠”也是不服从的一种重要表现。书里提到，“坚持不懈的懒惰也需要决心：要尽全部力量去抵抗社会要求人人工作的命令。”当蹲族、躺族、三和大神等群体开始引起社会注意，也正说明，“不工作”已成为一些人抵抗内卷、修复心灵的选择。
正如日剧《凪的新生活》里，28岁的大岛凪曾经是一个典型的社畜，谨言慎行，不抱怨工作，竭力讨好同事。终于，在一次晕倒住院后，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她辞了工作，退了房，扔掉所有家具，租住在乡下的一间小房子里，过极简主义的生活。她只带了一床被子过去，日用品选最便宜的，领最低保险金生活，每天精打细算，却在简单的生活中，找到了风平浪静的快乐。
剧中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大岛凪从外头捡回来一个风扇，并精心地给它刷上鲜艳的明黄色颜料。炎炎夏日，这只风扇就像一朵开在室内的向日葵，陪她说话，给她勇气。看来，获得快乐似乎并不难，有充足的闲暇、足够低的欲望，一把旧风扇也可以很珍贵。
但是“退出”这个选项，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是奢侈的。有房贷要付、父母赡养要花钱、子女教育支出水涨船高……每一项都让人对“退出”望而却步，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卷。有调查就显示，上班族们普遍认为，只有存款达到了10万元，才敢裸辞。
去年，我有一个朋友潇洒地选择了裸辞，逃离那个让她身心俱疲的公司，跟凌晨一点还给她打夺命连环call的老板说了再见。她宅在家中，读想看很久的书，补一直没时间追的剧，偶尔参加旅行兴趣小组，和驴友一起爬山玩水。无数次加班赶材料的我，刷到她的朋友圈，都感到满心的羡慕。
但她也跟我说，自己过去工作几年攒了一笔钱，能够支撑一年半载游手好闲的生活。同时，她的父母极度宽容，能够理解她，并放手让她去探索自我。显然，裸辞是有门槛的，需要一定的实力、足够的勇气、亲人的支持。但这几个要素，又有多少人能同时满足呢？
（本文系读者投稿，不代表本刊立场）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