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坡这个满是荣誉派出所，又被公安部授予集体一等功】
重庆之声10月21日讯 今年7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庆祝建党10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总结表彰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上对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其中，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二郎派出所荣立集体一等功！本周，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党委到二郎派出所开展“集体一等功”送奖上门活动。
重庆市“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重庆市“工人先锋号”、重庆市首批“枫桥式派出所”……是什么让该所先后荣获多项荣誉，成为九龙公安乃至重庆公安一张耀眼的名片?
打击破案：做好“加减乘除”
今年初，二郎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有假冒烟草流通，案件办理队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后，发现了一个有组织、分区域的作案团伙，购买境外走私假烟进行销售，遍布主城各区。
专案小组通过调取视频监控和循线追踪，发现该团伙有运输“任务”时经常采用多辆运输车，安排团伙成员“望风”打前哨，嫌疑人在仓库中存放假烟的时间也比较短，且不会长期固定使用某个仓库，而团伙成员之间的交流也通过网络语音聊天软件，隐蔽性极强。
专案小组梳理分析海量数据信息，比对零售户违法信息和嫌疑人以往的活动规律，理清了案件的关键信息，找到了该犯罪团伙的重要突破口，4月中旬，通过持续摸查、秘密跟踪和蹲点监控，专案小组发现了该团伙存储假烟的仓库及运送车辆，人赃俱获，一举打掉该团伙，破获一宗大型非法经营、销售假烟案，缴获假冒品牌香烟140余万支，涉案金额超过70万元。
二郎派出所以“三项运算”守好平安线，筑牢治安防控“防护坡”，安保维稳期间，运用“社会化+网格化”在防控盲区上“做减法”，组建“二郎义警”群防群治队伍，建立群防队伍即时交流群和网上党群服务中心，依托综合治理网格化，重点防控“盲区”，实现治安防控由民警“独唱”变警民“合唱”；二是运用“轨迹分析+巡逻覆盖”在精确打击上“做乘法”，线上依托大数据研判，线下加强常态化巡逻与重点部位蹲守，让嫌疑人“伸手必被捉”；三是运用“前期预警+后期回访”在警情控制上“做除法”，做优做专警务巡防力量，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跟进、早处置，建立健全警情回访制度，实现有警必接、接警必处、处警必访，全力减少警情数量特别是刑事警情数量。今年以来，辖区辖区刑事警情发案同比下降16.5%，治安警情发案同比下降12.3%。
矛盾化解：防患于未然
化解社会矛盾，是基层派出所的一项重要工作，二郎派出所以“三种诊断”化解矛盾点，拧紧安全稳定“减压阀”：一是全面“问诊”，对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进行全面排查，变“见子打子”为提前谋划，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做到分类梳理、全面问诊，准确掌握“一手信息”；二是集中“会诊”，定期组织警力对风险隐患和社情民意进行分析研判，由浅入深，变“各自为战”为“群策群力”，变”单兵作战”为“集团作战”，通过互通信息、互相补台，共商应对之道；三是定时“坐诊”，面对复杂、棘手的矛盾纠纷，由所内矛盾化解高手“渝警楷模”胡兵伟等人及时进行“坐诊”。
这其中，“会诊”“坐诊”更多是考验民警的调解功力，“问诊”则需要民警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每年6月初是高考的日子，根据往年经验，备考期间总少不了影响考生的噪音扰民投诉。今年5月底，二郎派出所会同街道，打响一场“天籁行动”，提前走访、预防，让广场舞、麻将馆、餐馆、KTV的噪音扰民矛盾做到“不产生”。通过约谈广场舞领队、经营户，对可能产生噪音的部位进行逐一排查并进行规范，今年高考期间，辖区无一起噪音扰民投诉，最大程度保障考生有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
“三种诊断”的矛盾化解方法帮助派出所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200余起，初步实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目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贴近服务：群众事无小事
“群众身边无小事”，这句话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承诺。户籍工作是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也是践行承诺的一线窗口。
今年3月，市民苏先生心急火燎来到派出所，希望开一个自己与已故父亲的关系证明。原来，多年前因为父母离异，自己跟着母亲生活，现在他的相关证件上，没有任何父亲的信息。在父亲临终前，表示要将名下一套房产留给他，可如今过户时，因为无法证明苏先生是房产所有人亲属而带来了不少麻烦，房管部门建议他向派出所求助。
这个证明怎么开？二郎派出所的窗口民警齐丹平犯了难——苏先生已经40多岁，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其父母就已离异，年代有点久远。“那个年代的户籍管理并不像现在这样完善，生产队报送的材料上仅有户主的姓名，并无该户居民相互间关系，而随着苏先生父母离异，家人迁出，后续资料也无法证明这一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实地走访，可一番走访下来，发现现实更骨感——苏先生儿时居住的五台山社区早已改造，老居民已然搬走，当时的街道干部普遍年龄较大，30多年后大部分已不在人世，要找到当年的知情人犹如大海捞针。齐丹平发挥户籍民警“铁脚板”的功力，只要不在窗口，就抽时间走访，对相关人员挨个筛查，最终终于有了些线索，可仍然没有相关的书面证明。
二郎派出所的芦振龙青年突击队的队友们坐在一起，经过讨论，找到了一个途径——去法院寻找当年苏先生父母离婚时的判决书，果然，由于判决书上有关于苏先生抚养权的内容，正好可以证明其亲子关系！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事关群众利益，派出所民警从接到求助到落实解决，前前后后忙了小半年，但齐丹平说自己很有获得感，“这样一来，可以为群众省下一大笔钱和大量的精力，我们只是帮群众跑跑腿，又算得了什么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郎派出所紧密结合队伍教育整顿，聚焦民生堵点难点，精心组织开展全民反诈专项活动、加大侵财案件追赃挽损力度、推出户政窗口适老化服务、治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等工作。切实用实际行动践行公安为民初心，全力做好民生实事。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10月21日讯 今年7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庆祝建党100周年安保维稳工作总结表彰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上对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其中，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二郎派出所荣立集体一等功！本周，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党委到二郎派出所开展“集体一等功”送奖上门活动。
重庆市“抗击新冠疫情先进集体”、重庆市“工人先锋号”、重庆市首批“枫桥式派出所”……是什么让该所先后荣获多项荣誉，成为九龙公安乃至重庆公安一张耀眼的名片?
打击破案：做好“加减乘除”
今年初，二郎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有假冒烟草流通，案件办理队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后，发现了一个有组织、分区域的作案团伙，购买境外走私假烟进行销售，遍布主城各区。
专案小组通过调取视频监控和循线追踪，发现该团伙有运输“任务”时经常采用多辆运输车，安排团伙成员“望风”打前哨，嫌疑人在仓库中存放假烟的时间也比较短，且不会长期固定使用某个仓库，而团伙成员之间的交流也通过网络语音聊天软件，隐蔽性极强。
专案小组梳理分析海量数据信息，比对零售户违法信息和嫌疑人以往的活动规律，理清了案件的关键信息，找到了该犯罪团伙的重要突破口，4月中旬，通过持续摸查、秘密跟踪和蹲点监控，专案小组发现了该团伙存储假烟的仓库及运送车辆，人赃俱获，一举打掉该团伙，破获一宗大型非法经营、销售假烟案，缴获假冒品牌香烟140余万支，涉案金额超过70万元。
二郎派出所以“三项运算”守好平安线，筑牢治安防控“防护坡”，安保维稳期间，运用“社会化+网格化”在防控盲区上“做减法”，组建“二郎义警”群防群治队伍，建立群防队伍即时交流群和网上党群服务中心，依托综合治理网格化，重点防控“盲区”，实现治安防控由民警“独唱”变警民“合唱”；二是运用“轨迹分析+巡逻覆盖”在精确打击上“做乘法”，线上依托大数据研判，线下加强常态化巡逻与重点部位蹲守，让嫌疑人“伸手必被捉”；三是运用“前期预警+后期回访”在警情控制上“做除法”，做优做专警务巡防力量，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跟进、早处置，建立健全警情回访制度，实现有警必接、接警必处、处警必访，全力减少警情数量特别是刑事警情数量。今年以来，辖区辖区刑事警情发案同比下降16.5%，治安警情发案同比下降12.3%。
矛盾化解：防患于未然
化解社会矛盾，是基层派出所的一项重要工作，二郎派出所以“三种诊断”化解矛盾点，拧紧安全稳定“减压阀”：一是全面“问诊”，对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进行全面排查，变“见子打子”为提前谋划，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做到分类梳理、全面问诊，准确掌握“一手信息”；二是集中“会诊”，定期组织警力对风险隐患和社情民意进行分析研判，由浅入深，变“各自为战”为“群策群力”，变”单兵作战”为“集团作战”，通过互通信息、互相补台，共商应对之道；三是定时“坐诊”，面对复杂、棘手的矛盾纠纷，由所内矛盾化解高手“渝警楷模”胡兵伟等人及时进行“坐诊”。
这其中，“会诊”“坐诊”更多是考验民警的调解功力，“问诊”则需要民警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每年6月初是高考的日子，根据往年经验，备考期间总少不了影响考生的噪音扰民投诉。今年5月底，二郎派出所会同街道，打响一场“天籁行动”，提前走访、预防，让广场舞、麻将馆、餐馆、KTV的噪音扰民矛盾做到“不产生”。通过约谈广场舞领队、经营户，对可能产生噪音的部位进行逐一排查并进行规范，今年高考期间，辖区无一起噪音扰民投诉，最大程度保障考生有一个良好的备考环境。
“三种诊断”的矛盾化解方法帮助派出所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200余起，初步实现了“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目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贴近服务：群众事无小事
“群众身边无小事”，这句话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份承诺。户籍工作是服务群众的重要阵地，也是践行承诺的一线窗口。
今年3月，市民苏先生心急火燎来到派出所，希望开一个自己与已故父亲的关系证明。原来，多年前因为父母离异，自己跟着母亲生活，现在他的相关证件上，没有任何父亲的信息。在父亲临终前，表示要将名下一套房产留给他，可如今过户时，因为无法证明苏先生是房产所有人亲属而带来了不少麻烦，房管部门建议他向派出所求助。
这个证明怎么开？二郎派出所的窗口民警齐丹平犯了难——苏先生已经40多岁，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其父母就已离异，年代有点久远。“那个年代的户籍管理并不像现在这样完善，生产队报送的材料上仅有户主的姓名，并无该户居民相互间关系，而随着苏先生父母离异，家人迁出，后续资料也无法证明这一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实地走访，可一番走访下来，发现现实更骨感——苏先生儿时居住的五台山社区早已改造，老居民已然搬走，当时的街道干部普遍年龄较大，30多年后大部分已不在人世，要找到当年的知情人犹如大海捞针。齐丹平发挥户籍民警“铁脚板”的功力，只要不在窗口，就抽时间走访，对相关人员挨个筛查，最终终于有了些线索，可仍然没有相关的书面证明。
二郎派出所的芦振龙青年突击队的队友们坐在一起，经过讨论，找到了一个途径——去法院寻找当年苏先生父母离婚时的判决书，果然，由于判决书上有关于苏先生抚养权的内容，正好可以证明其亲子关系！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事关群众利益，派出所民警从接到求助到落实解决，前前后后忙了小半年，但齐丹平说自己很有获得感，“这样一来，可以为群众省下一大笔钱和大量的精力，我们只是帮群众跑跑腿，又算得了什么呢？”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郎派出所紧密结合队伍教育整顿，聚焦民生堵点难点，精心组织开展全民反诈专项活动、加大侵财案件追赃挽损力度、推出户政窗口适老化服务、治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等工作。切实用实际行动践行公安为民初心，全力做好民生实事。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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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西村】远山含黛，百鸟鸣唱，花儿争艳，马牛羊逗趣，建筑掩映在浓荫之中，矗立于碧波湖畔，铺陈出一副世外桃源的长卷，这里是无锡田园东方。你可以慨叹中国可以有无锡华西村这种奇迹，那么你也不[同意][雪花]会讶异中国居然还有“精神与物质”都富裕的乡村！嗯，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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