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长远，不会局限于眼前的苟且，会偶尔画大饼，但那是为了把饼吃到肠道里，对于未来我敢哗哗就敢撸袖子实现梦想。在日常是创意小能手，不会局限于老一套。情感丰富，但不至于玛丽苏附体，叶黄了花谢了就眼泪鼻涕齐下这种事情还是算了，爱心偶尔泛滥但分寸还没有阵亡。在日常中是个不会让人尴尬的治愈系神队友，被人点赞会很开森，也经常会被人花式点赞就是。
平时乐意低调，不代表内里没料，只是有太多愚蠢的凡人看不到你的内涵有多么波涛汹涌。做喜欢的事情能够专心致志很久很久，扭头一看已经这个时间了太阳都撤没影了。眼界开阔，具备宽容的稀缺品质，很少生气，生气了也不至于要把得罪了自己的人送去见上帝。在日常中珍爱和平，诱发战争的不会是你，但被人砸了场子也会上手撕逼。 https://t.cn/RyJbraK
平时乐意低调，不代表内里没料，只是有太多愚蠢的凡人看不到你的内涵有多么波涛汹涌。做喜欢的事情能够专心致志很久很久，扭头一看已经这个时间了太阳都撤没影了。眼界开阔，具备宽容的稀缺品质，很少生气，生气了也不至于要把得罪了自己的人送去见上帝。在日常中珍爱和平，诱发战争的不会是你，但被人砸了场子也会上手撕逼。 https://t.cn/RyJbraK
【我和我的父辈——两代联通人的薪火相传】
编者按：
“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推广曲《如愿》中的歌词。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在今年国庆档如期而至。电影以“父辈与传承”为切入点，让我们能从中找到自己和父辈的身影。
在中国联通，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朋友，也是亲人。他们或在前台为客户答疑解惑，或在后方织密信息通信网……自今日起，中国联通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两代联通人传承与坚守的故事。
上阵父子兵，能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是我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信保障规模大、任务艰巨。为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充分发挥新老员工优势，以老带新传授业务知识和实战经验。而在通信保障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穆长江、穆博文。
穆长江作为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老同志，工作已经快30个年头了，参与各类重保任务数百次，如全国两会、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应急通信保障等，曾创造并保持着机动通信局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通信老兵。穆博文，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新青年，虽然参加工作才刚满4年，但别小看他，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重保。在局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老穆、小穆”。
为了能够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工作，父子二人在年初北京刚发布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时，就赶去接种，是机动通信局最早一批接种的人，成了防疫战线上的急先锋；在上报的建党百年通信保障人员名单中，他们均承担了重要保障任务。这对父子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应急通信人的传承与忠诚。
保障准备工作漫长而复杂。父亲嘱咐儿子要把东西准备全、设备测试好、技术磨炼精，儿子关心父亲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进入六月，各项保障任务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不得不暂停参与保障工作。治疗期间，他仍不断叮嘱儿子“要细致、要沉着”。
穆博文是鸟巢区域应急通信保障的接口人，负责现场三个点位应急车的定点协调、场地踏勘、光电路由等，同时还要在自己值守的点位上自主开通应急基站。他所在的保障区域十分开阔，各个保障点距离非常远。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作为唯一制证人员，要冒着烈日奔波于各个保障点，仔细检查停放位置、核对资源数据。在保证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后，他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与父亲聊天时，为了遵守保密要求，也只是谈谈家长里短的轻松话题。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穆博文始终保持着他父亲身上的那份从容与认真，“做就要做好”。
经过了反复的保障演练，当鸟巢夜空中燃起璀璨的烟火，当天安门广场数万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父子俩也为本次重保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作之余谈到本次重保，穆博文说道：“这是党的百年生日，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不能参与现场保障任务，但是我参与了，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就要参加北京冬奥会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叫李兴强，是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员工。我父亲是一名军队转业的线务员，在河北省易县五零通讯总站刚成立的时候，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背着行囊来到易县，同祖国一起见证了五零通讯总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通信救援，他虽然没去现场，但却在五零通信总站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那一年，我出生了。记事后我常问母亲，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要做他的支撑。
那时的我太小了，对父亲的职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随着年龄增长，父亲会偶尔带我去他的工作单位，而我也逐渐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理解了他长久不回家的原因。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和父亲一样，加入应急通信队伍，成为一名应急通信人。
上世纪80年代，五零通信总站的人陆续撤回北京，北京机动通信局也在此时正式成立。1996年，我父亲退休，我参加工作进入北京机动通信局，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这个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踏踏实实工作就行，我们做你的后盾，你要把应急通信的事业延续下去，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传承下去。”
工作后，我经常走南闯北执行各种通信任务。2001年，我负责北京申奥莫斯科之行的通信保障，在这期间我父亲天天打电话，嘱托我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2002年，我去韩国执行韩日世界杯通信保障，父亲在我临走前说：“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外面要注意形象，把工作做好。”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我正在重庆直播阿迪力走钢丝节目，父亲打来电话说：“兴强啊，做好个人防护时也要把通信工作做好。” 2008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通信保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国家强大了，你们真棒！”
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工作做好”。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2021年了，而我的父亲也已经八十多岁。前段时间回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就要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信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还是那句话，可是此时看着他，我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从未给自己争取过任何利益，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培养好。
我愿不负老一辈的嘱托，不负祖国和党对我的培养，不负全国人民对应急通信人的信任，不负青春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50后的担当 80后的追随 10后的传承
库房中整齐堆放的电缆、大院里停放的应急通信车、爬电线杆的脚扣、拨盘式的电话机、机架上排列有序的布线，这是我对通信行业的最初记忆。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了解通信？那还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叫刘阳，我母亲退休前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员工。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加班，去的次数多了，不仅熟悉了这些通信设备，也自然而然地跟妈妈的同事们打成了一片。在我印象中，母亲和这些叔叔阿姨，就跟众多通信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通信事业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毕业后，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带着母亲的教导与叮嘱，我也成为了一名通信人，至今已经在中国联通工作15年了。通过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生产者表彰、优秀党员公示，我看到了年少时在母亲单位相识的叔叔阿姨的名字，深刻感受到通信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些平凡的通信人，他们或在前方守护，或在后方保障，才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享受到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而我刚刚步入小学的女儿，就是5G高速建设后的一名10后受益者。疫情期间，她不仅可以线上听课，还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时代在变，我们都在变，但通信人务实肯干的精神不会变。不知以后我的女儿会不会成为通信三代，但通信人一脉相承的精神会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编者按：
“你是我之所来，也是我心之所归。” 这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推广曲《如愿》中的歌词。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我和我的”系列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也在今年国庆档如期而至。电影以“父辈与传承”为切入点，让我们能从中找到自己和父辈的身影。
在中国联通，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朋友，也是亲人。他们或在前台为客户答疑解惑，或在后方织密信息通信网……自今日起，中国联通将推出系列报道，讲述两代联通人传承与坚守的故事。
上阵父子兵，能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是我的荣幸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通信保障规模大、任务艰巨。为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充分发挥新老员工优势，以老带新传授业务知识和实战经验。而在通信保障队伍中，就有这么一对父子——穆长江、穆博文。
穆长江作为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老同志，工作已经快30个年头了，参与各类重保任务数百次，如全国两会、2008年汶川地震抢险应急通信保障等，曾创造并保持着机动通信局安全行车无事故的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一名通信老兵。穆博文，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新青年，虽然参加工作才刚满4年，但别小看他，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大大小小十余次重保。在局里，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们“老穆、小穆”。
为了能够参与建党百年通信保障工作，父子二人在年初北京刚发布新冠疫苗接种的消息时，就赶去接种，是机动通信局最早一批接种的人，成了防疫战线上的急先锋；在上报的建党百年通信保障人员名单中，他们均承担了重要保障任务。这对父子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应急通信人的传承与忠诚。
保障准备工作漫长而复杂。父亲嘱咐儿子要把东西准备全、设备测试好、技术磨炼精，儿子关心父亲要劳逸结合、注意休息。
进入六月，各项保障任务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但父亲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不得不暂停参与保障工作。治疗期间，他仍不断叮嘱儿子“要细致、要沉着”。
穆博文是鸟巢区域应急通信保障的接口人，负责现场三个点位应急车的定点协调、场地踏勘、光电路由等，同时还要在自己值守的点位上自主开通应急基站。他所在的保障区域十分开阔，各个保障点距离非常远。在前期勘察过程中，他作为唯一制证人员，要冒着烈日奔波于各个保障点，仔细检查停放位置、核对资源数据。在保证各项问题得以解决后，他还要去医院照顾父亲，在与父亲聊天时，为了遵守保密要求，也只是谈谈家长里短的轻松话题。
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穆博文始终保持着他父亲身上的那份从容与认真，“做就要做好”。
经过了反复的保障演练，当鸟巢夜空中燃起璀璨的烟火，当天安门广场数万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时，父子俩也为本次重保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工作之余谈到本次重保，穆博文说道：“这是党的百年生日，能够参与其中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父亲的心愿。虽然他正在接受治疗，不能参与现场保障任务，但是我参与了，也算是满足了他的心愿。”
你就要参加北京冬奥会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我叫李兴强，是中国联通北京机动通信局的一名员工。我父亲是一名军队转业的线务员，在河北省易县五零通讯总站刚成立的时候，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背着行囊来到易县，同祖国一起见证了五零通讯总站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
1976年唐山大地震通信救援，他虽然没去现场，但却在五零通信总站参与了后勤保障工作。也是那一年，我出生了。记事后我常问母亲，父亲为什么总不回家。母亲告诉我，父亲在做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要做他的支撑。
那时的我太小了，对父亲的职业根本没有任何概念。随着年龄增长，父亲会偶尔带我去他的工作单位，而我也逐渐明白了他工作的意义，理解了他长久不回家的原因。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后和父亲一样，加入应急通信队伍，成为一名应急通信人。
上世纪80年代，五零通信总站的人陆续撤回北京，北京机动通信局也在此时正式成立。1996年，我父亲退休，我参加工作进入北京机动通信局，实现了儿时的梦想。这个时候我父亲对我说：“踏踏实实工作就行，我们做你的后盾，你要把应急通信的事业延续下去，把艰苦奋斗的传统传承下去。”
工作后，我经常走南闯北执行各种通信任务。2001年，我负责北京申奥莫斯科之行的通信保障，在这期间我父亲天天打电话，嘱托我注意安全，把工作做好。2002年，我去韩国执行韩日世界杯通信保障，父亲在我临走前说：“你代表的是一个中国人，在外面要注意形象，把工作做好。”2003年，非典型肺炎暴发，我正在重庆直播阿迪力走钢丝节目，父亲打来电话说：“兴强啊，做好个人防护时也要把通信工作做好。” 2008年，我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通信保障，父亲打电话跟我说：“国家强大了，你们真棒！”
在我印象中，父亲对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把工作做好”。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经是2021年了，而我的父亲也已经八十多岁。前段时间回家时，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就要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通信保障了，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还是那句话，可是此时看着他，我的眼泪已止不住地流了出来。他从未给自己争取过任何利益，却一直严格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培养好。
我愿不负老一辈的嘱托，不负祖国和党对我的培养，不负全国人民对应急通信人的信任，不负青春不辱使命砥砺前行。
50后的担当 80后的追随 10后的传承
库房中整齐堆放的电缆、大院里停放的应急通信车、爬电线杆的脚扣、拨盘式的电话机、机架上排列有序的布线，这是我对通信行业的最初记忆。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这么了解通信？那还要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叫刘阳，我母亲退休前是中国联通的一名员工。小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去单位加班，去的次数多了，不仅熟悉了这些通信设备，也自然而然地跟妈妈的同事们打成了一片。在我印象中，母亲和这些叔叔阿姨，就跟众多通信人一样，默默无闻，他们立足于本职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几十年如一日地为通信事业奋斗，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毕业后，怀揣着憧憬与梦想，带着母亲的教导与叮嘱，我也成为了一名通信人，至今已经在中国联通工作15年了。通过公司的新闻报道、先进生产者表彰、优秀党员公示，我看到了年少时在母亲单位相识的叔叔阿姨的名字，深刻感受到通信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正是这些平凡的通信人，他们或在前方守护，或在后方保障，才让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享受到5G的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而我刚刚步入小学的女儿，就是5G高速建设后的一名10后受益者。疫情期间，她不仅可以线上听课，还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时代在变，我们都在变，但通信人务实肯干的精神不会变。不知以后我的女儿会不会成为通信三代，但通信人一脉相承的精神会深深影响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他们不断前行。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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